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海很近，可以说是浪涛拍岸的地方，并排生长着二十多株树干黝黑的高大山樱。新学期伊始，山樱抽出坚韧的褐色嫩芽，映衬着湛蓝的大海，开出绚烂的花朵。不久之后，当花落如雪时，成片的花瓣散落入海，飘满整个海面，又乘着浪花被打回岸上。于是，东北的某所中学便顺势将这片樱花沙滩作为操场使用了。而我虽然没怎么好好准备入学考试，竟也顺利地考入了这所中学。在这所中学的校帽徽章及制服纽扣上，都绽放着樱花图案。
我们家有一位远房亲戚，就住在这所学校附近。因此，父亲便为我选择了这所坐拥大海与山樱的中学，而我则寄宿于亲戚家。我是一个懒散的学生，因为学校近在咫尺，我总是在听到晨会的钟声后才疾跑着去上学。即便如此，我仍凭借着一贯的那股装疯卖傻的劲儿，在班上的人气日益高涨。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背井离乡，却觉得他乡之土远比自己出生的故土更为轻松自在。或许这可以解释为：那时候的我装疯卖傻的本领已经越来越得心应手，欺骗他人也无须如之前那般费力。然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亲人与他人、故乡与他乡之间，难免存在演技上的难易差别。这是无论怎样的天才，哪怕是神之子耶稣都无法避免的。对于演员来说，表演难度最大的场所莫过于故乡的剧院，加之三亲六戚齐聚一堂，面对此情此景，想必任何名伶都会走神吧。但是我却演下来了，并且演得还不赖。如此这般演技精湛的能手，登上他乡的舞台，自然万无一失。
我对人类的恐惧与过去相比有增无减，它始终在我内心深处剧烈地蠕动着，而我的演技却日益精进。我在教室里常逗得大家大笑不止，就连老师也一边在嘴上叹道“这个班级里要是没有叶藏就好了”，一边却用手掩嘴窃笑。甚至那个吼声如雷的驻校军官，我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让他捧腹大笑。
当我自以为已经把真面目彻底隐藏、刚想松一口气的时候，我却冷不丁被人从背后戳穿了。这个从背后戳穿我的人，竟是班级中最瘦弱的家伙。他脸色青肿，穿着像是他的父亲或者兄长穿剩下来的旧衣裳，袖子长得恍若圣德太子[7]的装束，功课一窍不通，军训和体操课的时候也只有在一旁看的份儿，就是这样一个白痴般的学生。即便谨慎如我，也从未对他起过戒备之心。
那天在体操课上，那个学生（姓氏我已不记得，只记得名字是叫“竹一”来着），就是那个竹一，如往常一样在边上看着。我们则在进行单杠练习。我故意一脸严肃，冲着单杠，“哎哟”大叫一声，奋力一跃，如跳远一般向前跳去，结果在沙地上“嗵”的一声摔了个屁股蹲儿。这所有的失败，都在计划之内。最后大家捧腹大笑，我也苦笑着站起来，掸去裤子上的沙土。竹一不知是何时来到我身边的，戳着我的脊背低声说道：
“故意的。故意的。”
我大为震惊，丝毫没有料到蓄意失败的事居然会被竹一这种人一语道破。一瞬间，眼前的世界仿佛被地狱业火包围，熊熊燃烧。我直欲大声嘶喊，几近陷入狂魔，但终于竭力克制住了。
从那以后，我日日都处于无尽的不安与恐惧之中。
表面上我仍装疯卖傻供大家取乐，但不经意间总忍不住发出幽幽叹息，无论做了什么，竹一都会一眼看穿。并且我深信他迟早会把这件事散布给这个或者那个人。每念及此，我的额上便冷汗涔涔，眼神也一如疯子，惶恐而又徒然地私下窥探。假使可能，我真想从早到晚二十四小时都不离竹一左右，监视着他，不让他泄露秘密。继而，趁着与他形影相随之际，我要竭尽全力让他相信我的装疯卖傻并不是所谓“故意的”，而是货真价实的。倘若进展顺利，我想索性与他成为独一无二的密友。然而，如果这一切均无法实现的话，那么走投无路的我就只能祈求他的死亡了。可即便如此，我也没有动过要杀他的念头。迄今为止，我曾多次祈望命丧他人之手，但从未想过要绝人之命，因为在我看来，那反倒是给可怕的对手以幸福了。
为了让他不揭穿我，首先，我在自己的脸上堆满了如基督徒般“温柔的”媚笑，脑袋向左歪三十度，轻轻抱住他瘦小的肩膀，以嗲声嗲气的肉麻口吻邀请他来我寄宿的人家玩。如是几次，他却总是面无表情，默不作声。然而，转机终于出现了。记忆中，那天是初夏时节，骤雨倾盆，学生们都被困住难以归家。而我家就在附近，正当我满不在乎地想冲出去时，看到竹一孤零零地站在鞋箱的阴影里。“去我家吧，借伞给你。”竹一有些犹豫，我不由分说地拉起竹一的手跑进了雨中。到家后，我拜托阿姨帮我们烘干外衣，成功地把竹一拉进了我在二楼的房间。
我寄宿的这户人家是一个三口之家。家里有一位年过五十的阿姨，她的大女儿约莫三十岁，个子高高的，戴着副眼镜，像是抱病在身（这个女儿曾嫁过人，后来又跑了回来。我跟这个家里的其他人一样，唤她姐姐）；小女儿最近刚从女校毕业，名叫小节。她身材娇小，脸圆圆的，并不与姐姐相像。楼下是个店铺，里面陈列着少量的文具及体育用品，主要的收入应该是来源于房租。那大杂院里的五六栋房子是男主人生前建造并遗留下来的。
“耳朵好痛。”竹一站着说，“每次一淋雨，就很痛。”
我一看，他两边的耳朵都患有严重的耳漏[8]，脓水眼见就要流出耳郭了。
“这可不行！很痛吧。”我故意夸张地惊叫道，“都怪我硬把你拉进雨里，真是对不起呀。”
我像女生一般“温柔”地向他致歉，继而下楼拿来了棉棒和酒精，让竹一枕着我的膝盖，细心地帮他清理耳朵。竹一似乎一直没察觉到这是我伪善的诡计。
“你一定会被女人迷上的。”他枕在我的膝盖上傻乎乎地恭维道。
恐怕连竹一自己都未曾料到，这句话犹如可怕的恶魔预言，竟一语成谶。而我也是到了日后才真正明白：“迷上”也好，“被迷上”也好，这个词都给人一种带着戏谑和沾沾自喜的猥琐的感觉。无论何等“严肃”的场合，只要这个词语稍一露脸，忧郁的伽蓝[9]便转瞬崩坏，只剩一地萧索无味的残骸。倘若用“被爱上的不安”这类文学用语，代之以“被迷上的痛苦”这类低俗用语，那忧郁的伽蓝未必会被摧毁。这样想来还真是奇妙。
