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求学应试（1878—1908）
1878年（清光绪四年），伦明出生于广东东莞中堂望溪乡，字哲如，又作哲儒、喆儒、节予，人称哲翁。这一年是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侵入北京后的第18年，也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的第38年。38年前，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并迫使战败的清王朝与其先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割让领土，开放口岸，让出主权，给英国等西方列强以片面最惠国待遇。与此同时，美国和法国也趁火打劫，强迫清政府与他们分别签订了包括扩大领事裁判权、片面协定关税等内容在内的《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从此，中国从一个独立自主、领土完整的社会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伦明出生之时，由于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尤其是清王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再次惨败，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更深了。伦明出生之后，西方列强又多次发动侵略战争，其中比较大的战争就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战争，每次战争都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主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使中华民族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
当然，自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力图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那天起，一些中国人也开始了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艰难历程。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夜，钦差大臣林则徐为了了解和研究西方国家的情况和动态，组织幕僚翻译了英人慕瑞的《地理大全》，经他润色，编成《四洲志》。继林则徐之后，魏源、姚莹、徐继畲、梁廷枏等人于战争后不久也分别编写了介绍和研究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海国图志》《康輶纪行》《瀛环志略》《海国四说》等著作，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进入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冯桂芬在他的《校邠庐抗议》中根据自己对西方的了解，认为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船坚炮利不如夷”，并主张采西学，制洋器，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一系列改革。几乎同时，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依据自己流亡香港期间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向天王洪秀全提出了一个具有鲜明的西方色彩的统筹全局的方案——《资政新篇》。接着，湘、淮军统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朝廷恭亲王奕訢的支持下，开始引进西方机器，兴办军事和民用工业，编制新式海陆军，派留学生去西方留学，开始所谓洋务运动。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开展，一些积极从事或依附洋务事业的开明士大夫，愈来愈对曾、左、李等人只主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而反对向西方学习，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教育制度不进行改革的做法感到不满，成了中国早期的维新思想家或维新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他们的代表性著作分别为《弢园文录外编》《筹洋刍议》《适可斋记言记行》和《盛世危言》。早期维新思想家不仅具有强烈的反对外国侵略、希望中国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而且还有一定程度的反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思想，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和国会制度作过较为详尽的介绍。到了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发动和领导了戊戌变法运动，他们要求兴民权，设议院，变革封建专制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而发展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改科举，废八股，兴学校，维新运动中最重要的教育改革成果之一——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8月9日正式开办。此前，梁启超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这一章程于1898年7月3日以总理衙门名义奏上，光绪帝即于当日批准，“即著照所议办理”。章程规定了京师大学堂的性质和地位，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不可因陋就简，有失首善体制”；同时，规定京师大学堂是全国最高学府和全国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一气呵成。一切章程功课，皆当遵依此次所定，务使脉络贯注，纲举目张”。为了给大学堂提供生源并达到维新派所期望的普及学校教育的目的，章程要求各省迅速开办中小学堂，“务使一年之内，每省每府每州县皆有学堂”。还要编写大学、中学、小学三级教科书，除供大学堂学生使用外，“请旨颁行各省学堂”。章程还规定了京师大学堂的管理体制，设置管学大臣、总教习、分教习、总办、提调等职。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新式高等学校，也是晚清中央设置的第一个新式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它的创立对全国教育改革和教育现代化产生了很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如1898年7月10日，光绪帝谕令对各省府厅州县由书院改成的“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具仿照办理”[41]。在京师大学堂创设的推动下，各地纷纷设立学堂，或将书院改为学堂。据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全国共兴办学堂150多所，其中“百日维新”期间就达106所，估计学生总数达1万人。尽管后来因戊戌政变的发生，大规模兴办学堂的热潮虽不复存在，但已经兴办的这些新式学堂大多数都被保留下来，其中也包括京师大学堂[42]。1900年夏，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期间，京师大学堂遭到破坏，7月9日，慈禧下令停办京师大学堂。
伦明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活的。1884年，其父伦常补授为江西崇仁知县。伦明10岁时（1887年），与兄弟及叔叔等六人就读于崇仁县衙斋。12岁时（1889年），因父亲病卒，回到故乡东莞。17岁时（1894年），入县庠，旋补禀生。19岁前后，拜康有为为师，执弟子礼，开始接受一些新观念、新思想。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24岁的伦明参加了乡试。本来，这次乡试应在1900年举行，但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发生以及接踵而来的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出现空缺，有权奏请朝廷在候选人中，择其合格者，归其补用，称为“拣发”。但伦明赴广西不到半年，不知何故即“假归”。
