坯也是长方形的，跟砖的样子大致相同，但两者有着很大的区别。坯是泥土脱成的，里面掺有麦糠麦草。砖坯子虽然也是来自泥土，但里面不掺草。更重要的是，砖坯子经过火烧，性质发生了变化，变成了砖。别看两者只差一把火，坯怕水泡，砖就不怕水泡。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扒掉坯座草房，盖几间浑砖到顶的房子。房子上面盖全瓦还是不敢想，能盖上半坡瓦，盖成瓦剪边，就很理想了。可以说父亲母亲为这个理想奋斗了几十年，也筹备了几十年。他们家卖一头猪，一只羊，或者卖一只鸡，一个鸡蛋，钱都要攒下来。这些钱除了给他和他弟弟交学费，就是为了盖房。父亲下地干活或赶集，习惯带一个筐，哪怕看到一块驴粪大的砖头头儿，父亲也要拾回家。他们家的茅房一角，已堆了不少碎砖头头儿。然而家里没攒下什么钱，刚攒下一点，一遇急事儿就拉散了。几十年过去了，父亲的理想到现在也没能实现，仍停留在理想阶段。父亲想不到，他的理想儿子在外面替他实现了。如果说这个现实老家的人看不见，他不能用这个现实给父亲长脸，今后他还要想办法多挣钱，挣了钱交给父亲，让父亲在老家盖一座浑砖到顶上面全部盖瓦的砖瓦房。
房子的地基打好，砖墙起了一半，金凤从村里开出两张介绍信，拉宋长玉到乡政府办了登记手续。金凤的意思，婚礼可以缓办，登记手续没必要再缓。说到底，金凤对宋长玉估计得比较高，对自己估计得比较低，办了登记手续，她心里才比较踏实。宋长玉顺从了金凤的意思。结婚证是两个小本子，二人每人一个。宋长玉的那个小本子，是宋长玉的名字在明金凤的名字上面；而金凤的那个小本子呢，明金凤来了个妇女大翻身，名字压到了宋长玉的名字上面。
金凤看了自己的小本子很得意，对宋长玉说：“你看，我在你上面！”她把宋长玉的小本子看了看，说：“哟，你怎么又跑到我上面来了！”宋长玉说：“男女平等嘛，上面下面都一样。”他把自己的小本子也交给了金凤，说：“你放在一起保管吧！”宋长玉在矿上下井时，听工友们把结婚证说成驾驶证。这个说法把结婚和开汽车相提并论，有了驾驶证，就可以开车，想怎么开就怎么开。而拿到了结婚证呢，老婆就等于是男人的车，男人就有了开车的资格，开车就合法化了，想开想停谁都管不着。宋长玉也有一点不明白，要说结婚证是驾驶证的话，他有了驾驶证，金凤也有了驾驶证，是他开金凤的车？还是金凤开他的车呢？难道是两个人轮换着，互相把对方当车开？宋长玉把听来的这个说法跟金凤说了，金凤像是想了想说：“今后我就是你的汽车，你就开我吧。”
“怎么开呢？”
金凤的脸很红，说：“我也不知道。”
“油门在哪儿呢？方向盘在哪儿呢？”
金凤还说不知道，又说：“可能到时候就知道了”。
“那，我现在就想开。”
“急什么，再急我打你！车是新的，放三天两天又放不坏。等咱们的房子盖好了再说吧，想开在新房子里开。”
宋长玉装作很吃惊，说：“在房子里开车，我可没听说过，那会不会把墙撞破？”
金凤的想象力跟不上了，也说：“真的呢，要是把墙撞破怎么办呢！”
明守福不让金凤在砖瓦厂食堂做饭了，安排她到桥头的卖票点卖门票。一开始金凤没理解爸爸的好意，不想去。一段时间以来，金凤天天在食堂里做好吃的，宋长玉已明显吃胖了，胖得脸上放光。她要是离开食堂，换另外一个人到食堂做饭，她的宋长玉恐怕就吃不了那么好了。她可以跟妈说说，让宋长玉到他们家吃饭。宋长玉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谁知道他愿意不愿意呢？金凤问宋长玉：“我爸不想让我做饭了，让我去卖票，你说我去不去呢？你同意，我就去，你不同意，我就不去，全在你一句话。”
宋长玉说：“当然要去卖票。做饭太累了，去卖票轻省些。再说，当售票员说起来也好听些，我哪舍得让我媳妇一直当炊事员呢！”
“那你吃饭怎么办呢，换一个别的人做饭，恐怕不一定对你的口味。”
“我哪里有那么娇气，只要吃饱就行呗。”
