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马斯洛娃随着押解兵走了很长的路，累得筋疲力尽，快要走到地方法院那所大厦的时候，她养母的侄子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涅赫柳多夫公爵，当初诱奸过她的那个人，正躺在一架高大的、铺着羽绒褥垫的、被单已经揉皱的弹簧床上，穿着干净的、胸前皱褶熨得很平的荷兰细麻布睡衣，敞开领口，吸着纸烟。他的眼睛呆望着前面出神，他在思索今天该办的事和昨天发生过的事。
昨天傍晚他是在家财豪富、门第显赫的科尔恰金家里度过的，大家都揣测他一定会跟他们家的女儿结婚，他回想这些，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丢掉吸剩的烟蒂，想从银烟盒里再取出一支烟，可是改变了主意，把两条光滑的白腿从床边耷拉下来，用脚找到拖鞋。他拿起一件绸料长袍披在丰满的肩膀上，迈开又快又重的步子，走到卧室隔壁的漱洗室里去，那儿满是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香水等的人工香气。他在那儿用特制的牙粉刷他那些镶补过许多处的牙齿，用喷香的含漱剂漱过口，然后开始擦洗浑身上下，再用各式各样的毛巾擦干。他先拿香皂洗手，仔细地用刷子剔净长指甲盖，凑着大理石的大脸盆洗净他的脸和粗脖子，然后走进从卧室数起的第三个房间里，那儿已经为他准备好淋浴了。他在那儿用凉水冲洗肌肉发达、脂肪丰满的白净身体，拿松软的毛巾擦干，然后穿上干净的、熨平的衬衣衬裤和一双擦得像镜子那样亮的皮鞋，在梳妆台跟前坐下，用两把梳子理顺鬈曲的小黑胡子和头上前半部已经渐渐稀疏的鬈发。
凡是他使用的物品，凡是他的化妆用品，包括内衣、服装、皮鞋、领带、别针、袖扣，一概是最高级、最昂贵的货色，雅致，朴素，耐用，贵重。
涅赫柳多夫在十来条领带和胸针当中随手拣了两样（从前做这种事是新奇有趣的，现在却完全无所谓了），然后把早已刷干净，放在椅子上的一套衣服穿在身上，于是他，虽然算不得精神奕奕，不过总算干净利索，周身喷香地走进了长方形的饭厅。饭厅里，镶木地板昨天已经由三个农民擦亮，上面放着橡木的大食器橱，摆着一张也很大的、可以拉开的大饭桌，桌腿雕成狮爪的形状，大模大样地叉开来，样子颇为庄严。这张桌子上铺着浆硬的、绣着巨大的家徽的薄桌布，放着装满香气四溢的咖啡的银壶、银糖缸、盛着煮开过的奶油的银壶和装着新鲜的白面包、面包干、饼干的篮子。他的食具旁边放着新收到的信件、报纸、最新一期的“Revue des deux mondes”[8]。涅赫柳多夫刚要拆信，忽然直通走廊的房门开了，一个上了年纪、体态丰满的女人从容平稳地走进来，身穿丧服，头戴用花边做的装饰，借以遮盖她那渐渐展宽的头发挑缝。她原是涅赫柳多夫的母亲的女仆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不久以前他的母亲在这个住宅里去世，如今她就留在少爷家里做女管家。
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有好几次跟随涅赫柳多夫的母亲出国，在国外住过十来年，很有贵妇的外貌和气概。她从小在涅赫柳多夫的家里生活，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还叫米坚卡[9]的时候就熟识他。
“您早，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您好，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有什么新闻吗？”涅赫柳多夫打趣地问。
“科尔恰金公爵家里送来一封信，也不知是公爵夫人写来的，还是公爵小姐写来的。她们的女佣人早已送来了，到现在还在我的房间里等着，”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说着，把信交给他，露出会心的微笑。
“好，等一等，”涅赫柳多夫接过信来说，注意到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笑容，不由得皱起眉头。
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笑容的含意是说，这封信是公爵小姐写来的，依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看法，涅赫柳多夫已经准备跟公爵小姐结婚了。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笑容所表达的这种推断，在涅赫柳多夫是不愉快的。
“那么我去叫她再等一下，”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说，看见桌上扫面包屑用的刷子放得不是地方，就拿过来放在另一个地方，然后从容平稳地走出饭厅。
涅赫柳多夫拆开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交给他的香气扑鼻的信，抽出一张边缘不齐的灰色厚纸，上面的字迹尖细而飘洒，他开始读道：
我既然承担了帮您记住一切事情的责任，那么为尽责起见，我要提醒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得出庭去做陪审员，因此您无论如何也不能照昨天您用平素那种马马虎虎的态度所应许过的那样，陪着我们和科洛索夫去看画展了，a moins que vous ne soyez disposé à payer à la cour d’assises les 300 roubles d’amende，que vous vous refusez pour votre cheval，[10]由于您没有按时出庭。昨天您刚走，我就想起了这件事。那么您不要忘记才好。