竹一任由我帮他把耳朵里的脓水清理干净，又说出“你会被迷上的”这种傻乎乎的恭维话。彼时，我只是红着脸笑了，并没有回应。实际上却又隐约觉得他言之有理。但是，在由“被人迷上”这句粗鄙之语而产生的自我陶醉的气氛中，写道“这样一说，我也觉得他言之有理”之类的话，只会显示我的感怀比说落语的少东家台词还要愚蠢。所以，我自然不是以那种戏谑而沾沾自喜的心情觉得他言之有理的。
于我看来，女性要比男性更加复杂难懂好几倍。在我家，女性要多于男性。亲戚中有很多女孩，另外还有那些“犯罪”的女佣。因而几乎可以说，我自幼是在女人堆中长大的。但同时，我始终是以一种如履薄冰的心情与她们相处的，犹如身陷大雾，不辨方向，对于她们在想什么，我几乎完全摸不着头脑。于是，有时也会犯下若踏虎尾般的失误而身受重创。不同于男性的鞭笞，那是让人极度不快、导致内出血般的精神攻击，给我留下旷日难愈的创伤。
女人时而对我热情似火，时而对我冷若冰霜。又或者，她们在公开场合对我蔑视而冷酷，但一到私底下，则把我紧紧抱住。女人熟睡时就如死了一般，这让我不得不怀疑她们是为了睡觉而活。除此之外，我幼年时便已开始对女人做种种观察。发现尽管同为人类，但她们却是与男性迥然不同的生物。而这难以捉摸、不可掉以轻心的生物竟奇妙地照顾着我。“被迷上”或者“被喜欢上”之类的词，与我的处境并不吻合，“被照顾”或许更符合现状。
女人似乎比男人更沉醉于我的装疯卖傻之中。对于我的表演，男人是不会一直大笑不已的，我自己也知道，在男人面前，太得意忘形、表演过头的话是会招致失败的。因此，我总是告诫自己一定要在适当的时机见好就收。然而，女人是不懂得适度的。她们会无休无止地要我表演，我则顺应着她们没完没了的要求，一直表演到筋疲力尽。她们真的很会笑，女人似乎比男人更能大口咀嚼快乐的滋味。
在我中学时代寄宿的地方，那家的两姐妹也是一得空就来我的房间。我每次都被吓得几乎跳起来，惊惧不已。
“在学习？”
“没有。”我微笑着把书合上。
“今天，学校里有个叫‘棍棒’的地理老师……”我滔滔不绝地说起信手拈来的滑稽笑话。
“小叶，戴上眼镜看看。”某个晚上，妹妹小节跟姐姐一块到我房间来玩，在让我做了很多搞笑逗乐的表演之后如此说道。
“为什么？”
“别问啦，戴上看看嘛。借一下姐姐的。”
小节一直都是以这种蛮横的命令语气说话的。于是，身为逗乐小丑的我乖乖地戴上了姐姐的眼镜。顿时，两姐妹笑得前仰后合。
“太像了，跟劳埃德[10]一模一样！”
当时，哈罗德·劳埃德这个外国喜剧电影演员在日本深受欢迎。
于是，我起身举起一只手，说道：“诸位，在此，我要向日本的粉丝们……”
我以劳埃德的口吻试着做了一番开场白，而这更是让她们笑得乐不可支。后来，每当镇里的剧院上演劳埃德的电影时，我都会去看，并在台下暗暗揣摩他的表情举止。
一个秋夜，我正躺在床上看书，姐姐如鸟一般迅疾地飞奔进我的房间，猝不及防地一头栽倒在我的被子上哭泣：“小叶，你会救我的吧？会吧？这样的家，我们还是一起离开吧。你一定要救我，要救我。”
她说完这些情绪激动的话，就又开始哭泣。然而，我并非第一次见到女人这副模样，因而对姐姐过激的言语也就没有太惊惶，反而觉得那都是些陈词滥调，空洞乏味。我悄悄钻出被窝，从桌子上拿了个柿子，削了皮切下一块递给了姐姐。姐姐接过柿子，“抽抽噎噎”地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问道：“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书，借我看看吧。”
我从书架上选了一本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给她。
“谢谢你的柿子。”
姐姐难为情地笑着走出了房门。不只是这位姐姐，女人究竟是以怎样的心情生活着？于我而言，思考这个问题比揣摩蚯蚓的心思更加复杂且麻烦，甚至让人毛骨悚然。但我知道，当女人突然哭泣时，给她们吃一些甜食会让她们的心情好一点——只有这件事，我自幼就有经验。
此外，妹妹小节还会把她的朋友带到我的房间来，我一如既往地“公平”地逗她们开心。朋友走后，小节则必会说她们的坏话。“那个人是不良少女，你可要当心。”她总是这么说。既然如此，不带她们来就好了嘛。托小节的福，我房间的来客几乎都是女人。
但是直至此时，竹一所恭维的“被迷上”这一预言还远未成真。就是说，我仅仅是日本东北地区的哈罗德·劳埃德而已。要在多年以后，竹一傻傻的恭维才会苏醒，成为鲜活而面目可憎的预言，呈现出不祥的样貌。
竹一还送过我一个珍贵的礼物。
“这可是妖怪的画哦。”
一次，竹一来我二楼的房间玩耍，得意地把他带来的那幅彩色卷首插画展示给我看后，如此说道。
“咦？”我一愣。多年以后蓦然回首，我不禁觉得就是那个瞬间决定了我毕生的归途。我知道，那是一幅凡·高的自画像。在我们的少年时代，所谓的法国印象派在日本大行其道，西洋画鉴赏大抵从此处入门。因而，就算是乡下的中学生，也基本看过凡·高、高更、塞尚和雷诺阿等大师作品的照片版。我就看过很多凡·高的彩色画作，倾心于他笔触的别出心裁和色彩的鲜艳明亮，却从未觉得那是妖怪的画。
“那，这个怎么样，也是妖怪吗？”
我从书架上抽出莫蒂里安尼的画集，给他看了一幅肤色赤铜的裸体妇女画像。
“这个不得了啊。”竹一瞪圆眼睛感叹道，“像地狱之马。”
“果然还是妖怪。”
“我也想画出这样的妖怪画。”
对人类感到极度恐惧的人，反而会祈盼能够亲眼见到更多可怕的妖怪。越神经质、越胆怯的人，越是祈求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啊，这群画家，被名为人类的妖怪所伤害，所恫吓。最终，他们开始信奉幻影，于光天化日之下亲见妖怪，纤毫毕现。他们不以装疯卖傻去掩饰，而是致力于表现眼见之物，果敢地创作了如竹一所言的“妖怪的画”。未来，我也将成为其中的一员。想到此处，我就热泪盈眶，不由得以沙哑的声音对竹一说道：“我也要画。画妖怪，画地狱之马。”