“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你到我们家去，我给你做。”
“那可不好意思。”
“要不这样吧，等咱们的房子一盖好，我就先买锅，先扎伙，到那时候，你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
“那我先谢谢你！”
“以后不许再说谢谢，都成一家人了，还说什么谢谢！你一说谢谢，给我的感觉就像我跟外人一样！”
“好好好，以后我再也不说这两个字了。那你把我喂成个大胖子怎么办？”
“我就是要你喂成个大胖子，让你胖得走不动，天天在家里待着。”
宋长玉装作害怕似地连连摆手，说：“那我不干，以后我还想在红煤厂开煤矿呢！”
既然和金凤办了结婚登记手续，金凤就不许宋长玉把她妈叫大婶儿，得跟她一样，叫妈。同样，金凤也不许宋长玉把她爸叫大叔，得叫爸。在宋长玉的老家，孩子都是把父亲叫爹，把母亲叫娘。红煤厂离城市近一些，大概跟城里人学的，都把父亲叫爸，把母亲叫妈。这一点宋长玉能够接受，百里不同俗十里改规矩嘛！他把明大婶儿叫妈叫出来了。虽然他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陌生，像是公鸡第一次打鸣儿一样，但他毕竟叫出来了，明大婶儿也答应了。可是，让他把明守福叫爸，他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开口甚是有难度。究其原因，他还是老想到老家的村支书，对村支书的成见没有改变。老家的村支书也有闺女。仗着爹是支书，那两个闺女都牛得很，根本不把村里的年轻人放在眼里。
家里替她们放出话，要找对象就得找工人，顶不济也要找一个当兵的，窝在家里的老土，一律免提。因为对支书有意见，宋长玉对支书家的两个闺女甚是看不惯，有时走碰面，他老远就把眼皮塌蒙下来，对人家看都不看。他心里说的是，你们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你们呢！宋长玉没有想到，跑到离老家千里之外的红煤厂，他找的老婆偏偏就是村支书的闺女。怎么，难道自己的潜意识里有征服的愿望？报复的心理？抑或是藉此争一口气，非要找一个支书的闺女作老婆。是了，这个方向是对的，你对什么样的人有意见，就不妨向他们的闺女发起进攻，把他们的闺女抓过来作老婆。思想一理顺，宋长玉把明守福喊爸就不别扭了。他是主动的，明守福是被动的，明守福跑都跑不掉，想不当老丈人都不行。听见明守福答应得不是很爽气，像是不大情愿似的，宋长玉好不快乐！
【第20节】
宋长玉已经知道了，这地方是浅山地带，沟壑纵横，土地贫脊。除了像红煤厂这样极个别的村庄外，别的地方庄稼长得都不好，每年收成甚微。可是，包子有肉不在褶儿上，这里的煤炭埋藏却十分丰富。有农民打红薯窖，深不过丈许，竟打出煤来了，欣喜之余，不敢声张，悄悄自挖自烧。从此，这口靠一根麻绳上下人的小井，既是红薯窖，又是小煤窑；吊上一篮子红薯，再吊上一篮子煤，煤火煮红薯，倒也自足自乐。另有农户依山建屋，屋后鼓一座山包。这家妇人敲盆唤猪吃食，每每看见猪的长嘴巴黑乎乎的，不知何故。后来发现，这位“八戒兄弟”闲得无聊，拿山根练嘴上的功夫，练来练去，不小心把山包的一处薄皮拱破，乌油油的原煤露了出来。
前些年，当地人靠山不能吃山，地下的煤只有国营大矿的人才能采。夏观矿务局下面管着六七个煤矿，每个煤矿都年产几十万吨，最多的上百万吨。他们呼呼啦啦开来一队人马，插上红旗，树起井架，把一大片地方用围墙围起来，地盘就算是他们的了。里面有男有女，他们又是喝酒，又是吃肉；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又是听戏，又是看电影，把周围的农村人眼气得不行。有人只在矿里面烧包还不够，身上穿着国家发的劳动布工装，腕子上戴着白花花的手表，骑着加重自行车，有事无事在田间地头乱转悠，对一只吃草的山羊也把车铃打得山响。
