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夫妇——尤其是从爱情走向婚姻的夫妇——一旦真正结婚，他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往往是妻子与丈夫的母亲之间的矛盾。这种现象为什么这么常见，确切的原因很难理解，但我想尝试着给出我的解释。在传统社会里，男孩和女孩会经历形式完备的、不同的仪式，以确保他们长大后适应这个划分为“男人—女人”的世界，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例如，人们也许会让男孩在12岁的时候外出打猎，杀死一头野兽。从那以后，男孩的大部分时间（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也许都会跟部落中的男人一起度过，学习“男子汉作风”，直到结婚。到了后工业社会则相反，父亲的典型角色是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所以男孩主要由母亲照管。从智性成长和个人成长的角度而言，这对男孩可能是好事，也可能不是好事。但就他将来的婚姻而言，这往往是灾难性的。因为在母亲照管下长大的男孩，成年后大多数都是在心理上从未真正“离开家”的男人，所以他们最后娶的女人很可能都是“妈妈”的替代者，这些女人在丈夫心目中的形象，基本上都是丈夫内在的女性特质的投射（正像我们在第20讲提到的）。
在求爱阶段，把妻子当做母亲的替代者的倾向往往不易被人察觉。而婚后不久，丈夫往往就开始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我应该做妻子想让我做的事情，还是应该做母亲想让我做的？”冲突于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因为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让两个女人都满意。他被分成两半：如果选择妻子，他会因为破坏了与母亲的亲情纽带而感到愧疚；如果选择母亲，他妻子也许一辈子都不会让他忘记自己曾让她受了委屈！对基督徒而言，“正确的”答案似乎是后者，因为《圣经》规劝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创世记》2：24）。中国男人面临着更困难的选择，因为中国文化高度重视孝道。然而从哲学的视角看，要点不在于为这类问题找出现成的答案，而在于提醒人们：这类情况经常会发生，因此要有所准备，这样才不至于让这些问题弄得我们措手不及，破坏婚姻的稳定。
当激情不可避免地减退，蒸腾的爱变为冰冷的爱时，另一个挑战出现了。它一般出现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前后，对于没有孩子的夫妇，它一般出现在婚姻的第七年。我们在第11讲提到过，一对情侣的性关系一般由男性主导，而婚姻关系（尤其是在单偶婚制社会里）主要由女性主导。（顺便一提，这一对比也反映在图I.2中：前者所在的位置是“＋-”，而后者的位置是“-＋”。男性占主导的位置上，代表阳性的“＋”在前面，而女性占主导的位置上，代表阴性的“-”在前面。）控制地位的转变可以部分地解释性关系中的这种倾向：结婚越久，女人越容易产生性兴奋，而男人越不容易兴奋（见图IV.3）。也许这也可以解释荣格的“容器—内容物”问题（见第20讲）：男人之所以更倾向于在婚姻外继续寻找性满足，原因只在于，婚姻的尺寸刚好适合女人，对男人而言却太拘束了。我们将在下面几讲中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几种解决途径。
在今天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是：那些导致男性在性行为中扮演主导角色的文化及生物因素，是否也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男女在婚姻中的角色？男性的主导作用毫无疑问地体现在生育的生物过程中，例如：男方的染色体决定了胎儿的性别；女方的染色体当然是必需的，但它只是男方染色体产生作用的被动的背景。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样的事实与丈夫和妻子的角色有什么关联，我们不能简单地下结论。然而康德曾论证说（APP 303-310），遵守这类自然差异有助于我们最大限度地实现伴侣之间的互补性。