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龙泉驿区洪河乡柳树村冯家老房子神榜：横批是“大树遗风”，神联是“大树将军功第一；凌云学士赋无双”。上联指东汉首位征西大将军冯异，随汉光武帝刘秀南征北战，屡建奇功，但为人谦虚谨慎，从不争名争利，每次战斗间隙，将士相聚评功论绩时，冯异总是坐在树下默不作声，即使有人问起，也从不谈自己的功劳。因此被皇上封为“大树将军”，是东汉开国功臣“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下联指北宋大臣冯京，鄂州江夏（今武汉）人，仁宗进士，历官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哲宗时以太子少师致仕。又如木兰乡黄氏祖联是“陆终世泽千年着；歇峭流传世代芳”，堂号为“江夏遗风”，就是黄家历史的高度概括。黄氏发源于“故黄国”江夏，封国者为陆终。后代子孙繁衍，并涌现了战国时期的春申君即歇公和宋代的峭公等杰出人物。峭公为黄氏入闽始祖，今四川客家黄姓多奉峭公为直系祖先。这些以家族史上有影响的名人先贤为偶像，激励后代，体现了客家人崇尚名节、清高矜持的风尚，是客家文化核心的体现。
从客家人的祭祖活动看，客家人对祖先的崇拜，是视祖先为保护神，从而利用祭拜活动来对其歌功颂德，祈求祖先保佑，福荫子孙。所以每逢特殊节日（如祖宗诞辰纪念日），大家便聚集一堂追思祖先，勉励后人。
总之，客家神榜是客家区特有的民俗文化现象，神榜主要强调家族郡望、历史名人以及祖籍渊源，最能反映家族历史和家族文化的核心，是家庭历史与文化的高度概括，反映了客家人强烈的祖宗观念和寻根意识。客家人从孩提时开始就熟悉自己家世渊源，对堂号、堂联熟记于心，对本族的名人十分熟悉，这种切合实际的民间教育方法，使客家人从中受到文化认同教育。
（二）祖籍教育
作为移民族群，客家总是难忘其“祖根”，表现出强烈的原籍意识，因而祖籍记忆是客家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祖籍记忆的载体主要有：族谱、碑刻、地名、口碑等，而更流行的还是许多口碑资料。
1.族谱中的祖籍记忆
客家族谱是对后代进行祖籍教育的重要载体。族谱中记载的家风家教、先祖遗训、祖堂匾联、祠堂规章、宗族活动、家族名人等对于规范族人的行为，传承家族文化以及强化家族认同等起重要作用。
客家人入川携带族谱以保存祖籍记忆。原居于广东韶州府乳源县的郑弘士，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携妻刘氏迁川落业于仪陇县南阳里（今乐兴乡），来川时“携有族谱一本，木本水源，记载甚详”；原居于广东韶州府乳源县的饶明达等人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弃粤来闽”定居于仪陇白果坝，入川时同样带有族谱。广东兴宁的黄玉标于康熙时迁来新都县，由于来时匆匆，来不及带谱牒，时时“以未曾携得族谱来川为憾”，后来有同宗兄弟来川带有族谱一本，家族记忆得以重建。有了族谱可使千里之外的后裔保持与故乡宗族的血缘关系，否则，就会割断与原乡的联系。
客家人大量保存关于家族和移民记忆，即使两三百年后，仍然记忆弥新。客家人对祖先精神遗产的继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乎所有的族谱都非常细致地记录“入川一世祖”的言行（如下文的《入川履历》），把它作为子孙后代需要认真汲取的养料，祖先的音容笑貌和言传身教仍鲜活保存在客家人的记忆中。肖平认为，客家确实比汉族其他族群更有家族观念。父亲去世时，作为长子的他在父亲的病榻前接受遗嘱，父亲交给他家谱和一句肖氏家族的班辈排行的顺口溜，作为家族的遗产。
