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两人对待爱情的态度也不相同，黛比是崇尚基督教的，因此她对于爱情有崇高的追求，她一生只和一个男人上过床，并且几乎不去喝酒。而艾迪·费舍尔习惯了有“毒品”的生活。在1950年代，人们对与毒品年的危害并不清楚，因此在那个年代有很多滥用毒品的现象。马克斯·雅各布森是上世纪50年代非常臭名昭著的医生，他从1953年开始为当时一些当红的影视明星提供定期的毒品注射。当时的费舍尔非常沉醉于吸毒后那种自我陶醉的状态，但是他从此情绪开始急剧变化，睡眠也很不规律，营养状况变差，这些事情影响了两人正常的夫妻生活，并且引发很多争吵。因此两人的生活并不像公众看到的那么光鲜，相反，充满了火药味。
1958年，托德空难丧生后，泰勒非常伤心，她的闺中密友黛比·雷诺兹，也就是费舍尔太太，以好友的身份前去安慰。
黛比曾是美国甜心，也是米高梅（MGM）音乐片的当家花旦，曾演过《雨中曲》等名片。她曾经特别嘱咐丈夫一定要照顾好泰勒，让她快快从不良情绪中恢复过来，只是没有想到，丈夫在照顾泰勒的两个星期里，竟然爱上了她，还为她抛妻弃子，闹出了上世纪50年代好莱坞最为轰动的性丑闻。
艾迪·费舍尔按照妻子的意愿，从加州到纽约安慰痛苦的泰勒，结果是足足呆了一个星期才回来，之后两人就常常公开出双入对了。
那段时间，泰勒每天晚上都失眠，她开始每天服用安眠药来减缓痛苦，一直到艾迪·费舍尔到来。他们两个人一起坐着喝酒，用几个小时来谈论托德，而且在当时那种艰难的情境下，两人被彼此深深的吸引着，需要着。
当费舍尔和泰勒在一起时，他找到了一种自由的感觉。为了和泰勒在一起，他开始用各种方式欺骗妻子黛比。他捏造了和赞助商去纽约开会的事情，事实上，他只是和泰勒呆在一起。在那年9月，黛比在家中等待丈夫归来的时候，突然看到了报纸上关于泰勒和费舍尔在库马蒂斯饭店，然后去了残火夜总会的报道。之后，费舍尔的经纪人丹尼·威尔金斯解释说这只是为了饭店的新游泳池的剪彩，而泰勒小姐也只是一个朋友而已。
黛比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决定调查事实真相。1958年9月6日清晨2点，她打电话到曼哈顿埃塞克斯大厦饭店的套房，但是没有人接听。接着，她打电话到广场饭店，因为报纸上报道米高梅公司旗下的演员都在这里居住，黛比打电话到总机，告诉他自己是艾迪·费舍尔的朋友，让他们转接。此时，电话立刻被接通到泰勒的房间里，费舍尔拿起了电话正常的打招呼，以为是自己的朋友迪恩·马丁。
“我不是迪恩，我是黛比。”接着黛比要求和泰勒讲话，但是费舍尔拒绝了，并且还一口咬定自己只是路过，然后只是简单的谈天。
“艾迪，快早晨三点钟了，你不是顺便路过，对不起，我把你们给吵醒了。”
最后，费舍尔不得不承认：“我和泰勒深深相爱，我明天就飞回加利福尼亚。”
“不用麻烦了！”黛比大叫着摔下了电话。
第二天，黛比和孩子一起在家中等着丈夫，当费舍尔回到家后，她对妻子直白地说：“我爱她，而且我从来没有爱过你，我要离婚。”
黛比压抑住心中的怒火，她对费舍尔说：“你走，你去和她在一起，不过你记住，她会在一年半之内把你一脚给踢走。到了那个时候或许能发现我们是否可以解决问题，因为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我们还有孩子。”
但是事情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当年年底，黛比还是同意离婚了。于是，费舍尔和泰勒开始了一段新的婚姻。
在黛比同意离婚的当天夜里，费舍尔就在热下饭店里唱起来了“狂欢之歌”来庆祝，然后向歌迷介绍：“这是我最喜欢的女演员——伊丽莎白·泰勒。”然后两人回答了人们在下面提出的各种问题，并且表示一定走过各种困难，永远在一起。
但是这件事情几乎将所有人都触怒了，在丈夫尸骨未寒的时候，泰勒迅速缠上了丈夫的好兄弟，而对方还是她的好朋友的老公。但泰勒和费舍尔都不去理会那些流言蜚语，两人在1959年5月12日举行了婚礼，那段时间，由泰勒主演的《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也正在热映。
