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通胀，应该投资什么？持币？买黄金？还是股票？在2010年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上，巴菲特对这三大类的投资作了一个详细的点评。现金是最危险的资产，巴菲特认为，他出生时候的1美元，现在只值6美分了，所有货币都逃脱不了贬值的命运。事实上，巴菲特很早以前就曾指出，当投资者为持有现金感到欣慰时，其实选择了一种非常可怕的长期资产，这种资产最终不会带来任何回报。
尽管黄金已经飙升到每盎司1500美元上方，但巴菲特对黄金的观点同样悲观，在他看来黄金是典型的不创造任何价值的投资，只能等待下一个人出更高的价格来接盘。他举例说，把全世界的黄金都放在一起，可以造一个边长67英尺的立方体，但这个立方体却毫无用处。一样的逻辑，更小众的艺术品市场的暴涨与其说是投资不如说是投机，任何不能产生现金流的投资，是基于它可以被出售给一个更大的傻瓜的信念。
那么在巴菲特眼里究竟什么是值得投资的？钱生钱，这才是巴菲特最喜欢的投资方式。也就是第三类投资，即可以生产创造的东西，例如一座农场、一块地或是生产型企业。传统思维认为买股票可以抵御通胀，但这种观点早在30多年前就被巴菲特否定了，股票在通货膨胀环境下像债券一样表现不佳，这已经不是秘密，但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在恶性通胀中泥沙俱下，找到它们对普通投资者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投资者需要睁大眼睛去寻找那些有可能规避通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企业，而这类企业在巴菲特看来具备两种特质，第一，很容易涨价且不怕因此失去市场占有率或销货量；第二，只要增加额外少量的资本支出，便可以使营业额大幅增加。拥有上述两种特性的公司成为巴菲特嘴里经常念叨的最爱。
2. 2012，谁有力量做空中国
有一种玩具，叫做中国盒子，由好几层组成。打开外面大盒子，里面还是一个中等盒子，盒子里面又是小盒子，如是再三，直到打开最小的盒子，才是谜底所在，此词常喻极尽复杂之事。在21世纪到来时，几乎所有人都在惊呼一个中国世纪的来临。
2011年1月19日，中国春运正式启动。春运期间，中国旅客运量预计将达到28.53亿人次，中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亿人次。一年一度的中国春运，是中国范围乃至全世界的一次最大规模的人口“大迁徙”，这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为了解决春运问题，截至2011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已达约10万公里，包括京沪高铁等多条高铁贯通，高铁总里程逾1.3万公里，而这仅仅是个开始。中国高铁每天开行的动车组就有1000多列，运送旅客约百万人次。仅就中国高铁里程数而言，已超过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
时速486.1公里——这是目前为止地球上的火车所能跑出的最快时速。然而，基础设施建设不是万灵药，社会流动性对实现社会平等意义重大。大多数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大规模的国内人口迁徙，最终80％的人口移居沿海地区。中国目前也正处在这一过程之中。即劳力由西向东流动，以期缩小人均收入差距。沿海城市贡献更多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力和工资水平更高，因此能吸引更多劳力，也使得边际生产力下降。同时，内陆地区人口外迁，资源由较少人共享，因而提高当地人均收入。而中国在2010—2015五年规划中提出鼓励国内地区间人口流动，改善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条件，饱受争议的户口制度也有望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河南省有约1亿人口，数量堪比全球大国。而在广东省，一个镇的人口可能多达50万甚至百万，超过许多外国城市。因此，对中国而言，区域政治经济状况——尤其是区域差异——不容忽视。
中国的区域差异是由其地理条件造成的。同印度、巴西等其他大陆国家相比，中国的海岸较短、内陆居多。对依靠水土产粮供给人口的社会形态而言，不成问题。但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背景下，地理条件带来的区域差异会非常明显。原因不在于国家的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而在于沿海地区可耗费的能源成本较低。
未来中国的高科技和服务产业规模可能会扩大，这些产业对交通运输的需求较小。但是由于中国对资源进口的依赖不断增加，沿海地区的运输成本优势仍将得到体现。因此，就经济繁荣程度而言，区域差异可能不会缩小，甚至可能扩大。
中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据2011年结束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字，中国从1979年以来1.73亿城市人口起步，至2010年，城镇人口已经增加到6.6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例49.7%。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亿人，占50.3%。在30多年的时间里城市人口净增5亿人，这个规模远远超过了全欧洲1820—1920年整整100年间的移民规模。这样的迁徙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还远没有结束。2010年后，中国城市化率将超过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到2030年将达到60.5%，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
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Board）在2010年末发布的报告，至少从一个经济指标来看，在2012年，中国将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根据比较经济规模最常用的手段，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5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和美国近15万亿美元总产值之间的差距依然很大。但考虑到购买力平价因素（PPP），考虑到两国相同产品的不同价格，换句话说就是测算出两国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到2012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越美国。至2020年，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占到的比重可能达到近四分之一，而美国为15%，西欧——即包括法德在内的欧盟15国——为13%。按照经济状况的另一个衡量指标——人均产出来看，中国远落后于美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09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4.6万美元。而中国的人均GDP不到4000美元。