他们这么转是有目的的，忽一日，一个大姑娘，或一个小媳妇，不知怎么就坐到了人家自行车的后座上，在高粱玉米掩映的小路上悄没声地骑过去。当地的男人实在气不过，他们骂那些端国家饭碗的人：“煤生在我们这块儿，他们，狗日的，凭什么！”骂了不解恨，他们要采取行动。他们学耗子的手段，趁月黑天潜进矿里，扛回一根坑木，背走一筐煤，或抄走两块废铁。他们偷那点东西，对矿上来说连九牛一毛都不到，他们却认为扒了矿上一层皮，暗地里美不滋儿的。也有被矿上巡夜的护矿队抓住的，被揍得鼻青脸肿，甚至被敲断了腿骨，都不算稀罕事。挨了揍的人不见得敢说出来，对“挖社会主义墙角，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揍断你一条细腿子不是很正常嘛！
好了，不用发愁了，上面来了政策，挖煤的事开闸放水，谁都可以挖，国家、集体、个人可以一齐上。按上面的说法，有煤就赶快挖，挖完了也不用害怕，到时候新的替代能源就出来了，比如风能、太阳能、核能，还有潮汐能等等。起初，人们有些信不过，说得了吧，国家的煤能是随便挖的，挖不好了，挖在自己脚面子上，筋断骨头折，吃亏的还是自己。宋长玉是看报的人，知道上面下来的政策是真的。村里订有一份省报，是乡里派下来的，不想订也得订。报纸每天送到岳父家里，岳父并不怎么看。宋长玉让岳母把报纸收好，他每天都要看一看。在矿上时，他看张《矿工报》还要到工会的阅览室里去，在这里他看报的待遇提高了不少。他对报纸上有关煤矿的字眼非常敏感，看到有的乡办起了煤矿，有的村办起了煤矿，一些个体户也纷纷贷款办起了煤矿。宋长玉心里的冲动越来越大，别人都在办煤矿，红煤厂为何不能办呢！他的想法暂时没跟岳父说，自己开始暗暗打听红煤厂以前办煤矿的情况。
那次和唐丽华一块儿来红煤厂游览时他就知道了，所谓红煤厂，就是因煤而得名。而且还听说，红煤厂以前的确开有煤矿，煤炭质量相当好。村里上岁数的人不少，宋长玉打听起过去的事并不难。那些老人干不动什么事了，蹲在墙根晒晒太阳，脑子里大约只剩点对往事的记忆。宋长玉一跟他们打听红煤厂以前办煤矿的事，他们像是把记忆捡起来了，顿时显得有些兴奋，话说得很多。老人们的说法细节上不大一致，大体上差不多。宋长玉把老人们的回忆综合起来，有关红煤厂煤矿的情况渐渐地就清晰了。以前，村里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地主，姓杨，叫杨向荣。杨向荣家不但地多，瓦房多，还开着一座小煤窑。小煤窑是一眼竖井，井口安一台类似绞水用的辘轳，辘轳木轴上缠着绳子，绳子下面系着荆条筐，靠两个力气大的男人摇动辘轳提人提煤。两个摇辘轳的人站在两边，塌着腰，把固定在木架子上的辘轳摇得吱呀吱呀响。随着辘轳的腰被黑色的绳子缠得越来越粗，一筐头子煤就提出来了。
煤块子有些发明，还有些湿润，像用水洗过一样。筐头子呼呼放下去，再提上来的或许是一个窑工。窑工一律是黑头黑脸，手里提着一盏陶制的油捻子灯。他们的眼睛一轮，才冒出大大的眼白。那时出煤不按吨计，也不按公斤计，是用长秤秆大秤砣十六两一斤制的抬秤约，按市斤计算。杨向荣的煤窑出煤并不多，一年也就是几万斤，十几万斤。这就不得了啦，把他几百亩地打的粮食都折合成钱，一年的收入还抵不上小煤窑半年的收入多。杨向荣说，他的小煤窑就是他的存钱窖，没钱花了就从窖里取，别看取出来的是黑家伙，一出手换回来的就是白花花的银钱。杨向荣当时在村里牛气得很，保长也是他当着，家里有长枪，也有短枪。他动不动就让护院的人朝天上放两枪，把树上的大鸟惊得乱扑啦。他倒是没养狼狗，时常带出来的是一只公羊。公羊的两只大角向后弯弯着，肩宽背阔，体态高大，显得威武雄壮。杨向荣在后面走，公羊在前面为他开道，路人躲得稍慢一点，公羊两眼一剜，把头一低，伸角就向人家抵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