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大功的苦心经营下，苏家屯和整个社会的形势一样，都在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前进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相应的社会矛盾也在无情地暴露着。
在农村，各个级别的专业队伍层出不穷，例如机械队，木工队，林业队，电工队，商业队等，这些组织的人员产生都有像康大功这样的人一人说了算，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社会上的某种特权阶层。这样，从事最基层田间劳动的人员在日益地减少，并且体力劳动的强度也在日益地增加，久而久之，定会影响这些人的劳动积极性，引起这些人的反抗心理。
康大功在苏家屯制定了没有文字的，清晰的“村规民约”，企图在这种情况下实现“按需分配”的分配制度。
当时，苏家屯一天田间劳作是三出工，分早上、上午、下午，这叫“全天”，有的时候，晚上搞“突击”，另算。
一全天，男劳力的工分分三个档次，分别是12分、10分和8分，12分的人不多，大概都是像薛老喜和康二功之类的人；10分的人多一些，像我的父亲和钟叔；8分的人就少了，就是像孙老头之类。
一全天，女劳力也是工分分三个档次，分别是10分、8分和6分。
我们小孩子若是假期里去地参加劳动，一般是早上不出工的，干上午和下午两个半天，康大功让薛老喜给我们记4个工分。
记工分的权利完全在薛老喜的手中，没有任何的监督机制。就那样，每三天的一个晚上在苏家祠堂里记一次，每一家的“工折”上记一下，又在薛老喜的大账本上记一下。
到了年终，薛老喜把全年每一家的工分做个合计，没有见过任何公开公布的情况，然后由康大功按每10个公分一个“工”，一个“工”1毛5分钱分红。我的印象中，我家我父亲和我的两个姐姐三个劳力，一年春节的时候分八九十块钱，都把全家乐的一个晚上都睡不好觉，有很多姊妹多和妯娌多的家庭，往往因为这几十块钱吵架生气，因此，年下过得又很不消停。
后来，我年龄大了一点，心里觉得这样的“村规民约”有很多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每每到了年关去苏家祠堂分红前，父亲总是嘱咐，让我把家里的“工折”拿出来，从头到尾把一年挣的工分再合计一下，然后和我一起到苏家祠堂去分红。
到了苏家祠堂分红的时候，父亲会情不自禁的问一下薛老喜：“我家今年总共挣了多少公分”？
薛老喜总是告诉我父亲一个与我算的不差上下的数目，当时父亲总是张一张嘴，我知道他是想问薛老喜的一家今年总共挣了多少工分的，但看见薛老喜那不耐烦的目光，父亲总是伸伸脖子把话又咽了回去。
有一年，父亲先问了我家一年总共挣了多少公分，终于开了口，问薛老喜：“你家今年总共挣了多少公分”？
薛老喜不耐烦的回答：“自家管自家的事情，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你是不是还想知道康队长家总共挣了多少个公分”？
我知道父亲是很想知道像他们这样的人家一年总共挣了多少公分的，但最终还是不得而知。
父亲的这种心理，一方面自然的传给了我和苏老二，我们两个不止一次的谈论过这样的日子是无法无天的；另一方面也加深了社会上这两种人思想上的分歧。
那时，除了一天三出工，挣工分养家糊口以外，康大功还规定辅助的挣工分项目，例如积草粪记公分，就像苏老二上山锄白草压草粪记工分；每天早上整个苏家屯的人把自己全家一个晚上的“尿液”提到村北的一个水泥做成的地窖里，有薛老喜过秤按重量记工分；往南坡担毛粪记工分······。
现在想起来，地里这一切最基本的活计只有我和苏老二这样的家庭去做了，从来没有见过二骡子和康素贞上山锄过白草，也从来没有见过二骡子和康素贞早上起来掂着“尿罐儿”走上一二里地去村北那个水泥地窖里登记过一个晚上尿了多少尿液的事情。
难道每天晚上他们都没有尿？
难道他们都不欠工分吗？
我和苏老二冬天锄白草，夏秋天到山上沟下割青草，回来后用铡刀铡成碎末儿，然后用土把它们封起来，在起热发酵后翻腾几次就成了草粪，最后在每年该交草粪的时候，父亲再把他翻腾成一个规规矩矩的长方体，等待薛老喜们去丈量记工分。
除了上山下沟弄草压草粪挣工分，我父亲还有一个挣工分的方法。
那年代的冬天是下“酷霜”的，凌晨三四点一阵“酷霜”袭来，尽管没有一丝的风，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所有树上的叶子都会被“酷霜”打落，那一个时刻，站在树下就能听见清晰的“哗哗啦啦”的落树叶的声音，大有“瓜熟蒂落”的意思，每一个树叶上都结着一层薄薄的白霜。
