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是一个国际性的社会问题，不仅在欠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就是在发达国家，贫困现象也到处存在，即便是在繁华的大都市，富丽堂皇的背后或许就是赤贫如洗、无家可归。因此，深入研究城市贫困以及贫困家庭的形成机理以及影响因素，有助于探寻减缓贫困的可行途径和完善相关政策。
经过几十的发展历程，中国的城市化集聚了财富，推动了经济发展，但同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也在不断地制造城市贫困和贫困家庭。
一、“凭票供应”和城市贫困家庭
用了7年时间来过渡的新中国，在1956年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随之而来的是形成了一种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改革开放到来前30年期间构成了新中国的主要经济体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传统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在今时今日虽已逐步被市场经济所取代，但它对我国尤其是生长在那个时代红旗下人民的影响却是深刻的，从统购统销制度上就可略见一二。
1.统购统销的出现
封建统治下的旧中国，长期积贫积弱、饱受西方列强欺凌，这些沉重的历史使后人深刻铭记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所以，加快经济发展，尽快完成工业化，摆脱贫穷的落后旧貌，实现几代人富国富民的夙愿，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执政上台后，亟待解决的历史课题。正式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意味着发轫于洋务运动的中国工业化开始迈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作为后现代类型的发展中国家，新生的人民政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高速增长的赶超型的工业化之路。
工业化发展所面临的资金、粮食、原料的危机，唯一可以缓解危机的办法就是向农村索取积累，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毛泽东，1977）；也正如林德衫所言，“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林德彬，1989），而统购统销正适应了这一需要。
统购统销的直接原因是1953年的粮食危机，而粮食统购统销又正是统购统销制度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内容。1952 年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战线陆续铺开，国家对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需求量飙升，在市场上国家难以购足所需粮食，粮食市场也出现了波动，1953年，“湖南、江西、山东、河北等主要产粮区市场价格高于牌价30-50%”（柳随年，1984），国家收购量占市场粮食的比重急剧下降，粮食收购计划难以完成，而国家粮食销售量却大幅增加，购销倒挂十分严重，到7、8、9月份形势严峻到了极点，部分地区粮食已经脱销。粮贩哄抬物价不仅是人为导致粮食供求矛盾的主要原因，而且与当时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背道而驰，与社会主义路线背道而驰，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制止之。此种情形直接使得领导人做出了粮食统购统销的决策。
1953年11月9日政务院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要求从12月初开始，除西藏和台湾外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即对粮食实行计划供应、计划收购，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和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规定“在城市，对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人员可以通过组织进行供应；对一般市民，可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或暂凭户口簿购买。”●①◇
从粮食统购统销开始的统购统销制度，为工业化注入大量的资金，解决了工业化进程中资金短缺的关键性问题，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工业化建设，为中国实现工业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化需要与当时经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统购统销被认为对合作化高潮的形成及其向集体化运动的转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张树新等学者也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促成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张树新，2003）。
