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斯·菲尔德先生退休的时候已经积攒了一大笔钱，然而这时他又突发奇想，想在大西洋的海底铺设一条连接欧洲和美国的电缆。随后，他就全身心地开始推动这项事业。前期基础性的工作包括建造一条一千英里长、从纽约到纽芬兰圣约翰的电报线路。纽芬兰四百英里长的电报线路要从人迹罕至的森林中穿过，所以，要完成这项工作不仅需要建造一条电报线路，还需建造同样长度的一条公路。此外，还包括穿越布雷顿角岛共四百四十英里长的线路，再加上铺设跨越圣劳伦斯海峡的电缆，整个工程十分浩大。菲尔德使尽浑身解数，总算从英国政府那里得到了资助。然而，他的方案在议会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在上院仅以一票优势多数通过。随后，菲尔德的铺设工作就开始了。电缆一头搁在停泊于塞巴斯托波尔港的英国旗舰“阿伽门农”号上，另一头放在美国海军新造的豪华护卫舰“尼亚加拉”号上，不过，就在电缆铺设到五英里的时候，它突然卷到了机器里面，被弄断了。菲尔德不甘心，进行了第二次试验。
在这次试验中，在铺到二百英里长的时候，电流突然中断了，船上的人们在甲板上焦急地踱来踱去，好像死神就要降临一样。就在菲尔德先生即将命令割断电缆、放弃这次试验时，电流突然又神奇地出现，一如它神奇地消失一样。夜间，船以每小时四英里的速度缓缓航行，电缆的铺设也以每小时四英里的速度进行。这时，轮船突然发生了一次严重倾斜，制动器紧急制动，不巧又割断了电缆。但菲尔德并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他又订购了七百英里的电缆，而且还聘请了一个专家，请他设计一台更好的机器，以完成这么长的铺设任务。后来，英美两国的发明天才联手才把机器赶制出来，最终，两艘军舰在大西洋上会合了，电缆也接上了头。随后，两艘船继续航行，一艘驶向爱尔兰，另一艘驶向纽芬兰，结果它们都把电线用完了。两船分开不到三英里，电缆又断开了。再次接上后，两船继续航行，到了相隔八英里的时候，电流又没有了。电缆第三次接上后，铺了两百英里，在距离“阿伽门农”号二十英尺处又断开了，两艘船最后不得不返回到爱尔兰海岸。
参与此事的很多人一个个都泄了气，公众舆论也对此流露出怀疑的态度，投资者也对这一项目没有了信心，不愿再投资。这时候，如果不是菲尔德先生，如果不是他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天才的说服力，这一项目很可能就此终结了。菲尔德继续为此日夜操劳，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绝不甘心失败。于是，第三次尝试又开始了，这次总算一切顺利，全部电缆铺设完毕，而没有任何中断，几条消息也通过这条漫长的海底电缆发送了出去，一切似乎就要大功告成了，但突然电流又中断了。
这时候，除了菲尔德和一两个朋友外，几乎没有人不感到绝望的。但他们始终抱有信心，正是由于这种坚持不懈的毅力，他们最终又找到了投资人，开始了新的一次尝试。他们买来了质量更好的电缆，这次执行铺设任务的是“大东方”号，它缓缓驶向大洋，一路把电缆铺设了下去。一切都很顺利，但最后在铺设横跨纽芬兰的六百英里电缆线路时，电缆突然又折断了，掉入了海底。他们打捞了几次，但都没有成功。于是，这项工作就耽搁了下来，而且一搁就是一年。
好一个菲尔德，所有这一切困难都没有吓倒他。他又组建了一个新的公司，继续从事这项工作，而且制造出了一种性能远优于普通电缆的新型电缆。1866年7月13日，新一次试验又开始了，并顺利接通、发出了第一份横跨大西洋的电报！电报内容是：“7月27日。我们晚上九点达到目的地，一切顺利。感谢上帝！电缆都铺好了，运行完全正常。希拉斯·菲尔德。”不久以后，原先那条落入海底的电缆又被打捞上来了，重新接上，一直连到纽芬兰。现在，这两条电缆线路仍然在使用，而且再用几十年也不成问题。
由此可见，成功更多依赖的是人的恒心与忍耐力，而不是他的天赋或朋友的支持，以及各种有利条件的配合。最终，天才的力量总比不上勤奋工作含辛茹苦的力量。才华固然是我们所渴望的，但恒心与忍耐力更让我们感动。
“你用了多长时间学琴？”一位青年问著名小提琴家格拉迪尼。“二十年，每天十二个小时。”他回答。也有人问基督教长老会著名牧师利曼·比彻类似的问题：他为了那篇关于“神的政府”的著名道词，准备了多长时间？他回答说：“大约四十年。”
“只要功夫深，铁棒也能磨成针”，说的是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因为一连串的失败，几乎想放弃学业，这时候，他看到一位老太太拿了一根铁棒，要在石头上磨出针来。这种恒心一下子让他受了启发，决心继续钻研自己的学业。他最终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家之一。
