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际政治学家乔治·莫德尔斯基提出了近现代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将世界领导者与挑战者关系的研究从一个世纪延伸到五个世纪。该理论认为：公元1500年以来，全球先后出现过四个领导者，即占有压倒性的洲际“权势投射能力”并多少主持规定世界政治基本规范的国家，它们是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
另一方面，在这五个世纪里与世界领导者对应，先后出现过若干力图夺取世界头号霸权地位并且改变国际体制基本规范的挑战者，它们是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的路易十四法国，18和19世纪之交的拿破仑法国，20世纪的威廉二世德国、纳粹德国以及苏联。莫德尔斯基从上述世界“领导者—挑战者”的历史图式中总结出三条规律性的东西：第一，近500年来的“挑战者”统统失败了。第二，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的国家，统统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主要伙伴，而领导地位的交替无不是正在衰落的领导者最终将此地位“让位”给它的主要合作者。第三，挑战者的合作者一般将随挑战者的失败而遭遇厄运，而世界领导者的伙伴尽管会由于自己的从属关系而地位受损，但同时可能得到更多实惠，甚或有机会后来居上，成为新的领导者，并按自己的价值观改革国际体制。
当代世界大国至少要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众多高素质的人口，辽阔广袤的疆域，强大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以及所谓的“软权力”。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研究认为，历史表明，从长远看在每一个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为一个军事大国（或世界性帝国）的兴衰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其中重要的原因，首先是支持庞大的军队离不开经济资源；其次在国际体系中，财富与力量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场大国间（通常是联盟间）的长期战争中，胜利往往属于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的一方，或属于最后仍有财源的一方。
由此可见国力竞争的主战场是与经济相联系的，胜利往往最终属于经济实力强大、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一方。同时，国力竞争也难以忽略地缘环境的影响，地缘环境的差异会引起国力竞争地位的变换。欧洲近现代的竞争史表明，地理环境因素对一国的作用不可轻视。地理环境因素不仅对一国本身的经济发展国力涨大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一国在多边或多边战争中所处的战略位置往往起到关键作用。就像近代英法较量中法国处处落败，居于下风的原因，即地缘环境使得法国难以称霸欧洲。
国力竞争最终是通过人的较量来体现和完成，这样，人口素质的高低在国力竞争的博奕中就必然影响其作为舵手的作用发挥。即这样一个民族：“它拥有水平高得多的初等和技术教育，它的大学和科学设施是无与伦比的，它的化学实验室和研究机构是首屈一指的。”
人口素质要靠教育来提高，有了发达的普及教育，才会有国民素质的迅速提高。这一点日本在近代明治维新时期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凭借着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从而引起国民素质飞速提高，日本从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一跃成为国力强盛的国家，尽管日本在1937—1945年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但在战后短短几十年时间里，日本很快重新成为世界强国，国力跃居世界前列。
保罗·肯尼迪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最先出局的当然是俄罗斯。许多俄罗斯人想恢复大国身份，他们军事上仍然强大，但是效能不高，经济上充满问题。欧洲现在有实力成为大国，但是政治上不统一，没有统一的意志，没有统一政治意愿，各自仍是独立的国家，英国人和法国人互相不满，互相争吵。日本15年来发展非常缓慢。美国从苏联的解体、日本失去经济竞争力中获利巨大，美国现在的地位比15年前更加强大。一个持续发展的国家是中国，另一个兴起的国家是印度。权力的本质必须用不同的层次来衡量。如果用军事技术来衡量，航空母舰、核武器、潜水艇、战斗轰炸机，那么（美国）当然是第一名，没有人可以抗衡了。但是如果考虑相对经济竞争力，那么就非一国称霸了。欧盟有比美国更强的经济力量，可以给美国施加经济压力。如果美国不取消钢铁关税，那么欧盟就可以给美国小麦加关税。所以美国在军事上遥遥领先，而经济上，随着中国的崛起，总的说是东亚的竞争，欧洲也是很大的对手，平衡点不同。权力的第三个因素被约瑟夫称为软因素，政治因素。超级大国需要好的关系，正如俾斯麦所说，不仅要靠流血，还要外交。
4. 战争主题，世界级杀掳层出不穷
历史上所谓强盛帝国，无一不建立在浩大的战争之上。最早期的战争，基本上是以所居住的区域为中心，越往后则范围越大，直至扩展到全球。
