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烈祖明皇帝太和六年（公元232年）
侍中刘晔为帝所亲重。帝将伐蜀，朝臣内外皆曰不可。晔入与帝议，则曰可伐；出与朝臣言，则曰不可。晔有胆智，言之皆有形。
曹叡想伐蜀，于是把这个话题拿到朝廷上讨论。这种军国大事，除非涉及范围特别小，保密措施特别强，否则不宜讨论。
把问题拿出来讨论，说明皇帝的态度在左右游移，群臣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纷纷发言，大家都认为不要打了。我说过，当时和平主义很盛行，只要是大讨论，一般都是不打的意见占多数。一种意见一旦成了多数，很多平常不发表意见的人也要凑数，多数往往就会变成超级多数和绝对多数。
有个中领军（皇家卫兵首领）叫杨暨的，对这事还特别上心，反正他见曹叡的机会也多，见了就念叨这事。终于惹毛老板了：“你是个书生，怎么知道军国大事！”——中领军虽然是皇家卫队长，但也得有文化，没事陪皇上聊聊啥的。
杨暨不乐意了，他恃宠顶撞起皇上了：“我的话当然不靠谱了，可是刘晔刘大人，他可是先帝的谋臣。不，他是先帝的先帝的谋臣，那水平，缸缸的，他也说蜀国是不能打的。”
曹叡急了，刘晔这样有影响力的人，本来是站在朕这边的呀：“胡说！刘晔伯伯说蜀国是可以打一下的。”
这主仆俩较上真了，最后决定把刘晔找来对质。刘晔来了，看了曹叡一眼，不吭声。
等只剩下刘晔和曹叡了，刘晔还真的不客气了，那口气不是教训也是训导：“兵者，国之大事也。决定对谁发起战争，这是您和几个少数大臣小范围讨论的事。咱不能和美国似的，什么事都在参众两院嚷嚷，透明得连小裤衩都不穿。我忝列谋臣能够参与这事，晚上睡觉连暖被窝的小妾都赶开了，生怕说梦话把这事捅出去。陛下您这么一来，这事就等于过了保质期了。得，我现在宣布，我还真的反对攻蜀了。”
曹叡一听，哎哟，还真是这么回事，小脸一会儿红一会儿黄的。
不论做皇帝还是做老板，只要是当头的当家的，都应该修炼一种静默的功夫，把自己修炼成机密的黑洞，只进不出，打死也不说，搂着小蜜说梦话也只说风月。
《韩非子·三守》讲：“人臣有议当途之失，用事之过，举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习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适近习能人之心，而乃上以闻人主。然则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见，而忠直日疏。”做部下的不论是军国大事、人事安排，或者检举举报同僚，君主们都应该把这些信息深藏不露。这样，你才会有源源不断真实准确的信息，你才能了解真实的情况。如果你嘴巴走风漏气，见了秘书也说，见了司机也讲，肯定要出问题，你身边就没有讲实话的人了。
作为领导，耳朵根子要硬，嘴巴要严，这就叫城府。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这个“失身”不是被色狼强暴，而是丢失了身家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