著名歌唱家玛丽布兰曾经说：“如果一天不练习，我自己就能感到差距；如果两天不练，朋友们就会看出来；如果是一个星期，那么全世界都会感觉到了。”对她来说，坚持不懈的奋斗正是她为成功所付出的代价。
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恒心与毅力真是让人咋舌。最早的时候，他在费城做印刷业的工作，每天都是自己推着手推车，穿大街走小巷，运送那些材料。他租了一间小房子，既当工作室，也当卧室用。在同一个城市，富兰克林有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他特意把那人邀请到自己的家里来，然后，指着自己刚刚当当做午饭吃剩的一小块面包说：“除非你也能过这样的日子，否则你不可能把我挤垮。”
卡莱尔写作《法国革命史》时的不幸遭遇，已经广为人知。他把手稿的第一卷借给了邻居，让他先睹为快。这位邻居看了以后随手一放，结果被女仆拿去引火用了。这是个很大的打击，但卡莱尔却并不泄气，他花费了几个月的心血，将这份已经被付之一炬的手稿又重写了一遍。
博物学家奥杜邦带着他的枪支和笔记本，用了两年时间在美洲丛林里搜寻各种鸟类，画下它们的形状。这一切完成后，他把资料都封存在一个看来很安全的箱子里，就去度假。度假结束，他回到家中后，打开箱子一看，发现里面居然成了鼠窝，他辛辛苦苦画的图画被破坏殆尽。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然而奥杜邦二话不说，拿起枪支和笔记，第二次进了丛林，重新一张一张地画，甚至比第一次画得还好。
有一次，人们邀请狄更斯当众朗读他作品的某个选段，狄更斯连忙推辞，说他时间不够。原来，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要当众阅读作品之前，他自己会提前六个月做准备，直到烂熟于胸为止。
一个行动果断、百折不挠的人总能得到大家的钦佩。马尔库斯·默顿一生六次竞选马萨诸塞州州长一职，最终他的反对者也因为钦佩他的勇气与忍耐力而投了他的票，而他正是以一票的优势当选的！坚持再坚持，永不放弃，这就是赢得胜利的全部秘诀。
美国政治家韦伯斯特在菲利普·伊塞克特学校就读时，始终不敢在全校学生的面前演讲。私下在房间里时，他也曾一遍一遍地练习演说，然而，每次一听到喊他的名字，看到大家眼睛齐刷刷都转向他，他的大脑会马上一片模糊，已经熟悉的东西都不知道忘到哪里去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却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演说家。甚至韦伯斯特所崇拜的雅典演说家德谟斯提尼本人，也未必能够作出像韦伯斯特在参议院反驳海恩时那样精彩的演说。
韦伯斯特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从他读书时的一件小事上可见一斑。一次，他用弹弓射鸽子，被校长撞见了，于是被罚背诵一百行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诗歌。韦伯斯特知道校长当天下午就要乘火车外出，于是马上回到自己的屋子，一口气背了七百行。就在火车快开的时候，他找到了校长，一句一句背了起来。一百句过去了，韦伯斯特没有停的意思，接着背到了二百句。校长不停地看着手表，有些不耐烦，然而韦伯斯特视而不见，只顾往下背。校长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他，问他还可以背诵多少行。“大概还可以背五百行。”韦伯斯特一边回答，一边不停地接着背。“现在你可以爱怎么玩，就怎么玩了。”校长没有办法，只好这样对他说。
一切伟大作家之所以能够成名，都有赖于他们的坚忍不拔。他们的作品并不是任凭天才的灵感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精心细致的雕琢，直到最后把一切不完美的痕迹都除掉，才能够表现出那样的高贵典雅。
巴特勒主教二十年的时间和心血都倾注在他的《论类比》一书上，然而，尽管这样，最后他仍然不满意，想把作品销毁掉。卢梭认为，自己那种流畅典雅的写作风格主要得益于不断的修改和润色。维吉尔的《埃涅伊特》是用了十一年时间才完成。霍桑、爱默生这些大作家的笔记，确实可以让我们一窥伟大作品背后的艰苦劳动，他们准备一本书要用上几年心血，而我们不用一个小时就可以把它读完。孟德斯鸠写作《论法的精神》用了二十五年，而我们一个小时就可以把它读完。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用了十年。古代雅典悲剧作家欧里庇德斯曾经受到对手的嘲笑，说他三天只能写出三行字，而那人却能写几百行。“你三天写的几百行是不会被人记住的，而我的三行却永久流传。”欧里庇德斯回答道。