两人在一起之后，泰勒每天都会收到全美国愤怒的妇女寄来的数百封谴责信，说她是“淫荡的夫人”，破坏了一个好莱坞美好的婚姻。为了泰勒的公众形象，泰勒的代理人库特·弗伦斯建议她接受海达·虎柏的电话访问。但是得到的访问内容让海达·虎柏非常为难，因为泰勒的话是根本没有办法发表的。泰勒不无讽刺意味地对海达·虎柏说：“你想要我怎么办？一个人睡觉吗？”
“你要知道，”泰勒说，“我没有到处去破坏人们的婚姻，还有，真正幸福美满的婚姻是破坏不了的，而且黛比和艾迪的婚姻从来都是不幸福的。”也正是因为这句话，她再次让民众愤怒了，她的话在公众看来是非常彻底的淫秽。
接着，海达·虎柏问她和艾迪·费舍尔的爱情又是怎么样的呢？泰勒说：“自从迈克尔死后，我只是到最近的两个星期才感觉到比较快乐，比较像个正常人。”
“那黛比呢？你有没有考虑过她的生活？”海达接着问。
“他不爱她，而且从来都没有爱过她，一年之前他们就打算离婚了，后来是发现她怀孕了，所以这件事情才搁置下来，所以说，我从来都没有从黛比·雷诺兹那里抢来什么东西，因为她本来就没有真正的拥有。”
之后，这个访谈的内容被发表在数百种美国的报纸上，并且被翻译成了各种语言。而这也极大阻碍了泰勒事业的发展。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丑闻，泰勒很有把握在第二年凭借《热铁皮屋顶上的猫》获得奥斯卡奖。理查德·布鲁克斯说：“她自己的影片公司的人背弃了她，他们在投票的时候改变了主意，这是城市中男性艺术家的虚伪的道德观。”因为在迈克尔·托德去世后，弥陀公司的经理们都会摇头表示自己的难过和同情，认为如果泰勒要找一个男伴是个好事，但是这件事情落到了艾迪·费舍尔身上而不是他们自己身上，于是他们便用伪善的道德来压制着这对夫妇的发展。
而且他们还将报复的力度扩大，他们在艾迪·费舍尔的事业方面进行职业的报复。在9 月30日的时候，泰勒为了费舍尔的新电视季的开始举行了一个晚宴。有一个记者报道说：“泰勒把这晚宴叫做‘你可以去下地狱晚会’。”而且新闻界也趁机大肆宣传泰勒和费舍尔在开派对的时候在草坪上嬉戏游乐，大众都好像在看淫秽场面一样看着他们的演出。不久之后NBC和可口可乐的赞助者取消了费舍尔的演出。这时，泰勒安慰费舍尔不要担心，她刚刚认识了制片人沃尔特·万戈，而且他正在筹划一部关于《埃及艳后》的电影，也许两人可以出演这部影片。
到了后来，好莱坞到处有传言说泰勒已经精神崩溃了，为了证明这种谣言的虚假性，泰勒特别选择了贝弗利大道著名的查森餐馆和艾迪·费舍尔一起共进晚餐。她说，她要去一个能够让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地方去，而且她的目的达到了。整个好莱坞的眼光都被他们吸引了，在吃饭时，泰勒表现得非常轻松，她和丈夫费舍尔不时地开玩笑，动作优雅，还巧妙说些有趣的脏话，她喝了一些香槟，全身上下散发着明星的光芒。但是人们发现泰勒比以前胖了很多，像是怀孕了（但是事实上她没有怀孕）。
在1960年3月中旬，世界各地的媒体还在继续紧密观察他们的动态，他们被称作“伊丽莎白和艾迪”，但是泰勒本身非常讨厌这种说法，她还是喜欢人们用她的全名来称呼她。而这种独立的、至高无上的态度，自然会影响到两人的发展。
事实上，两人的事业差距也越来越大。在1960年初，泰勒在纽约西区一个满是灰尘、冰冷的老制片厂开始了《布特菲尔德8号》的拍摄。在这部影片中，泰勒要在两个小时里通过不停抽烟、傻笑来讲述这个悲惨而且肮脏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中的人物不够丰满且缺乏层次感，故事的主题也只是让人觉得压抑。很显然，泰勒并不喜欢这个角色，但她的职业素养很高，她总是对自己有着很高的要求，常常是导演面对一个场景已经很满意了，但泰勒还是会说：“对不起，请等一等，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好。”于是，泰勒凭借良好的职业素质让她把一个自己不想演的角色塑造得非常出色。但是，同一部影片中的艾迪·费舍尔却很不争气，他的表演毫无生气，而且那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在制片和剪辑的过程中不断被缩减，这也让费舍尔的自尊心大受打击，他的脾气越来越坏，而且在酗酒和赌博中越陷越深。
