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开车的侏儒和清水，大家都东倒西歪地睡着了。我朝车窗外看了看，两边是南方沿海特有的茂密松针树林。我不是在做梦，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我们从阿什利镇逃出来了。
数字时钟显示着今天是9月11日，收音机里陆陆续续播着一段新闻，似乎在纽约的一场暴动中，一种莫名的病毒凭空出现，少数华裔和大量黑人被感染，目前形势仍不明朗，几个区域已经被封锁云云。
我晃了晃脑袋，总觉得这段新闻似曾相识，就好像我曾经目睹它发生一样。
也许是梦吧，我看了看身边的达尔文，他靠着窗户睡着了，却一直拉着我的手，就像在盐矿的时候一样。
我们在中途停了两次，一次是在密苏里州，在黑市医生那儿给沙耶加和达尔文进行伤口处理，另一次是在亚拉巴马州的汽车休息站。除了侏儒开进加油站的时候能上厕所之外，我们不被允许下车，大部分时间像狗一样睡在闷热的车厢里。
为了避开收费站和临检，我们没有走高速，几乎都在走乡间县城的小路。侏儒一路上都在因为清水把我们搞上车这件事喋喋不休。
“该死，他们几个人散发出来的馊味和长蛆的奶酪差不多了。”他在激动时会一巴掌拍在方向盘上，“我警告过你这别蹚这浑水，你老糊涂了。”
“是你老了，老人才会变得越来越怯弱。做我们这行，越看不清的机会越叫机会，如果想要安稳，为什么不去开个一元店卖沐浴液和塑料花挣钱呢？”清水忍无可忍地回了一句，语气倒像在抱怨老伴儿。
“那个人你惹不起。”侏儒嘟囔着。
我不知道他们说的“那个人”是谁，这不是我现在关心的事。眼下最让我焦虑的，是刚才迪克掏出他的药瓶的时候，我瞥见里面没几粒了。
我们离开阿什利镇之后，回去过堪萨斯城的汽车旅馆，却没有在那儿找到张朋的行李箱和那一大堆药，不知道是他故意藏起来，还是被别人拿走了。
换句话说，现在剩下所有的药就是这些了。
迪克似乎对这件事并未在意，他还沉浸在丧父的巨大悲伤中。迪克是一个不愿意把悲伤外露的人，即使再难再苦的时候，他也会积极乐观地去面对。可这次我能听见他在午夜梦回时候的哭泣，也察觉到他盯着窗外，不知不觉眼泪就流了下来。
他失去了他最崇拜的人，从此也许除了我之外，再也不会有人唤他上校了。他前半生坚定的信仰在这几日里已经彻底粉碎，而前方只剩下一片漆黑的未来。
“你还好吗？上校。”我轻轻拍了他一下。
“就是有点饿。”他露出一个疲倦的微笑，“我特想吃我妈做的牛肉馅饼，那可是她的拿手绝活，把土豆、洋葱和豆子用番茄酱炒熟，和肉末搅匀，塞满一个12英寸的馅饼盘——我吃过用料最足的馅饼。我……”迪克说着，眼睛一红，“我是说，我想我妈妈了，我能回去看她吗？”
最后那句，他并不是对我说的，而是询问着坐在前座的两个人。
“如果你想害死她的话，当然。”清水头都不抬，漫不经心地回答。
“迪克，我很难过。”沙耶加是个心地柔软的人，眼泪也跟着掉了下来，她轻轻往迪克身边靠了靠。
“兄弟，现在不是时候，但我会尽我所能让你能够回家的。”达尔文拍了拍迪克的肩膀。
我假装不经意地把身体向另一侧倾斜，和达尔文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他醒来之前，我已经抽回了手。
靠近我的后座车窗没有关严，湿润的风混合着雨水飘在我的脸和嘴唇上，我竟然觉得有一丝寒冷，那是我熟悉的佐治亚州的秋天的味道。
快要入冬了，我的生命只剩下两个月。
我没有履行对自己的诺言，用剩下的时间陪伴妈妈，然后再去看看这个世界，最后回到我熟悉的中国南方，静静地等待死亡降临。
我把最后的时间用来寻找我的朋友，M把我们带回了她的过去，可迄今为止我们仍然对她的踪迹毫无头绪。我想找到她，我对我的选择并不后悔。
也许我并不需要再回到南方了，我现在的所在就是南方，另一个国家不同经度的南方，但这里有我的朋友，这儿早已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可我已经没有时间拥有爱情了。
我想起小时候，曾经无意中把一个桃核扔在舒月种的盆栽里，没想到桃核竟然发了芽，不到一个月就长出了一株幼苗。