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尝试了十六种不同的形式写作他的《暴风雨》，而写作《疯狂的奥兰多》用了他整整十年时间，尽管这本定价仅为十五便士的书只卖出了一百本。柏克的《与一位贵族的通信》算得上是文学史上最恢弘庄严的一部作品。在校样的时候，柏克做了十分认真细致的修改，以至于最后稿样到出版商手里时，已经有点面目全非了，印刷工人甚至拒绝校正，于是全部重新排版印刷。亚当·塔克为了写作他的那部名著《自然之光》，也用去了十八年时间。梭罗创作的新英格兰牧歌《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星期》完全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虽然总共才印了一千册，最后却有七百册退还给了作者。梭罗在日记里写道：“我的图书馆藏书一共有九百本，其中七百本是我自己写的。”虽然这样，他却依然笔耕不辍，锐气不减。
很久以前，两个没有任何教育背景、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在波士顿一个条件很差的公寓里见了面，他们决心要对这个社会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制度——黑奴制度发起挑战。然而，对两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想法无异于以卵击石。在世俗的眼光中，他们的行为是那么的愚蠢可笑。要知道，他们所面对的是多么强大的敌人——这种制度牢牢地根植于我们国家最深层的政治土壤中，而且还与所有其他的社会机制和既得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论是学者、政客、教会人士还是有权有势者，也不管他们各自的信条或政见有着多么大的分歧，都一致地拥护这一制度。
那么，这两个年轻人又能凭借什么来对抗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偏见和狭隘呢？尽管前进的路途中充满了艰难险阻，尽管目标是如此的遥不可及，但是，在他们的灵魂中却熊熊燃烧着神圣崇高的信仰之火，他们对于自己所追求的事业无比虔敬、执著。
这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本杰明·伦迪——很早就在俄亥俄州创办了一份《普遍自由精神报》。他每个月都要跋涉二十英里，从印刷所把所有的报纸驮回家。为了增加报纸的征订户数，他不辞辛苦地徒步穿越四百英里到田纳西州作宣传。这真是一个有着非凡毅力的年轻人。
在威廉姆·加里森的帮助下，他在巴尔的摩更积极地开展了工作。在当时，这个城市的主要街道上到处都是关押奴隶的围栏；那些被装在运奴船上的不幸者凄凉地离开家乡和亲人，被送往南方的港口；奴隶拍卖市场上的情景更是令人心碎、惨不忍睹；而且经常会发生暴力捕捉奴隶的事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所有这一切都给加里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由于家庭贫困，加里森的母亲无法供他上学，但是，早在幼年时期，母亲就谆谆教导他要反对专制和压迫。这个年轻人决定要为争取这些可怜的不幸者的自由而进行不屈的斗争，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他们的第一期报纸中，加里森大声疾呼应该立即解放奴隶，废除奴隶制度，结果招致了整个社会的反对与责骂，侮辱和谩骂排山倒海般地向他压过来。而后，他被逮捕并送进了监狱。他在北方的一位高尚正直的朋友约翰·惠蒂埃深深地被这个消息触动了，但是，由于他本人的经济状况无法为他交罚金。于是，惠蒂埃转而写信给亨利·克莱，请求后者为加里森交罚金，把他解救出来。在四十九天的牢狱生活后，加里森得以重见天日。
温德尔·菲利普斯在谈到加里森时说：“他在二十四岁时就因为自己所持的观点而被监禁。他还是正当青春年华时就对整个国家的罪恶提出了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