被推迟到第二年才举行，而且举行的省份也只有甘肃、广东等五省。在这次乡试中，伦明以第九十名的成绩考中举人。中举不久，即被“拣发”为广西知县。依照清制，各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大员，如果部下面对义和团运动尤其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引起的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曾绞杀了戊戌变法的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慈禧终于认识到“欲救残局，惟有变法”。1901年1月29日，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炮火中逃亡到西安的她遂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上谕”，明令内外大臣就国家变法新政事宜“各举所知，各抒己见”[43]。同年2月，在以光绪帝名义颁布的“自责之诏”中，又一次重申了力行新政，实行变法之意。4月，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变法新政的商议和指导机构。到8月20日，就在慈禧与光绪帝离开西安“回銮”前四天，清政府以慈禧名义颁布决心变法的“懿旨”。由此，清王朝开始了所谓“新政”。而开始“新政”的第一件事，就是于1901年12月1日，正式下令恢复因八国联军的入侵北京而被迫停办的京师大学堂，并任命著名教育家张百熙为管学大臣。管学大臣既是京师大学堂的校长，又是全国教育行政机关的长官。张百熙任职后即开始组织和主持制订了《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等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和《蒙学堂章程》，这一系列章程于1902年8月奏上，总称为《钦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最早制定的统一学制。因1902年为农历壬寅年，故又称“壬寅学制”。其中《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在学科及课程的设置上，以日本大学的分科为效仿对象，分为“七科”，即“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44]。“政治科”包括政治学和法律学两门学科；“文学科”包括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七门学科；“格致学”包括天文学、地质学、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学、动植物学六门学科；“农业科”包括农艺学、农业化学、林学、兽医学四门学科；“工艺科”包括土木工学、机器工学、造船学、造兵器学、电气工学、建筑学、应用化学、采矿冶金学八门学科；“商务科”包括簿计学、产业制造学、商业语言学、商学法、商业史学、商业地理学六门学科；“医术科”包括医学、药学两门学科。大学堂的学制三至四年，毕业后可升入大学院（即相当于后来的研究生院）深造，并给予进士出身。考虑到大学堂初办，没有合格的学生来源，于是张百熙提出了一个融通的办法，即先暂不设专门分科，先设一个“高等学堂”，作为升入大学专门分科的“预备科”。预备科的课程分为政、艺两科，政科包括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财；艺科包括声、光、化、农、工、医、算学。预科学制三年，毕业后可升入大学专门分科，并给予举人出身资格。张百熙又考虑到“国家需材孔亟”“士大夫求学甚殷”“欲收急效而少弃材”，则兴办“速成教育”，即在大学预备科外，再设一“速成科”。速成科分两门，一是“仕学馆”，一是“师范馆”，并对两馆学生的报考资格作了规定：“凡京官五品以下八品以上，以及外官候选暨因事留京者，道员以下，教职以上，皆准应考，入仕学馆。举、贡、生、监等皆准应考，入师范馆。”为做好招生工作，京师大学堂向全国各省督抚发出通知，要求地方积极配合和支持。师范馆招考学生的方式有二：一是自愿报考，在京直接举行考试；二是由各省择优保送，通过复试再决定录取与否。
“假归”在家的伦明闻悉京师大学堂复办的消息后，决定报考，便偕三弟伦叙及堂弟伦鉴北上，住在北京“烂面胡同”（后改名为“烂缦胡同”）东莞会馆。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9月13日，京师大学堂速成科仕学馆和师范馆举行首次招生考试，考试的科目有修身伦理大义、教育学大义、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算学、物理、化学、外文八门。考试结果，仕学馆录取学生38名，师范馆录取学生56名。伦明以举人身份参加考试，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师范馆录取。其三弟伦叙和堂弟伦鉴报考的则是京师同文馆，也都被录取。这年（1902年）12月，同文馆并京师大学堂。次年（1903年）5月改名京师译学馆。伦叙、伦鉴等39人由译学馆拨入师范馆，和伦明一样，也成了师范生。
当时的清政府对于师范教育很重视，师范生不仅食宿全由公家供给，而且条件非常好，宿舍和自修室都很宽敞，伙食也十分讲究，“早餐是粥和面食。中晚两餐，每桌八人，六菜一汤。冬季四菜一火锅，荤腥俱全”。每人冬夏两季，还各发一套操衣以及青衫、靴子等物。学生的月考成绩，也分别有数元或十数元的奖励。《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明文规定，凡师范出身（指待遇和毕业后的出路）一项，系破格从优，以资鼓励。除朝廷给予的优厚待遇外，各省政府也对京师大学堂学生发放一定的生活津贴。据《两广总督陈明在京粤生津贴事咨学务处》（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所云：“据督办两广学务处、广东布政使胡湘林、特用道张鸣崎详称，窃照京师大堂师范馆学生举人伦明、廪贡生姚梓芳、拔贡生张达瑔、廪生陈发檀、附贡生何炎森等五名，均由本处照案每人每月支给津贴银二十两，自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起，支至光绪三十年六月止……兹再由本处所收裁节各书院经费项下支出银九百两，为该师范生伦明、姚梓芳、张达瑔、陈发檀、何炎森等五名光绪三十年秋冬二季暨光绪三十一年春季津贴。”又据《两广总督详明在京粤生津贴办法》（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记载：“唯查从前京师大学堂学生津贴，计分三起：第一起，为咨送之师范生黄嵩裴、曹冕、廖道传、朱兆燊四名，系由善后局筹解，已汇寄至三十一年六月止；第二起，为咨送之师范生关庆麟、潘敬、罗正阶、陈伯驺、卢崇恩、程祖彝、胡祥麟七名，亦系由善后局筹解，已汇寄一年津贴，唯自何月起，至何月止，移内未经声叙；第三起，为考取之师范生伦明、姚梓芳、张达瑔、陈发檀、何炎森五名，系由本处在所收裁节各书院经费下支拨，已汇寄至三十一年二月止。以上三起，每人月给二十两，共三百二十两，善后总局月应解银二百二十两，本处月应解银一百两。现奉改章，每月加组八十两，按名匀摊，自应遵照宪台札饬，核定截止起支月日，以清界限。”由此记载可知，伦明的生活津贴是按朝廷所颁布条令支拨的。
清政府给予师范生的优厚待遇，实际上是当时新式教育起步阶段师资力量严重缺乏的反映。如前所述，1902年张百熙就任管学大臣后，即主持制订了中国近代最早的统一学制——“壬寅学制”。壬寅学制将学校体系在纵向分为三段七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包括蒙学堂4年，寻常小学堂3年，高等小学堂3年；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一级，4年；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年，及不定年限的大学院。该学制在横向则设实业学堂和师范学堂：与高等小学堂平行的是简易实业学堂；与中学堂平行的是中等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的是高等实业学堂、师范馆和仕学馆。壬寅学制已提出国民义务教育，并重视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为吸引学生，还给学堂学生赏以科举功名。壬寅学制奏上后，张百熙希望朝廷“饬下各省督抚责成地方官核实兴办”[45]。但由于“有学制本身存在的问题，也有清朝廷内部权力之争的原因”[46]，该学制并未施行。1903年，清政府命张百熙、张之洞、荣庆重新拟定学堂章程，1904年1月颁布推行。