自小学起，我就喜欢画画，也喜欢看画。然而，我的画却不似作文那样受到周围人们的好评。我本就不相信任何人类的语言，作文于我而言，犹如装疯卖傻的致辞，从小学到中学一直使老师们爆笑不已，但我自己却丝毫不觉得有趣。唯有绘画（漫画之类另当别论），虽然手法稚气却自成一家，毕竟我在如何表现绘画对象上是费了苦心的。学校的绘画课本一无可取，老师的画技也拙劣不堪，我只能自己胡乱摸索尝试各种各样的绘画表现手法。进入中学之后，我已有全套的油画工具，但即便是模仿印象派画风的笔触，画出来的仍是如千代色纸工艺[11]般单调乏味的画，根本不像样。而竹一的话让我恍然大悟，原来一直以来我对绘画的认识都大错特错了。努力将美的事物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这是多么天真而又愚蠢的想法。大师巨匠们通过自己的主观想象把平淡无奇的东西塑造得瑰丽无比，即或是面对使人作呕的丑陋事物也不减兴致，依旧沉浸于绘画的喜悦中。换言之，他们丝毫不为世俗的想法所拘束。我从竹一身上获得了这原始的绘画秘籍。于是，我瞒着那些女性来客，一笔一画地着手创作自画像。
我画出了让我自己都大吃一惊的阴森而凄惨的画。但这正是潜藏在我心底的真面目。表面上，我笑容可掬，给他人带去欢乐，可内心却无比阴郁。我别无选择，只能暗自承认。那幅画除了竹一，我再没给任何人看过。我不希望别人识破我装疯卖傻的伪装后对我小心防范，也担心别人看了之后察觉不到那才是我的真面目，还以为是我的新把戏，画像就此沦为一大笑柄——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那幅画很快就被塞进了壁橱深处。
同时，在学校的绘画课上，我收起了自己的“妖怪式手法”，一如之前用平庸的笔触将美的事物美丽地展现出来。
我只在竹一面前才无所顾忌地展现自己敏感脆弱的神经。同样，这次的自画像也很放心地给他看了。对此，竹一连连夸赞。于是，我又画了两三张妖怪的画。就这样，我从竹一那里得到了另一个预言：
“你将来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
“被女人迷上”的预言，“成为伟大画家”的预言。傻瓜竹一将这两个预言烙在了我的脑海。不久，我就去了东京。
我原想进入美术学校，但父亲很早就对我宣布过他的打算，送我去念高中，日后入仕为官。无力还嘴的我只能茫然地遵从了父亲的安排。父亲要我念完四年级便去应试，而我也差不多厌倦了这所坐拥大海与樱花的中学。于是，我没有升入五年级，在修完四年课程之后，便直接报考了东京的高中。录取之后立即开始住宿生活。但肮脏又粗鲁的住宿生活让我一筹莫展，哪儿还顾得上装疯卖傻。我拜托医生出具了一份肺浸润[12]的诊断书，就搬出宿舍住进了父亲在上野樱木町的别墅。我实在无法适应集体生活，什么青春的感动、年少的轻狂之类的话，更是令我不寒而栗。高中精神这种东西，我也无法苟同。教室、宿舍皆如垃圾堆一般，堆满了扭曲的性欲。我那臻于完美的装疯卖傻的伎俩，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
议会休会期间，父亲每月仅在那栋别墅住一两个礼拜而已。他不在的时候，偌大的家中就只有三个人：老管家夫妇，还有我。我时常请假不去上课，但也并无游览东京的兴致（我应该至死都不会去看明治神宫[13]、楠木正成[14]的铜像、泉岳寺的四十七义士墓了），而是终日在家中读书作画。父亲来的时候，我就每天匆匆忙忙地去上学，有时也会去本乡千驮木町的西洋画家安田新太郎的画塾练习素描，一待就是三四个小时。从高中宿舍退宿之后，即便去学校上课，也总觉得自己身份特殊，好像旁听生一般，这或许是出于我自身的心理扭曲。后来，我越发觉得扫兴，更懒得去学校上课了。一路从小学到中学再到高中，我始终都没能理解何谓爱校之心，也从未想过去学什么校歌。
不久，我从画塾的一个美术生嘴里得知了酒、香烟、娼妓、当铺和左翼思想。这个组合看似奇异，但事实就是如此。
这个美术生名叫堀木正雄，出生于东京下町，比我年长六岁，从私立美术学校毕业后，由于家中没有画室，就来这个画塾继续学习西洋画。
“可以借我五日元吗？”
我们仅有过数面之缘，在此之前也没说过一句话。我张皇失措地掏出五日元给了他。
“好嘞，一起去喝一杯，我请客，怎么样？”
我没能拒绝，被他拉到了画塾附近蓬莱町的一个酒馆。这就是我跟他交往的开始。
“我注意你很久了。对，就是这个，这种腼腆微笑的表情是大有可为的艺术家才会有的。为我们的相识，干杯！小绢，这家伙很帅吧，你可别迷上他哦。自打他来了画塾，我就遗憾地沦为第二美男子了。”
堀木肤色浅黑，五官端正，穿着笔挺的西装，偏好素雅的领带，抹着发蜡的头发整齐地梳成中分样式。这样的打扮在美术生中实属罕见。
身处陌生之地，我惶恐难安。我时而抱紧胳膊，时而又松开，一个劲地腼腆微笑。但是，当两三杯啤酒下肚后，我却感觉到一种奇妙的、被解放了的轻盈感。
“我原本想进美术学校……”
“不不，太无聊了。那种地方太无聊。学校太无聊。我们的老师，就在大自然之中！我们的老师，就是我们对大自然的激情！”
可我对他的话并无丝毫敬意。我想，这家伙是个傻瓜，画画无疑也糟糕透顶，但或许会是个不错的玩伴。总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市井无赖，虽然形式跟我有异，但就完全游离于人世生活之外，充满迷茫这一点，我们确乎属于同类。不过，我跟他却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的装疯卖傻出于无意识，并且完全未觉察到个中悲戚。
只是玩玩，只是作为玩伴交往罢了。我始终蔑视他，有时甚至为自己与他为伍而感到羞耻。在跟他结伴同行的过程中，我却最终被这个男人带坏了。
不过，最初的时候，我曾深信这个男人是大好人，是难得一遇的大好人。一向恐惧人类的我竟然对他毫不设防，还天真地以为自己在东京找到了一位不错的向导。其实，独自乘电车时，我会害怕电车乘务员；想进歌舞伎剧场时，我会害怕站在玄关处铺着红色绒毯台阶两侧的迎宾小姐；去餐厅时，我害怕默默站在身后等待撤下空盘的服务员，尤其是结账时，啊，我的动作僵硬而笨拙；当我买完东西付钱时，并非因为吝啬，而是因为太紧张、太害羞、太不安、太恐惧，导致头晕目眩，世界漆黑一片，我几近半疯半癫，不要说砍价了，连找回的零钱都忘记拿。除此之外，我甚至还屡屡忘记把买了的东西带走。因此，我根本无法独自踏上东京的街头。这也是我竟日闷在家中无所事事的真实原因。
