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位来自美国的经济学家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中国内地最活跃的城市掀起一股经济研讨的热潮，他的演讲门票卖到5000元一张，最贵的被炒到5万，远远超过被称作身价最高的演讲者——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400美元一张票。
这位被人们热捧的美国人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
保罗·克鲁格曼是主流经济学派的衣钵传人和捍卫者，是萨缪尔森和索罗的爱将，但同时，他又是一位急先锋，敢于向任何传统理论开战。克鲁格曼的理论研究领域是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活动。在过去十余年间，他出版了近20本著作，发表文章几百篇。他的文笔清晰流畅，深入浅出，不仅是专业研究人员的必读之物，更是普通大众的良师益友。在公众的眼中，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众经济学家。
克鲁格曼1953年出生于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他在纽约的郊区长大，从约翰·F.肯尼迪高中毕业后，他来到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大学时代的克鲁格曼似乎更偏好历史，天天去上历史课，而经济学的专业课修得不多。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偶然看到克鲁格曼的一篇关于汽油的价格和消费的文章后，为他对经济问题的深刻理解所打动，立即邀请他做自己的助手。大学毕业后，在诺德豪斯的推荐下，克鲁格曼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此期间，由于个人问题，他的情绪比较低落，草草地完成了博士论文就奔赴耶鲁大学任教去了。
1982年，克鲁格曼从瑞典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就接到费尔德斯坦的电话，邀请他去华盛顿任职，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
1987年，克鲁格曼重新恢复了创造力，他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第三世界债务减免、欧洲货币体系的作用、贸易集团化。这些文章获得的好评打消了他对自己研究能力的怀疑，他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新贸易理论。这些成就使他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1988年，克鲁格曼出版了《期望减少的年代》一书，该书一出版即在美国引起轰动。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成为各大学和贸易公司的标准教材。各大公司的总裁在看到他所著的书之后纷纷找上门来，请克鲁格曼为他们做商业咨询。为此，克鲁格曼专门雇了一名经纪人，不是为了拉更多的客户，而是为了提高价格，使商人们望而却步。这段时期克鲁格曼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课题——经济地理学。他雄心勃勃地想把这个课题发展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并在这个领域取得很大的进展。
1992年的总统选举使克鲁格曼在全美国人面前大出了一番风头，他在电视上的经济演说给克林顿极大的帮助，但是克林顿在执政之后并没有启用他为总统经济顾问，而是选择了伯克利大学的女经济学家泰森，原因是克鲁格曼的性格过于刚直，在华盛顿和学术界都得罪了不少人。克鲁格曼自己也说：“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
小布什上台之后，克鲁格曼一周两次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接连不断地对政府进行声讨，以致他被看作是小布什政府的死敌。关于小布什的减税计划，克鲁格曼冷嘲热讽的专栏加起来出了一本书，这就是有名的《荒唐的数学：布什减税政策指南》。
保罗·克鲁格曼最让世人吃惊的是他超强的预言能力。
1994年，克鲁格曼针对世界银行给予亚洲经济增长以“东亚奇迹”的评价，激烈批评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1996年克鲁格曼在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该书在短短两年内重印了8次，总印数达120万。当时很多人被他的预言激怒，不过，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风暴，克鲁格曼的“预言”成真，这让不服气的人不得不闭嘴。
2000年，克鲁格曼又在《能源危机重现》的文章中指出，新一轮国际油价上涨周期已经到来。2001年，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克鲁格曼又一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果然，2001年以后，国际油价急剧上涨。2006年8月，克鲁格曼撰文说，由于美国楼市近年来价格暴涨，在很多地区房价开始下降，投机需求出现逆转，导致目前市场上充斥着未出售的房产。在克鲁格曼看来，正是布什政府前几年推行的过于宽松和缺乏监管的政策，催生了此后的金融泡沫，最终引爆今天的危机。2008年底，他一人独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从他十年前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到不久前的《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诺贝尔委员会把经济学奖授予他，怎么看都像是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乃至未来经济萧条的一个回应。
克鲁格曼平时爱写博客，平均每周13篇。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当天，他只写了一篇非常简单的博客，帖子只有一句话，“今天上午，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
那次，他应邀到中国来，在著名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中国重量级的财经人物对话。有些讽刺的是，虽然门票价格高昂，但他对中国并不了解，而他说自己也不想假装是中国经济方面的专家。然而，在与张维迎、严介和、龙永图等重要的财经人物对话中，可以感受到他的赤诚坦荡，这使得他获得了众多网友的拥护，以至有网友说：克鲁格曼的许多言论是真诚的，他是一个走在真理之中的人。
作为经济学家，控制住追名逐利之心，独立于政府之外，不做“御用”经济学者。这样，他才可能发现潜在的经济规律，凭良心做出准确预言，从而获得诺贝尔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