驹儿刚刚出门，又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我问是谁？他们很熟悉又很客气地喊开门。虽然声音陌生，但是我想可能也是熟人吧。我一开门就像电影里的镜头一样，张牙舞爪地冲进来了七、八个人。上来两个人按着我的手脚，其他人封锁了厕所窗户等能逃跑或者有可能会冲进同伙的要害部门，然后开始搜索。我刚想喊有贼人，抢劫了！他们却捷足先登喊了起来：别动，别乱喊乱叫，我们是公安局的，希望你配合我们。
我们今天在卖报时虽然遇上人查，放了我们，但在潜意识里还有一种预感，可能还会有麻烦，公安局的要来找我们，但是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来了。他们没来之前我心里就有一种恐惧感，他们来了我就更加恐惧了。我本来想等一下驹儿回来我们就撤退，我不想把心里的这种不祥和恐惧告诉给驹儿，我怕她害怕。我望着这些公安人员，心里觉得好笑，好像他们警匪片录象看多了，一个个都像表演似地，那动作言行充满了戏剧色彩。于是我就镇定了，我不再恐惧了，甚至挺冷静地说：别这么紧地按着我，很痛，让我看看你们的证件。
一个一脸官相的胖子从口袋里，掏出了警察的证件，在我的眼前晃了一下，他没让我看清楚，我也不想看清楚，不用证明，我也知道他们是警察。这些警察和电影上的演员学的，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警察。
房间里的气氛缓和了很多，他们没有搜出来他们想要的东西，虽然有一些失望，但是他们放心了，可能感觉到我也不是一个危险人物。我也平静，我抱歉地说：对不起，海南要建省了，很混乱各种贼很多，你们真的是警察我就放心了。
胖警察说：没关系，我们应该给你看证件，海南要建省了，确实很乱。我看你是个有文化的人，还好像搞艺术的，我们希望你能配合我们。
我说：没有问题，你们想让我干什么尽管说，别客气。
胖警察说；咱们换一个地方去说吧。
一帮人拥着我，一个挨一个，在外人看来就像几个哥们很亲密友好的样子就下楼了。他们没有给我戴手铐脚镣，我心情很失落的样子，我感觉到了他们对我的一种轻视。在电影里，被捕的人都是戴着手铐脚镣，被威严的警察押着，一副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现在我遇上了这样一个机会，却被几个便衣像哥们一样给请走了，运气真是太差了。下了楼我真怕碰上驹儿，她见我上车跟人走了，一冲动也要跟我来，那不是自投罗网。另外我这副模样也不想让她看见，好不容易被警察抓了一次，一点英雄气概都没表现出来，多让驹儿嘲笑，将来回忆人生时我都没有自豪感。
驹儿的运气真好，在警车路过人才角时，我看见驹儿还在摆放《海南咨询》和我写的那个免费阅读的牌子呢。我们在警车上对驹儿理都没理就开了过去。
警车停下时，警察让我下车，我对来的这个地方很不满意。电影里的常识告诉我，警察抓人都要关进监狱，可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叫拘留所。其实这是我有些过于挑剔了，拘留所和监狱在国外都是一个概念，我们国家词汇量丰富，才这么叫的。你被派出所的片警给逮住了跟国外被警察局的警察给抓住了效果一样，都得坐牢。下了车我看也没看就在一张他们给我指定的纸上，在他们指定的地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是一种很方便的形式，不用签字人动脑筋。后来到了现在的网络时代，申请注册电子邮箱，采用的都是这种在公安局学来的模式。签完字，他们很客气地没收了我的眼镜、手表、裤腰带、鞋带和鞋子底的铁条。我抗拒他们这样做，他们给我解释说：你是文化人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些东西都是危险工具，你想不开都可以用来自杀的。我说我不想自杀，他们说：你现在不想，不等于过几天不想，另外你不想别人还想，别人想用这些工具自杀或者杀人。我用手拉着裤子狼狈不堪地在他们的带领下，三道铁门，很威严地开开又关上，我就进了一个黑洞洞的小屋里。进了小屋，待我的眼睛适应一下之后，我看见了六双期盼、好奇、孤独苦闷而又幸灾乐祸的目光兴奋地盯着我。
他们在角落里蹲着，看守走了，后来我明白了应该叫管教，站起来两个家伙走到我身边，前后左右地看着我，好像到我们科尔沁草原上赶集买马的汉族人在选马。我有点无所适从，我天生就不适合来这个鬼地方，这些人让我害怕、恐惧。我见了他们比见了警察还恐惧。
一个很瘦讲话西北口音的老头问我：犯了啥事进来的？
我说：啥事也没犯。
马上引起一场哄堂大笑，觉得我很有趣儿。他们互相叫骂着，好像更加兴奋：操你妈的，没犯事公安局会抓你进来？你这个傻瓜！
老头说：说实话吧，咱们都是天涯同命人。
这老头有文才，一句话感动了我。
我说：出版报纸。
老头很老道很确定的说：你是文化人，大学生。
那些犯人，后来老头给我纠正说：还没审判的人叫人犯相当于犯罪嫌疑人，不叫犯人。那些人犯说：仓头，今天咱村子来新人了，要加餐，看看给他吃鱼头汤，还是吃红闷排骨？是咱们给他上，还是他自己点？