然而，当我把钱包交给堀木并与之一起闲逛时，一切就大不一样了。他不但很会砍价，也很会玩，能让最少的钱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另外，他还让我见识了不坐昂贵的出租车，而以电车、巴士、小汽艇等多种交通工具，实现在最短时间内到达目的地的高明手段。此外，他还在现实生活中对我进行现场教学——早晨从娼妓那儿回家的途中，带我顺道去某某料亭[15]，泡个晨澡，吃份汤豆腐，喝点小酒，廉价却不失奢华。另外，他还告诉我小摊上的牛肉饭、鸡肉串不仅价格便宜，还很滋补，向我保证最好的当属电白兰地[16]。总之，交由他结账，我再没有一丝不安和恐惧。
此外，在与堀木的交往中，我获得的另一个救赎是：他能完全无视听者的想法，任凭激情喷薄而出（或者，也许所谓的激情就是无视对方的立场吧），二十四小时滔滔不绝地说着无聊的话，完全不必担心陷入难堪的沉默。在与人交往时，我总是担心出现可怕的冷场，所以原本沉默寡言的我才要抢先拼命搞怪逗乐以避免陷入沉默。而现在，堀木这个蠢蛋则在无意识中扮演了逗乐小丑的角色，而我无须认真应对，只管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偶尔笑着附和一下就好。
不久，我就逐渐体会到了，酒、烟、娼妓，都是驱散我对人类恐惧的好方法，纵然只是短暂的一瞬。为了谋求这些方法，我甚至觉得倾尽所有家当都在所不惜。
对我来说，娼妓既不属于人类也不算女性，她们是白痴抑或狂人。在她们怀中，我反而能安心地睡上黑甜一觉。其实，她们没有半点欲望，无欲到可悲。也许是从我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同类的亲近感，她们总是向我表示出自然而不做作的善意。那是不含任何算计的善意，是不带任何强迫的善意，是对一个兴许再也不会光顾的客人的善意。有几个夜晚，我甚至在这些犹如白痴或是狂人的娼妓身上看到圣母玛利亚的光辉。
然而，在我为了逃避对人类的恐惧而寻求那短暂的一夜安眠，在我与“同病相怜”的娼妓们的狎戏中，不知从何时起，一股不祥的气息不知不觉萦绕在了我的周围。我完全不曾料到会有这样的“附赠品”。渐渐地，那“附赠品”越来越鲜明地浮出表面，被堀木一语道出。我先是愕然，继而是厌恶。站在旁观者的立场，用低俗的话说就是，我通过娼妓修炼了“风月之道”，并且最近进步神速。据说，通过娼妓来修炼自己的本领是最严苛的，也是最富有成效的。我身上已然有一种“风月老手”的气息，女性会凭着本能捕捉到这种气息从而向我投怀送抱。我所得到的“附赠品”就是这样一种猥琐而不光彩的气息。并且，它已比我修炼的本意更加醒目。
堀木可能是以半恭维的心情说出来的，然而我听了却倍感沉重，因为他说得不错。比如说，曾经有个咖啡店的女孩给我写过一封稚气的冒着傻气的信；樱木町别墅的邻居是位将军，他有个大约二十岁的女儿，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却每天早上总是在我去上学的时间，化着淡妆从自家门口进进出出；去餐厅吃牛肉时，即便我沉默不语，那里的女服务员却……我常光顾的那家香烟店的女孩，在她递给我的香烟盒中竟……在看歌舞伎时，我被旁边的人……当我在深夜的电车中酒醉不醒时……故乡亲戚的女儿出乎意料地寄来一封苦情信……不知哪个女孩，趁我不在家时把像是她亲手做的人偶……由于我极端消极被动，所以上述都只是就此而止的断片，不曾有任何下文。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我身上散发着某种令女人销魂的气息。这不是炫耀，也不是玩笑，而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当被堀木一语道破后，我感到屈辱般苦涩的同时，也骤然对买笑追欢之事意兴阑珊了。
一天，堀木出于他那爱慕虚荣和追赶潮流的心理（对于堀木的所作所为，我实在找不出其他理由去解释），带我去了一个名为共产主义读书会（叫什么R·S来着，我记不清了）的秘密研究会。可能对于堀木这类人来说，带我参加共产主义的秘密集会也是他身为“东京向导”的分内之事。我被介绍给了所谓的“同志”，还被迫买了一些宣传册，并听座首一个奇丑无比的青年上了一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讲的内容我都懂。理论无疑是正确的，但人类的内心却有着更加复杂而恐怖的东西。用欲望、虚荣来形容远远不够，加上色欲一并来形容也还是言不尽意。我总觉得在这广漠的人世间，不只有经济，还有着怪谈般的东西。对怪谈畏惧不已的我，在像肯定水向低处流般自然地肯定唯物论的同时，却不能借此将自己从对人类的恐惧中解救出来。看到那些吐绿的嫩叶，我依然感受不到希望降临的欣喜。尽管如此，我却从未缺席R·S（可能是叫这个名字，也可能记错了）的集会。“同志”们郑重其事，一脸严肃地沉浸于几乎像是“一加一等于二”之类的初等算数的理论研究中，在我看来这简直滑稽得不可救药，不禁开始表演起逗乐的把戏以缓和会场气氛。这或许起了作用，研究会拘束的气氛渐渐消散，我也变成了其中不可或缺的大红人。这些单纯的人啊，说不定也认为我跟他们一样，是单纯乐天的俏皮“同志”。倘若如此，那我则是彻头彻尾地欺骗了他们，因为我并不是同志，虽然我从不缺席地为众人奉上搞笑逗乐的节目。
我这么做只是因为我喜欢。我喜欢这群人。但是，那亲密感却未必是以马克思为纽带的。
这个组织不合法。我暗自品尝这种快乐，它使我心情舒畅。世间合法的一切反倒使我心生恐惧（我预感那里有不可探知的强大东西），那套机制复杂难解，无论如何我都没法坐在既没有窗户又寒冷彻骨的屋子里。即便外面是非法的海洋，我也要纵身跃入，游到力竭而死，这样才畅快。
有一个词叫“日阴者[17]”，似乎是指人世间的可怜人、失意者或悖德者。我觉得我生来就是日阴者。每当遇到那些被称为“日阴者”的可怜人，我的心必会变得柔软，柔软到连我自己都神魂颠倒。
