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孝怀皇帝永嘉三年（公元309年）
春，正月，辛丑朔，荧惑犯紫微。汉太史令宣于脩之，言于汉主渊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阳。蒲子崎岖，难以久安；平阳气象方昌，请徙都之。”渊从之。大赦，改元河瑞。
惠帝死，怀帝立，年号永嘉，中国吉利且典雅的词，全用在帝王的年号上了。
八王之乱弥，永嘉之乱起。八王之乱是内乱，永嘉之乱是内乱加外患——在中国历史的语境里，讲究内外有别、华夷之辨。倘若是外国人写中国史，比如剑桥中国史，这些事都属于“中国内政”，全部是中国史范畴。
在锐圆哥哥看来，刘渊和他的汉国，那是相当的“汉”，行事做派，典章制度，包括相信风水都是汉人的习惯，甚至为刘邦到刘禅的N个皇上建立宗庙。但是我们今天都把他定位为“少数民族政权”。
百度了一下“民族”（ethnicgroup/ethnogenesis/ethnos/nation/people/race）：“民族属于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范畴。民族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匈奴应该有自己的语言（有没有文字不知道），当然也有自己独特的风俗文化以及所谓的共同心理素质。不过从古到今都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越是精英，越容易背叛自己的民族文化。像刘渊同学就是这样，读汉人的书，说汉人的话，照汉人的生活方式过日子，按汉人的典章创立和管理国家（王朝）。参与民族融合最起劲的也是高层人士，如拓跋魏，包括清朝的满族。在殖民主义时代以后，也是这样，丢弃祖宗家法的也都是精英，参与全球化的最起劲的也是精英，越是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下层百姓，反而越能保持民族文化的“原生态”。
中国人有一个很矛盾的心理，别人向我靠拢向我融合就开心，我向别人靠拢和融合就是汉奸。中国人优越感是几千年培养出来的，直到近代，让西方一锤子砸到底，现在卖胶鞋尿不湿有俩钱了，又琢磨着伟大复兴。我一直对“复兴”有点犯嘀咕，复兴到哪儿？过去哪段历史够“辉煌”可以作为复兴的蓝本？
这两天重看《大国崛起》，日本明治维新，当时日本的精英更是“数典忘祖”，不仅要脱亚，更有甚者，要引进洋妞（或是洋哥）改变日本的人种。当激进派把相扑当成“丑陋的日本”之一端要取缔时，他们的反对者坚持认为这是咱大日本的国粹。
锐圆说《资治通鉴》，话题没边界——说到刘渊，他起兵时依赖的是本族的力量，但他要完成的事业却不是“匈奴复国主义”。当他们的元老刘宣建议刘渊“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时，刘渊回答道：“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瞧见没，这老兄一开始就没把匈奴民族的“伟大复兴”当回事，而是要做所谓融合后的国家领导人。
刘渊起兵的原点是“左国城”，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离石。这个地方锐圆哥哥还是很熟悉的，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全家下放到山西吕梁，先后在中阳县、柳林县、离石县（当时是吕梁地区所在地，现为吕梁市）生活过。我在离石县城住过一年，我的高一就是在离石贺昌中学读的。70年代初，这几个县的人口都不过三四十万，县城里也就两三万人口，最多不会超过五万。吕梁山土地瘠薄，抗战时期，贺龙的一二○师大约有一万四千人，加上晋绥边区的机关，人数不会超过两万，且供给水平相当低，但已经让吕梁数县感觉负担沉重。刘渊在此起兵，“二旬之间，众已五万”，这有点超乎我的想象。
刘渊一开始率子侄、部众在山西境内侵扰，离石遭灾大饥，刘渊为并州刺史刘琨所败。当时，刘渊的计划是“克长安而都之，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其实是一种准备流窜的托词。后来王弥、石勒的加入，才让刘渊缓过劲来，这支由匈奴、汉、羯人融合的叛乱武装，开始向洛阳进攻。
柏杨说，五胡乱华其实是华乱五胡。先是宫里生隙，继而在朝廷折腾，然后就是在京城里动武，再然后就是全国内战，再再然后就是把包括边境胡族在内的老百姓全部动员起来，搅和起来，投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没有既定目的的、没有结束日期的残酷战争。有效的专制压迫人民，无效失范的专制那就是洪水地震泥石流，是乱中国反人类的怪物。
现代史家吕思勉在他的《两晋南北朝史》开头就这么说：“魏晋之际，中国盛衰强弱之大界也，自三国以前，异族恒为我所服，至五胡乱起，而我转为异族所服矣。”“自唐衰而沙陀入据中原，虽不久覆灭，然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洲又纷纷窃据，甚且举中国之政权而盗之，盖至五胡之乱至清之亡，凡历千六百有八年焉。”
吕思勉的《两晋南北朝史》写作于1940年至1948年，所以他自己都说，“意在激发民族主义”。在抗日时期，连反抗秦国的《屈原》、《博浪椎》都用来激发民族主义，何况反对五胡乱华。
如果说民族是个历史范畴，那么民族主义更是一个历史范畴。所以，现在通行的标准是：在大融合前还是要讲民族斗争，还是有民族英雄的，因为中国眼前还是一个民族（中华民族）国家，还会有和敌国（异族）的斗争甚至军事斗争，不表彰民族英雄，将来谁替国家打仗？在大融合后就要讲民族团结，讲中华民族的共性，讲中国文化的同化能力和融解性，因为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对内对外肯定是双重标准，这是必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