他相信，按照自然的设计，男性更关心“理解”（即，逻辑），而女人更关心“倾向”（即，欲望）；因此，丈夫应该“管理”家庭（像一位首相），而妻子应该“统治”家庭（像一位女王）。而且，妻子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德育教师的角色，她不仅要教育孩子，还要教育丈夫。因为康德认为，如果没有女人在男人身边，对男人的倾向进行控制，男人好斗争胜的天性会让他们发狂。女人控制男人的最强有力的工具就是婚姻。因为这是她驾驭男人的方式，她限制他，否则他不负责任的倾向就会让他四处消耗自己的性能量，让它变得过于稀薄。婚姻强迫男人去做他的生物性不鼓励他做的事情：安顿下来，把自己的性要求局限在一个（或者在多偶婚制社会里，几个）向他作出了允诺的伴侣身上。
在今天，如果有人声称，丈夫和妻子在婚姻生活中的角色有本质区别，他很可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尤其会遭到有女权主义倾向的人的反对。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康德对夫妻角色差异的更具哲学色彩的阐述（而不是以两性的权力为基础的、更具政治色彩的阐述）值得任何一对新婚夫妇认真考虑。即便他们作出的决定是丈夫留在家中照顾孩子、女人出去工作养家糊口，他们也仍然有必要意识到，他们在家务中分别具有“首相”和“女王”的倾向。否则，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就会变得更加难以理解，他们可能会把它们视为对夫妻之爱的威胁，而事实上它们只是婚姻这只坩埚的完全正常的组成部分。
正如我们在第二部分看到的，好的、“爱灵魂式的”性要求我们挑战自己的自然倾向，降低男人在性行为中的主导地位，以便让女人在性活动中扮演更主动的角色；同样，好的、“爱灵魂式的”婚姻也要求我们挑战自己的自然倾向，降低妻子在家庭事务中的主导地位，让丈夫在家庭生活中扮演更主动的角色。无论是对于性关系，还是对于婚姻，平衡都是生活智慧的关键。在家庭中，最容易引起冲突的，是孩子在家庭中的角色。妻子在给予孩子母爱的时候，她过度的关心有时可能会让孩子透不过气来。这也当然意味着她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关心丈夫。而且，她也没有关心丈夫的需要，因为她可以从孩子那里得到很多回报的抚慰，从而让自己的感情需要得到满足。父亲的典型反应是，促进孩子成长，盼望着他们离家的那一天，因为到那时他就可以重新享受妻子的全心全意的照料。如果夫妻二人共同努力，他们的倾向会对孩子产生极其正面的影响，孩子会感到两种方式不同但同样重要的爱。然而这种努力往往是有代价的：很多男人会感到被家庭成员疏远，仿佛是三角恋爱的“第三者”。正如荣格所论证的（见第20讲），这样的丈夫往往会到家庭以外去寻求满足。这种情况会引发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讲讨论。
男性基督徒有时这样解释为什么男性要在家庭生活中采取顺从的姿态：丈夫的角色应该是为妻子作出牺牲，正像耶稣为教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一样（参见《以弗所书》5：25）。丈夫确实应该模仿耶稣的阿加佩之爱，但这不意味着他应该没有主心骨地一味顺从妻子的决定。为了避免这种倾向，我们应该记住：亚当本来也可以为他第一次背叛神的行为找借口，声称他那么做是出于对夏娃的自我牺牲的爱，因为是夏娃建议他们吃禁果的。显然，并非所有的“牺牲”行为都真正体现了丈夫对妻子的夫妻之爱。在亚当和夏娃的故事里，亚当牺牲了自己的德性以便跟妻子“和睦相处”。就是说，他把满足妻子的欲望看得比“做正确的事”更重要。男人必须避免重蹈亚当的覆辙，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明智的丈夫。他们应该效法的是耶稣。耶稣不顾朋友的反对，为朋友献出了生命，而那些朋友到后来才能够理解他的智慧。这意味着一位好丈夫必须在两个极端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引用康德的比喻就是：他必须让妻子的欲望满足到一定程度，让她觉得自己就像她所希望成为的（而且也够格成为的）那种“女王”；而与此同时，他决不能失去对实际决策过程的控制，这是他作为“首相”的职责。
