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晋书》，匈奴、羯人合流，游牧民族横扫了整个黄河流域，建立了后赵。后赵统治北方时，当时的汉人不超过五百万左右，胡人却与这个数相当甚至高于这个数。胡人人口还在增长，而汉人不断减少。入关的游牧民族成份复杂：像羯族、白奴族、丁零族、铁弗族、卢水胡、鲜卑（史书称白虏）、九大石胡的远迁部落等主体都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氐族包括大月氐、小月氐和巴氐。大月氐主体为白种人，小月氐和巴氐主要为黄种人。而羌、夫余、乌桓（东胡与匈奴混血）、和入侵辽宁的高丽等民族主体为黄种人，个别部落除外。
“五胡乱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血腥的一个时期，相互的民族大屠杀，令沃土中原，顿成杀戮之所。“五胡”中，羯族的消失最为惨烈。公元329年羯族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这个国家极盛时占有今天的山东、陕西和江苏、安徽、甘肃、湖北、辽宁的一部分。石勒死后，他的侄子石虎掌权，采取了更加残酷的民族政策。他曾驱使四十余万汉人给他修建洛阳、长安的宫殿，民工们困顿不堪，尸横原野；他曾劫掠汉女五万入后宫，肆意侮辱杀戮，死者不计其数。仅在公元345年一年中，因征集美女而不情愿者被杀达3000余人。
在其统治期间，北方汉人锐减至六七百万，土地大量荒芜。在这种情况下，后赵大将、汉人冉闵应运而生。在石虎死后，冉闵斩杀了石虎所有的儿子，一次解放被掳掠的汉族女子二十万人，同时用更为激烈的手段报复胡人。冉闵曾发布一道命令：“与官同心者往，不同心者各任所之”，以此来判断谁站在自己这一边。结果，汉人纷纷入城来，羯族和匈奴人却蜂拥逃离，以致堵塞了城门。冉闵遂下令，诛杀胡、羯。当时仅仅在都城邺中，就有二十万胡人被杀。经过这次浩劫，羯族从此一蹶不振，几乎全族灭绝。中国北方各民族的混血，并没有中断中国的文明。到了唐朝时期，混血的影响仍然存在，比如唐太宗就是半个鲜卑人。
在公元1世纪左右，东方的匈奴人就已经逼近欧洲东部俄罗斯边境，而在公元375年，匈奴人开始大规模扩张，他们所过之处往往留下一片废墟，一地白骨。在匈奴人西面，居住着两个日耳曼人部落联盟：一个是东哥特人联盟，另一个是西哥特人联盟。西哥特人联盟的西南方，就是罗马帝国的领土。当时的日耳曼人住在森林里，他们基本上以打猎为生，衣兽皮，食兽肉，住草棚，没有文字。他们从来不洗浴，罗马人避之唯恐不及。
匈奴人对顿河以西东哥特人控制的草原垂涎不已。公元374年，匈奴人向东哥特人发动进攻。在匈奴人排山倒海般的打击下，年迈的东哥特国王赫曼立克的军队被匈奴全歼后，他便自杀了，继位的维席密尔也兵败身亡。
东哥特王自杀，一部分东哥特人逃到了西哥特人那里。西哥特国王阿撒那立克得知东哥特灭国后立刻在德聂斯德河布阵，意图阻止匈奴人渡河，不料匈奴人在远处上游偷渡后夜袭敌营，重创西哥特军。匈奴随后追击，西哥特人惨败，只得向西逃窜至多瑙河流域。匈奴人的这次进攻几乎把所有的日耳曼部落都驱动起来，纷纷向西逃窜，到罗马帝国境内寻求庇护。
但罗马帝国官吏对这些流民也进行残酷压迫，导致哥特人纷纷抵制。公元378年，罗马皇帝法伦斯调集大军与哥特人会战，在哥特的重装骑兵面前罗马方阵步兵毫无地位。皇帝法伦斯和罗马四万禁卫军全数战死。这一战也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分裂。匈奴人对草原很重视，他们占据了南俄罗斯大草原。公元400年，匈奴人乌尔丁带领大军攻入匈牙利后继续追击哥特人，并占领了意大利。匈牙利原住民凡达尔人，瑞维人，和最先被匈奴人灭国的阿兰聊人开始了大逃难。这三族人进入高卢，并于409年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建立了三个国家。与此同时，哥特人也南下逃避匈奴的大军，哥特人在在公元410年攻入罗马城中，这是历史上罗马城的第二次沦陷。在进占匈牙利草原后，匈奴人以此为基地，建立了一个东起伏尔加河，西至莱茵河，南抵多瑙河的庞大帝国。
至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戍边，把战乱和大屠杀后剩下的百姓集中在山西的洪桐县一带，分别向全国发遣。这是一次民族大迁徙。所以，后人多说祖上来自山西的洪桐县一带的大槐树下。
在几千年中，中原民族为了躲避战火也在不断向外迁徙。例如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周厉王无后，周厉王弟弟的两支后裔，一支让晋国给灭掉了，一支去了日本。《尚书大传》记载：“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始有朝鲜一词。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而在秦始皇灭燕时期，燕国人逃到了朝鲜。汉朝时，还有许多中原人为了躲避匈奴的战争及徭役远赴朝鲜。而元朝初年的蒙古兵南下，汉民族有了一次大规模的向东南亚的外迁。
综观历史，做为东亚中央帝国的中国，亡国灭朝的契机多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由此，千年首都之北京同时位于运河终端和东北防线上，而失去中土的集团在海外建立流亡政权也成为一种规律，因为这个千年里已不断出现“华侨”，起源于北温带的中国向南延伸至赤道地带。同时，中国的向东位移，则使古代中国的中心区域如关陇地带沦为落后的“大西部”。公元1000年前后的世局是“在时空里只发生一次”的独特机缘，但如果它决定了此后一千年的规律，那么也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蒙古人的征服活动虽然没有创造出一个独具特色的新文明，但它却结束了一个时代，即游牧民族大规模入侵农耕民族的时代。由于蒙古人在西征过程中把中国的火药这一发明带到了西方，从而使得后来的凶猛矫健的游牧骑兵再也不能在滑膛枪的密集子弹面前任意地纵横驰骋。游牧生活方式从此一蹶不振，消失在历史的背面。不久以后，随着西方近代工业社会的崛起，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征服成为人类战争历史的主线。接下来的战争历史就是关于新崛起于旧大陆西北一个小角落里的工业世界怎样把汪洋大海一般的农耕世界从地图上抹掉的历史。