这些章程包括《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蒙养院及家庭教育法》《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译学馆章程》《进士馆章程》《各学堂管理通则》《各学堂奖励章程》《各学堂考试章程》《学务纲要》等，总称《奏定学堂章程》，因1904年1月是农历癸卯年十一月，故又称“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不同于壬寅学制，它不再拘泥于中国古代学制，而是比较全面地引进了日本学制的学校种类及年限划分，形成了与日本基本相同的学校系统。它将学校系统纵的方面仍分为三段六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分二级，包括初等小学堂5年（7—12岁），“以启其人生应用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为宗旨”。初等小学堂设于府、州、县各城镇，有官立、公立和私立三种形式。高等小学堂4年（12—16岁），“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质为宗旨”，以州县立为原则，也分官立、公立和私立三种。第二段为中等教育，设中等学堂一级5年（16—21岁），“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以府立为原则，鼓励有条件的州县设立。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分三级，包括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年至4年，通儒院5年。高等学堂以“普通中学堂毕业愿求深造者入焉，以教大学预备科为宗旨”，其学习科目因将要升入的大学不同而分为三类：第一类预备入经学科、法学科、文学科、商学科等大学，主要学习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辩学、法学、理财学、体操等；第二类预备入格致科、工科、农科等大学，主要学习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国文学、外国语、算学、物理、化学、地质、矿物、图画、体操等；第三类预备入医科大学，主要学习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国文学、外国语、拉丁语、算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体操等。要求各省城设立一所高等学堂。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分设八科，称为分科大学堂。八科是：经学科大学、政治科大学、文学科大学、医科大学、格致科大学、农科大学、工科大学、商科大学。各科之下又分设若干门。京师大学堂须八科齐全，外省大学堂至少须设三科。通儒院“以造就通才为宗旨”，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47]。通儒院是全国最高学府，设于京师大学堂内，属研究院性质。另外学龄前教育有蒙养院，但不纳入学校系统，实行蒙养家教合一的宗旨，规定有条件的省、府、州、县及大的市镇均需设一所蒙养院。
此后，清政府又对癸卯学制作了一些修订和完善，相继颁布了《留学章程》《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等，这一学制一直沿用至清朝灭亡。癸卯学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变，是中国第一个正式推行的近代学制，它的颁布，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学制的初步建立，并从此奠定了中国近代学制的基本模式。它近效日本，远法西方，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突破了科举制下国家教育与政府官员选拔合为一体的机制，确立了近代国民教育和人才培养的体系，使教育与社会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极大地促进了新式学堂的发展。
表2.1 1903—1911年新式学堂和学生的数量统计
年份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学堂数 769 4476 8277 23862 37888 47995 59117 42696 52500
学生数 31428 99475 258873 545338 1024988 1300739 1639641 1284965 缺
资料来源：王笛《清末近代学堂和学堂数量》《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
各类学堂的普遍开设使师资的需求大大增加，为了给各类学堂培养合格师资，清朝廷更加注重师范教育。在“癸卯学制”中，非常强调师范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办理学堂，首重师范”，“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开通国民知识，普施教育，以小学堂为最要；则是初级师范学堂，造就教小学之师范生，尤为办学堂者入手第一义……优级师范学堂在中国今日情形亦为最要，并宜接续速办”。[48]因此，癸卯学制中制订了《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和《优级师范学堂》以及《任用教员章程》。同时规定各地还应在系统学制之外举办简易师范科和师范传习所等师资培养、培训机构，并给予师范生一定的优厚待遇。“癸卯学制”颁布后，师范教育得到了飞速发展，各地纷纷创办各类各级师范学堂。1907年，全国有师范学堂553所，学生数36608人；1908年有师范学堂595所，学生数33624人；1909年有师范学堂427所，学生总数达29126人。表面上看，1909年与前两年相比，师范学堂数和学生数都减少了，但这主要是初级师范的简易科和师范传习所、讲习科等速成性质的师范教育机构减少所致。比如说，1909年简易科是112校，比1907年的179校减少67校，1909年的讲习所是182校，比1907年的276校减少94校（均不包括京师地区）。相反，1909年优级师范完全科有8校，而1907年只有2校。[49]所以就绝对数字而言，似乎有所减少，但程度却大大提高了。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11月18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举行开学仪式。据这年11月的《京师大学堂同学录》记载，师范馆共有学生195名，其中广东籍学生24名，学生来源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招考，即参加在京举行的招生考试被录取者；二是咨送，即由各省选择保送者；三是拨入，即由译学馆直接拨入者。在广东籍的24名师范生中，通过考试被录取的有6人，咨送的有11人，由译学馆拟入的有7人，伦明属于招考生。师范馆学生的课程安排，第一学年是普通课，包括外语、国学等。从第二学年起开始分科，共分四科，第一科，国文、外国语（在英语、法语、德语中自选一语，分班授课）；第二科，中外历史、地理；第三科，物理、化学、数学；第四科，动物、植物、矿物、物理、卫生、农学、园艺，总名为博物科。伦明是第二科学生，学习中外历史、地理和英语。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伦明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毕业。
其间（1903—1904年），伦明曾到过河南开封。据《伦明评传》的作者罗志欢的说法，他去河南开封的目的“可能”有二：一是陪他三弟伦叙参加癸卯顺天乡试，二是他自己参加甲辰科会试[50]。实际上，无论是癸卯顺天乡试还是甲辰科会试，都是中国科举考试的最后绝唱。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教育制度中，科举是学校教育的灵魂，学校教育则是科举的附庸。这种旧的教育制度已经成为人才成长和选拔的严重障碍，也是举办新式学堂的主要障碍。因此，早在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将废除八股、改革科举考试作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的突破口。从著名的公车上书开始，康有为一再奏请光绪皇帝改革科举制度。1898年6月17日，他在《请废八股折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力陈：“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弃八股矣。”他还列举了八股考试的种种弊端，甚至认为“中国之割地败兵，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51]。梁启超也强调：“顷者强敌交侵，割地削权，危亡岌岌，人不自保……推求本原，皆由科第不变致之也。”因此，他建议光绪皇帝“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52]。严复则在《救亡决论》中痛斥八股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祸害，认为“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然则变将何先？曰：莫急于废八股”[53]。正是在维新派的推动下，光绪帝终于迈出了科举制度改革的第一步。1898年6月23日，光绪帝发布上谕，令“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6月30日，光绪帝又准御史宋伯鲁奏，“着将经济岁科归并正科，各省生童岁科立即改试策论”。7月19日又准张之洞、陈宝箴奏，并于7月21日颁谕令重申“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教为主，不得凭借楷法之优劣为高下”。这一改革尽管没有完全废止科举考试，也因为戊戌政变的发生而并未真正实行，但却起到了重要的文化和政治导向作用，同时也成了以后科举制废除的先声。