2.凭票供应的记忆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发布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进一步完善了城市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规定居民口粮依据劳动差别、年龄大小以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了9个等级的供应标准。规定了市镇粮食统销按人定量供应，并发行粮票，还规定了具体的供应等级和每月的粮食定量供应标准。学界对于票据的起端，公认的时间是1955年，是以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为标志的（陈煜，2009）。随着第一套全国粮票的发行，其后，各种票证相继融入人们的生活，中国进入长达30多年的“票证时代”，直到改革开放后，票证才逐步取消。
据《上海地方志》记载：1955年10月，上海市印制发行"五证一票"。五证是：上海市居民购粮证、工商行业购粮证、伙食团购粮证、特种用粮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各户用粮均由粮食部门核定数量，发给购粮证，向指定粮店凭证计量购买粮食。一票是：1955年上海市粮票。这些粮票、粮证是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的凭证，属无价证券。凡居民在市内伙食单位或在亲友家搭伙，以及购买粮食复制品等，凭购粮证向定点供应的粮店，在定量计划内，按照需要量换取上海市粮票。
在粮食统购统销后不久，紧接着实行了食用植物油的统购统销，1954年，又实行了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购统销，1954年9月城市居民开始凭布票开始购买棉布。粮、油、布均需凭票供应，这标志着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进入到票证时代。
票证种类繁多，几乎涵盖了所有基本消费品和生活必需品，不包括临时供应及特需供应，仅固定发放的票证就有几十种，城镇居民每户拥有不同面值及种类的票证就多大一百多张，几乎包括所有社会成员，介入生活的全部层面。大致上，票证可以分为八类●②◇：粮食类、肉蛋类、食油类、副食类、工业品类、棉织品类、日用杂品类、生产资料类。不仅食品需要票证，日用工业品的供应，从火柴、肥皂，到脸盆、胶鞋，再到手表、自行车，似乎一切都需凭票供应，中国城镇人口的生活愈发离不开这些小小的票证。
国家还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加强对粮票发行和使用的管理。1956年国务院规定，居民领用粮票时应做必要的记载，并随时核查居民使用粮票情况，发现虚报冒领和囤积粮票，要严肃处理。1972年底，商业部下达文件，要求各地严格控制粮票发行，加强粮票的管理；城市居民只有凭单位和街道革委会的证明才能发给粮票；相关单位回收的粮票，除了留少量周转外须及时送缴粮食部门，严禁擅自兑换，对于伪造，贪污，贩卖，盗窃粮票和以粮票易物，投机倒把等违法行为，必须严厉打击（陈勇，2005）。
票证不仅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也是衡量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成为社会分层中等级差别的体现，大中小城市有别，不同所有制有别”（郑艳，2005）。以粮票为例，根据成都市1957年粮食局《定量标准规定》，一共确定了九个供应等级标准●③◇：供应最多的是特殊重体力劳动者，被列为一等，每月供应粮食48斤，后面的供应随等级依次递减，最少的是九等，即3岁以下的儿童，每月供应5斤粮食。干部、警察、外侨及外国留学生等人员按另定标准供应。
商品短缺，票证奇多，造成当年中国市场一大特色——排队。大家攥着各种票证在各个商店门口通宵排长龙抢购年货，更成为春节前的一道景观。在城市和农村经济获得大发展之前，凭票和排队，一直是习以为常的事。票证最多的时候，一户人家要拿着100多种票。除粮油票外，还有猪牛羊肉票、鸡鸭鱼肉票，甚至背心票、布鞋票、火柴票等，应有尽有。还有人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词，改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九十号！九十号呀，九十号，九十号！烟号票，酒号票，豆瓣儿豆粉全要票。肥皂一月买半块，火柴两盒慢慢烧。妈妈记，娃娃抄，号票不能搞混了。”从改编的歌词中，我们足以了解票证的多样性和重要性。
1985年元旦，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这被认为是凭证时代标示性事件，代表着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3.凭票供应的影响
在那个物质生活发展有限的时代，粮食几乎是整个物质生活的全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确实给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影响，通过这样的制度稳定了粮食价格，更保障了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也是通过粮食等重要物质的供需矛盾的缓解，保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保证了人民基本生活，支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支持了国家建设的顺利进行（陈勇，2005）。有学者更指出，“如果一个民族在经济衰落时又经历了外族入侵和战争，人们对强大政府的渴望就更加强烈，他们就会赞成政府对经济各个领域的干预，直至实行计划经济”（盛洪，1994）
但在积极意义的背后，我们也要注意到它带来的局限性。票证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限制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统购统销在稳定基本生活的同时强制降低了人均消费的水平，据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八两半（全年），是有史以来北京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年。”●④◇
