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是北洋时代为数不多的文人出身的总统。他在任期间，在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有意思的是，他从来没有主动想当总统，而是在各方势力角逐不下的情况下当上总统的。
他是袁世凯的至交好友、贴身智囊团成员，他的一生中帮过袁世凯无数次，甚至袁世凯能当上大总统，也是拜徐世昌的大力支持。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徐世昌毅然与之决裂，并到处发表反袁声明，联合各方势力抵制复辟；袁世凯弥留之际，他又从袁最大的敌对势力变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不仅多次看望、照料他，还答应帮他料理后事——徐世昌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只有了解了他的一生之后，我们才能做出一个大概的判断：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文人，一个以天下为己任但不贪恋权位的政治家，一个贴心的不离不弃的好朋友。
随母长大，家教甚严
19世纪中叶，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发生了两件大事——前后两次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同时也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自此，中国结束了长久以来的闭关锁国，不少仁人志士也开始放眼看世界，国外先进的思想、技术也得以传入中国。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久，两广地区暴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起义大军由南向北，席卷了中国大部分土地，同时也受到了清政府和外国势力的联合镇压。
徐世昌的祖辈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
关于徐世昌的出生地，历来有两个说法，一种认为他出生于河南卫辉府城内，另一说法认为他出生于天津，而在徐世昌所修《天津徐氏家谱》中则写到徐家“自浙江鄞县西南乡绕湖桥崇祯年间北来”。徐世昌的高祖徐诚曾经在河南安阳担任知县，葬于河南汲县，三世祖徐学渊因为入赘到天津一户张姓人的家中，自此自立门户，这也是后来徐世昌迁到天津居住的源头。因此，关于徐世昌的籍贯，历来有浙江、河南、天津三个说法。
徐世昌出生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官宦之家，从他的高祖徐诚开始，徐家人就世代为官，如果放到今天，徐世昌算得上是一个“高干子弟”了。徐诚有两个弟弟，二弟徐孙森，在康熙年间被派往山东长清县当知县，在当地颇有政绩；三弟徐学渊，入赘到天津的一户张姓人家当中，从此定居在天津。徐世昌晚年寓居在天津，与他的三世祖定居天津是有一定关系的。
到了徐世昌的祖父徐思穆，担任的官职就更为显赫了。在徐世昌的高祖一辈，最高官职还不过是一县之长——知县，而到了徐思穆，就成了直隶州的知州（相当于今天的省会市长），并且被“赏戴花翎”。花翎是清朝贵族的冠饰，武职五品以上有重大军功的人才有可能被皇帝赏戴。有人统计过，从乾隆年间到清朝灭亡，被赏赐三眼花翎（花翎中的最高等级）的人只有福康安、李鸿章、傅恒、徐桐等七个人，被赏赐双眼花翎的人也只有二十人，可见花翎的尊贵与荣耀。