20世纪初的新政期间，科举改革的话题又再度提了出来。当慈禧在西安发布“新政”上谕，要求内外大臣就新政问题“各举所知，各抒所见”时，很多地方督抚提出了改革科举的主张。综合这些建议，清朝廷于1901年8月28日颁布诏令，对科举制进行改革。各科考试都要考中国政治史事和各国政治艺学策论，虽然还要考四书五经义，但“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54]这一诏书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语气上都与戊戌年的废八股之诏如出一辙，实际上是恢复了戊戌新政改革科举的内容。
然而，20世纪初年，新式教育的发展与戊戌年间已不可同日而语，对科举制度的部分改革已经不能适应20世纪时代的要求。1903年3月，张之洞会同袁世凯上疏奏请进一步改革科举制。他们认为，朝廷“诏各行省普立学堂”，“而起视各省，大率观望迁延，否则敷衍塞责，或因循而未立，或立矣而未备”，究其原因，“足以为学校之敌而阻碍之者，实莫甚于科举”，“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因此，他们建议，科举考试“今纵不能骤废，亦宜酌量变通，为分科递减之一法”。具体的办法是“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预计均分，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即以科场递减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55]这实际上是一个分年逐步废除科举考试的建议，可惜这一建议在批转“政务处会同礼部妥议”后就没有下文了。1904年1月，张之洞又与张百熙、荣庆联衔再次上奏，建议逐步裁减科举中额。这一次清廷虽然接受了建议，但又表示要“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后，“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56]。
按照上述建议和谕令，科举中额必须三科即十年后才能减尽。面对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引起的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和国内革命情绪的高涨，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强烈地感觉到科举考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于是，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周馥等再次上奏指出，“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因此他们建议：“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庶几广学育才，化民成俗。”这一奏折成为了科举制度的催命符，清廷以上谕的形式对此奏折进行了批复，这就是1905年9月2日宣布废除科举的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57]这样，在中国沿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科举制的废除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严复曾断言：“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58]然而这一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剧烈的反响，既没有激烈的反对，也没有热情的欢呼。人们平静地接受了这一重大的改革。倒是传教士林乐知在废科举后不久指出：“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59]可惊可骇或许是一种夸张，但科举制度的废除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却是事实。
首先，科举制度的废除导致了传统的封建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和权力重心的下移。士大夫对于皇权的那种敬畏感和归属感也急剧降低，开始失去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一部分已经有了功名的士绅开始把目光和精力投向地方，借清政府开办新政之机，利用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声望，直接同清朝中央政府分庭抗礼。这便形成了皇权与绅权的对立，并使绅权的扩张成为瓦解清王朝统治基础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大量的知识分子因对清政府失去信心转而投向革命。科举制度废除后仅仅六年，清王朝便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土崩瓦解了，这是耐人寻味的。可以说，科举制度的废除，加速了清王朝的垮台。
其次，科举制度的废除导致了“士”阶层的急剧分化和解体。在传统的“士、农、工、商”社会结构中，士作为四民之首有着独特的社会地位。士人的地位必须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或官职方能取得，因此“科举曾充当过传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枢纽。这种考试是为维护儒家的国家正统的运作需要而设计的，是授予特权和打通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手段”[60]。而科举制度的废除堵塞了士人入仕做官的传统途径，使他们不再拥有向上层社会流动的特权。这一方面使士人阶层不再有新的补充来源而渐进性地归于消亡；另一方面，原有的士人阶层也由于失去了向官僚集团流动的特权而只能流向其他的社会阶层，虽然在一段时间里，原来的士人阶层还在社会上居主导地位，但是这种主导地位不再是科举制度授予他们的特权，而只是由于社会变迁给他们提供了机会，他们的主导地位不再体现于传统社会结构中，而是体现于新的社会结构中。他们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转变，正说明这一传统阶层的消亡，也说明了以士为首的传统“四民”社会结构的瓦解。
再次，科举制度的废除导致了社会价值观念的进一步转变。科举制度以儒家思想为内核。在这一制度下，“道形于上，器形于下”，即重人伦、斥技艺的价值观成为影响士人阶层人生追求的主要思想资源。这一价值观又通过科举制度被不断地复制和强化，成为整个社会的主要价值取向。人们尤其是士子们，鄙视科学知识，不屑于学习科学知识。加上八股文章的束缚，他们“心都蒙了，耳都塞了，眼都遮了”。因此，中国科学技术在明清之时大大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而又导致国内生产力水平低下，并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科举制度废除后，“重经义、斥技艺”的传统价值取向被打破，人们纷纷从“读书做官”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开始走向广阔的社会，从事农工商等各种近代职业。1910年前江苏省旧式士人从事实业者占总数的30.4%，新学堂毕业生与归国留学生从事实业者更是占总数的37%[61]。与此同时，专门学校、实业学校也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更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1905年到1909年，全国已有农业、商业、工业等专门学校16所，学生1881人，实业学校254所，学生16649人。1909年全国各地有农业学校95所，工业学校64所，商业学校42所。1911年全国各地有农业专科学校5所，工业专科学校10所，商业专科学校5所。民国初年，全国各地各级各类专门学校达30多所，每年在校学生6000人左右；实业学校500多所，每年在校学生30000人左右[62]。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大多流向农工商、金融、交通等部门，成为各地经济建设的生力军。譬如1907年前湖北省各实业学堂毕业生中，有不少人曾担任实业司长、建设厅长、铁路工程师、火车站长、交通次长、农商部参事、农棉试验场场长、会计司长、路矿经理等职务[63]。