还有一个词叫“犯人意识”。虽然在这人世间，我一生都饱受其苦，但它却是糟糠之妻般的良伴，和我寂寞地玩耍嬉戏，这或许也是我的一种生活姿态。俗话说：“脚上有伤怕人知。”那个伤口在我还是婴孩之时就自然地出现在我的一条小腿上，经久不愈，日复一日越蚀越深，及至骨髓，宛若千变万化的地狱，日夜带给我痛苦。但是（或许这样说显得很奇怪），那伤口却日渐变得亲于血肉，乃至于它所带来的疼痛，在我觉来都是鲜活的情感，是爱情的私语。对于我这样的男人而言，地下运动团体的气氛反倒有一种奇异的安心感，令人心旷神怡。换言之，较之这个地下运动本来的目的，它所呈现出来的氛围更与我相契合。于堀木而言，这无非是一个白痴的无聊消遣。堀木把我介绍给他们之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说着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消费方面的考察”一类的拙劣玩笑。总之，他只想拉我去进行所谓的“消费方面的考察”。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真是有着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像堀木那样出于虚荣和追赶潮流的心理而以此自居的，也有像我一样只是被它非法的气息所吸引而端坐其中的。倘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奉者识破了我们这些人的真面目，一定会怒火中烧，把我们当作卑劣的背叛者立即扫地出门。然而，我和堀木都没有被除名，尤其是我，在那个非法的世界要比在合法的绅士世界更悠然自得，落落大方。因此，他们认为我是有前途的“同志”，委托给我很多极端机密的要事。事实上，我从未拒绝过那些委托，淡定从容地照单全收。不曾因为举止不自然而受到“犬”（同志们对警察的称呼）的怀疑和盘查。我总是在笑着或者逗人笑的过程中，正确且出色地完成了他们称之为“危险的工作”（那些参加地下运动的伙伴们，如临大敌般神情紧张，高度警惕，甚至有时会蹩脚地模仿侦探小说的桥段，然而拜托给我的工作却总是无聊到令人目瞪口呆。可即便如此，他们却依旧强调其危险性）。我当时的心情是：即使我因成为共产党员而被逮捕，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也不在乎。比起抱着对芸芸众生的“现实生活”的恐惧，每夜在无眠的地狱里呻吟，铁窗之内反倒可能更为轻松自在。
父亲住在樱木町别墅的时候，或是应酬来客或是有事外出，我们即便同在一个屋檐下，也是三四天都难以碰面。可我实在觉得父亲难以接近又可怕，盘算着离开这个家，另找他处借宿。就在我迟迟未能向他说明的当口，却不期然地从管家老头那里听说父亲有意出售这座别墅。
父亲作为议员的任期快要到了，个中应该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内情，他看起来已无意再去参加选举，加之意欲在故乡建一处隐居之所，对东京也似乎并无留恋，所以必是觉得仅仅为了一个高中生而留下住宅及用人太过浪费了（父亲的心思与世人一样，令我难以理解）。总之，这栋房子很快就要转手他人。而我则不得不搬到本乡森川町的一个叫仙游馆的公寓，住进一间昏暗的房间。旋即，我就陷入了窘境。
一直以来，父亲每月给我的固定的零花钱总是被我两三天就挥霍一空。但即便如此，烟、酒、芝士和水果是家中常备的，书籍、文具和衣服等物品均是在附近的店里以“赊账”的形式购买，请堀木吃荞麦面、天妇罗盖饭什么的，只要是父亲经常光顾的店铺，我都可以吃完一声不吭就走人。
可突然，我变成了孤零零的寄宿者，一切花销都要从每月固定的汇款中来，我顿时慌了手脚。那些汇款依然是在两三天内就消失殆尽，我战战兢兢，飘若浮萍，几近发疯，轮流给父亲、哥哥和姐姐发电报、写长信要钱（信里讲述的都是滑稽的虚构故事。因为我想在拜托别人之前，先取悦他才是上策）。同时，我也开始频频出入于堀木带我去过的当铺。即便如此，我依然入不敷出。
总之，在无亲无故的出租公寓中，我是无法独立生活下去的。我惧怕一个人静静地待在房间，仿佛下一秒就会被人袭击遭受重创。于是，我冲到大街上不是帮助地下组织开展地下运动，就是和堀木一起四处喝廉价酒。学业、绘画几乎都荒废了。甚至在进入高中第二年的十一月，我与年长于我的有夫之妇殉了情。由此，我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虽然我经常旷课又完全不用功，不可思议的是考试总颇得要领，因而一直以来我都成功地瞒过了家人。但是，学校方面似乎把我严重缺勤的情况秘密通报给了父亲。于是，大哥代父亲写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然而，我更为直接的痛苦却是来自于身无分文的窘境和那个地下组织委派给我的日益激进而繁重的任务，那些任务不再是以半吊子心态就可以应付得了的。那时，我已被任命为中央地区还是某某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学生行动队队长。总之本乡、小石川、下谷和神田那一带的学生都由我负责。听到有武装起义，我就买了一把小刀（现在回想起来，那刀纤弱到连铅笔都削不了），把它放在雨衣的口袋里东奔西走，也就是所谓的进行“联络”。我真想大醉一场然后酣然入睡，奈何囊空如洗。并且，P（我依稀记得那时候是用这个暗语指代党的，但也可能记错了）不断有任务委派过来，简直让人无暇喘息。以我这孱弱的身体，根本难以承受。原本只是因为对“非法”活动有兴趣才给那个组织做事，现在却仿佛弄假成真一般变得如此繁忙。我不禁暗暗地对P的成员感到厌恶：“有没有搞错，怎么不叫你们的正式成员去做呢！”我越想越气，索性就脱身而逃了。但这毕竟是当了逃兵，让我很不好受。于是，我决定去死。
那时候，对我抱有特殊好感的女人有三个。一个是我栖身的游仙馆房东的女儿。每次我给地下组织帮完忙筋疲力尽地回到家，连饭都顾不得吃就倒头睡下之后，她必会拿着信笺与钢笔来到我的房间说道：“对不起，楼下弟弟妹妹太吵了，我都不能专心地写信。”
她不知在写些什么，一写就是一个多小时。