由于客家祖宗观念强，一方面客家注重修谱，另一方面也想方设法保存族谱，即使在“文革”中，客家人冒着被批斗的风险珍藏族谱。如龙泉驿区万兴乡公平村4组叶元森藏《叶氏族谱》是用毛主席语录封面包裹而保存下来；龙泉驿区洛带镇《巫氏族谱》在“破四旧”运动中险些被毁，幸巫家的媳妇胡秀清冒着被批斗的危险用围腰布把族谱藏在楼上而保存至今，胡秀清因保存族谱有功而被后代称颂。正因为客家祖宗观念强，想方设法保存族谱，所以今天在四川客家中仍保存许多家谱。2000年四川客家中心对成都东山地区调查发现客家族群中的族谱或家谱保存得异常完好。谢桃坊调查，现在成都的湖广移民尚保存族谱者极少，而东山客家人几乎每个家族都有族谱。笔者在查阅资料时也发现，四川省图书馆特藏部保存不多的族谱中，客家的族谱居然有60多部。
2.碑刻与祖籍记忆
四川客家人是如何传承祖籍记忆呢？比较典型的是利用碑刻来强化族群的历史记忆。这些碑刻包括祠堂、会馆、祖屋的楹联以及墓碑等。如自贡胡氏宗祠前的石柱上刻有“庐陵春到溪水秀；安定经移水竹香”，表示不忘祖籍江西庐陵；江津钟氏的亭联为“缅颍水长汀钟灵毓秀；怀祖婆马氏懿德流徽”，表示对祖籍长汀和始祖的纪念；洛带的广东会馆楹联：“云水苍茫，异地久栖巴子国；乡关迢递，归州欲上粤王台”，表示对广东客家故乡的思念。洪和乡柳树村冯氏的对联：“姬始封后南迁，去邑为冯任客源；粤籍一郎仕其焕，入川凌云首东山”，横批是“永留祖教”，冯氏楹联更是将家族源流及入川历史进行了高度概括。这些碑刻铭刻着祖籍记忆，体现出文化传统上的认祖归宗，表现了客家人强烈的族群文化认同感和归依感。类似的祖籍教育还在客家神榜中体现，下文将专文论述。
墓碑上有关祖籍的题刻则更多。如清嘉庆年间从江西泰和迁入四川沐川的刘氏家族，为不忘祖籍，光绪十三年（1887）沐川的刘伍修墓墓碑上书“江西吉安府泰和县仙槎乡第九都竹山村人氏”。三台西平吴氏客家入川祖中旌公墓地的石碑上，镌刻祖籍来自福建龙岩州何家坡。等等。这些墓碑载明祖先祖籍详细地址。典型的还有三台县潼川镇陈氏的墓碑。三台县潼川镇柳林坝村民，因其祖籍多来自福建，是有名的“四川福建村”。该村福建移民陈氏宗祠前有一通高约2.2米的古碑，原系道光七年（1827）为陈姓后裔的墓碑，碑的背面镌刻着四个正楷大字：“原籍闽省”，表明陈姓人迁川前世居福建的历史。陈姓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从福建入川，到道光年间已有75年，此家族入川移民的后裔仍有强烈的原籍意识。
3.客家地名与祖籍记忆
客家人入川，为表示对祖籍的纪念，留下许多移民地名。除了广东馆、江西馆等会馆名称和广东街等街道名称与移民四川有关外，更多的是一些自然村的地名留下了客家移民的烙印，铭刻了对原乡的记忆。
现在四川就有许多遗留下来的广东村、广东湾、广东坡或福建村、江西村等地名，就是对客家原乡的纪念。如简阳县老君井乡的广东坡、简阳县红沙乡的广东湾、广汉县三水乡石观大队的江西坟、广汉县新丰乡的广东村、资阳县伍寿的江西沟和江西大队、资阳县祥符乡的江西湾、威远县复立乡青兰村的广东湾、隆昌县甲子湾村的广东坡、新津县龙马乡八角村的广东坝、荣昌县石河乡殷家庙村的广东坡、金堂县土桥镇的江西村、广汉新丰镇的广东村、 蒲江县复兴乡的广东村、阿坝州马尔康县白湾乡石广东村。这些地名与客家移民历史直接相关，在地名录中有明确的记载。如璧山县团坝乡三江村的“广东子”，是因“广东人多，故名”；江津县刁家乡的广东大队，是因为“纪念祖辈从广东移民来川得名”；江津县稿子乡长腰村的“广东坝”是因为“坝上有农户原从广东来此落业，故名”；江津县高屋乡黑石村的广东湾，是由于“明末广东人刘姓来此插占为业，更名”。等等。这些地名多是对客家祖籍的历史记忆，对移民后代起了祖籍教育的作用。