当然，科举制度废除的最直接影响是促进了新式教育的发展。科举制度将学校教育径直与科举入仕接轨，倡导“学而优则仕”，从而扭曲了教育的本质精神，扼杀了人的全面发展。这正是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最大弊端。尽管在鸦片战争后，特别是洋务运动后，近代新式教育已经出现，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因科举制度的羁绊，近代新式教育发展艰难。人们虽然“竞言开学堂”，但“不知学堂为何事”。即使像上海、南京、苏州等地“最著名”的大学堂，其情形也相当糟糕。“陆师学生派充师范，八股专家支持讲席；以格言语录为课本者有之，以夏楚击碎学生首者有之”[64]。因此，废除科举制度就成为了进行教育改革、发展近代新式教育的关键所在。废科举后，教育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新式教育迎来了大好的发展时机。全国各地出现一股兴学热，学堂数量直线上升，学生群体急剧壮大。
伦明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毕业时30岁，以平均分数76.87分，被评定为优等。伦明原系举人出身，如前所述，他是以举人身份报考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京师大学堂毕业时，由于他成绩优秀，根据清政府废除科举后的变通方法，又被授予举人衔。因此，他成了双举人。这是清末才有的一种独特现象。或许是年龄偏大的原因，他没有继续升读大学本科；也或许是受了废除科举制度的影响，他也没有听从清政府的安排，到广西去候补知县，而是回到了广州，开启了新的人生历程。
2.2 入仕从政（1908—1917）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即伦明从京师大学堂毕业之前一年，时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合并两广游学预备科馆和广州译学馆，创建了两广方言学堂。这是清末时期两广地区较为完备的一所学习外语的学校。著名教育家陈黻宸出任学堂督监。伦明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读书时，陈黻宸是该馆的教习，因此与伦明有师生之谊。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回到广州后，伦明即被陈黻宸聘请为两广方言学堂教务长兼经济科教授，佐理一切校务。1909年（宣统元年），广东学务公所于省会广州开办了两所高小，即西区和东区模范小学。伦明被聘为西区模范小学校长。但由于他在两广方言学堂有任职，所以基本上不管校务，校务主要由马季海代理。
1910年（宣统二年），陈黻宸离开两广方言学堂返回老家浙江，继任监督隗文云解除了伦明的教务长职务。不久，两广方言学堂发生拒隗风潮，学务公所怀疑是受伦明指使，伦明因此连西区模范小学的校长也无法继续当下去了。不得已，他提出辞呈，并于是年9月入两广总督张鸣岐幕。
1911年（宣统四年）三、四月间，伦明离开广州北上，回到了他曾求学过的北京。此时，已是辛亥革命前夜。先是于1905年，孙中山联合黄兴、宋教仁等人，在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小团体的基础上，成立了清末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政党——同盟会，并提出了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内容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同盟会成立后，先后领导和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给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尤其是1911年广州“三·二九”之役（黄花岗之役），虽然使同盟会丧失了一大批骨干和优秀分子，但这次起义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推进了本已日益成熟的全国性革命高潮的到来。与此同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为推动清政府加快其立宪步伐，速开国会，实行真正的立宪，于1909年10月到1910年11月间，发动了三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但这三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请愿运动都归于失败。三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1910年12月到1911年1月，东三省又发动了第四次请愿，但这次请愿失败得更惨，东三省的请愿代表刚到北京，清政府即严令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立即将他们“迅速送回原籍，各安生业，不准在京逗留”，并威胁说：如果再搞什么请愿，就是“聚众滋闹”，各省督抚即应“查拿严办，毋稍纵容”。随即，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因“创议联合全国学界，罢学要求”，被清政府发派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至此，国会请愿运动宣告完全失败。
清政府在镇压了国会请愿运动之后，于1911年5月宣布建立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的“皇族内阁”。本来，请愿运动的失败，已使立宪派对清政府有了失望之感，而“皇族内阁”的成立，更使他们从失望变成了绝望。当时在北京参加谘议局联合会的各省立宪派领袖和骨干分子，连续两次上折，抨击皇族内阁不合立宪精神，指出“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者，有不能相容之性质”，并要求另简贤员，根据立宪国的通例，成立责任内阁。然而和请愿运动的结果一样，清政府不仅没有接受他们的要求，而且严词申斥他们的“议论渐进嚣张”，要他们“懔遵《钦定宪法大纲》”，对于朝廷的用人大权，“不得率行干请”。立宪派在绝望中奋力抗争，但得到的则是更彻底的绝望。绝望之余，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得不另做打算，有的人开始倾向革命，有的人则开始着手组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立宪派政党。1911年6月4日，亦即“皇族内阁”成立不到1个月，清末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立宪派政党——“宪友会”在北京宣告成立。会议推举全国18省和八旗支部的发起人，具体名单是，广西：甘德蕃、蒙经；湖北：汤化龙、张国溶、郑万瞻；山西：梁善济、李庆芳、李华炳、李素；奉天：袁金铠；山东：周树标；江西：邹树声、宋名璋、叶先圻、罗家衡、郭志仁、谢远涵、黄远庸；福建：高登鲤、刘崇佑、林长民、林志钧；河南：方贞、王敬芳；陕西：李良材、郭忠清；四川：蒲殿俊、何耀光、胡庸章、萧湘、罗纶、李新展；浙江：汤尔和、马叙伦、陈黻宸；湖南：谭延闿；吉林：何印川；安徽：窦以珏、陶冠禹、李国松、康达；直隶：李榘、籍忠寅、齐树楷、李长生、高俊浵、张铭勋、刘春霖、王法勤；贵州：杨寿篯；广东：伦明、姚梓芳、黄节；江苏：马相伯、沈恩孚、黄炎培、汪秉忠；八旗：恒钧、文耀[65]。就上述名单来看，不少人是各地的立宪派代表人物或三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如湖北的汤化龙，福建的林长民，四川的蒲殿俊，浙江的汤尔和，湖南的谭延闿，江苏的马相伯、沈恩孚等。当然，其中也有少数的同盟会会员，如黄炎培、蒙经、郭忠清。尽管伦明既不是立宪团体的成员，也没有参加过三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但以他的影响和地位，还是被会议推举为广东支部的发起人。