我完全可以佯装不知，继续睡我的觉，但是那个女孩看起来很希望我对她说些什么，于是我又发扬自己惯有的奉献精神。尽管一句话都不想说，我还是强撑起疲惫不堪的身体，趴在床上，吸着烟说道：“听说有个男人，用女孩子写给他的情书来烧洗澡水。”
“哎呀，真讨厌。那个男人就是你吧？”
“我只用来热过牛奶。”
“真是光荣，那你就喝吧。”
这个人怎么还不回去啊。写信什么的，一看就是借口，肯定只是在上面乱写乱画罢了。
“给我看看吧。”其实我死也不想看。可我要是说“给我看看”，她便会叫嚷起来：“哎呀，讨厌，哎呀，讨厌……”那一脸欢欣之情真是不堪入目，让人大觉败兴。于是，我想还是打发她做些差事吧。
“不好意思，请问你可不可以去电车大道的药店帮我买一些卡尔莫钦[18]回来？累过头了，脸有些发烧，反倒睡不着了。麻烦你了，钱我会……”
“钱的事没关系。”
她高兴地站起来。让女人帮你做事绝不会使她们感到沮丧无聊，受男人所托反倒会令她们倍感欢喜。这一点，我很清楚。
还有一个是就读于女子高中师范学校的文科生，她是所谓的“同志”。由于共同参加地下活动的关系，我就算不情愿也不得不每天与她碰面。会面结束后，这个女人依旧会跟在我身后，给我买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就把我当成姐姐好啦。”
面对她的矫揉造作，我不禁浑身不自在。
“我就是把你当姐姐看待的。”
我强扯出一个含着忧愁的微笑回答道。不管怎么说，惹怒她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我一定要做些什么蒙混过去，所有的思想都聚集在这一念之中。终于，我还是决定讨好这个丑陋的女人。每当收到她买的东西（她买来的尽是些没品位的东西，我大都一转身就给了卖烤鸡肉串的老头），我就摆出一脸欣悦之情，说说玩笑逗她开心。一个夏夜，因为她怎么都不肯离去，我则一心想让她走，就在街头昏暗处吻了她一下。可怜的她欣喜若狂，叫了辆车，把我带到那些人为搞地下运动而秘密租借的如事务所一般狭窄的西式房间，一直折腾到早上。真是个荒唐的姐姐，我暗暗苦笑。
房东的女儿也好，这个“同志”也罢，无论如何每天都不得不碰面。对待他们我无法像对待之前提到的那些女人一样顺利避开。于是，出于惯常的不安心理，我开始半情不愿地拼命取悦她们，以致最终陷入了退无可退的境地。
同一时期，我意外地受到银座一家大型酒馆的女服务员的照拂。虽然我们只见过一次，但拘泥于她的恩惠，从中而来的担心和无端的恐惧让我寸步难行。那时，我已无须依赖堀木的向导，多少能装出一副厚脸皮的样子：能一个人坐电车，也能一个人去歌舞伎剧院，甚至能穿着碎点花纹的和服去酒馆。尽管我内心依然对人类的傲慢和残暴感到奇怪、恐惧和烦恼，但至少表面上已渐渐可以与别人一本正经地寒暄了——不，不对，若是不面带败北小丑的苦笑，以我的性格依然无法与人寒暄。总之，现在我已经学会了这个伎俩，哪怕只是一些心不在焉而磕磕巴巴的寒暄。可这伎俩的练就究竟是拜谁所赐呢？是地下运动的东奔西走，是女人，还是酒？不过话说回来，最主要还是要归功于手头拮据。既然去哪里都令人惶惶不安，我索性就去大型酒馆，混迹于众多的醉鬼、女服务员、男服务员之中，这样或许我那始终像是在逃亡的心反倒会镇静下来。如此想着，我便怀揣十日元，走进了银座的这家大酒馆，笑着对女服务员说道：“我只有十日元。”
“您无须担心。”她带着些关西口音。但那一句话，竟奇异般地安抚了我战栗的心。不，不是因为她跟我说我不用担心钱，而是感觉待在她身边，我无须再担忧。
我开始喝酒。待在她身边的安心感，使我忘却了装疯卖傻，只是默默地喝酒，毫不掩饰地暴露出自己沉默而又悲戚的真面目。
“这些，喜欢吗？”
女人把很多菜肴放在了我的面前。我摇摇头。
“只喝酒？那我陪你一起喝吧。”
那是一个秋天的寒夜。我按照常子（好像是叫这么个名字，回忆模糊，我已记不确切。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连一起殉情的人的名字都会忘记）的吩咐，在银座后面一个寿司摊上，吃着味同嚼蜡的寿司，等着她。我忘却了她的名字，但不知为何，独独那寿司有多么难吃却清晰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还有那脸如青蛇的光头老板，他佯装手艺高超，摇头晃脑捏寿司的景象我也历历在目。后来，我在坐电车的时候，好几次觉得有人似曾相识，绞尽脑汁一想，不禁苦笑：哦，原来是像彼时的那个寿司摊老板。如今，那个女人的姓名，乃至她的面容都在记忆中远去了，唯有那家寿司摊老板的脸却清晰得仿佛能画出来。看来那时候的寿司真的是难以下咽，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寒冷与痛苦的回忆。我原本被人带去那些有口皆碑的寿司店也从未觉得好吃过。因为寿司太大了，我总是思忖，难道他们就不能把寿司好好地捏成大拇指大小吗？
她租住在本所一家木匠店的二楼。我在那儿丝毫不掩饰自己素日的阴郁心情，就好像患了剧烈的牙痛病一般，单手托腮喝着茶。而这姿态，似乎反倒使她中意。这女人，周身刮着寒冷肃杀的北风，唯有落叶伴她狂舞不止，带着与我同样的彻底孤绝之感。
我们躺在床上，她讲述着自己的身世。她比我年长两岁，家乡在广岛。她说自己可是有丈夫的哦，原本是在广岛经营一家理发店。去年春天，两个人一起离开家乡来到东京，可丈夫却终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最终因犯下诈骗罪被抓进了监狱。她每天都去监狱给他送吃的，不过从明天开始，她就不去了。不知为何，我天生对女人的身世毫无兴趣。或许是因为她们讲述的方法不得当，抓不住重点。反正，我始终是置若罔闻。
孤单。
于我而言，比起女人千言万语的人生经历，这两个字的低语更能引发我的共鸣。我一直期待着，然而却始终未能从世间女人的口中听到过这句话。真是奇怪而不可思议。她虽然没有直言“孤单”，但无言的孤单似乎已在她身边形成了大概一寸来厚的气流，包裹着她。一靠近她，我也会被那股气流所包裹。它与我本身带刺的阴郁气流完美融合，犹如落叶贴附在水底岩石一般，将我从恐惧与不安中解救出来。