遗憾的是，分享家事领导权，这对很多男人而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这跟女人在性关系中面临的困难很类似：如果她们的情侣不让她们不时地占据主导地位，很多女人很难在性方面声张自己。同样，如果做妻子的不愿意让丈夫在家庭事务中起主导作用，男人也几乎无法声张自己的领导权。第21讲提到的亚伯拉罕和撒拉的故事说明了后者的问题：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以实玛利如果能跟父亲待在一起，情况会好得多；也许夏甲也有权利与让自己怀孕的男人结婚。如果亚伯拉罕觉得在这些事情上可以自己做主，那他可能会与夏甲结婚，并让以实玛利留在自己身边；然而他做不到，因为撒拉没有让他享有成为家庭领导者的自由。
如果经历了早期的婚姻生活的调整阶段和中期的抚养儿女阶段，这些阶段中的剧烈反应的高温都没能打破这对夫妻的允诺的坩埚，那么婚姻的后半部分常见的典型问题，大概也不能阻止他们继续承受夫妻之爱的悖论。但每一种重要变化都仍然构成新的挑战：原本稳定工作中突如其来的变化往往会触发丈夫（或上班的妻子）的“中年危机”；看到孩子们离家、结婚，往往会触发妻子的类似的危机。如果这对夫妻一直都在借助工作的稳定和抚养孩子来维持婚姻的稳定，那么这些稳定因素的消失所带来的危机，也许会让丈夫或妻子感到婚姻的幻灭。（这样的幻灭为什么往往导致“婚外情”？怎样处理这类问题才是明智的？解答这些问题将是我们下一讲的主要任务。）如果连这样的高温也未能融化他们的夫妻之爱的“坚冰”，那么他们几乎肯定也能经受最后的变化：退休的考验；他们会一起生活下去，直到其中一人死去。
24. 自恋，亲密，婚外情危机
你们是否还记得那喀索斯的神话？那个少年爱上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久久地注视着自己，慢慢死去，最后变成了水仙花。这是我在第15讲提到的故事，我用它引出了对性反常行为的哲学分析。当时我们看到，任何形式的健康的爱都包含着自爱的因素，但过度的自恋会把人引向爱的反面。现在我想告诉你们，自爱在婚姻中也扮演着类似的双重角色。没有自爱，也许根本就不会有婚姻；然而就像我们将在第25讲看到的，自恋如果成为关系中的主导力量，就很容易导致婚姻失败的悲剧。
玛丽安·所罗门在《自恋与亲密》中着重提到了自恋在很多种婚姻危机中起到的作用，尤其是与婚外恋有关的危机。在她看来，婚姻这种组织形式的产生是出于人类对关心和照料的基本需要。这种需要开始于我们每个人的孩童时期，那时我们幼小无助，依赖照顾我们的人（通常是妈妈）给我们提供食物、饮料、清洁以及健康地活下来所需要的一切。我们渐渐长大，在很多方面，没有谁能像我们的父母那样了解我们，他们爱我们（除了一些不幸的例外的情况），继续照顾我们，哪怕我们有很多缺点。当我们的年龄更大一些，我们逐渐不再依赖父母的爱，开始转向其他关系。当我们成熟到可以照顾自己时，我们恋爱，最终结婚。我们的配偶接替了父母从前扮演的角色：在从今以后的生活里体贴地照料我们。
所罗门令人信服地论证说，配偶具有满足一个人的自恋的功能，这一点并非坏事。我们毕竟都是人，都需要受到关心和照料。而问题是这种需要的性质总在不断地变化。就像我们在上一讲看到的，人的需要随着婚姻的不同阶段而变化。如果你在恋爱阶段观察一下你的恋人的父母照顾他（她）的方式，分析其中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那么你就可以对你的恋人将来会出现的需要获得一些相当有意义的洞识。例如，我的一位朋友曾告诉我，她小的时候，她的父母总是开玩笑说，她是从垃圾箱里捡来的，他们甚至还把那只垃圾箱指给她看！另外，她小时候有几次真的被家人忘在身后。所有这些让她产生了一种倾向，她会很容易地产生被抛弃或被拒绝的感觉。这意味着她在婚姻中需要特别的关心，她的丈夫了解这些很重要，这有助于他努力做到接受她、始终爱她，无论满足她的特殊需要有多困难。
在“中年危机”引发的各种问题中，对正常婚姻造成最严重的影响的，无疑是婚外恋。我们在本周第一讲看到，传统社会提供了一种简单而且行之有效的途径，让丈夫来解决孩子出生后受到妻子冷落的问题：出去再找一位妻子，新的妻子会关注他、关心他，他对亲密和抚慰的自恋的需要就可以再次得到满足。而在今天的单偶婚制社会里，人们不再有这样的选择。结果，丈夫（或者是同样被忽略的妻子）必须选择：要么怀着极度的不快和失望生活，唯一的安慰就是意识到自己正在给予对方自我牺牲的阿加佩之爱；要么到另一个人的怀抱中寻找安慰，甘冒破坏婚姻稳定的危险。仅仅因为夫妻中的一方忙于其他事务（比如，照料孩子，或者长期出差），就要求另一方长期过着事实上的独身生活，这听上去很难合乎情理；然而，这恰恰是很多常规婚姻的实际情况，对“什么是性反常行为”有着苛刻的解释的夫妻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