咸丰三年（1853年），徐思穆正随督师大臣讷尔经额在河南怀庆一代（今沁阳、武陟附近）办理粮台事宜（粮台是清朝军队行军时沿途设置的军粮供给机构），太平军转眼攻破郑州，到了黄河南岸。眼看太平军就要渡过黄河，继续北上，徐思穆奉命率军进行抵抗。太平军想要过河，徐思穆就带兵用木筏渡黄河与太平军交战，筏子行到河中央的时候，太平军在对岸开炮，打得清军无法上前，正在清军踌躇不前之际，徐思穆年仅十七岁的儿子徐嘉贤站了出来，主动要求带兵出击。在击退太平军之后，他又单枪匹马潜入敌军营地探取情报。年纪轻轻却英勇果敢，徐嘉贤得到了讷尔经额的赏识，他的事迹也很快在当地传开。这个年轻有为的徐嘉贤，就是徐世昌的父亲。
提到徐世昌的父亲，就不能不提他的母亲刘氏。徐刘氏是徐嘉贤的继夫人，出生于书香世家，她的父亲是清朝着名的文学家刘大櫆，是轰动一时的桐城派代表人物，刘氏自小耳濡目染，温柔贤淑，深明大义。可以说，如果没有刘氏的教育，也就没有后来的诗人大总统徐世昌。
咸丰五年九月十三日（1855年10月23日），徐世昌诞生。当时，他的祖父母都已经不在人世，而高祖母朱太夫人仍在世，徐世昌的诞生，使这个家庭沉浸在五世同堂的喜庆氛围当中。朱太夫人喜上眉梢，给他取了乳名叫增福，意在他的降生为徐家增添福气。
然而，“增福”不但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福气，他的降临反而使这个家庭一下子由盛而衰。徐世昌出生后第六年，刚过二十五岁的徐嘉贤突然患病，不治身亡，只留下徐世昌、徐世光两兄弟，徐世昌这个所谓的“高干子弟”还没来得及享受父辈祖辈给自己留下来的荣华富贵，就一下子从名门望族变成了孤儿寡母。
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在封建社会，一个女人如果死了丈夫又没有儿子，她就有可能从一个高高在上的夫人变成任人欺凌的寡妇。幸运的是，徐夫人至少有两个儿子“撑腰”，这让她或多或少能得到乡邻们的尊重。
虽然是大家闺秀出身，徐夫人并没有被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打倒。在那个年代，但凡读过书的女人，身上都散发着坚忍不屈的品质。徐嘉贤亡故后，徐夫人独自一人为徐世昌、徐世光两兄弟撑起了一片天，这种坚忍不屈不仅支撑着她把两兄弟带大，还给了她把两兄弟培养成人中之龙的信念。
刚开始，凭借深厚的家底，徐夫人尚可负担两个孩子的读书费用。后来，家里的钱物越来越少，徐夫人就开始做针线活，换来的钱一部分补贴家用，另外一大部分留给两兄弟上学用。
如果徐夫人仅仅是做针线活供两个孩子读书，那么她也没有资格成为后来的大总统的母亲。为了让两个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她宁可节衣缩食，也要给孩子请最德高望重的先生。每当两个孩子要去上学的时候，徐夫人总要不厌其烦地叮嘱他们认真学习。两个孩子放学回到家，她也要屡次叮嘱他们温习史书。有时候，为了陪他们读书，徐夫人也常熬到半夜，实在熬不住了，竟手托额头睡在桌旁。如果她看到兄弟俩学业进步，就会非常高兴，不过，如果他们在学业上有所懈怠，产生厌学的心理，她也会亲自送二人到私塾，并嘱咐先生对两兄弟再严厉些。可以说，徐夫人在两个孩子学业上所下的苦功，一点不比两兄弟少。
在对两兄弟品德的教育上，徐夫人也毫不懈怠。她不仅经常对兄弟二人讲述家庭由盛而衰的历史，树立他们重振家业的理想，教育他们尊师重道，还在细节上对两人严格要求。徐世昌后来回忆到，小时候因为家里穷，经常饿肚子，看到桌上放着三份食物，就想把其中两份全吃掉。徐母认为他不够忍让，为了改掉他的毛病，宁可把三份食物都扔掉，母子三人饿肚子，也不会对徐世昌有丝毫的纵容。
待到徐世昌年龄渐大，交往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对于交友，徐母也非常慎重。徐世昌每交一个朋友，徐母都会让他把朋友带到家里来吃饭，顺便观察此人的品性是否端正，谈吐是否得体。如果是品行端良的人，徐母就会热情款待，如果不是，徐母则严厉地要求儿子断绝与其来往。徐世昌成人后，身边的朋友多为当地名人雅士，后来又能与袁世凯结为兄弟，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他的母亲。