远古人类敬畏“神”，崇拜大自然的力量。人类有了语言，但没有一个人问过“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一类的疯话。人类开始制造各种工具时，攻击的武器便揭开了血腥屠杀史的序幕。
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在《历史研究》里指出，埃及在公元前1600年喜克索斯人被驱逐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死去了，已经丧失了任何自我更新的能力，但是这样一个死而不僵的巨大尸体，从死亡到收尸入殓，竟然用了1600年的时间，一直要到罗马帝国把埃及变成自己的一个行省，古代埃及文明才最终结束。而在此之前，埃及已经相继被波斯人和希腊人所统治。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埃及有一位叫曼涅托的祭司。他撰写了一部《埃及史》，里面收录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这部书已经散失，但是其中一些残片被其他作家引用，得以保留下来。这些残篇可以说贵重无比，因为它包括了完整的埃及王朝列表。几乎所有的埃及学家都采纳了这个列表。
曼涅托把希腊人征服前的埃及史，划分为三大时期：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三个时代总共包括了30个王朝。在埃及涅迦达晚期的混战，人类从小共同体走向大的组织，打仗无疑比协商更容易。狩猎同类无疑比签订协约更有趣。所以埃及人决定还是打仗。尼罗河谷成了活人的狩猎场。鲜血和河水一起泛滥，浇灌着这片土地，好让埃及成长为完整的生命。
最后这些战争，埃及形成了两个巨大的生命体——上埃及和下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下埃及，经济潜力远比上埃及巨大，但是其开发难度也远比上埃及大。下埃及沼泽丛生，蚊虫密布，对于远古的埃及人来说，未必适合居住。
下埃及的三角洲地带的居民相比较更富裕一些，但他们终究有一个很大的劣势。那就是分散。三角洲地域广阔，四通八达。居民居住得相对分散。也正在此时，一个神秘的名字出现在历史上。那就是蝎子王。蝎子王是第一位有记载的上埃及国王。在埃及雕像上，蝎子王头戴白冠，手持蝎子狼牙棒，用绳子套着田凫和弓。田凫这种象野鸭子一样的东西，据说象征着平民。也就是说，蝎子王用狼牙棒压服了野鸭一样的平民，建立了上埃及的王权。被套在绳索里的田凫，它就是几十万平民的缩影。
之后，美尼斯统一了上下埃及，他是埃及第一王朝的开创者，也是埃及全地的第一个法老。埃及第一和第二王朝（公元前3100至公元前2686年），被称为早期王朝。那是一个残酷的时代。战争的阴影还没有退去，彼此残杀的习惯还没有消亡。上埃及对法老始终忠心耿耿，毕竟法老本人就来自上埃及。但是三角洲居民却心怀怨恨，他们在五百年里屡次反叛。在三角洲的沼泽地间，埃及人彼此杀戮，变成了人间地狱。三角洲的埃及人还没有忘记征服者带来的伤痛。而孟斐斯的法老在芦苇丛间搜捕叛乱者，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屠杀。
第二王朝的末代法老对下埃及进行了最残酷的战争。那一年被称为“杀死北方人之年”。这里说的北方人，就是三角洲地带的埃及人。法老列出了自己在那年取得的成就：一次有47209人被杀死，另一次则是48205人。根据《金字塔时代的埃及》一书，现代学者的估计，当时全埃及人口大约为85万，考虑到这个人口基数，这个数字庞大得难以置信。
在美洲大陆也是如此。美洲的土著居民是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考古学和人类学认为印第安人的祖先和中国人有着一样的体质，来自中国北方，在第四纪的一些时间里，尤其是在大约一万年前的最后一次冰河期，封冻了大量的海水，海面下降了460英尺，白令海峡露出了一座连接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陆桥，印第安人通过陆桥来到了美洲。爱斯基摩人来到北美则比印第安人要晚许多年。
印第安人在美洲大陆创立的文明有三个：一个是玛雅文明，位于今尤卡坦、危地马拉和英属洪都拉斯地区；一个是阿兹特克文明，位于今墨西哥一带；一个是印加文明，其位置从厄瓜多尔中部到智利中部，延伸了3000多英里。在这三大文明中，无一不嗜血而好战。
当西班牙人登上美洲大陆时，玛雅人的地区实际处于崩溃的状态。而玛雅人也并非是传说中那样热爱和平的民族，相反，在公元300—700年这个全盛期，相邻城邦的玛雅贵族们一直在进行着争权夺利的战争。战争好像是一场恐怖的体育比赛：战卒们用矛和棒作兵器，袭击其他城市，其目的是抓俘虏，并把他们交给已方祭司，作为向神献祭的礼品，这种祭祀正是玛雅社会崇拜神灵的标志。祭祀活动对于古代玛雅人来说，有着远比呼吸空气还重要的意义。玛雅人认为太阳将走向毁灭，必须通过做一些自我牺牲来保留太阳的光芒四射，阻止它灭亡。他们这种认识导致了以人心和血来喂养太阳。16世纪西班牙人在祭祀头颅架上发现了13600具头骨！当时的人，为了庆祝特偌提兰大金字塔落成，在四天的祭祀中，奴隶主竟杀了36万人！
玛雅人祭祀的方式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剖胸挖心。“刽子手”是祭仪主角，他准确地在牺牲者的左胸肋骨处下刀，从伤口伸进手去，抓出跳动的心脏并放在盘子里，交给主持仪式的大祭司。职位较低的祭司会把尸体的皮肤剥下，除了手脚以外。而主持祭祀的大祭司则郑重其事地脱下自己的长袍，钻到血淋淋的人皮中，煞有介事地舞蹈。要是这位被杀的祭祀者生前恰好是位勇猛的武士，那么，他的尸体会被切分开来分给贵族和群众吃，手脚归祭司享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