与躺在那些白痴娼妓怀中安然酣睡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首先，那些娼妓是快活的），同诈骗犯妻子共度的一夜，是幸福而解脱的一夜（在所有手札中，如此毫不踌躇且肯定地使用这样狂妄的字眼，不会再有第二次）。
但是，仅此一夜。清晨，睁开眼，爬起来，我又变成了原来那个轻佻而虚伪的滑稽小丑。胆小鬼连幸福都会畏惧，会被棉花所伤，有时还会被幸福所伤。这样就好，趁未受伤之前，我只想赶快离开。于是，我又开始释放装疯卖傻的烟雾弹。
“俗话说‘钱在人情在，钱尽缘分断’，其实人们对这句话都理解反了。不是男人没钱了会被女人甩，而是男人一旦没钱就意志消沉，一蹶不振，无力欢笑，继而变得乖僻，最终自暴自弃，陷入半癫狂状态，主动将女人甩掉，这是《金泽大辞林》的解释。真是可怜，那种心情，我能理解。”
记忆中，我的确说过令常子忍俊不禁的蠢话。长居无益，徒增畏怯。我顾不得洗脸就落荒而逃了。谁知，自己信口胡诌的“钱在人情在，钱尽缘分断”，却在日后与我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联系。
此后的一个月里，都没有见到那夜的恩人。随着时光的流逝，起初的喜悦开始消退，而常子给予我的须臾恩情却反倒让我心生惶恐。我觉得自己被紧紧束缚住了。乃至于开始在意那晚酒馆的账都是常子帮我结的这样的俗事。不禁觉得常子也同房东的女儿——那个高等师范学校的女学生无异，只会胁迫我。我即便离得远远的，也无时无刻不在后悔对常子感到的胆怯。并且，我总是觉得一旦与那些与我同眠过的女人重逢，她们必定会对我怒火中烧。因而，我对重逢避之唯恐不及，银座就这样敬而远之了。不过，我竭力避免重逢的个性，绝非出于狡猾，只是因为我并未完全理解女人身上的匪夷所思：她们看待与男人上床的事与起床后的事是不带一点联系的，就好像忘却了一般，完美地将两个世界隔绝开来。
十一月末，我与堀木在神田的小摊上喝着廉价酒。喝完之后，这个损友还不尽兴，坚持要找个地方再喝。我们明明已经身无分文了，他却仍旧吵着要喝。那时候，我也可能是酒醉胆肥吧。“好，既然如此，那我就带你去梦之国度。那可是足够让你目瞪口呆的酒池肉林……”
“酒馆？”
“对。”
“走走走！”
于是，我们两人就搭电车去了。堀木兴奋地说：“我今晚对女人很饥渴，我可以亲那里的女服务员吗？”
我并不喜欢堀木这样的醉态。崛木自己也很清楚，因此追问道：“可以吗？我可要亲。我要亲坐在我边上的女服务员。可以吗？”
“随便，只要你喜欢。”
“太谢谢了！我对女人很饥渴啊。”
我们在银座四丁目下了车，靠着常子的关系，身无分文地进去了。当我与堀木在一个空包厢相对坐定后，常子与另外一个女服务员就过来了。那个女服务员坐在我的边上，而常子则挨着堀木坐了下来。我不由得心头一紧——常子，要被亲。
并不是觉得舍不得。我本身并没什么占有欲，即便偶尔稍感可惜，也无力果敢地主张自己的所有权去与别人抗争。甚至于日后，当我的妻子被人侵犯时，我也只是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未发一言。
我决不想介入人类的纠纷，亦害怕卷入那样的旋涡。常子与我只有一夜情，她不属于我。那股涌上心头的不舍是我不该有的感情，但是我却感到心头一紧。
就在我眼前，堀木猛烈的吻将落在常子身上。我觉得她很可怜。被堀木玷污了的常子势必与我分手，更何况我也没有足够的激情去挽留常子。唉，就这么结束了。我为常子的不幸只感到刹那的揪心，旋即就断了念想，犹如水一般柔顺服帖。比较着堀木与常子的脸，我无声地笑了。
但是，事态的发展却比我想象的更糟。
“罢了！”堀木撇着嘴说道，“就算我再饥渴，对这么穷酸的女人也……”
堀木说到一半闭上嘴，抱着胳膊，肆无忌惮地打量着常子，不禁苦笑着摇了摇头。
“给我们来些酒吧。我没有钱。”我小声对常子说。
我真想烂醉一场。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常子是一个连醉汉都不愿亲的，又难看又穷酸的女人。对此，我却意外地如同遭到晴天霹雳，史无前例地纵酒痛饮，喝到天旋地转，与常子相顾无言，凄然而笑。被堀木那么一说，我也觉得常子确实不过是个憔悴而穷酸的女人。但与此同时，我心中却又涌上一股贫穷者之间惺惺相惜的亲近感（我现在以为，贫富的分化，虽然很老掉牙，但依然是戏剧中永恒存在的主题之一）。眼前的常子多么可爱，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主动萌生了微弱的恋爱之火。我吐了，醉得昏天黑地。那是我第一次喝到不省人事。
醒来后发现，常子就坐在枕边，我躺在本所一个木匠家二楼的房间里。
“说什么‘钱在人情在，钱尽缘分断’，我还以为是玩笑话，没想到你是认真的，后来你就再也不来了。真是拖泥带水的分别。就算我赚钱养你，也不行吗？”
“不行。”
之后，她便也睡下了。黎明时分，从她口中第一次吐出“死”这个字。她似乎已经活得疲惫不堪，而我一想到这人世间的恐怖、烦忧、金钱、地下运动、女人、学业，也同样觉得难以承受。就这样，我轻率地赞同了她的提议。
但是，那时候我其实并没有做好“死”的心理准备，而是隐隐怀着一丝玩乐的心态。
那天上午，我们两人在浅草六区徘徊。走进一家咖啡店，喝了杯牛奶。
“你结一下账吧。”
我站起身，从衣兜里掏出钱包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三个铜板。凄惨，一股比羞耻更甚的凄惨之感袭上了心头。脑海中立刻浮现出我在游仙馆的房间。房间里只剩制服与被子，再没有任何可以去典当的东西了，一派荒凉。除此之外，我所有的家当就是此刻身上穿的碎点花纹和服和披风。这就是属于我的现实。我清晰地领悟到，我已经活不下去了。
看到我在那里张皇失措，她便站起来朝我的钱包一瞅，说道：“哎呀，就这么点？”
虽然只是无心之语，但我依旧能感到一阵彻骨的疼痛。因为这是我初恋之人的声音。不是这么点，也不是那么点，三个铜板根本不算钱。我从未品尝过这样的屈辱，生不如死的屈辱。或许，当时我还以为自己是个富家少爷呢。从那一刻起，我才真正下定决心去死。