成立大会通过了《章程》二十五条，其基本纲领是：“以发展民权、完成宪政为目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尊重君主立宪政体、促成责任内阁、整理行省政务、开发社会经济、讲究国民外交、提倡尚武教育等6条具体纲领。大会通过的《支部规则》规定，“总部为各支部之总机关，各支部应统属于总部”，总部与支部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上下级关系。在未设会长以前，其关系大致为：“总部对于支部之责务：（甲）组成支部及其发达事件；（乙）通告本会一致进行事件；（丙）征求协商事件；（丁）其他关于一切通知各项事件。”“支部对于总部之责务：（甲）担任本会义务；（乙）要求协商事件；（丙）担任调查事件；（丁）其他一切关于本会通知应行筹备各事件”。“各支部之目的及行动条件一依会章办理”，“各支部议决案应随时报告总部”。总部的决议支部必须执行，组织的决议个人必须执行，换句话说，组织原则是地方服从中央，个人服从组织：“本会政策之关系国家者，由大会议决，议决后本会各部会员不得有二种以上之主张；其关系一省者，由各该本省支会议决，议决后各该支部会员不得有二种以上之主张。”“本会议决案有必须以本会名义执行者，非经大会议决，不得自由行动。”凡欲入会者，必须“有选民资格，赞成本会宗旨”，“具有入会证书，由本会会员一人之介绍，经常务干事认定”。会员于入会时要交纳5元入会金，平时交纳月捐1元，三个月一交，如两次不交，“当然消灭会员资格”。会员“不得以本会名义为个人之行为”，“有反乎本会宗旨或背本会规约者，经本会议决，不认为本会会员”。这就使得“宪友会”具备了政党的基本特征。
宪友会成立不到半年，便爆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后，宪友会内部发生分化，不少人转向革命，成了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也有人仍然坚持其立宪主张。而伦明则于辛亥革命发生不久，携带他在京城购得的四大箱图书回到了老家。之后，去了广西谋职，先到桂林，后到浔州，任浔郡中学堂校长。浔郡中学堂创办于1904年，是广西学生最多的四所新式中学之一。1913年改名为“浔州中学堂”。伦明任浔郡中学堂校长两年左右时间。
此时，袁世凯已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并且镇压了孙中山等人发动的“二次革命”。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实现其政治野心，袁世凯指使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策划组建御用政党。1913年9月，梁士诒纠集潜社、集益社等几个小政党，发起成立了公民党，由于梁士诒是交通系的最高领袖之一，故公民党事实上是交通系掌握的政党。其主要干部有李庆芳、梅光远、权量、陆梦熊等。梁士诒在《公民党政见书》中称，公民党的政纲是“以国家权力实行政治统一，增进人民福利，为本党确信之政权，随时发表政策，求国民多数之同情”。梁士诒主张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10月6日，在袁世凯及梁士诒的指示下，军警包围了国会议场，经过3轮投票，选出袁世凯为大总统。梁士诒因权力大而被称作“小总统”。由于梁士诒是佛山三水人，与伦明是广东老乡，比较熟悉，加上伦明之前做过“宪友会”广东支部的发起人，有一定的人脉关系，因此，这年12月底，受梁士诒的指派，伦明回广东设立公民党广东支部。不久，他与黄荣新组织报务，在《日日新报》的旧址上，复刊《时敏报》，作为公民党广东支部的机关报。期间，伦明还与李汉桢等人一起在广州创办了《广东平报》。从伦明上述活动来，在政治上称他为袁党不为过。
1914年5月，郑谦（鸣之）任广东政务厅厅长，伦明随即被郑任命为视学。视学制度始于1912年1月，以蔡元培为总长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下设视学处，置视学官16人，初步建立起现代教育的视学制度和督导体系。1913年1月20日，教育部公布《视学规程》十七条，将全国划分为八个视学区，每视学区派视学官2人，定期及临时视察该区普通教育及社会教育，包括教育行政状况、教育状况、经济状况、卫生状况、执务状况、设施状况以及教育总长特命视察事项等。《视学规程》要求，视学官要“切实调查，随时报告，至视察完毕，除面陈概要外，应提出本年度之总报告书”。《视学规程》对视学官的资格也作出了规定，即有荐任文官资格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者可出任视学官：“一、毕业于本国、外国大学或高等师范学校，任学务职一年以上者。二、曾任师范学校、中学校长或教员三年以上者。三、曾任教育行政职务三年以上者。”[66]1914年12月，根据时任教育总长汤化龙的指示，“以各省政务厅中之教育科及视学官等组织教育厅”，教育厅下设视学官四至六人，由厅长任命，掌管全省教育事宜。伦明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并先后出任过两广方言学堂教务长兼经济特科教授、广西浔郡中学堂校长、广州西区模范高小校长等职，完全符合任职条件。
2.3 执教育人（1917—1938）
伦明出任广东视学官两年多时间，即1914年5月到1916年。1917年8月，他被聘任为北京大学教授。
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初蔡元培到任后，以“兼容并包和学术思想自由”为办学方针，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北京大学一改原来思想保守、校风腐败、生活散漫的局面，成为当时思想最活跃、学术风气最浓厚的高等学校。陈独秀就是在蔡元培的聘请下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到职后，即把原来创刊于上海的《青年》杂志迁往北京大学，这使在北京大学形成一个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知识分子的联合体成为可能。在此前，《新青年》的作者主要是陈独秀和章士钊办《甲寅》时的作者。但是从第三卷开始，加入了许多新的作者，这些作者大多是北大的教员或学生，如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王星拱等，这使北京大学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蔡元培还大力提倡和鼓励北大师生组织各种学会、社团，以引发他们研究学问的兴趣。据不完全统计，在蔡元培的提倡和推动下，“北大成立的各种社团有27个”[67]，其中也包括一些社会性、思想性和政治性的社团。如在蔡元培大力支持和倡导下成立的进德会，就以“不赌、不嫖、不娶妾”为基本戒条，以“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为选认戒条，这对改良当时腐化的社会风气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为了贯彻“兼容并包和学术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蔡元培还把那些学有专长，而政治和文化取向不同甚至彼此对立的学者，聘请到北大担任教授，比如，思想保守者有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人，思想激进者有李大钊、钱玄同、吴虞等人。伦明就是这一时期被聘为北京大学法预科教授的。张次溪的《伦哲如先生传》说：“（伦明）民国六年再北来，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另据1918年编印的《北京东莞学会会员录》记载，伦明到京任北大教授时间是“（民国）六年八月”。
除任北京大学法预科教授外，伦明还兼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文门诗词科目教授。1917年11月，为了推动学术研究，北京大学公布《研究所通则》，提出以本科各学门为基础，组建现代的学术研究机构。文科研究所随即成立，下设国文学、英文学和哲学三个研究所，三个研究所下又分别设立若干研究科目，伦明为国文门诗词科目教授，同为国文门诗词科目教授的还有刘富槐（农伯）。