可它还来不及抽芽，舒月就把它拔掉了。
“这么小的花盆，容不下一棵桃树，”舒月看了看我们家半米见方的小阳台，“这儿没有地方能容得了桃树。再长下去，它的根挤破陶盆，结局也是枯死，它也不会快乐。”
时间于我，不正是那个小得可怜的陶盆吗？
只是这一次我可以选择，不把那个桃核扔进土里，它不会发芽，不会生根，也没了最后被拔除的痛苦。
再醒来的时候，车停在了路边，我发现窗外的一切如此眼熟，这竟然是我自己的家。
绕了一圈，我们又回到了佐治亚的镇子，回到了来时的地方。
“你们先在这儿躲一躲，不要跟任何人联系，食物我会派人送来。”清水抬了抬眼，看看沙耶加，“等我的消息。”
“大妈，你不是搞笑吧？躲在这里？”迪克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清水，“你老人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们在这儿随时都能被发现！你不会现在想跟我说电影里那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吧？起码给我们几把枪吧？”
“我没说过这是最安全的地方，”清水一哼，“但是如果军方要干掉你们，即使我把迫击炮给你搬过来，或者把你送进比五角大楼还坚固的地下碉堡，他们都能干掉你。我藏着你们没，有，用！听明白了吗，小子？”
“那……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说的那个什么大客户——阿拉伯酋长也好，英国女王也好，要是谈崩了，我们随时都会在这间屋子里被击毙？”
“不只是这间屋子里，而是美国的任何一个角落。”清水补充道。
迪克咽了咽口水，犹豫了半天，愣是没打开车门。
“嘿，为什么不往好的方面想想呢？”我尽可能地安慰着迪克，“如果对方答应这笔交易了，我们就算裸体上街也没人敢动我们一根毛，是吧？”
迪克被我逗笑了：“我可不要跟你们一起裸体上街，我的面积注定我要吃亏。”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迪克拉开车门，我们从他那一侧四下张望着下了车。
“你知道你可以回家的。”清水突然转头对沙耶加说，“你不需要跟他们待在一起。”
“谢……谢谢您的提醒。”沙耶加匆忙转头朝清水鞠了一躬，就跳下车跟上了我们。
算起来我并没有离开多久，可是看到自己的家仍然有一种久别重逢的亲切感。我绕到后院，在门廊的地毡下面摸到了大门钥匙。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卧室，谢天谢地，那块从迷失之海带出来的石头还安安静静地躺在床底下。我和沙耶加把它拿到餐厅里，几个人七手八脚拆掉了沙耶加包的塑料纸，尘封了这么久，它们又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仔细端详了一遍，具体来说，沙耶加背出来的是三块石头，它们都泛着一丝铜绿色，每块上面都用阴刻法刻了一个奇怪的图案。
“这……会不会是什么印第安字啊？”我越看越觉得这雕刻像某种文字，“我记得以前历史课说过，古代中国人喜欢在石头上刻字。会不会以前的印第安人也有这个习俗啊？”
“如果这些石头真的属于印第安人，那么他们刻的肯定不是文字。”达尔文沉吟着说，“印第安人没有文字。”
“啊？不会吧？印第安文明好歹也是古老民族文明之一呀，怎么会连文字都没有呢？那他们怎么记录自己的历史文化呢？”
“印第安人记录历史的唯一方式，是通过奇普绳结。”沙耶加说，“我们历史课本的封面就有。”
“呃，是吗？历史课本……”我使劲回想了一下，历史书封面上那个印第安土著的大头照，似乎是戴着一大串带穗儿的项链，但我一直以为那只是他们装饰自己的项链而已。
“用这些绳结怎么记录啊？”
“比如说，今年水灾了，就用蓝色绳子系一个结；去年瘟疫死了很多人，就用白色绳子系一个大结……系结的手法和大小都能分辨出这是一个什么事件。”
“我的妈呀！那如果事件的跨度有一百年，需要系多少个结啊！谁能记得什么结就是什么事？这太不科学了吧？”