泰勒在曼哈顿的很多夜晚都是自己一个人度过的，她只能和朋友打打电话来打发时间，然后用安眠药和大量的威士忌帮助入睡。她后来发现：她和艾迪·费舍尔唯一的共同语言就是关于迈克尔·托德，这让两人非常别扭。费舍尔很难容忍家中到处都是托德的照片，还有泰勒右手上的那枚戒指，这枚戒指已经扭曲烧焦了，是从飞机的残骸中找到的，她在演戏的时候如果不能戴着，就会把她别在内衣上。试想，会有哪个男人容许自己的妻子这样呢？再加上到了1959年的秋天，泰勒不时表现出来的冷漠和自己工作上的无所事事更让他脾气变得暴躁，两人的嫌隙变大。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艾迪·费舍尔的老毛病——吸毒。在上世纪50年代的医学界，对于滥用毒品的危害了解是很少的，许多普通毒品不仅没有严格的控制，而且很容易就可以买到，药丸、注射剂、安非他命……这些毒品成为了那个时代非常流行的养生方法。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效果最好的是马克思·雅各布森的“速度”注射。这个臭名昭著的“感觉很好医生”，从1953年开始，常常为很多名人提供定期的一种危险而又神秘的“维他命调制品”，雅各布森也利用人们对他的依赖，得到了大量的金钱。
而艾迪·费舍尔更是非常喜欢这种感觉。第一次注射后，费舍尔回忆说：“我的大脑飞速的转动。我的整个身体都瞬间充满了能量，那个时候，我感觉我不能再坐着不动了，我需要不停说话，因为我充满了活力。”但是当药效过去后，第二天的他感觉筋疲力尽，情绪也很低落，这样就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注射。于是，对于毒品的循环不断开始了。
从那以后，雅各布森每天都会至少去一次费舍尔的更衣室，给他注射，而且雅各布森很快就教会了费舍尔如何自己给自己注射，这样让他能够很快感到精神力量的提高和一种神奇的自我陶醉状态。
托德曾看出了其中的危害性，多次提醒费舍尔要赶快停止这种危险的行为，但是费舍尔已经没有办法从中脱离了，他完全陷入了对于毒品的依赖中，成为了马克思·雅各布森的追随者。
对于泰勒来说，她对毒品的了解更是少之又少。在她看来，当费舍尔身体不适的时候有一个医生来照顾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而且之后费舍尔的状态不错，他总是保持一种很高涨的工作状态，充满活力。而且，当时他所出现的情绪波动大，睡眠很不规律，营养缺乏，身体虚弱等等症状是被人们看作艺术家经常发生的一件事情，没有人会觉得奇怪。但他不断的异常会让两人正常的夫妻关系变差，这也成为了影响两人夫妻关系的导火索。
泰勒越来越清楚地发现，自己和艾迪·费舍尔的结合是个可怕的错误。在《去年夏天的奇遇》一片结束后，她私下和导演约瑟夫·曼奇维兹说：“我本来以为我可以在艾迪·费舍尔的身上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迈克尔·托德，但事实上，我只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他的鬼魂。”到了后来，她更直接地说：“我并不爱艾迪，并不是我需要他，我和他结婚是因为他需要我。”
之后，随着理查德·伯顿的介入，两人本不坚固的婚姻倒塌了。
5、困难的第七任
泰勒的第七任丈夫约翰·威廉·华纳（John William Warner）出生于1927年2月18日，他是一个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泰勒和他在1976年12月4日结婚，1982年11月7日两人离婚，他们没有生养子女，在结婚的6年里，泰勒经历了人生的低谷，这让她发现，议员的妻子真的是太难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