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在诺丁汉郡有一份小小的产业。我在他的5个儿子中，排行老三。14岁那年，他送我进了剑桥的伊曼纽尔学院。在那儿我住了3年，埋头攻读我的学业。虽然家里给我的补贴少得很，但是对于一个贫困的家庭来说还是太重了。于是我就到伦敦著名的外科医生詹姆斯·贝茨先生手下当学徒，一直学了4年。
有时父亲也会寄小额款项给我，这些钱我就用来学习航海及数学中的一些学科，对那些有志于旅行的人来说，这些东西都很有用处。我始终深信，终有一天我会交上好运去外出旅行的。学业完成后，我回家去见父亲。多亏他和约翰叔叔及几个亲戚帮忙，我得了40英镑，他们还答应以后一年给我30英镑用来维持我在莱顿[1]求学。我在莱顿学医共2年7个月。我知道在长途航行中，医学是很有用处的。
从莱顿回来后不久，恩师贝茨先生推荐我到亚伯拉罕·潘耐尔船长统率下的“燕子”号商船上当外科医生。我跟随船长干了3年半，曾多次去利凡特[2]和其他一些地方。回来之后，受恩师贝茨先生的鼓励，我决定就在伦敦住下来。他又给我介绍了几位病人。我在老周瑞街的一座小房子里租了几个房间，那时大家都劝我改变一下生活方式，我就跟在新门街上做内衣生意的埃德蒙·伯顿先生家的二女儿玛丽·伯顿小姐成了亲。我得到了400英镑的婚嫁费。
可是，两年之后恩师贝茨去世了，我没有几个朋友，而良心又不允许我像我的许多同行那样胡来，因此生意渐渐萧条。我和妻子以及几个朋友商量了一下，决心再度出海。
我先后在两艘船上当外科医生，6年里我多次航行到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3]，我的财产也因此有所增加。由于我总能幸运地得到大量的书籍，所以在空余时间里我阅读了许多古今最优秀的作品。到岸上去的时候，就观察当地人的风俗、性情，也学学他们的语言，我凭借着自己记性强，学起来较容易。
由于这几次航海中的最后一次不怎么顺利，所以我开始厌倦起海上生活，想着要呆在家中与老婆孩子一起过日子。我从老周瑞街搬到脚镣巷，接着又搬到威平，盼着能在水手帮里揽点儿生意，结果却未能如愿。一晃3年过去了，眼看着时来运转已经无望，我就接受了“羚羊号”船主威廉·普利查德船长的优厚待遇的聘请；那时他正准备去南太平洋一带航海。
1699年5月4日，我们从英国南部的一个叫布里斯托尔[4]的海港起航。我们的航行开始一帆风顺。
由于某些原因，把我们在那一带海上历险的细枝末节全都告诉读者是不合适的，只说说下面这些情况也就够了：在去往东印度群岛的途中，一阵强风暴把我们刮到了几迪门兰[5]的西北方。
据观测，我们发现所在的位置是南纬30°02′。船员中有12人因操劳过度与饮食恶劣而丧生，其余人的身体也极度虚弱。11月5日，那一带正是初夏时节，天空大雾迷漫，水手们在离船半链的地方发现一块礁石。但是风势很猛，我们被刮得直撞上去，船身立刻触礁碎裂。连我在内的6名船员，将救生的小船放到海里，竭尽全力脱离大船和礁石。据我估计，我们只划出去三里格远，就再也没有力气划船了，因为大家在大船上时已经力气耗尽，于是我们只好听凭波涛的摆布。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忽然一阵狂风从北方吹来，将小船一下掀翻了。小船上的同伴，以及那些逃上礁石或是留在大船上的人们后来怎么样，我也说不上，可我断定他们全完了。至于我自己，则听天由命地游着，被风浪推向前去。我时不时将腿沉下去，但却总也探不到底。眼看我就要完蛋而又再也无力挣扎时，忽然觉得水深已经不及灭顶了，而这时风暴也已大大减弱。海底坡度很小，差不多我走了一英里才到岸上，那时我想大约是晚上8点钟。
我又继续往前走了近半英里，没有见到任何房屋或居民的迹象，至少是我没有能看得到，因为当时我实在太虚弱了。我疲惫到了极点，再加上天气炎热和离船前又喝过半品脱[6]的白兰地，所以极想睡觉。我在草地上躺了下来。草很短，软软的，一觉睡去，记忆所及真是前所未有的酣甜香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