“或许是你对科学有什么误解。”达尔文耸了耸肩——他已经尽可能的表现得含蓄了，但我似乎总能轻易触及他的底线，“古代有很多智慧，都是现代科学无法超越的。”
这句话倒不像是从他这个电脑极客嘴里说出来的。
“奇普绳结的记录方法并不像其他文字一样拘泥于二维，它是一种三维的记录方式，里面涉及的数学计算体系十分复杂，但看上去原始简单。就像计算机编程，最基础的代码只有0和1，却能编出世间万物。”
“那这种记录方式普通人也可以学会吗？”
“已经失传了。”达尔文摇摇头，“现在连印第安人都已经忘记了奇普绳结的记录方法，他们就像忽然被砍掉了手臂一样，忽然忘记如何去解读绳结了。”
就在我们讨论的时候，迪克已经溜进了客厅，一屁股坐进沙发里，摸到了电视遥控器。
我和舒月租这间房子的时候，这台电视就在这儿了，搬进来这么久，我基本上就打开过几次。它是最早的那种平板电视，还没摆脱传统电视机的厚度，上了年纪的液晶显示器让画面看起来模糊不清，四边泛着白光。
我家没开通网络付费频道，只有一些基础的地方电视台。此时，一个褐色头发的主播正在语速飞快地播报着一则新闻：
“在9月11日的纽约有色人种示威游行中，一种不明病毒导致至少79人死亡，201人受伤。目前疑似带菌者已被隔离，事件仍在调查中……”
电视的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放下石头，走进客厅。
这是我在汽车收音机里听到的那场暴动，当时还没有死伤这么多人。
我盯着屏幕，里面正切到一个现场镜头，是从远处高楼用长焦镜头拍摄的——在一片中文和意大利文的广告牌之间，扯满了红白相间的封锁胶带，军方的装甲车停在一堆路障前面，一些穿着无菌服的人抬着担架从封锁线里走出来，上面似乎躺着一具黑漆漆的尸体。
我是不是在哪里看到过这个画面？
我突然冒出这个奇怪的念头。
中文的广告牌，黑色的尸体，不知名的病毒……我盯着屏幕，顿时有点想吐。
迪克低声骂了一句，也不知道是军方的车，还是担架上的死人，触动了他跟我一样衰弱的神经。在经历过盐矿的精神刺激后，每个人都条件反射地排斥着任何跟死亡相关的事。
他边骂边按下了换台键，可另一个电台正在播放的显然是相同的事——某个穿着黑西装的政府官员正站在一堆话筒前面，背景是美国国旗和双子塔遗址，他的语气愤怒又激动：“几年前，我就站在这里，目睹世贸中心倒塌，我们都知道那是谁干的——所以当我听到数年之后的同一天，纽约再次出现了不知名病毒，我几乎可以断定，这又是另一场恐怖袭击！他们只是换了种方式，从飞机劫持变成了细菌武器……”
迪克又换了一下台，这次是一个国家安全局的发言人。
“这会是黑人种族主义者策划的吗？”一名记者问。
“就目前情报机关提供的资料来看，伊拉克已经拥有生化武器！他们在制造生化武器，并且有明确的军事部署，恐怖分子混入了游行队伍，在人群中释放了含有病毒的气体。因此我们必须加紧攻击，解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言人把拳头捶在桌子上，吸了一口气，语气平缓下来，“我们是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包容国家，我们热爱和平……”
“美国政府已经掌握对方有大规模生化武器的证据了吗？”另一名记者问道。
“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正处于恐怖组织的危险之下！”
“这是什么游行？”沙耶加也跟了过来。
“我没记错的话，不久前有几个涉嫌种族歧视的白人警察被无罪释放了。”达尔文说，“网上流出一段视频，那几个警察打了某个超速被截停的黑人。”
“但这明明是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事，为什么要选在华人区游行？”