经过几年的私塾学习，徐世昌也逐渐成长为一个聪敏好学、品学兼优的优秀少年。但是，随着徐家两兄弟的逐渐长大，徐家的家境也一日不如一日。这一天，鄢陵县的知县、徐世昌的叔曾祖徐士醇派人找到徐夫人，再次提出要把他们母子三人接到鄢陵的事。徐士醇见他们孤儿寡母生活艰难，一直想向他们伸出援手，但徐夫人却再次拒绝了。她推辞道：万万不可，我们家经历了极盛而衰，如果现在接受别人的接济，孩子们没有经历过艰苦的日子，将会碌碌无为，那我们徐家就再也没有复兴的一天了。听了这话，徐士醇再也不多说，只是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为了继续供徐世昌兄弟读书，徐夫人开始变卖自己的珠宝首饰，直到家中已再无可变卖的器物。1868年，徐家的生活已经贫困不堪。这一年，河南卫辉府下了一场大雨，这场雨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徐家的房子因为年久失修，房顶不断漏雨，书房的墙壁出现了坍塌，无奈之下，徐世昌只好停止读书，文献记载他“辍读累月”。几年之后，徐世昌已经长到十七岁，已经有能力分担母亲的负担了。1871年，为了继续自己的学业，他到表叔陈仲英家设馆，一边给低年级的学生当家教赚钱，一边自学。以后的几年，徐世昌先后到沁阳、太康、淮宁等地游历，一边广交文人雅士、贤师益友，一边教书授课，补贴家用。慢慢地，徐家的生活也就稍稍宽裕了。
儿时困苦的家境，母亲的严格教育，不仅让徐世昌兄弟两人继承了徐母坚忍、进取的品质，更成就了他们出众的才华。能够赚到一些银两之后，徐世昌便带着弟弟到处游学，尽自己所能照顾弟弟。后来，两人一起参加科举考试，双双中举，一时间传为佳话。
结盟袁世凯
徐世昌父亲早亡，家境贫寒，童年拮据的生活，使他必须寒窗苦读，从而造就了他中庸内敛的性格；袁世凯出身名门望族，从小呼朋唤友，性格慷慨任侠。两人性格迥异、出身不同，他们的不期而遇，不仅改变了各自的人生，也对清末民初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光绪八年（1882年）年底，河南开封在几场北风席卷之后进入了深冬，天地间一片肃杀。腊月初八这天，本该清净的小纸坊街上却忽然热闹起来。这条街上居住的多是普通人家，而今天却突然来了很多衣着体面的人物，他们都是来向徐家兄弟道贺的。这一天是徐老夫人的寿辰，同时也是徐家庆祝两兄弟同榜中举设宴款待的日子。徐老夫人在院里乐得满面春风，对她而言，两个儿子的中举远比自己的寿辰更让她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她多年的劳累没有白费，徐家终于实现了光耀门庭的夙愿。
这年6月，徐世昌和徐世光一起到顺天府应试，随后两人双双中举，“公中一百五十四名，弟世光中七十五名……太夫人甚喜”。
徐家兄弟同榜中举的消息很快在乡里传开，名人贤士纷纷前来祝贺。在人群中，有一个二十五岁上下的年轻人格外出众，他就是袁世凯。此时袁世凯已经参军多年，昔日的纨绔子弟早已变成训练有素的官兵，他的到来，让徐世光感到十分光彩。这个时候，袁、徐二人已经是多年的好友，他们的相识，要追溯到三年前。
光绪四年（1878年），袁世凯在河南陈州闲居，创立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专门以文会友，一时间文人雅士云集。第二年（1879年），徐世昌应邀到淮宁县（今河南淮阳，属陈州管辖）担任文职。陈州袁端敏公祠有一个园子，闲暇时候，徐世昌到这里游园，恰逢袁世凯在园中读书。看到徐世昌相貌堂堂，袁世凯觉得此人一定不俗，便殷切地前去攀谈。袁世凯见对方谈吐不凡，而徐世昌也觉得袁世凯见识广博，两人相见恨晚，遂成莫逆之交。正如历史记载：
“郡城袁端敏公祠有园，暇往游，适袁世凯慰廷读书园中，见公状貌伟岸，殷勤按晤，纵谈当时之务，惊以为奇，因委心纳交。”
