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集体的年代，生产队冬天里出红薯时有两种家庭不用去地，一是五保老人，一个村也就是那么一两户；二是象康素贞家这样的干部家庭。红薯都是象我们这些家庭的人出了以后，按人口称好，然后拉到他们家里，再为他们下到红薯窖内。
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红薯窖。做那红薯窖，先是选一个地方往地下垂直挖一个直径大约一米的洞，一直到了十米左右，便在底部相对平行的地面挖两个窑洞，有一人来高，一米多宽，深浅不一。真不理解那些目不识丁的老百姓们，凭什么能够把那个洞挖的那样垂直地面，整齐如一。
每年的红薯就储藏在那两个洞内，一个冬季保存的非常完好，到了第二年开春的时候，从里面拉上来的红薯还鲜如当初。
那年代，好像地里什么庄稼都不生长，只生长红薯，产量非常高，一个冬季各家各户都靠那窖里的红薯生活。
那时候，最经常吃的是红薯面“窝窝头”，那红薯都是草粪喂养的，干面掉“匹儿”，吃起来甜丝丝的，但是单一的食物，吃的多了，吃到肚子里“瓷丁丁”的不消化，自然人们又都害怕吃那东西。
每天的早晨，只要到了吃饭的时间，村里便有了一种特殊的红薯甜味，一个村子总有几个非常朝阳暖和的地方，人们都叫它“朝阳儿旮角儿”。一片儿的邻居们便都端着一碗红薯面汁煮成的红薯疙瘩，上面悬着一小撮红薯丝拌盐的菜的早饭走来。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都穿着“明盔明甲”的撅肚子小棉袄，那“明盔明甲”，说的是那红薯面汁滴到棉袄上，就会立刻在棉袄的大襟上成一个结晶，一旦那晶体渗进了布丝里，便不会轻易的抹下来。
大人们都是干了一早上农活的，肚子里早已该补充东西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一群孩子只要挤到了那个“朝阳儿旮角儿”里，端上那一碗红薯饭便虎吞狼咽起来，大人们常说“一个猪不吃糠，两个猪吃得香”。
出红薯都是“交九”后的天气，一年一度的这个农活是很辛苦的，但为了在那个冬季里延续生命，人们往往是没有任何怨言的。
天还没有完全亮起来，通往南坡的大路上便响起了“叮当叮当”架子车行走的声音，到了太阳刚爬上山头的时候，那一片红薯地里便呈现出一片红彤彤挖出来的红薯了。这时，人们肚子里早已饿的“嗷嗷”地叫，他们便在树下寻找一些干树枝点着，挑最光津的红薯放在火堆里，一会儿的功夫，一块儿地里便笼罩着一股香甜的熟红薯的味道，人们争先恐后地去抢着吃。
往往为了争抢一瓜儿红薯吃，就打架，打的头破血流。到了上午十来点钟的时候，一地的红薯都被人们抹得干干净净，一堆一堆地放在地上，这个时候，康大功和薛老喜便来到了地里，他俩一边走着一边发号施令，有谁谁拉那一块儿地的红薯到谁谁的家里去·····。
哪一块儿地的红薯最好吃，最好储存，他俩心里清楚的镜儿一样。
一架子车拉两家的红薯时，平常都是用红薯秧隔开，卸红薯时，卸着卸着都搅一堆儿了，往往发生纠分，有时甚至吵架，吵归吵，也没有很好的办法。
那一年，出红薯我和苏老二都去地帮忙，近响午装车时，正好让他家那架子车装康家和另一五保户家的红薯，大家都站着不动势儿，都不知道咋装合适，怕惹住康家吃不消。一边儿的苏老二看出了大家的心思，他上前先把拦扇子绳系好，然后把扇子三下五去二的在车子中间摆了个分分明明的“S”型。
周围的人都服气透了，都夸苏老二心灵手巧。大人们很快将两家的红薯分别装到两个单独的空间里，那一车红薯就是拉到北京也搅不到一块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