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一些成熟之作，比如像《金瓶梅》、《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等，它们的兴趣始终在于复杂人性的刻画上，所以并不着意将人物分成好人或坏人。这一类着眼于刻画复杂人性的小说，容易博得那些头脑复杂的读者的喜爱，却不易于征服广大的普通读者。
但是另一类小说，比如像《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它们更为关注的却是人性的“善”、“恶”问题，而不是复杂的人性本身。所以在这类小说中，人物大都被明确地分成“好人”与“坏人”。比起前一类小说来，这一类小说往往更受广大普通读者的欢迎，尽管不容易取悦那些头脑复杂的读者。
如果摆脱小说具体评价的狭窄眼界，而从人性的角度来观察这两种小说的区别，则我们可以发现，这两种小说分别满足了人们两种不同的需要：一种是追求真实的需要，一种是追求价值的需要。前一类小说满足的主要是前一种需要，后一类小说满足的主要是后一种需要。在头脑复杂的读者身上，前一种需要更为强烈一些（但这决不是说他们没有后一种需要）；而在广大的普通读者身上，后一种需要更为强烈一些（当然也不是说他们没有前一种需要）。
人们对于生活，不仅想要知道什么是真实的（科学的兴趣主要由此发生），还想要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宗教的兴趣主要由此发生）；对于人性也是如此，不仅想知道人性的真相，也想对人性作出褒贬。上面所说的两种小说的区别，大概正是这两种不同的要求的产物。
像《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尊刘抑曹，把刘备写成好人，把曹操写成坏人，稍有历史常识的读者，都知道这是历史的歪曲，或至少是艺术的虚构。但尽管这样，人们却还是能从这种轩轾中得到很大的满足，而且得到满足的还不仅是那些胸无点墨的里中小儿，还包括那些满腹经纶的文人学者。这正是因为除了真实以外，人们还有追求价值的需要。正如刘若愚所指出的：“这种对历史的歪曲在艺术上却是无可非议的，因为正义力量的代表应当作尽善尽美的人物来看待。如果作者对三个国家的统治者平等看待，那么他们之间的斗争就显得毫无意义了。” 他的话正指出了追求价值的需要在人们的阅读活动中的重要意义。
不过相反的倾向也是完全可能成立的。如果小说家们对三个国家的统治者平等看待，那么他也许可以写出一部表现历史的真相的小说。但那将是类似于《金瓶梅》那样的小说（《金瓶梅》中众妻妾之间的斗争毫无是非可言，但是同样能够引起许多读者的浓厚兴趣），满足的将是人们追求真实的需要，其效果与现在的样子当然不会完全一样。
在有些小说家身上，追求真实的需要有时会超过追求价值的需要，于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他们常会不知不觉地违背初衷，本想写后一类小说，结果却写成了前一类小说。比如像《金瓶梅》的作者，从《金瓶梅》开头的那些话来看，原来也许并非不想把西门庆和潘金莲写成完全的恶人，但是写着写着，便越来越受他们身上人性的复杂性的吸引，结果写出的是难以用简单的善恶标准来衡量的复杂人物。正如托尔斯泰起初想把安娜·卡列尼娜写成一个道德堕落的女人，但结果写出的却是一个令人同情的具有人性的复杂性的女人一样。
当然，相反的现象也大量存在。有些小说家开始想写具有人性的复杂性的人物，但由于阅历、才能与悟性方面的种种限制，或者由于迎合传统和读者的愿望过于强烈，结果最终写出的却是一些痛快的善恶分明的故事。
但是，即使是人性越来越趋于复杂，追求真实的需要越来越趋于强烈的时候，追求价值的需要也将是永远存在的。所以对于那些将人物明确分成好人与坏人的小说，对于那些痛快的善恶分明的小说，也就是对于那些体现了人们的价值观的小说，人们仍然会抱有浓厚的兴趣。问题只在于其故事与人物本身是否能言之有趣而已。
§§代结语
人们有限的活动是一种悲剧，但是我们往往相信，小说却是照亮这种悲剧的一盏明灯，因为它把其他式样的人生带到我们面前，把人性的种种表现展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能够超越我们有限的活动的限制，对人生与人性获得更为广泛而深刻的了解。我们大体上相信，无论是中国小说还是外国小说，是现代小说还是古典小说，一般来说都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然而我们越是对于生活静观默察，我们越是大量地阅读小说，我们便越是能够发现，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原则或信条，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的生活，使之只是走向完善而不是失败。“世上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条生活的道路。”（索尔仁尼琴《癌病房》）生活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可我们却只能走出一条轨迹。“如果你朝西走，你就失去了东、南、北面；如果你承认一种协调，你就失去了所有其他乱无秩序的可能性。”（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我们过了这种生活，便无法过那种生活；走了这条路，便无法走那条路。因为生活本身并没有什么先验的绝对的目标，因而有时甚至不同的生活道路之间都无从比较。
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中有一则故事，讲某人的朋友想要结婚，于是来征求他的意见。他作为一个过来人，想要对他的朋友说说结婚的缺点，可是没好意思说出口。当他的朋友离开以后，他又拚命地追赶他的朋友，因为他还是想要劝告他的朋友不要结婚。但是他的朋友已经决定结婚了，于是他想道：“这样也好。无论我告诉他什么话，都会是谎言。”（《没有说出口的谎言》）显而易见，这个家伙其实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有其固有的局限性。这个故事象征性地说明了生活的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没有什么固定的原则和信条可以完全说明整个的生活。