徐世昌早年穷困，险些因凑不足盘缠而无法参加科举。袁世凯见状，多次资助徐世昌。光绪八年（1882年）科考之前，袁世凯送徐世昌百两银子，这才解了徐家的燃眉之急。有人说徐、袁二人的结盟是在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候，实际上，他们的互帮互助早已开始。
徐世昌中举后又参加了两次科考，一次未中，第二次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而弟弟徐世光未中。巧的是，在1882年参加科考之前，徐世昌因为担心落榜，曾到京城前门外的一家庙中求签，签上写有“光前裕后，昌大其门庭”，似乎恰与弟弟科举名次比哥哥靠前，但最终是哥哥把徐家发扬光大相吻合。在这期间，徐世昌与袁世凯的来往日渐频繁，而此时的袁世凯仕途并不得意。
徐世昌自被授翰林院编修之后，在京闲居九年。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7月，李鸿章率军抵达平壤，然而，由于军队实力悬殊，清军大败。朝廷上下产生了以李鸿藻、荣禄为主的反对李鸿章的声音。徐世昌一直密切关注时局，甲午战争爆发后，救国心切的徐世昌开始联合各方力量，进行了弹劾李鸿章，支持张之洞、奕的一些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徐世昌曾多次与袁世凯商讨时局，他隐约感到袁世凯或许能担当起拯救清政府的重任，于是时不时向朝廷推荐袁世凯。这一年，袁世凯从朝鲜归国，不久就被派到天津督练新军，而他之所以能以“拔贡生”的身份被朝廷派到天津督练新军，除了他在朝鲜立下的战功卓越之外，徐世昌也功不可没。
而徐世昌人生真正的转折点，是在放弃五品翰林之位投靠袁世凯之后。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刚刚在朝鲜立下战功的袁世凯接替胡燏棻的位置，奉旨到天津小站扩练“定武军”，更名“新建陆军”。这是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首次尝试以西方模式训练军队，小站也因此成了清末第一支近代化编练军队的诞生地，袁世凯早起的盟友也多是在天津小站汇集。
小站位于天津东南七十里，远离城区，周边都是荒蛮之地，人迹罕至，鲜有人知。袁世凯来到小站之后，广募新兵，聘用德国教官，全部采用西方新式武器，参考西方军队编制和操练方法，很快就建立起一支有别于清廷军队的武装力量。这时候，徐世昌在朝中如鱼得水，而袁世凯却抱着绝对的信心，以一纸奏疏把徐世昌调到天津来。
1897年夏天，头戴五品顶戴、身穿藏青朝服的徐世昌在北洋新军官兵的簇拥下来到袁世凯面前，这两个兄弟已经好久不见，袁世凯顾不上寒暄，直接把徐世昌拉进厅内讲起了他对新建陆军的规划。袁世凯神采奕奕地向徐世昌展示自己这两年来的成绩，并和他交流关于兵种设置、训练方法、征兵标准、机构设置、军制改革等方面的想法，此时距离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了两年，看着操场上训练有素的士兵们，两个正当年的男人仿佛看到了清朝的希望。
袁世凯邀请徐世昌加入，起初徐世昌还有些犹豫，但看了小站训练出的精英部队之后，徐世昌果断放弃了在朝中的五品翰林身份，一心一意地投靠到袁世凯麾下，徐、袁二人正式结盟。
1897年秋，徐世昌应张之洞之邀请到武昌，先后参观了很多近现代工厂、武备学堂及名胜古迹，大概受到袁世凯的影响，每每与人交谈，总要提及军队改革的问题。年底，张之洞想挽留徐世昌，但徐世昌义无反顾地返回北方，选择在小站和袁世凯一起实现他们的梦想。
徐、袁二人不仅性格互补，在治理军队的才能上也非常合拍。袁世凯偏武，负责统管军队操练，徐世昌则偏文，充当类似军师的角色，“每日治牍外，阅各种操法，演试各种新炮，考校各学堂，仍乘间看书，研求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