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宋少帝刘义符景平二年（424年），一场剧烈的政坛地震在刘宋朝堂之上发生。在这一年二月，徐羡之等辅政大臣先是上表废黜了庐陵王刘义真，把他免为庶人，徙居新安郡，不久将其杀害。五月，徐羡之密令调遣在外地的重臣檀道济、王弘返回建康，并在五月乙酉（公元424年7月7日）以皇太后张阙（少帝生母）名义下令，废黜宋少帝刘义符。于是，檀道济、谢晦两人先率军冲进皇宫，徐羡之等人随后跟进，用皇太后之令与武力强迫刘义符退位，降为营阳王，不久也被杀害。徐羡之等人废杀刘义真、刘义符之后，以长幼之序，另立刘裕第三子宜都王刘义隆为帝，是年改元元嘉元年。
从皇太后的令来看，刘义符的罪责主要有三。其一，于武帝刘裕、孝懿太皇太后萧文寿丧期一切照旧，该吃吃，该玩玩，还在那边纳妃子，行交合之事，有违礼制；其二，大兴土木，大量征发民夫，不恤百姓；其三，严刑峻法，导致监狱里囚犯变多，甚至会殴打无辜之人取乐。
这是官方给出的废帝理由，至于可不可信，那就再得另说了。
关于宋少帝的被废，目前学术界存在相当的争议。祝总斌先生在《晋恭帝之死和刘裕的顾命大臣》中认为史书中罗列之少帝罪名属实，即徐羡之废黜少帝是为维护国家稳定而做出的选择；而持相反观点的人也大有人在，吕思勉先生在《两晋南北朝史》中提出，徐羡之废帝是由于贪恋权力做出的利令智昏之举；邵春驹先生在《论南朝刘宋景平至元嘉初政局》中提出，少帝的被废，绝非辅政大臣废昏立明，而是一场权利之争，是皇权与权臣的斗争。
实际上，我觉得，太后废帝令中的第二、第三两条都是值得商榷的。关键在于，《宋书·谢灵运传》明确记载：“少帝即位，权在大臣”，在少帝在位期间，史书中也没有记录哪怕一条由刘义符亲自下达的政令，那么在这样一种“权在大臣”的情形下，无论是征发民夫、大兴土木，还是严刑峻法、大兴冤狱，都不应当是刘义符自身能够绕开诸辅政完成的。
说的更加直白一点，这两件事，就算刘义符真的要征发民夫、大兴土木，或者严刑峻法、大兴冤狱，并且也确实这么做了，那么就一定是徐羡之等人首肯的。
所以说，这两条是对刘义符子虚乌有的污蔑，那么对刘义符的指控就只剩下了第一项——居丧失礼。
居丧失礼这一条，我们自然是绝难以证伪的——毕竟我们也确不知道刘义符那小子在他爸、他奶奶的丧期到底干了些什么事。
但是无论如何，徐羡之等人对于刘义符是存在大量的污蔑，而且第一条主要是个人德行方面不孝，实则当是不会破坏国家稳定的，那么为维护国家稳定而废黜昏君也就无从谈起了。单单要用这一点来废黜天子，似乎也显得分量不足。
这一点，似乎徐羡之他们也知道，要不然也不至于再编出两条子虚乌有的东西忽悠人。
毕竟，后即位的宋文帝刘义隆居丧期间也不怎么太平——文帝元皇后袁齐妫在元嘉元年（424年）刘义隆即位之初生下长子刘劭，时为元嘉元年八月左右，以此反推，则袁齐妫怀孕是在景平元年十月前后，距刘裕去世不过十五个月，距孝懿太皇太后去世不到一年，未出丧期，也没见得刘义隆破坏了国家稳定啊。
好吧，上面刘义隆那个只是开个玩笑，后面接着说点正经的。
更重要的是，从史书的只言片语中，我们足以看出刘义符、刘义真与诸辅政之间的对抗。
《宋书·颜延之传》记载“庐陵王义真颇好文义，待接甚厚。徐羡之等疑延之为同异，意甚不悦”。
这个“同异”用得非常值得玩味，既然颜延之党附刘义真为“同异”，那么在徐羡之眼中，这个“异”大概就是刘义真了，另一个党附刘义真的谢灵运因为在少帝时期“非毁执政”被外贬似乎也表现刘义真及其党羽与徐羡之等人之间的较量。