公爵小姐玛·科尔恰金娜
信纸的背面附着几句话：
Maman vous fait dire que votre couvert vous attendra jusqu' à la nuit. Venez absolument à quelle heure que cela soit.[11]
玛·科
涅赫柳多夫皱起了眉头。这封便函是公爵小姐科尔恰金娜近两个月来对他不断进行的一种精致的工作的续篇，其目的在于用一根根目力看不见的细线把他和她越来越紧地拴在一起。不过凡是年纪已经不轻而又没有热恋着的男人，对结婚问题总是迟疑不决的，除此以外在涅赫柳多夫那方面，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使得他纵然下了决心，也不能立刻向她求婚。这个原因倒不在于十年前他诱奸过卡秋莎，后来把她抛弃了，这件事他已经忘得干干净净，而且他也不认为这是他结婚的障碍。这个原因却在于这段时期他同一个有夫之妇有私通的关系，虽然从他这方面来说，现在这种关系已经断绝，可是她还没有承认这一点。
涅赫柳多夫见着女人很怕羞，然而恰好正是这种羞怯才在那个有夫之妇的心里引起了要征服他的愿望。那个女人是某县的首席贵族的妻子，在那个县里每到贵族选举期间涅赫柳多夫总要去一趟。那个女人果然勾引他发生了关系。一天天过去，这种关系对涅赫柳多夫来说变得越来越迷人，同时也越来越可憎。起初涅赫柳多夫抵挡不住她的诱惑，后来又感到对她负疚，不得到她的同意就不能断绝这种关系。正是这个原因，才使得涅赫柳多夫认为他即使有心，也没有权利向科尔恰金娜求婚。
桌上正好放着那个女人的丈夫写来的信。涅赫柳多夫一见到他的笔迹和邮戳，就涨红了脸，顿时感到一种精力振奋的状态，这是他面临危险的时候总会体验到的。然而他的激动却是多此一举。那个丈夫，涅赫柳多夫的主要田产所在的县里的首席贵族，来信通知涅赫柳多夫说：五月底要召开地方自治局特别会议，他要求涅赫柳多夫务必来一趟，以便在地方自治局会议上讨论有关学校和车马大道等当前重大问题的时候donner un coup d'épaule，[12]因为预料在讨论当中会遭到反动派的强烈反抗。
首席贵族是自由派，他纠合一些思想相同的人一起反对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期间[13]逐渐抬头的反动势力，全心全意地投入这场斗争，丝毫也不知道他的不幸的家庭生活。
涅赫柳多夫想起他由于这个人而经历过的种种痛苦的时刻。他想起有一次他以为她的丈夫已经知道这件事，准备跟他决斗，他就打定主意朝空中放枪。他还想起她跟他大闹过一场，她一时负气，往花园里池塘那边跑去，打算投水自尽，他就跑去找她。“我不能到那边去，而且在她没有答复我以前，我也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涅赫柳多夫暗想。一个星期以前他已经给她写过一封态度坚决的信，承认自己不对，准备用各种方式弥补他的过错，不过为了她好，他仍然认为他们的关系应该从此一刀两断。他目前就在等待这封信的回音，还没有得到她的答复。她没有回信倒多多少少是个好兆头。如果她不同意决裂，她早就写信来了，或者索性照她以前做过的那样亲自来了。涅赫柳多夫听说那边现在有一个军官在追求她，这使他嫉妒得难受，同时却也使他高兴，因为有了摆脱这种使他苦恼的虚伪局面的希望。
另一封信是经管他的田产的总管写来的。总管写道，他涅赫柳多夫务必亲自来一趟以便确定他的继承权，此外关于如何继续经营田产的问题也好做出决定：究竟是依然按照已故的公爵夫人生前那种办法经营呢，还是按照他以前向已故的公爵夫人提出过而如今又向年轻的公爵重提的办法来经营，也就是增加农具，并且把租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由自己来经营。总管写道，这样的经营方式划算得多。同时总管道歉，说是按预定计划本月初应当汇上三千卢布，不料略微耽搁了一下。这笔钱随下一班邮车汇出。他所以推迟汇款，是因为无论如何也收不齐农民的钱，他们过于不老实，因而他不得不求助于官府，强制他们拿出钱来。这封信对涅赫柳多夫来说是又愉快又不愉快的。感到自己拥有广大的家业，那是愉快的。不愉快的是当初他年纪很轻的时候原是赫伯特·斯宾塞[14]的热烈的信徒，而且由于他自己是大地主，斯宾塞在“Social Statics”[15]一书中所提出的“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的原理就特别使他震动。他凭青年人的耿直和果断，不但口头上说土地不能成为私有财产的对象，不但在大学里就这个原理写成论文，而且当时在实际行动上把一小部分土地发给农民了（那块土地不属他母亲所有，而是他本人从他父亲名下继承来的），因为他不愿意违背自己的信念而占有土地。现在他继承母亲的田产而成为大地主，就必须在两种办法当中选择一个：要么照十年前他处理父亲的二百俄亩[16]土地那样放弃他的财产，要么用默认的方式承认他以前的一切思想都是错误而虚伪的。
第一个办法他做不到，因为他除了土地以外没有任何生活资料。他不愿意去做官，可是他又已经养成奢侈的生活习惯，认为要丢掉这种生活习惯已经不可能。再者，他也感觉不到改变生活有什么必要，因为他青春时代那种信念的力量、那种果断、那种要做一番惊人事业的好胜心和愿望，已经一概不存在了。至于第二个办法，那么“占有土地是不正当的”这个明白确凿的道理原是他以前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里汲取来的，过了很久以后又在亨利·乔治[17]的著作里找到光辉的论证，现在要加以否定，在他也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
就因为这个缘故，总管的信才使他感到不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