近几十年来，整个中国狂飙突进，经济繁荣昌盛，每天阳光明媚。进步似乎不可避免，无法阻挡，中国GDP变得壮大无比，中国所处的世界是这样美妙，俨然一个超级世界工厂。然而，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却不这么认为。詹姆斯·查诺斯，世界最大空头对冲基金尼克斯联合基金公司的总裁，曾经准确预见到美国安然公司的破产，并且通过做空“安然”而闻名于世。这一次，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成了他眼中的“安然”，在他看来，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比迪拜严重1000倍以上，中国经济将在一次惊人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中崩溃。查诺斯表示，他已经募集了2000万美元的离岸基金，对赌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乔治·索罗斯，全球最知名的做空大师，1992年成功狙击英镑一战成名；1997年攻击东南亚国家，被马哈蒂尔斥为“亚洲金融危机的纵火犯”。2010年底，索罗斯在香港地区设立了他的首个亚洲办公室，据称主要目的也是做空中国。在这些标志性空头人物的带动下，大量国际热钱也都伺机而动，等待做空中国的机会出现。
从2010年到2011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全球经济学界“先知”努里埃尔·鲁比尼连续两年访问中国，鲁比尼通过研究认为，中国GDP增长将继续依赖于投资拉动（包括住房投资在内），而任何一个试图将投资比例维持在GDP一半水平的国家，最终必然会遭遇大量的生产过剩和骇人的不良贷款问题。中国在实物资本、基础设施和不动产方面充斥着过度投资，将会促成国内和国际的通货膨胀，包括上世纪90年代东亚在内的所有过度投资，最终都以金融危机或后续经济缓慢增长为结局，而在2013年，中国经济危机就会“引爆”。鲁比尼提到，中国的短期和中期经济状况之间，存在着可能影响稳定的潜在冲突性因素。
据中国新公开发布的5年计划细节也显示：经济的增长依然要仰仗投资（包括兴建公共住房）来支撑，而不是以实施更迅速的货币升值，面向家庭的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税收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解除户口制度限制以及放宽财政管制的方式来实现。过去几十年以来，中国都是靠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和弱势货币来实现增长，并因此催生了极高的企业和家庭储蓄率，以及对净进口和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房地产以及来料加工和出口部门的生产能力）的依赖。当净出口金额从2008至2009年度占GDP的11%，下降到5%的时候，中国的应对措施，就是将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从42%拉高到47%。凭借着爆发性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得以摆脱了2009年日本，德国和亚洲新兴国家所遭遇的严重经济衰退。但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GDP的比例，2010年度也进一步上升至50%。
这就暴露出一个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拥有足够的发展速度，足以在将50%的GDP重新投资的情况下，最终避免遭遇巨大的产能过剩，和令人忧心的不良贷款问题。中国内部到处充斥着在实物资本，基础设施和不动产方面的过量投资。在短期内，这场投资繁荣将刺激通货膨胀，这是源自于其高度资源密集型的增长特点。但过剩的产能将无法避免地带来严重的通货紧缩压力，而制造业和房地产部门则首当其冲。中国大概会在2013年后遭遇一场硬着陆。如果要避免这一命运的话，中国需要降低储蓄率，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削减净出口占GDP的比例，并刺激消费所占的比重。但最大的问题是中国人之所以乐于储蓄而不愿消费，是有其结构性原因的。而要扭转这一过度投资的诱因，至少需要整整20年的改革。对于高储蓄率的传统解释（缺乏社会安全，有限的公共服务，人口老化，消费信贷的不发达），只是这一谜局的其中一部分。
这一系列政策，都是将大量收入从处于弱势的家庭转移到了强势的大企业手里；弱势的人民币使进口商品变得昂贵，降低了家庭购买力，却保护了那些出口型国企并增加了出口商的利润。面向家庭的低存款利率和面向企业和开发商的低贷款利率，意味着千家万户的巨额储蓄实际上的是在赔钱，而国企的贷款成本却是负数。这就产生了一个强大的过度投资诱因并意味着从家庭向国企的大规模转移支付，倘若这些企业以市场利率贷款的话，肯定是要亏损的。此外，普通工人工资上升的幅度，远远低于生产力的增长速度。
如果要放宽对家庭收入的限制的话，中国必须让人民币更快地升值，放开利率管制，并大幅增加工资。更重要的是让企业的利润能转化为家庭收入，要么像这些企业征收更高的税收并将这些财政收入转移给家庭。事实上，除家庭储蓄之外，企业部门（大部分为国企）的储蓄，或者说保留利润，已经占到了GDP的25%。
但增加家庭收入占总收入比例的举措，将产生极大的破坏效应，因为这会导致一大批国企、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破产，而这样风险会很大。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只能在这个五年计划中，继续增加投资。继续沿着这条投资导向的道路走下去，将使已经暴露出来的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产能饱和现象进一步恶化，并将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无法继续扩大的情况下，加剧未来的经济放缓。
3. 低调复兴，中国的奇迹时代
打开钱包，抽出1美元面值的钞票，会看到上面印有1776年及意为“时代新秩序”的短语，那象征着美国时代的开始。如今，人们可以将这张钞票扔掉了，因为一种新的时代秩序正在出现。这不是美国时代，而是后美国时代。
自美国登上世界舞台以来，这次将将面临新兴大国的超级对手。中国的崛起挑战到美国所谓最根本的信念，其结果可能导致一种深刻的国家认同危机。
美西战争为美国世纪拉开帷幕。当时，地球上有五个强国在争霸：美、德、俄、英、法。接下来的几十年的混战，美国的对手一个个退出舞台。到二战前夕，主角只剩下3个。二战结束时，德国战败分裂，只剩下美苏两强。又经过40年冷战，苏联土崩瓦解。唯有美国屹立不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