“这种游行里常常会混杂着许多目的不纯者，他们期盼游行能升级为暴动，再在暴乱中浑水摸鱼，打砸抢捞上一笔。华人区是不二之选，”达尔文似乎对这种事见怪不怪，“华人区平时就属于治安混乱地带，不像白人区有那么多警察，即使报警，警察也未必会管。这些生事之徒不傻，他们知道上东区有森严的安保，意大利人有黑手党和机关枪，而中国人有现金。我爸妈开的快餐店，都被这样抢了好几次。”
“那为什么恐怖分子又要选择在黑人之间发动攻击？”迪克不满地说，“这听起来难道不荒谬吗？”
“总要有一个什么人来背锅，这就是政治。”达尔文淡淡地说。
迪克又按下了换台键。这次是一个医生站在实验室里：“我们并没见过这种病毒。是的，它有很高的传染性，现在被感染的市民已经被隔离。当然，我们正在全力研制疫苗，相信近期内就能开发成功……目前送往隔离室的患者，情况已经得到明显好转。”
“这会是一种新型的生化武器吗？”拿着麦克风的记者不依不饶。
“那要看你怎么定义生化武器了。”
“该死！难道全世界除了恐怖袭击，就没有别的新闻了吗！”迪克痛苦地抱着头。
“不是……不是恐怖袭击，”我忽然自言自语道，“是唐老鸭……”
“你在说什么？”迪克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呃，我刚刚说了什么？”我回过神来。
“你刚刚好像在说唐老鸭。”迪克歪着头，“我不确定你说的是不是迪士尼动画片里的那一只。”
“唐老鸭。”我紧锁眉头，努力理清思绪，“我觉得这不是一场恐怖袭击，犯人是一只唐老鸭。”
“中尉，你还好吗？”迪克疑惑地问。
我低下头，脑海里浮现出一只奇怪的鸭子，手里握着一只玻璃瓶。
我们自从离开阿什利镇之后，精神状态都不太好。舒月跟我说过，这是一种短暂的创伤后遗症，我们会本能地对血腥和暴力的图像产生应激反应，就像迪克看到死人就要换台一样。这种病症严重时会产生幻听和幻视，大脑甚至会伪造出不存在的记忆。
我不确定这只鸭子究竟是不是来自我的幻觉。
“我……还好。”我在沙发上坐下来，“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新闻我好像很久以前在哪里看过，我觉得凶手是一只唐老鸭。”
“唐老鸭是恐怖分子？”迪克重复了一遍，“那米老鼠是帮凶吗？”
“我不知道，我记不清了……”我把身体埋在沙发和抱枕之间。
“也许是你最近的精神压力太大了，睡一会儿吧。”迪克安慰我，“我们都受了不小的刺激。”
他一边说，一边继续换台，在他锲而不舍按了一大圈之后，音响里终于传出了一段“罐头笑声”——娱乐台每天下午的《笑笑小电影》背景乐。
此时正有一个孩子坐在雪橇板上，滑稽地摔了个跟头。录视频的似乎是孩子爸爸，一边笑着一边跑过去安慰他。
连看了几个片段之后，我终于笑出了声。
“这才是我们该看的。”迪克放下遥控器，“哪怕一个下午，让我的人生轻松一点，哪怕我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我对此不置可否，学他一样脱了鞋躺在沙发上。达尔文打开了我的电脑，沙耶加则拿了一套我的衣服走进浴室。
是啊，躺在沙发上多好，也许下一秒就会被窗外的狙击枪爆头呢？也许这一秒闭上眼睛之后，下一秒再也不会睁开了呢？我盯着电视机里那个有点微胖的中年男人，在圣诞舞会上学迈克尔·杰克逊跳舞，扭着屁股的时候撞到墙上。
我什么都没有改变，我没能救加里，也没有找到M，我不是英雄，只是这个世界上最普通的人之一，银河系的一粒尘埃。
当我回过神的时候，才发现身边的迪克也和我一样泪流满面。
“上校……”
正当我想安慰他的时候，《笑笑小电影》的画面消失了，电视发出了刺耳的噪音，几秒钟的雪花噪点之后，一个男人的脸出现在屏幕上。
“这他妈是什么……”迪克边说边拿起遥控器，但无论换什么台，都是同一个画面。
“有人切断了电视台的视频信号！”达尔文一边说一边飞快地站起来，熄灭了屋里的灯，他打手势让我们蹲下来，我和迪克轻手轻脚地跟他爬到客厅的窗户边。
“他们这么快就来干掉我们了？清水谈崩了？”迪克喘着粗气，“我他妈就知道这些混蛋不会放过我们的，但为什么要切断电视信号？”
“嘘。”达尔文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怎么了……”沙耶加刚从浴室里出来，看到我们几个趴在地上，下意识地马上蹲下。