老头说：他是大学生就免了吧，和你们这些社会上的地痞小偷不同。
我听老头这么一说，对老头很有意见。大家叫他仓头，我已经明白了他是这里的老大，但是他的兄弟们这么热情地欢迎我，他却很吝啬。
老头看出了我的不满，他给我解释说：刚进来的人，都要被打一顿，叫杀威风。给你吃鱼头汤，就是把你的头按进便池里去泡，吃红闷排骨就是用被子蒙上你，大家一起拳打脚踢。但是根据犯事的性质打的轻重也不同，强奸犯那种用鸡巴犯罪的人挨打最重，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发廊桑那夜总会越来越多，这种人犯越来越少了。最轻的是诈骗犯，有时我们都不打他，三十六行诈骗为王，人人都敬佩用头脑犯罪的人。你这种文化人我们很少见，也属于是用头脑犯罪吧，跟我们不是同类，我们是用手犯罪。
我恍然大悟，对老头心中充满了感激。
老头又继续告诉我：一看你就是第一次进局子，到这里来，这里没有什么可怕的，有的人来过一次就再也不怕了，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来过一次，一辈子都怕这里。一会儿你提堂有一些礼仪你要注意，无论对方是警察还是法官都叫政府，见面先蹲下，说话喊报告。
老头叫马老八，是从西北来的。他长了一张精瘦的脸，上面挂着一双浓厚的调脚八字眉，看了让人心惊肉跳，八字眉包裹着一双细小的鼠眼，眼珠在眼眶里一点都没有安分守己的样子。
我也很客气地问他：你是怎么进来的？
他回答的问题像脑筋急转弯一样：我跟你一样是被公安局抓进来的，这里谁能自己愿意主动进来。
我说：是什么原因抓你进来的？
马老八说：你看我像干什么的？
我心一动想都没想就说：你应该是梁山好汉鼓上蚤石迁的后代。
马老八开心地大笑：还是你大学生说话有水平，同样是一件事，放在你嘴里说就不一样。一辈子别人都说我是贼、小偷，只有你把我和梁山好汉相媲美，你夸我的话我爱听。我真后悔把四个儿子都培养成了小偷，要不有一个上大学的也好改换一下门庭，走走人间正道。
我很好奇：你四个儿子都干这个？
马老八很骄傲地说：是呀，我的四个儿子在家里被我培养的个个是开天窗、打荷包、杀死猪、拖棺材的高手，尤其是我们老二马虎达到了出神入化，风过无痕的境界，四个儿子在干我们这一行里也算是有出息的，出类拔萃。
我很谦虚地请教说：这些术语啥意思？我不懂。
马老八耐心地给我讲解说：开天窗、打荷包就是从人的兜里往外偷钱包，这样的工作一般一个人就可以干了，适合单独作业；杀死猪、拖棺材就是在火车站或者码头人多的地方，那些等车船的人，疲劳困乏了躺在地下睡觉，我们用刀片割开他们的口袋把他们身上的钱偷走，然后再把他们的包拖走，这种工作一般一个人做不了，要至少两个人合作，东西一到手，马上传给下一家，如果来的人多，多传几家，第一手还可以留下看热闹，或者故意引错方向，阻止他们追赶，看丢东西的人哭天喊地地找东西，很过瘾，很刺激，很有成就感。他妈的就那一阵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马老八讲到最后激动了起来。
我心里想，这个人渣，真他妈可恶，但是表面上，还表现出来很敬佩他的样子。我可不是傻瓜，在这样的狼群中，还呈迂腐做呆子英雄。
我问他：你不是一个人来的海南吧？
马老八：不是，海南开放要建大特区，深圳那一拨没赶上，这一拨不能再落下了。我跟儿子们说：海南建大特区需要人才，咱们这一行也不能缺少，去海南的人都是有钱的，这对咱们也是一个发财致富千载难逢的好机遇。于是我就领着四个儿子马龙、马虎、马豹和马熊毅然决然地含泪告别他们慈爱的妈妈，来闯海南了。儿子们年轻有为都很顺利，几乎都是眼到手到，手到功成，我这个主帅没想到看走了眼失了手，看来哪一行都是一个理呀，到老了就得退休，人不服老不行呀。好在我后继有人，值得安慰。不过我这次真的应该听老伴和儿子们的话，不来就好了，在家演习时，孩子她妈兜里揣上钱，我和儿子们轮流偷，属我出手速度慢，眼睛反应也迟钝，目光就像个小偷似的，我对我的目光很不满意，其实我们这行最高境界的目光应该像个警察。
到了黑天，我闷在监仓里睡不着。大概只有五平方米的地方，还有一个洗澡大小便用的水池，剩下的地方挤了我们七个人。监仓里没有风扇，身上不停地流汗，我穿着一个裤头，那些老犯，都光着屁股，轮流着，一会进到水池里冲洗一下，便凉爽一会儿。我们七个人仰脸睡不开，只能前胸靠后背像罐头里装的沙丁鱼。那天刚好有一个香港贩毒的被判了死刑，带着手铐脚镣被锁在床板上，他受到了优待，可以仰脸躺着，这样我们就有两个人不能睡觉，值班轮流看着他，怕他自杀。从那时我才知道，人一被判了死刑，连自杀的权利都没有了。
寂寞难耐，那几个家伙玩起了一个叫我至今想起来都恶心的游戏。一阵响铃之后监仓里的灯熄灭了。一束细细的探照灯光飘飘忽忽地照在了天花板上。监仓里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透明的天窗，上面巡逻的武警常常把脚踏在天窗上，我们就有一种被他踩在脚下的感觉。我们像一窝躲在洞里的老鼠，武警的大脚就像一只猫爪子一样，威严恐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