当晚，我们在镰仓投海自尽。她说身上的腰带是从店里的朋友那儿借来的，就把它解下来叠好放在岩石上，我也脱下披风放在同一个位置。之后，我们就一起纵身跳入了大海。
她死了，我却被救了。
或许因为我是高中生，加之父亲的名望，报社认为比较有新闻价值，便把这个事件大肆报道了一番。
我被救起后住进了海边的一家医院，从故乡赶来的一个亲戚帮我收拾了残局。他向我转述道，父亲和家人都对我的行为感到极为愤怒，可能就此与我断绝关系。说完，他就回去了。但他说的那些我并不在意，我只怀念死去的常子，终日以泪洗面。在我迄今遇到的所有人中，我真心喜欢的，唯有那个模样穷酸的常子。
房东女儿给我寄来了一封长信，里面写了五十首短歌。短歌皆是以“请活下去”这样奇怪的语句开头，足有五十首。笑容甜美的护士常来病房找我玩，有些护士在回去前还用力地握握我的手。
医院检查出我的左肺有毛病，这给我带来很大的便利。因为不久我就以“协助自杀”的罪名被警察从医院带走了，但他们体恤我有病，特地把我安置到了保护室。
深夜，一名在保护室旁边的值班室执勤的老警察悄悄打开了两室中间的门，跟我搭话道：“喂，很冷吧，到这儿来烤烤火。”
我故作无精打采地走进值班室，在椅子上坐下烤火。
“你一定还在想那个死去的女人吧。”
“嗯。”我故意用一种气若游丝的声音回答。
“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他渐渐摆起架子来。
“你最先跟她发生关系，是在哪里？”
他如法官一般装模作样地审问我。他以为我是个好欺骗的小孩，在这秋夜的寂寞无聊中，佯装审讯官，企图从我口中打探出淫秽的感怀之谈。我立刻就察觉到了他的意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憋住没有笑场。我知道，对那个警察的“非正式审问”，我完全可以拒绝回答。但是，为了给秋天的长夜增添一些情致，总之，我表面上带着十二分的诚意，坚信他是审讯官，能左右量刑的轻重，做了适当的供述以稍稍满足他那猥琐的好奇心。
“噢，我大概明白了。只要你老实交代，我们会酌情处理的。”
“真是感激不尽，还请多多关照。”
简直可以说是出神入化的演技。虽然这样的倾情演绎不会给我带来一星半点的好处。
拂晓，我被警察署署长叫了出去。这次是正式的审讯。打开门，刚进入署长室，就听到他说：“哦，真是个帅气的男人。事情变成这样不是你的错。是你妈妈，谁让她把你生得这么帅气。”
那是一个肤色浅黑、像是刚出大学校园不久的年轻署长。被他这么一说，我突然感到一阵悲戚，仿佛自己是半张脸长满红痣的不堪入目的残疾人。
这位像是柔道或剑道选手的署长的审讯非常简单明了，与那位老警察在半夜三更偷偷进行的执拗而好色的“审问”有着天壤之别。审讯结束后，署长一边撰写呈送检察署的文书，一边说：“不注意身体可不行哦。我看你好像在咯血。”
那天早上，我突然咳嗽了。每次咳嗽的时候，我都会以手帕掩口，手帕上落着有如雪霰一般的血渍。然而，那并不是我咳出来的，而是我前一晚挠破耳后的小疖子时染上的血。但我立刻意识到，不把这个真相说出来会对我更有利，于是我垂下眼帘，像真有其事地回答道：“嗯。”
署长写完文书说：“要不要起诉，由检察官定夺。不过你最好给你的担保人打个电话或者发封电报，让他今天到横滨检察署来一趟。你应该有的吧，监护人或者担保人之类的。”
我想起来了，我在学校的担保人是那个以前经常出入父亲东京别墅的贩卖字画的古董商，名叫涩田，是我们的同乡，一个四十岁左右又矮又胖的单身汉，“兼职”拍父亲的马屁。那个男人的脸，特别是眼神很像比目鱼，所以父亲一直叫他“比目鱼”，我也习惯于这么叫他。
我借了警察的电话簿，找到比目鱼的电话号码，打电话拜托他来一下横滨的检察署。谁知比目鱼听了之后，语气就如同变了个人似的趾高气扬。但不管怎么说，总算答应了。
当我再次回到保护室后，听到署长大声地对警察们吩咐道：“喂，那个电话机最好马上消毒，他在咯血。”
即使我坐在保护室里，那个声音也直直地钻进我的耳朵。
午后，我被细麻绳缚住身体，与一位年轻的警察一起坐上了开往横滨的电车。虽然他们同意我用披风掩盖住麻绳，但麻绳的一端则被那位警察紧紧地攥在手中。
我没有丝毫的不安，反而无比怀念警察的保护室和那位老警察。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当作为犯人被捆绑住时，我反而松了一口气，心情既舒畅又宁静。哪怕是现在，一写到那段经历，我就觉得怡然自乐。
但是，在那段令人怀念的岁月里，也有一处令我冷汗淋漓、终生难忘的悲惨败笔。我在检察署一个昏暗的房间里接受了简单的审讯。检察官看起来是一个四十岁上下、性格沉稳大方的人（倘若我算俊美的话，那也无疑是一种淫邪的俊美。而这个检察官的脸却可以说是正直的俊美，气质聪颖又静谧）。所以，我完全没有戒备，心不在焉地供述着。突然又咳了起来，我从袖口掏出手帕，无意间看到上面的血迹，起了卑鄙的歪心思：这个咳嗽可能会有什么用。于是，又故作夸张地假咳了两声。我以手帕掩着口，瞥了一眼检察官。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际，他沉静地微笑道：“这是真的吗？”
我冷汗涔涔。不，即便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不禁张皇失措。中学时代，那个笨蛋竹一戳着我的背，说道“故意的，故意的”，将我踢入了地狱。而此刻的不安与恐惧，可以说比那时更甚。这两件事，是我人生中演技的两大败笔。有时，我甚至会想：与其遭受那个检察官不动声色的侮辱，不如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我被免于起诉了。然而，我并不感到丝毫喜悦，而是怀着极度悲戚的心情坐在检察署等候室的椅子上，等待担保人比目鱼的到来。
透过身后高高的窗户可以看到晚霞染红了天宇，海鸥排成“女”字形飞向天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