5. 汤因比，世界末日的迹象
1883年，马克思去世。但在同一年，德国又迎来了另一位著名思想家的诞生，他就是卡尔·雅斯贝尔斯。卡尔·雅斯贝尔斯年幼时得过一种怪病，使他无法进行爬山、骑马、跳舞等激烈的运动。于是，他长期过着单调的生活，显得十分孤独而又很难与别人进行沟通。除了公务，他从没有去过公共场所。雅斯贝尔斯有一个很著名的世界级命题———“轴心时代”。
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
综观世界数千年的文明史，朝代的更换就是一部由“他杀”和“自杀”两部情景剧构成的历史。不是你消灭我，就是我消灭你。毁灭对方，也毁灭自己，毁灭周围的一切，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核心内容之一。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则彻底地被催毁了，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而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是希腊罗马史和近东问题的专家。在其著作《历史研究》一书中，汤因比把6000年的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埃及、苏美尔、米诺斯、赫梯、巴比伦、古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古中国（商代）、安第斯（南美洲）、玛雅（中美洲）、中国（唐以后）、天竺（兴地）、朝鲜、日本、拜占庭、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另外还有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玻里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
民族主义通常是国家与国家间战争仇杀的动机，上个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有两件事情给汤因比造成了心灵上的巨大震撼。1914年8月期间，汤因比阅读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让汤因比痛切感受到相邻民族血腥仇杀给人类带来的心理创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具体说仅仅是在1915年和1916年之间，汤因比学校中的朋友、同事约有一半死于战争，而在其他交战国中，与汤因比同时代的人死亡的比例与此不相上下。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汤因比带来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汤因比由此认识到，在最近500年的时间里，地球的整个表面，包括大气层，都因为惊人的技术进步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然而人类在政治上却尚未实现联合。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现今世界范围内的不安、沮丧、紧张和暴力，说明了这种危险。人类如果不能形成“天下如一家”的状态，无疑将走向自我毁灭。
汤因比在他与日本著名人士池田大作对话时，这位历史学巨匠谈到了他对世界末日与末日论的看法。“以前，在旧大陆的最西部，即印度教和佛教流传的地域以西的地方，人们一直相信，以我们所知的形态构成的这个世界，将在全能的神事先规定的、任何人也不清楚的某一天，突然迎来末日。人类并不是今天第一次面临这个问题，但今天的状况确实是前所未有的。过去，人类由于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曾几次濒临灭绝的威胁。但是人类还是第一次知道，自身的行为或错误将会直接决定未来的命运。”汤因比如此描述了他所预测的21世纪可能出现的末日观点。
“今天，对人类的生存构成的威胁起因于我们人类自己，这是可耻的，而且，我们只要在精神上努力克服自我中心主义，明明是有能力自救的，可却偏偏不这样做，这就越发可耻。我们应该为处在这种状况感到羞耻，并以此去激发自己努力克服自我。进一步说，我们应该知道人类是有能力成功的，我们要从信心中获得希望、勇气和活力，及时奋起。”汤因比又提到：“人类的力量影响到环境，已经达到了会导致人类自我灭亡的程度，如果人类为了满足贪欲而急需使用这些力量，必将自取灭亡。”而作为一名世界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他同样从历史的进程中看到了人类面对末日所应该具备的态度：“面对威胁人类生存的现代各种罪恶，我们不能采取失败主义或被动挨打的态度，也不能是超然的，漠不关心的。倘若这些罪恶是由人类无法抵御的力量造成的，或许现代人就只好悲观和屈服。但是，这一切都是人类自身招致的，因此人类就必须克服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