4.省亲与祖籍教育
客家有强烈的祖籍意识，这在客家移民及其后裔的“省亲”中可见一斑。成都郫县周家在入川后100年时间内，和梅县祖居地保持密切联系。对此，韩素音说，四川这一支周族从1720年至大约1820年之间，各代曾有数次派人专程去梅县周族探亲。四川族内有关生育子女、死亡、婚嫁、立祠、商务发展、中举等重大事项，均向老家宗祠内神位禀告。后来爆发了鸦片战争，接着又是太平军起义，周氏两地联系遂告中断。富顺刘光第的父亲不忘祖籍福建，“则时与谈闽汀地俗，传于高曾祖父者，用示不忘本云” 。可见其父辈仍牢记祖先教导，念念不忘福建祖居地，且叮嘱子孙有朝一日应力争回原籍祭拜祖先、联络宗亲。刘光第中举后终于在1895年“武平之行”实现了回祖籍地省亲的愿望。在武平湘坑湖祖居地祭拜了先人庐墓，联络了刘氏宗亲，经刘光第此次走动后，闽、蜀两地的武平刘氏子孙便有了密切联系。四川客家与原籍保持往来的事例举不胜举，在此不予赘述。
5.神榜与祖籍教育
前文提到的神榜文化教育功能，除了反映祖先功德和光荣历史外，客家神榜还起祖籍教育的作用。与其他客家区的神榜比较，四川客家神榜表现浓厚的地域特色。即四川客家神榜更注重家族来源的记载，强调“根”的意识。例如：三台客家人钟静安家神龛上的对联：“徙粤自行西置业；上川回想东顾来”。此联指钟氏从广东迁川三台落业，其心常想广东故地。金堂赖氏神榜祖联为：“迹发颍川绵百代；支分蜀郡焕千秋”；源于广东长乐的筠连钟姓祖联为：“粤水家声昭前代；颍川世泽启后人”；源于福建的筠连朱姓祖联上联为：“福建随来东衙参将”；源于福建的荣县赖氏神联为：“姓自周朝封赖国；籍由福建来西川”；来自广东的威远崔姓祖联为：“东粤随来香火；西蜀有感福神”；江津永兴场邹氏神榜对联为：“封王祖烈传唐宋；显世身猷遍粤川”；盐源县客家人的神联为：“祖居东粤千载盛；孙迁西蜀万年兴”。客家神榜的神联，反映四川客家人源在中原、根在福建或广东等地的家族史。如四川省筠连县海银源于广东长乐郑姓的家联为：“荥阳世第家声远；粤海宗功世泽长”，横批为“祥呈定水”，形象地表明了郑姓客家人源在中原（河南荥阳），迁到广东（粤海），再入筠连（定水）的移民过程。从福建上杭入四川璧山（今重庆）的陈道义家族，其祖牌为“颍川陈氏历代宗祖神位”，两边是“昭穆宗祖；颍川上杭”，表示璧山所供奉的祖先是由颍川迁到福建上杭。利用神榜进行家族渊源的教育，以示不忘故土，体现四川客家强烈的祖籍意识。
而在祖先神榜上写明祖籍的具体地址，更是四川客家神榜的独特之处。例如：三台县柳林坝陈氏家族后裔陈世杰的祖堂神龛上至今仍供奉着入川始祖陈时安的神主牌位，上面写着他的出生地“福建龙岩州漳平县永福里大岭下肥塘坑”。西昌黄联关镇石坝村6组的林世祥老人为告诫子孙不忘其根，特意在神榜“昭穆”两行上注明祖籍和始祖姓名，“祖籍广东省嘉应州长乐县西林坝”，“竹子市泥华嘴林家堡起祖林相友”。从四川客家神榜的现状看，东山地区木质神榜较少，多为纸质神榜。木质神榜多陈列于客家老屋的祖堂里，制作精美，涂有金粉，且多为清代遗物，具有文物价值，因此，常成为被盗的对象。如洛带镇宝胜村刘家大院的神榜和西平鹿角村何家祠堂的神榜已被盗。为安全起见，一些上百年的神榜多被珍藏，只有在祭祀时才拿出供奉，如龙潭镇范家祠的神榜；也有的古老神榜依然供奉，且有专人看守，如十陵镇千弓村朱氏宗祠的神榜。东山地区的多数神榜是用红纸书写的，在传统的客家民居中很常见。不过，从发展趋势看，由于四川客家祖先崇拜的观念在淡化，加上生活水平提高，东山客家地区旧房改造后新建的房子没有专门的厅堂，没有肃穆的气氛，客家神榜日益减少。据黄土镇专门写神榜的刘生平介绍，以前每年要写上百幅神榜，现在写的少了，一年才十多幅。