刘义真在跟辅政对抗，那刘义符呢？根据《宋书·范泰传》记载，范泰当时上疏于少帝说：“伏闻陛下时在后园，颇习武备，……而更亲狎小人，不免近习”我们大约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刘义符在后园“习武备”；第二，刘义符亲近身边的近臣，刻意疏远徐羡之等托孤大臣。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两点就是刘义符在为夺权做政治和军事上的准备。
而且，无论是颜延之还是谢灵运，他们都是上层士族出身，颜延之出身琅琊颜氏，谢灵运出身陈郡谢氏。而刘义真对这两个高门士族非常重用，并说得志之后要让他们担任宰相。
到这里，甚至可以做出一个非常大胆，而且确实有可能的假设，也就是刘义真甚至于刘义符可能为了与徐羡之对抗不惜与上层士族沆瀣一气，从而获得上层士族支持来对抗徐羡之等人。
再加上庐陵王刘义真持节都督的兵权，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也就是刘义符确实有可能构筑了一道内廷（近习）+外藩（刘义真）的体系来对抗徐羡之的相权。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指望刘义符跟徐羡之还能好好相处大概是不大可能的了。同时，刘义真、刘义符毕竟年轻，政治斗争的水平当然不能跟那些老狐狸相比，于是徐羡之等人得知少帝的谋划，先发制人，先诛杀刘义真，剪断刘义符在外藩的羽翼，随后正式发难，废杀刘义符。
在刘义符被废后，徐羡之等人实际上已经别无选择了。当时，有人劝徐羡之立年幼的刘义恭为帝。但是，徐羡之不是蠢材，立刘义恭纯粹自取灭亡——按照长幼之序，在刘义符、刘义真都已经被杀的情况下，登基称帝的便自然应该是刘裕第三子刘义隆。如果徐羡之此时跳过成年的刘义隆，扶立年幼，无法执政的刘义恭为帝的话，徐羡之的野心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这也会让他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
所以徐羡之别无选择，只能拥立刘义隆为帝。于是乎，在当年八月，刘义隆登基，大赦天下，改元元嘉。
但问题是，在刘义隆登基以后，徐羡之等人不仅没有放心，反而更慌了——刚刚杀了人家两个哥哥，能不怕报复吗？
不光徐羡之慌，刘义隆也是慌得不得了，一开始都不敢去建康当皇帝——他怕自己搞不好又要去陪刘义符了。
于是，刘宋政坛就在这样的战战兢兢中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宋文帝元嘉一朝。
为求自保，徐羡之、傅亮在刘义隆即位不久便上表归政，与此同时，谢晦出镇荆州，作为声援，防止刘义隆拿他们开刀。
拿辅政开刀是肯定要开的，就算谢晦在荆州也是要开的。
刘义隆的水平比起他哥可高多了，在称帝以后，刘义隆立刻不顾徐羡之等人反对，迅速让自己在荆州的心腹王华等人参决朝政，分割辅政大臣的相权，并让在荆州久掌兵权的到彦之控制禁军，夺得近卫兵权。
在完全掌控禁卫军，加上参与废立的王弘、檀道济倒戈刘义隆的绝对优势下，刘义隆在元嘉三年正月丙寅（公元426年2月8日）对辅政大臣发难，处死了徐羡之、傅亮。谢晦得知消息，感觉自己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发动叛乱，刘义隆命到彦之征讨谢晦，被谢晦击败。与此同时，名将檀道济率军进击，讨伐谢晦。
