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开始在影片中出现时，我就不再是一个孩子了。”从她的童年开始，她的生活就被限制在各种片场，各种故事的条理以及人物关系中，她的生活和她对于各种生活的体验只能在片场中通过描述和想像来得到。在片场，超额的计划，超额的纪律，甚至在榆木大道的家中也要求有严格的行为举止规范。禁止跑来跑去和孩子们嬉戏，这一切让泰勒的童年没有玩伴，非常孤独。
她最好的同辈朋友是她的哥哥霍华德，而霍华德的生活非常平静，和电影没有关系。萨拉曾经也想让霍华德去参加电影试镜。但是在去之前，他剃了一个光头以示反抗，萨拉这才罢休。
泰勒却没有办法像一个正常的女孩子一样简单生活。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知道的和了解的只有电影故事的准则和形式，她没有真实的生活，她只是在做别人想要看到的女孩子。学校是电影公司的学校，衣服是电影公司提供的衣服，除了在制片厂可以学到的东西以外，泰勒对于生活几乎没有任何深刻了解。而她只能听从一些“过来人”的安排，规定她应该穿什么样子的衣服，说怎样讨巧而有身份的话，她更像是活在电影中的人。
1946年，发生了一件让泰勒失去安全感的事情，她的父母离婚了。那段家庭决裂的时间，泰勒和萨拉去了麦里布的海滨别墅，而弗朗西斯和霍华德则继续呆在榆木大道里。那段时间，泰勒对于父亲的情感很冷漠，她对于泰·本尼（米高梅计划的执行者）和格德斯通·米利斯（泰勒的代理人）的情感甚至要比父亲更鲜明。这也是为什么泰勒总说，父亲沉溺于自己的美术事业，母亲的心过分在自己身上，这让她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外界社会，缺少正常的活动。
当她不用去拍摄电影的时候，她就要去拍摄明星照片；当她不用去摄影场地拍摄的时候，她就在教室里。一直到后来，她的生活都是各种服从和尽职尽责的遵守，她的财产虽然很多，但她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明晰，所以她一直一心一意的找逃出去的方法，幻想一些冒险的事情，但现实的压力让她还是很难真正独立，过上简单的生活。
“在我的童年里，父母对于我的过分呵护却从中做了怪，他们不让我玩我在影片中所进行的那种正常的活动，让我几乎不能和家庭以外的人有深刻的交往。没有十几岁的同龄人和我在一起，而我感觉到，我必须赶紧长大，去寻找一个可以离开我父母和制片厂的地方去。”
即使到了1947年，15岁的泰勒还是对生活不能有足够的自信。那年7月13日，泰勒接受了来自广播电台随笔作家卢埃拉·帕克森的采访。在采访中，泰勒对于自己的父亲和哥哥避而不谈。“我的父亲总是忙碌于他的美术馆，而我的哥哥霍华德则把经历放在了他的音乐会上面。不过我的母亲把所有都关注在我的身上，她照顾的事业发展，同时为我提供消费。为了母亲的梦想和我的将来，我希望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演员。”
由于有关泰勒家庭状况的不和谐，可能会影响到她的公众形象，出于对于经济利益和艺人形象的考虑。米托公司以奖金的名义给了泰勒母女一张支票，然后将他们母女送往英格兰去度假。7月底，两人踏上了到南安普顿的玛丽皇后号船。但是这个时候赶上了非常可怕的食物污染事件。那段时间，由于食物污染和水污染使得很多人生病，他们发高烧，并且得了肠炎。泰勒也没有能够幸免。在泰勒病得最厉害的时候，她向妈妈祈求：“妈妈，我可以养一只小狗吗？”她一遍遍对妈妈祈求。于是到了泰勒病好的时候，萨拉马上带着泰勒一起去宠物店买了两只狗，满足了泰勒的心愿。
同年9月，米托把泰勒母女召回了好莱坞，泰勒被分配在幽默剧《与裘德约会》中担任配角，这部影片讲述了有关于十几岁的孩子浪漫想象力的故事。在影片中，泰勒满头黑发，热情并且骄傲，是主角友好的竞争对手。虽然她的演技再次被忽略，但是她再次凭借美貌打动了众人。人们称赞她是“一个像费雯丽一样有一双热切的眼睛的年轻女孩”，而且是一个身价很高的美女，但是人们没有看到她内心的空虚。
与泰勒联合出演的演员罗伯特·斯塔克觉得泰勒真实的生活是痛苦不幸的，如果她不是现在这样一个生活环绕着庸俗而又华丽的光环的明星，她的生活应该是很正常和简单的。她甚至会好奇地问别人如何打篮球、约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那些简单的生活在泰勒看来那么遥远。
4、慈善女王
泰勒一直是个很有爱心的人。在拍摄《埃及艳后》期间，泰勒希望和艾迪·费舍尔一起收养个孩子。她之前三次的怀孕都遇到了问题，身体很虚弱，因此医生建议她不要再生育了。但是她还是非常希望有一个能够孩子。于是她和费舍尔一同在秋天去罗马，拜托他们的朋友女演员玛丽亚·谢尔作为中间人收养一个瑞士、维也纳或者是德国的孩子，而福克斯公司也很支持泰勒的行为，因为他们从演员的公众形象考虑，觉得很多明星如贝特·戴维斯、琼·克劳馥等等，因为收养一些穷苦或者是有伤病的孩子的行为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扬。如果泰勒去领养一个孩子，首先就可以大大改善泰勒的公众形象，也可以给泰勒已经岌岌可危的婚姻打一针强心剂。
受费舍尔夫妇的托付，玛丽亚·谢尔在一家德国的杂志上刊登了一则广告，说是有一对富有但是没有孩子的善良的夫妇希望收养一个孩子。信息没有发出去太久，她马上收到了一个贫穷家庭的回复来信。信上说，他们有一个8个月大的体弱多病的女孩希望被领养。后来玛丽亚·谢尔派她的秘书科斯基鲍尔夫人去奥格斯堡看望了这个婴儿。