当时的北京大学对教师的要求比较宽松，除了完成其教学和研究任务外，还可以到其他学校当兼职或到社会去兼职，如李大钊、鲁迅、周作仁等就曾兼任多所学校的教授。伦明没有到其他学校兼职，而是担任了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的秘书。吴景濂，晚年自署抱冰老人。辽宁宁远人，其祖上就是大名鼎鼎的吴三桂。三藩反正事败后，吴氏一族被迁回原籍，投于下五旗，充作站丁。1873年3月8日，吴景濂出生于现在的辽宁省兴城市（也就是清朝时期的宁远城）。在民国政坛上，吴景濂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曾四次出任国会议长。其一生几度大起大落。第一次是在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当时任奉天咨议局议长的吴景濂借机联合奉天各界组织急进会，力谋响应，被选为会长。不久，他与革命党人蓝天蔚密议奉天独立，事泄后遭追杀。11月，吴景濂经大连赴上海，再到南京，与孙中山会晤。同月29日，作为东北的唯一代表，参加了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选举。同时，受蔡锷支持，组建统一共和党。1912年，吴景濂到北京组织临时参议会，与袁世凯的进步党竞选。为取得竞选的胜利，统一共和党与同盟会合并成国民党。吴景濂作为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被选为国民党的七大理事之一。4月29日，竞选成功，吴景濂被选为临时参议会议长。在他的主持下，通过了160多项法案，为民国立法奠定了基础。第二次是在1917年。1913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强迫解散国会。1916年，袁世凯垮台后国会正式复会，1917年5月，吴景濂接替辞职的汤化龙当选众议院议长。7月，张勋带兵攻入北京，扶植废帝溥仪复辟，国会重被解散。第三次也是在1917年。国会重被解散后，吴景濂南下，于是年8月就任非常国会众议院议长，组织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并亲致大元帅颂辞。1918年桂系地方势力串通政学系，在国会中通过废元帅制为总裁制，排斥孙中山，对此，吴景濂十分不满，于是离开广州去了上海。第四次是在1922年。这年，吴景濂回北京出任众议院议长，帮助曹锟贿选总统，被称为“猪仔国会”。曹锟当选总统后，否认让吴景濂担任国务总理的承诺，吴景濂气愤之余悄然离开北京到天津寓居。以后几次活动复出，均未成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多次请吴景濂回东北主持政务，他拒不复出。1936年，吴景濂与中共地下党会面，表明了自己的爱国立场。1944年1月24日，吴景濂在天津病逝。1955年迁葬于北京西郊八大处福国公墓。如今，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旁，庄严地挺立着一棵细叶榕树，围栏石刻“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手植”十个字。据考证，这是吴景濂于1920年担任非常国会议长时，为缅怀先烈而亲手所栽。吴景濂的故居在兴城古城财神庙胡同，部分房屋尚存。伦明给吴景濂当秘书，是在吴第二次担任国会议长期间，时间只有短短的三个月，即1917年5月到7月。
1921年9月，伦明辞去北大教席。据梁启超给江翰的信中透露，伦明辞职的原因主要是“为浙派所排而去”[68]。在北大，浙派学者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占据着一些重要的位置。时任北大教授的吴虞在日记中曾对1923年北大教职员名录作了一个统计，“夜阅《北大教职员录》，略为统计如下，浙江六十七人，直隶五十五人，江苏四十八人，广东二十七人，安徽二十人，湖北十八人，江西十一人，福建九人，湖南九人，四川五人，山东五人，河南四人，广西二人，山西二人，陕西一人，贵州一人，甘肃一人，奉天一人，计二百六十六人”。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浙派学者占了北大教职员总数的1/4。另据吴虞日记1924年1月22日的记载：“教长张国淦已发表，系范源廉、颜惠庆所推荐。蒋梦麟诸人运动汤尔和复职，竟未成功，然浙派之植党揽权，固可见也。”7月10日又记：“今日《顺天时报》，有北大更换校长之先声一则，若成事实，而浙派将有变更矣。”[69]浙派对北大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尤其是在北大的国文系和文科研究所，其教职员中，浙江籍占了大半，如主任沈尹默、教授钱玄同、马叙伦、陈汉章、黄侃、朱希祖、刘富槐等，不少人还是章太炎的弟子，是同门师兄弟，浙派的影响更大。浙派学者往往凭着他们的人多势众，排挤其他省籍的学者。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见桑兵教授等人的研究。
但也有人认为，伦明辞去北大教席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全身心地投入续修《四库全书》的工作。他辞去北大教席的那年12月，伦明曾致信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陈垣，就有关续修《四库全书》事项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请求编订《一应之书目》（《求书目录》）；二是校雠《四库全书》；三是编写《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作为一位目录学家，伦明十分清楚目录学的功用，他因而将编纂目录的重要性提高到关乎国粹兴亡的高度。他在信中写道：“编订一应之书目，以待搜求也。查教育部越辖之图书馆，收藏非不富，然皆就旧有而保存之，初未调查我国现存之籍共有若干。例如经部，除四库所录外，其余未收若干种。在修四库后成书当时未录者若干种。或旧本尚存，或尚有抄本。其最精要之某种则不可不多方求之，或就藏书家移录之。盖此图书馆为全国之模范，其完备亦当为全国冠。况迩来旧书日少，且多输出，私家藏贮，不可持久。若无一大图书馆办此，则国粹真亡矣。”在信的最后他告诉陈垣：“弟自九月即脱离大学教席，绝无别事，日惟闭户读书，自分见弃世也。”[70]陈垣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和教育家，广东新会人，梁启超的小同乡，伦明与他比较熟悉。但遗憾的是，五个月后陈垣辞去了教育部次长一职，伦明的建议也就不了了之。
伦明辞去北大教席后，1924年，被时任河南道清铁路局局长的同乡陈某聘请为该局总务处处长，历时三年。后经梁启超向江翰推荐，伦明重返北大任教。此时的北大与他1921年辞去教席时的北大已有很大不同。先是1927年8月，张作霖颁布了改组北京所有国立高等学校的大元帅令，宣告京师大学校成立。接着，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国立京师大学校组织纲要》，规定原国立九校除北大分为两科外，其余各校均为大学校的一个科，科系设置为：文科、理科、法科、医科、农科、工科、师范部、女子第一部、女子第二部、商业专门部、美术专门部。各科部设预科。原北京大学的文学院、理学院改为京师大学校的文、理两科，原北京大学的法学院合并到北京法政大学，称为法科第二院。各科置学长一人，分担原校长的管理职务。9月，又将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改为国学研究馆，内设总务部、研究部和编辑部，由叶恭绰任馆长。伦明重回北大后主讲目录学、版本学课程，课程名称有“明清史籍研究”“清代史学书录”等。据他的学生傅振伦回忆，“新聘教师有名于时者有邵瑞彭、邓之诚、伦明诸先生”[71]。这一时期的“教员多逊帝遗老耆旧，不学无术，独江翰、伦明、邵瑞彭、邓文如诸先生学识渊博，为学生所推重。江叔海授（江翰）《孔孟要义》，伦哲如（伦明）授《明清史籍题解》及《目录学》，邵次公（邵瑞彭）授《古籍校读》，邓文如（邓之诚）授《中国史概论》，讲史学起源，从《尚书》开始，师承王阳明‘五经皆史’、章学诚‘六经皆史’说”[72]。伦明这次在北京大学呆的时间较长，1933年7月前后才离开北大，进入北平民国学院任教。
除任北大教席外，伦明还被北平辅仁大学、北平中国大学等高校聘请为教员。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在当时，各大学老师到其他学校兼课的现象十分普遍。陈源在《西滢闲话》中曾对当时大学老师的兼课现象有过描述：“有许多同人是北大的教员，又是另一个或几个国立各校的教员；有许多同人是北大的专任教授，又是另一个或几个国立各校的专任教授。”[73]北平辅仁大学是一所天主教的教会大学，它的创办，延续了始于明末清初利玛窦与耶稣会会士的“学术传教”传统，迄辅大酝酿创校之时，天主教在华已有两所耶稣会经营的高等教育中心（上海的震旦学院，天津的津沽大学）。其时大部分的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一如其他的知识分子，全心倾力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其中，尤以满清皇族后裔英敛之与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为著名代表。1912年，英、马二氏以中国天主教领袖人物的身分，共同撰写了《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提出在北京建立一座天主教大学。英敛之随后于香山静宜园建立“辅仁社”，由于与马相伯手创的震旦学院的理念十分类似，因而得到马氏的大力支持。尽管两人的最初理想虽均告失败，但仍不放弃，再接再厉，最终促成两人携手于1925年创立了“北京公教大学”。1927年北洋政府准予将“北京公教大学”改名为“私立北京辅仁大学”（英文校名未变）。