印象中，父亲一年总是盼望这样的凌晨。那一段时间，他总是一夜起来好几回，用自己的肉体体验那“酷霜”是否到来。一旦“酷霜”来临，父亲就精神抖擻地挑起两个篓子，摸黑到东“黑眼儿沟”下搂树叶儿。也不知他搂了几篓子，也不知道他跑了几回，侍我起床的时候，就会看到我家的草粪堆，一夜间长的小山一样高。
父亲象对待宝贝一样，在那树叶上洒水、封土、压瓷、起热·····，然后整理的豆腐块儿一样，等待薛老喜去丈量记工分。每次丈量时，父亲总是要我去看他们报的数和尺子是否符合，但那群人总背着我不让看，最后还是糊里糊涂的，父亲总是不高兴几天。
人，大概都是这样，有时也不为什么深仇大恨，但当对方的自尊心受到了刺激的时候，他便会想方设法地去找回自己的自尊。
可能是因为父亲在年终分红的时候问过薛老喜家里的工分是多少的原因，很多时候我都能够察觉出来，薛老喜在对待我家工分的问题上特别的用心。父亲那时问薛老喜家一年挣了多少的时候，他的自尊心一定是受到了刺激，所以有机会薛老喜便会抓住不放，恢复自己那曾经受过刺激的自尊。这些微妙的事情我能够感觉出来，父亲当然也会觉察出来。
每年到了收草粪的时候，康大功总是先召开一个生产队的社员会，告知大家最近几天要收草粪了，让大家把自家的草粪堆整理一下，在验收的时候大家不要扒瞧，有多少就是多少，队里不会亏待每一个积极劳动的人等等。然后，又让薛老喜组织他的本家和康家的几个人进行丈量验收。
每当这个时候，父亲总是不安心的，他是知道薛老喜的用心的，薛老喜也是知道父亲是敏感的。所以，薛老喜总是瞅着父亲去南坡干活儿的时候丈量我家的草粪。
后来的几年，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每到那几天，父亲总是会嘱咐我，让我在家里等着，看看薛老喜是怎样丈量我家的草粪堆的。因为每年丈量草粪的时间总是在寒假里，所以我有的是机会。
开始我并不介意，认为丈量草粪时，那尺子是硬的，薛老喜还能“个一蛋”到那里去，每当父亲回家问我，我家的草粪堆是咋量的时候，我总是说，人家是咋量，咱家那也是咋量的。
父亲听后，总是一阵的沉默。
那一年的冬天，又到了那个季节，父亲临上南坡干活儿的时候对我说：“老喜今天派我去金岭修大寨田，我存着他是要丈量咱家的草粪了，你就在咱家的草粪那里等着，看他坑人不坑人”。
那一年我都上五年级了，不但知道了丈量草粪堆的方法是“长乘高乘宽”，而且胆子也有点大了，不是老害怕薛老喜了。
那天，我就在我家的草粪堆边转悠，一会儿，我看见薛老喜手里掂着一根像锄把一样的木棍子，带着丈量小组的人说说笑笑地走了过来。
那时，凡是压草粪的人家，都是康大功指定了固定地点的，是谁家的草粪，薛老喜都清楚的很。
薛老喜是不掂尺子的，在丈量长和宽的时候，那两个拉尺子的人量一下，报一次，有记录的人在户主姓名的后面做个记录。在丈量高的时候，薛老喜就把那根木棍放在草粪堆的顶上，有那两个拉尺子的人把他的木棍作为高的顶点量出一个高度。
很快周围的草粪都丈量完了，到了我家的草粪堆边，那两个拉尺子的人很快丈量了长和宽，轮到了丈量高的时候，只见薛老喜上前一步，他抡起手中的木棍，狠狠地摔在我家的草粪堆的顶上，那个木棍立刻陷进那草粪堆里了，那两个拉尺子的人很快上前如法炮制地丈量了我家草粪堆的高度。
当薛老喜一群人说说笑笑离开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薛老喜那个动作的作用了，即使说我已经从心里有点不害怕他了，但离直面和他论理还有一定的距离。
那天，父亲一回家就问我丈量草粪的事情，我就把当时的情况说了一遍，父亲听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那个时候的苏家屯就是这样的现实，人们主要是靠工分吃饭，没有工分就好像是失去了命根子。但工分不好挣，工分的价值又是那样的低，所以大部分的家庭养家糊口是很艰辛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不甘心过苦日子的人便“投机倒把”了，面对一家人的吃喝穿戴，他们便想尽一切办法弄几个零花钱，让自己家人的生活体面一些。因此便自然地产生了：有成色儿的人像苏老二的姑父起五更到黑市上卖葱；薛老喜起五更到黑市上卖红薯芽儿；王木匠偷偷地到清海做工挣钱等不合时宜的现象。没有成色儿的人，像钟叔，钟婶儿在冬日的地里捡坏红薯晒干，再到镇上的供销社里卖掉换钱，给苏老二换一身儿新衣裳的现象······。
不过苏老二的姑父和薛老喜叫斗住了是要“游街”的，王木匠就是插翅飞到清海也是要被康大功扒掉户口，无奈乖乖回来的。
后来我常常想，苏家屯此类事甚多，像这样“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的事情，便是人们没有积极性创造财富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