这个孩子叫彼特拉海西格，她天生有些残疾，因为营养不良和卫生条件不好，她的身上长满了褥疮，而且她反应很迟钝，长相也不可爱。但是当人们都以为这个孩子是不会让泰勒喜欢并且领养时，泰勒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当泰勒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她对于这个孩子产生了极大的同情。而这其实是和泰勒的性格相符合的。因为泰勒从小就是一个演员，受到的训练就是受别人摆布，所以她对于儿童的迷惑、痛苦和失望感是非常有感触。当她长大后，对于其他的人痛苦也非常敏感，能够感同身受。在她小的时候，就常常会同情那些折断了翅膀的小鸟，瘦小的马和花粟鼠，成年后，她开始将眼光转移到那些被社会遗弃的孩子、心里有疾病的人、吸毒者和那些遭遇挫折后心灵破碎的人。
于是，泰勒很快办理了收养这个孩子的手续，并且请来全德国和瑞士最好的医生为她做一次矫正手术。之后，这个女孩子改名为玛丽亚（根据玛丽亚·谢尔的名字）。到了1961年的圣诞节，她正式来到艾迪·费舍尔在罗马的别墅里。
2003年2月16日，虽然身患重感冒，而且腿上有伤，但泰勒还是坐在轮椅里坚持参加了一次为爱滋病研究筹集资金的主题慈善募捐会。由于伊拉莎白泰勒为此项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和长期的宣传，加州州长格雷.戴维斯宣布将此日定为“伊丽莎白·泰勒日”。
在佛罗里达奥兰治县的圣里吉斯宾馆，泰勒吃力地走上讲台对600名在场观众说道：“人们的生活每天存在各种各样的威胁，但事实是我们面临着爱滋病的威胁，已经处于最危险时刻的边缘。在今年1月，世界范围内已经有4200万人感染了爱滋病病毒。在1984年，我对自己发誓并对上帝发誓要为此项事业做些什么，让我们一起为此项事业做出贡献吧！”此次慈善活动为奥兰治县的爱滋病服务基金会和拉古纳博物馆募集了23万美元的经费。
泰勒晚年的生活比较平静，她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为数不多的几次出面都是为了公益事业的发展。2005年10月，泰勒出现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艾滋病临床研究和教育中心，参加帮助艾滋病患者的公益活动。年迈的她依然是众人关注的焦点。
泰勒坐在轮椅上，她在看护人员的帮助下为艾滋病临床研究和教育中心开幕剪彩并宣布成立伊丽莎白·泰勒捐赠基金会。泰勒在谈到自己的生活时说，她已经从一名演员转变成了一名公益活动积极分子。虽然近年来背部出现严重疾患，但泰勒表示自己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不能休息，也不能自满。她说，其他人也应该像她一样献身公益事业。
1985年，泰勒帮助成立了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会；1991年成立了伊丽莎白·泰勒艾滋病基金会。这两个机构共募集了2.43亿美元的基金，用于资助艾滋病研究和改善艾滋病病人和病毒携带者的生活。
要知道，在当时去做反对艾滋病的先驱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艾滋病被看成了一种非常可怕的流行性疾病，在1985年，谈论艾滋病是一个非常禁忌的事情，好莱坞不愿意承认这种毁灭性的疾病，但是泰勒并不愿意妥协，他觉得这种置之不理的态度非常的不理智：感染艾滋病的人大多数都是同性恋男人，在全国，尤其是像好莱坞这种充满利益和矛盾的地方，对同性恋有非常不理智的恐惧。
于是泰勒成为了反对艾滋病的先驱者，她四处去演讲：“从来没有一种疾病让这么多的人孤立无援，是亲人和家庭最终只能陷入恐慌中，”她在1985年6月发出这种言论，她是第一个为艾滋病大声疾呼的美国知名人士，而在这次宴会上，通过泰勒的努力，她筹到了100多万美金的善款。
泰勒之所以这么痛恨艾滋病和人们对于艾滋病的歧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洛克·哈德森（好莱坞男影星，与泰勒合作的《巨人》使他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提名），正是因为艾滋病去世的。
1985年8月末，泰勒去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探望好友哈德森，但是由于受到艾滋病的影响，他已经无法认出泰勒了。在这个时候，好莱坞和其他地区的报纸雪上加霜，他们嘲弄道：“艾滋病不是我们的疾病，而是男同性恋应当担心的一种疾病。”
泰勒非常愤怒，这是人们的偏见，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偏见，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而他们的冷漠却更加激起了泰勒的正义感，她在1991年7月的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八届国际艾滋病大会上说：“事实上，我不能肯定布什总统是不是会拼写艾滋病这个词语。”她甚至借用这个场合来批评当时的美国总统，来表示对当局冷漠的愤怒和不满。
同时，她开始肩负起反艾滋病的使命，身体力行。她一次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艾滋病绝对不是一种罪过，它只是种疾病，一种病毒，那些清教徒怎么能以这种疾病为理由来歧视同性恋者呢？这种荒唐的事情早就该结束了！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世界还有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