1929年呈请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立案，因应北京改名北平而改称为“私立北平辅仁大学”。陈垣先后任辅仁大学教授、副校长和校长，由于他十分熟悉北京学术界，与各校的不少教授是十分要好的老朋友，因此，辅仁大学在创办初期，其教员大多由陈垣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北京著名大学聘请而来。据台静农在《北平辅仁旧事》中回忆：“这一新兴的大学，主要教授多未从其他大学物色，而是从大学范围以外罗致来的，因为援庵（陈垣）先生居北平久，结识的学人多，一旦有机会，也就将他们推荐出来。……伦明，字哲如，也是由援庵先生引入大学任教的。”[74]除伦明外，从其他大学被引入辅仁大学任教的还有“赵万里、周作仁、沈尹默、郑振铎、马衡、刘钧、邓之诚、柯昌泗、朱师辙、陆懋德、范文澜、孙人和、魏建功、罗常培、郭家声、唐兰、容肇祖、罗庸、朱光潜、谭其骧”等人。[75]伦明是1929年被聘为辅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字系讲师的，其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历代诗代表作品”“诗专家研究”“史记汉书研究”“作文（二年级）”等。周一良是1931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的，他在《纪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写道：“我1931年进入辅仁大学历史系，那时辅仁开办不久，制度很不健全，对于低年级课不重视。一年级有两门中国史课程。……而辅仁大学中国文史方面著名学者如陈援庵（垣）先生、余季豫（嘉锡）先生、伦哲如（明）先生等，一年级学生都无缘接近，更谈不到亲聆教诲了。我感到不满足，决心转学。”[76]在辅仁大学讲课的同时，伦明还到由孙中山和马邻翼于1912年倡议建立的中国大学（最初校名为国民大学）讲授“唐宋文”[77]。
1933年7月，伦明在离开北京大学的同时，也离开了辅仁大学，进入北平民国学院任教。民国学院原名北京民国大学，于1916年9月由参众两院议员吴景濂等数十人发起，由蔡公时和马景融以私人财力创办的。无论办学的条件，还是学校的名气，民国学院都远远不能与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相提并论，但伦明为什么要离开办学条件更好、名气更大的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而进入民国学院呢？推之原因，可能与其待遇有关。伦明虽然是著名学者，在学术界已有一定的影响力，但限于体制，他在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担任的都是讲师。1929年8月10日《北大日刊》公布的《发聘书聘请新旧教授及讲师名单》，伦明名列讲师第十。1930年5月《国立北京大学教职员录》在册国文教员，伦明名列讲师第五。1932年9月27日《北平晨报》刊载的《北大昨发表系主任及教授讲师》一文，伦明等54人名列讲师名单。伦明在辅仁大学也是讲师。
而民国学院给伦明的则是教授。据《北平民国学院各系科教授一览》显示：姓名：伦明；别号：哲如；年龄：53岁；籍贯：广东东莞；担任科目：目录学；通讯处：烂缦胡同东莞会馆。对于学者来说，教授不仅比讲师的待遇优厚，更主要的是对他学术地位的认可。
1937年7月，伦明乘暑假南归回家扫墓，计划于暑假结束后返回北京。然而他南归不久，“七·七”事变发生，全面抗战爆发，交通阻塞，他不可能按计划返回北京了。于是他只好留居广州，寄寓在第六女家，期间“忽患脑充血，全身瘫痪，几频于危”，后虽经德国医生的精心治疗，捡回了一命，但他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他曾经长期学习和工作过的北京。
2.4 返乡离世（1938—1944）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伦明返回故乡东莞望牛墩。不久，东莞沦于日寇之手，伦明遂“辗转于新塘、横沥之间。时土匪猖獗，声言扒村，先生一日数惊，苦不可言。而乡间无书籍，又无可谈之人，是惟作诗以自遣。《御批通鉴辑览》一书，已翻阅数次，几可背诵云”[78]。同年10月，原在广州的岭南大学辗转迁移到香港，借用香港大学校舍于11月中旬复课。伦明得知这一消息，曾去信随岭南大学迁到香港的冼玉清，想托他在岭南大学谋一教席。以伦明的学术地位和声望，岭南大学的责任人马鉴、许地仙等当然希望他能来香港任教，但由于当时内地迁移香港的人太多，难求一栖身之所，所以伦明要去香港的希望落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随即进攻香港，香港沦陷，岭南大学在香港无法立足，不得已又内迁韶关曲江。冼玉清与伦明的通讯也因此中断。
1940年5月，日伪广东省和广州市政府成立。不久，日伪广州市政府将原来的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和市立博物馆合并，成立“广州市立图书博物馆”，任命郑渭中为馆长，伦明为副馆长兼图书部主任。关于伦明任日伪“广州市立图书博物馆”副馆长兼图书部主任一事，很少有学者提及，就是提及者也持的是客观介绍的立场，而没有给予任何指责或批判。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严肃学者应采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无论何种原因，伦明出任日伪“广州市立图书博物馆”副馆长兼图书部主任这都是他人生中的一大缺憾，这关乎民族大义，丝毫含糊不得，不能因为伦明是著名学者，是东莞的乡贤，而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伦明出任“广州市立图书博物馆”副馆长兼图书部主任大约不到一年时间。1941年4月15日，馆长郑渭中报称：“副馆长兼图书部主任伦哲如，年老多病，不胜烦剧，拟请免去本兼各职，遗缺请委郎宝琛接充。”日伪《广州市政府指令》第五九八号，“应予照准”。同一天，日伪广州市长关仲羲下达训令。4月19日，免职通知到达日伪“广州市立图书博物馆”，当天，郑渭中签发免职通知。
也许是由于生活所迫，伦明被免去日伪“广州市立图书博物馆”副馆长兼图书部主任后不久，又受聘于日伪广东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兼主任。日伪广东大学是1940年7月26日，经日伪广东省政府第十八次省务会议通过，以广州光孝寺为校舍创办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接受了岭南大学校址。1942年秋，广东大学由广州光孝寺迁至河南康乐村岭南大学旧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日伪广东大学被遣散。
广东大学是日伪时期广州最好的高等学府。当时在广东大学任职的有三十多位教授和五十多位讲师，其中有的是因老弱病残而没有随岭南大学内迁的岭南大学的教授。伦明在广东大学任职一直到他于1944年去世。据曾参与创办广东大学的陈嘉蔼后来回忆：“广东大学院系确立后，开学前后，人事渐次确定。文学院分三系：中国文学系，我兼主任；教育学系，区声白教授兼主任；历史学系，伦哲如教授兼主任，伦逝世后，该系合并于中文系。”[79]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的学者虽因生活所迫在日伪广东大学当了教授，或担任了其他职务，但他们对自己的言行有所取舍和声明，如物理学家、南海人任元熙，在应聘日伪广东大学教授之时，曾很庄重地声明：“古时王猛当秦符坚的宰相，许衡出任异族，做元朝的官吏，均是不得已之事。我来大学，只教我的书，所有开会、演讲和与政治有关的事情，我决不参加。这是我首先要声明的。”“徐信符当时表示愿意就聘为图书馆长，但要易名为徐成，和只能在港遥领”[80]。但从目前所发现的资料看，伦明没有发表过类似声明。
为了实现续修《四库全书》的夙愿，伦明自就读京师大学堂起就特别重视访书和藏书，其藏书十分盛丰。在任广东大学历史系主任和教授期间，教学之余，他主要从事访书、藏书、校书和编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工作。伦明在广州的藏书分别存储于小东门寓所和南伦书院。如果说伦明的北京藏书主要奠定于他入读京师大学堂以及此后他任教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和北平民国学院期间，那么，他在广州的藏书主要奠定于他先后两次执教广东期间（第一次是1907—1910年，第二次是1937—1944年），尤其是第二次亦就是他任广东大学历史系主任和教授期间的搜访。据孙殿起回忆，1943年秋，他曾三游广州，见过伦明在广州的藏书，“其中以粤人所著书居其大半”[81]。
1944年10月，伦明在家乡东莞故里病逝，享年67岁。魏隐儒《藏书家伦哲如》记载：“伦氏卒后，将广州藏书全部让于广东省图书馆。北京所藏部分，于1947年全部归北京图书馆。”[82]但据查考，尚无实物和文字资料证明伦明在广州的藏书“让于广东省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