吉川幸次郎认为，早在《史记》中便存在着这种想法：“《史记》也是对文学之形成所必须的那种怀疑的提出者。那是这样的怀疑：推翻以前的各种哲学的乐观（它们认为人类依靠某种思想体系就能得到幸福），以为无论依靠什么思想体系都不能完成对于人生的说明。” 所谓思想体系，在这里也就意味着人生观。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人生观，人生的实际总是大于人生观，总是会留下它们无法涵盖的空白。在《诗歌：智慧的水珠》一书中，我们曾经指出过中国诗人的人生困惑，他们向四面八方寻找着解脱之道，结果却发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人获得完全的解脱。然而这种困惑却是文学的形成所必须的前提，怪不得文学常被人说成是苦闷的艺术。
我们看到，许多富于悟性的小说家也具有同样的想法，他们喜欢把人生作为无法完全说明的事实来加以表现。刘若愚指出，《红楼梦》中便存在着这样的想法：“另一些矛盾也在小说中表现出来：感情与理智，个性解放与循规蹈矩，天真与世故。作者指出不管你在两者之中选择哪一个，都不能使得你快乐或智慧。黛玉完全由自己的感情所支配，但她的含恨而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她自己的行为所致；而宝钗一直遵循理智，其结局也未必好多少。宝玉声称个性解放，与传统的道德观念背道而驰，常常遭到指责；但他的父亲和其他的亲戚恪守传统观念却也与他同样遭受不幸，事实上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们缺乏他那种精神上的彻悟和超脱的能力。至于天真与世故的矛盾，可以由宝玉及其表姐妹们在富有象征意义的大观园中无忧无虑的生活与当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不得不离开大观园去接受各自不幸的命运之间的强烈对照而表现出来。” 这也反映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困惑，无论我们采取什么生活方式，我们都无法获得完满无憾的人生。
我们为了超脱有限的活动的悲剧，而去向小说寻求救助，但是我们寻求的结果，却发现小说所能告诉我们的，恰恰是人生只能是有限的活动这样一种事实。我们听从了这一小说家的意见，便无法听从那一小说家的意见；我们接受了这一主人公的生活信念，便无法接受那一主人公的生活信念；我们试图避免这一种人性的弱点，却又带上了另一种人性的弱点；我们想要使自己不断趋于完善，却发现同时又有新的毛病出现；我们每作出一种新的选择，就必须同时作出一种新的放弃……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美梦也实在难圆。于是我们只能过有限的生活，做有限的事情，度有限的人生，有有限的思想。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完成对于人生的说明，小说所能告诉我们的恰恰是这么一条令人悲观的结论。
然而正是这条令人悲观的结论，却是小说的根本智慧之所在。这是一种不是智慧的智慧，超越智慧的智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这本旨在探求古典小说洞达人性的智慧的小书，却想以如下一段否定书本里存在着智慧的话作结；为了不做我们所喜欢的古典小说的俘虏，也许我们愿意一听这个不太入耳的劝告：
读书不能增添智慧，你尽管去读，不过自己心里要记住，智慧不在其中。智慧在哪里？生活。你要相信自己的眼睛，可不要相信耳朵。（索尔仁尼琴《癌病房》）
重版后记
本书自收入顾晓鸣教授主编的《中国的智慧》丛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初版以来，已经整整过去十五六个年头了。在这段时间里，大陆版早已脱销、绝版，只有台湾版还在由各家出版社（大部分未经我授权）常销，且被岛内有些大学的相关课程列为教材或参考书。但大陆的读者也并未忘怀本书，常有读者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来打听如何可以得到本书，或表达他们对于本书的错爱。我自己也曾一再动过重版的念头，但都因忙于杂事而耽搁了下来。现承蒙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和宋文涛博士的美意，终于把重版提上了议事日程，使我有机会了却对于读者的一段“债务”，自然是让我十分高兴而感激的事情。
乘这次重版的机会，我又核对了一遍引文，改正了若干错字，调整了部分段落的划分。但也仅此而已，于全书的结构、内容、观点等，均一仍其旧。
这次重版，将原有之两种与将撰之两种合在一起，纳入自设的《智慧中国文学》“四季”套书中。原有关于诗歌与小说之两种，分别为“春卷”与“夏卷”，先行出版；将撰关于戏曲与散文之两种，分别为“秋卷”与“冬卷”，嗣后出版。全部四种互相配合，形成“体系”，庶几能反映我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四大文体的一孔之见。本书是为“夏卷”。
“在此，我要感谢顾晓鸣先生，因了他的信任和美意，我才能有机会再次向这套丛书（毅平按：指本书初版所收入的《中国的智慧》丛书）的读者献上这本小书；还要感谢傅铿君等朋友们，他们的不懈支持，增添了我写作此书的信心。”这段话本来在本书初版的前言中，因改版的关系现在移入后记，但我的感激之意仍一如往昔。
感谢宋文涛博士的精心编辑，使本书文质彬彬，可以取悦关爱本书的读者。
岁月不居，本书初版时我刚过“而立”，可重版时却已“知天命”，马齿徒增，而学无寸进，惟有叹息而已！
邵毅平
2007年12月13日识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