（三）家族创业教育
客家是个惯于迁徙的族群。从族谱记载看，客家入川前，多数家族已在闽粤赣客家大本营内辗转迁移多次，入川后又不断迁居，体现了客家择善而居的习俗。在这个不断迁徙的过程中，客家白手起家，勤俭创业，最终在新居地站稳脚跟。客家人在如何求生存、谋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创业经验是客家教育的重要内容。教育的内容包括祖辈功德伟绩和祖宗的创业艰辛，目的是缅怀先辈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非凡发展历程，勉励后代吃苦耐劳、奋发图强。
１.族谱与创业教育
客家移民史是一部漫长的迁徙史和艰难的创业史，不断地迁移和创业才形成客家族群。客家迁徙史和创业史是客家族群记忆中的重要内容，客家移民家族迁徙创业的艰辛是客家精神的体现，因而客家人对祖先精神遗产的继承特别重视。在盘费不足和交通落后的情况下，清代入川的移民背着干粮、行李，途中自己烧水煮饭、住岩洞，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徒步上川，日行六十里，行程一般是五千多里，这种“长征”的艰辛可想而知。族谱对入川先祖的迁徙时间、路线以及入川路上的衣、食、住、行等作详细的记载，重点突出移民的艰辛历程。
成都青白江区龙王乡原籍广东的叶焕祥，“时年20岁，每日肩挑80余斤行李赶路至川”。东山万氏谱载，“一行三人，征途落寞，行李萧条，跋涉五千里，直抵川西成都县之凤凰山”；东山卢氏“望西蜀而前行，越三月余，始至成都府华阳县北门外隆兴场”；新都黄氏在原乡多次迁徙仍未找到“善地”，“又谋远徙，率二子入川，数千余里，跋涉维艰，度地栖身”；新都木兰乡林氏培玉和培昌兄弟俩入川，“行至湖广衡州，昌公患病，遂卒于中途。雁行分翼，就地安葬”，林培玉洒泪继续前行。新都廖氏体用，“公家徒壁，立岁且暮”，仍谋远徙，雍正四年春，“公出门携钱四百，濡滞辗转，迄岁暮，始至湖广”，“越丁未遂抵川”，时已“不挟一钱”。盘费不足又举目无亲，初来乍到的廖氏只能寄人篱下，“日就晡露宿郑姓墙下”，后来郑姓“舍公于碾舍，借一破釜为炊具，公遂安焉”。客家移民入川的艰辛场面催人泪下。
对入川路线记载详细的要算资中客家《曾氏族谱》。《曾氏族谱》收录《广东祖籍记》、《顺裔公入川实迹记略》和《广东省长乐县至四川省资州程途记》等文章和地图，记录了乾隆十八年先辈曾顺裔带全家背负祖先骨骸入川的行程，谱中把入川途中从广东经由江西、湖南而至川东黔江，最后到达资州，沿途所经过的各个水旱站名、里程、何处下水、何处起旱等地名记载得具体详细。“以上程途共五千三百余里，皆我始祖自粤地举家入蜀时，栉风沐雨，步履所经者也。今悉数而出之，以见山川悠远，祖步艰难云。”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客家人卖掉家当，带上仅有的盘费，扶老携幼，身背行李，经过崎岖道路，穿越关山险阻，跋山涉水，行程五千余里，历时三月余，路上不少人因劳累过度或患疾病而葬身中途，移民入川的步履是何等的艰辛。客家族谱对入川始祖移民入川艰难的记载较详细，是家族创业教育的典型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