谢晦和他的部下原本都料想，既然刘义隆已经劈了徐羡之、傅亮，那么檀道济的脑袋应该也和他俩一起掉了，完全没有想到檀道济靠着倒戈保全性命，还奉命前来征讨。于是一时之间，叛军军心大乱，檀道济趁势发动总攻，平定叛乱，俘虏谢晦，谢晦被押到建康问斩。
檀道济虽然命是保住了，但是刘义隆对他根本不信任，直接明升暗降，降了他的兵权，然后把他扔到江州当刺史。
到了这个份上，随着徐羡之、傅亮、谢晦的被杀，刘义隆在这场权臣与皇权的较量中取得了完胜。徐羡之死后，刘义隆以王弘为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主持朝政。当然了，王弘的权力比起徐羡之他们差了十万八千里，朝政大权已经收回到了刘义隆自己手中。
王弘虽然靠着倒戈刘义隆，不仅没被清算废帝的事情，反而还接替徐羡之辅政，但是王弘内心有个心魔一直存在——就是他作为上层士族与刘宋皇室所代表的低级士族的阶级对立。
我们说，刘宋王朝从刘裕建立霸府开始，所代表的就一直是低级士族的阶级利益，这也决定了刘宋不可能真正信任在东晋曾经执政的这批上层士族。刘裕虽然为了维护团结各阶级以巩固新生的刘宋政权任用了一些士族大臣，但是刘宋统治者对于这批曾经的阶级敌人仍然不可能真正百分百信任。
王弘虽然此时身居高位，但是他也不可能不担心如果职权过重，再加上自己琅琊临沂王氏的出身，难保未来不会被刘义隆倒算。
所以说，王弘实际上也并不想让自己权力过大，从而招致刘义隆的忌恨。于是，自从元嘉三年执政以后，王弘一直在变着法子想要削弱自己的权力。
看上去最简单的方式，自然就是辞职。于是在元嘉五年，王弘因为大旱上表引咎逊位，刘义隆顺水推舟，免去其司徒之职，改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虽然辞了司徒，但是王弘还不满足，因为司徒对于王弘来讲，事实上基本已是虚衔，辞不辞对于王弘的权力而言，影响不大，他真正想扔掉的，是扬州刺史和录尚书事这两个实权要职。
既然如此，那就接着辞。
元嘉六年，王弘上表，请求刘义隆征彭城王刘义康入辅，与自己共录尚书事，来分割自己宰相的权力。刘义隆本来就想让宗室亲王入朝执政，看到王弘的上疏，也不含糊，立马征刘义康为司徒、侍中、平北将军、使持节、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录尚书事，参决朝政。
既然王弘想让宗室刘义康拜相分权，刘义隆不仅调来了刘义康，顺带“买一送一”，把另外一名宗室重臣辅国将军、散骑常侍、丹阳尹、临川王刘义庆加号尚书左仆射，应当也算是刘义隆宗室领政的一个决策。
【笔者案：《宋书·临川康王义庆传》作尚书左仆射，然又云刘义庆于元嘉八年因为“太白星犯右执法”而请辞仆射，如果参照该句，则应当是右仆射，两者自相矛盾。参《文帝纪》、《江夷传》，当时左仆射确是刘义庆，右仆射为江夷，本传尚书左仆射正确，“右执法”或该是“左执法”之误】
当然了，我们这里其实并不能真的判断王弘请求调刘义康回京到底是洞悉刘义隆部署以后做出的决定，亦或是根本就是出自刘义隆自己的授意。但是此时，这些也都不重要了，无论如何，在元嘉六年的时候，随着王弘与刘义康共录尚书事，这标志着刘义隆开始加强皇权，并逐步降低高门士族对于朝政的影响力。并最终随着王弘在元嘉九年恰到好处地病逝，过去王弘的职权尽数归属刘义康所有，刘义隆也把权力收回到了皇室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