票证是作为购物的通行证，每日的柴米油盐，处处都在票证的管理下，城镇居民迁徙户口时，还要迁移“粮食关系”。粮食关系最终会落实到具体粮店，人们只能在该粮店领取包括粮票在内的各种票证，没有粮食关系，等同于没法吃饭。《市镇粮食供应暂行办法》还规定，市镇居民婚嫁、生死、死亡、分居、姘居的，均应在办理户口手续后，凭户口证件办理粮食供应的增、减、转移手续。
因此，粮食等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成为限制城乡人口流动，固化城乡结构的重要制度安排，使得中国陷入了城乡二元对立的封闭僵死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社会的进步。
4.城市贫困的保障
作为国家工业化建设低成本运行的重要举措，统购统销的城市粮食制度通过票证首先将城市居民的日常饮食生活纳入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中，除了一些购买紧缺商品的票证是专门发给高干等特殊群体外，绝大部分的票证是按身份与地位发给城镇居民的，这就保障了城镇居民基本生活。“上海粮食市场，从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实行计划收购、计划供应，两个月来，已基本上消灭了私营米商投机、操纵、囤积、抬价等等资本主义经营的恶劣作风，上海广大居民都欢欣鼓舞，从此不必再担心粮食恐慌，解放以前，那种争先恐后排队争购大米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⑤◇
而国家为了确保统购统销体制的有效运行，还相继推行了两项重要的社会变革，即户籍制度和农业集体化。户籍制度的出台强化和保证了统购统销体制的运行，因为它严格限制了城乡人口的流动，使城市人口的数量始终处于可操控的范围之内，使得对城镇的粮食统销得以实行。
在饥荒严重的1960年，中央在关于压低城乡口粮标准的指示中规定：农村的口粮标准必须降低，具体要求是：淮河以南直到珠江流域人均原粮360斤；淮河以北人均原粮300斤左右；东北可以稍高；各省的重灾区应压低至人均300斤以下。与此相对照，该指示仅将城市人均粮食标准减少了2斤●⑥◇。政策的明文要求使得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在经济最困难时期有了制度的保障。
从城乡饥荒差异情况更可以看到计划供应对城市人口的保证，李若建认为，“饥荒在农村较为普遍，各年龄段人群都有死亡；但城市中死亡者多为年高体弱者，这主要是由于供应短缺引起的营养不良所致，体质较强的人一般不会面临死亡威胁”（李若建，2001）。陈勇也说到，“三年自然灾害中死亡的大都是农民，整个村庄饿死得只剩下十几个人的事情在农村并不少见”（陈勇，2005）。
城市居民的粮食供给标准建立在农村人民的强制征收上，实现了工业化建设中，国家偏向城市的食物配给体系，从而城镇居民得到定量粮食的权利得到了法律保护，成为他们合乎法理的保障。自此，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活不再仅仅是个人的自主行为，要在单位等组织下有计划地进行，一个人能够消费多少粮食并不决定于个人意愿，而是取决于计划中的标准。
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福利制度，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到对社会弱势，城市贫困者的一些保障。当时的社会福利制度由不同部门向全社会提供社会福利，而且相互之间鲜有交叉，但学者认为当时的福利制度基本满足了不同群体的福利需求（成海军，2005）。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市的社会福利制度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城市职工的单位福利，以本单位职工为服务对象，包括劳动保险、生活服务、文化娱乐和福利补贴等，其提供者是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呈自我封闭状态；二是以城镇那些无依无靠、无家可归、无生活来源的“三无”孤寡老人、孤残儿童、残疾人和精神病人等特殊群体为服务对象的民政福利，包括生活供养、疾病康复和文化教育等，由各级政府和民政部门提供和管理，完全由国家包办。
在社会福利制度上更加强调国家的“计划”职能，由国家和政府来调拨社会福利资源，保障了国家在社会福利资源调拨方面的权力，使国家能够在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维持社会福利事业。计划经济中平等主义渗透着平均主义的成分，这使得社会福利只限于给人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却不能提供更高层次的公共需求。在日益增长的经济面前，计划经济也没有办法解决经济结构日益庞大带来的难以控制的矛盾，反而加重了这个矛盾的筹码。
二、飞旋的城市发展车轮和被抛下的贫困家庭
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经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0年的40.53%，城市贫困问题随之凸显。计划经济时期，贫困问题被认为是一种农村现象，在大力发展工业化建设的统筹规划下，城市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但从20世界90年代以来，转型时期的中国城市在制度、结构、社会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犹如加载了飞旋的车轮，一路狂奔，转型和改革的深入带动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却也使得城市贫困问题开始浮到了社会关注的表层，使得我国的城市贫困问题成为继农村贫困问题后的另一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