我朝她招招手，让她爬过来。
达尔文撩开百叶窗的一角，可是外面街道上一个人都没有。街道对面的邻居从屋子里走出来，隔着篱笆向另一家喊道：“嘿，你家电视出问题了吗？”
“不只是我们。”达尔文说完，站起来打开大门跑了出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好跟在后面。
“嘿，哥们儿，那个老女人说过，她回来之前我们不应该出来的。”迪克边走边说。
“这很奇怪，”达尔文没有回头，“有人截断了全国的电视信号，同一时间不同电视台，你明白吗？连五角大楼都很难做到。”
“我们要去哪儿？”沙耶加披着浴巾，头发湿漉漉的披在肩膀上。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就看到达尔文在路口停下了脚步。马路斜对面是“温蒂家乡菜”——一家老式南方菜馆，主打酸菜炖肉和炸鸡。因为离我家很近，所以以前社团聚会的时候也会在这里订比萨。
此时“温蒂家乡菜”门口已经聚集了几辆车和附近的一些居民，我们走进去，没有人回头看我们——他们都全神贯注地盯着餐吧上挂着的那五台48英寸液晶电视。要是在平时，每台电视都会播着不同的内容——橄榄球、足球、篮球，以满足顾客的不同需要。可这一刻，五台电视机的画面，都是同一个男人的脸。
此刻他正坐在窗边，窗外似乎是一个住宅小区，又有一点像大学校园。
他有一头浓密的黑色鬈发，眼眶深凹，浓密的眉毛下面是一双浅棕色的眼睛，这应该是个中东人。他的衬衫纽扣松开了两颗，领带歪歪扭扭地挂在脖子上，整个人精神状态看起来不太好。他似乎刚刚调试好摄像机的角度——刚才他出现在我家电视上的时候，整个画面是歪的。
“我再说一次，那是潘多拉菌株，是一种新型的炭疽菌株……”他似乎很紧张，“通过吸入传播。最初会咳嗽，胸口阵痛，几分钟之内就会发展成败血症，皮肤溃烂……”
说到这里，这个男人向窗口侧了侧头，他的情绪明显极其不稳定，一行眼泪从他的眼角流出来。
“他到底是谁？”我听到人群中有人低声议论着，“什么潘多拉菌株，已经开始散播了？”
“潘多拉菌株到目前都无法被治愈，感染者只有死路一条！”那个男人回过头来，他的音量因为愤怒而变得高亢，“它是致命的生化武器……但它不是来自什么中东恐怖组织，不是来自伊拉克，也不是来自伊朗，它来自美国国家传染病学院的实验室！”
他的话像一颗重磅炸弹扔进人群里，一些人开始惊呼。
“我就职于马里兰州的美国国家科学院……潘多拉菌株最初只是我们的研究。我一直以为，研究它只是学术上的，直到不久前，‘那个人’出现了。他让我清醒过来，他告诉我，潘多拉菌株将被美军用来作为生化武器攻击……我的祖国。”电视机里的男人抬起头，他的双眼燃烧着怒火。
“是的，就是媒体报道中威胁着你们每一个人安全的我的祖国，这是莫须有的罪名。一旦潘多拉用于战争，它的毁灭力不仅能杀死武装分子，还能把整个中东地区的人都屠杀殆尽。可是美军高层还是决定启用它，搭上成百上千万平民的生命，只为了加速战争胜利的进程……最大的恐怖分子，就是美利坚！”
我身边的一个妇女跌坐在凳子上，她喃喃地说：“这不可能……”
“我把病毒样本给了他，因为他答应我，他会阻止美军在我家乡的杀戮。那些杀戮并不像好莱坞电影里那种暴力美学，不像新闻报道中寥寥几句带过的毫无情感的数字，它充斥着杀戮和无处可逃的绝望，就像这样……”
那个男人边说边把身体伸出画面外，当他再回来的时候，他的嘴里塞着一把手枪。
我捂住嘴巴。
他模糊不清地说了几个字，我还没来得及听明白，枪响了。
“不！”餐厅里的人尖叫迭起，伴着哭腔。
电视上的男人从凳子上向后倒去，他的脑浆喷在后面的墙上，上面贴着一张皱皱巴巴的纸，上面用马克笔潦草地写着—
Bellicose（好战的）。
离开“温蒂家乡菜”的时候，电视信号已经回到了体育台的橄榄球赛。我的脚就像踩在棉花上轻飘飘的，餐馆门口的一个女人吓晕在地，隐约有哭喊声和警笛声从远处传来。
这就是真实的美国人，他们生活在《笑笑小电影》和娱乐台所创造的繁荣美好之下，生活在CNN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国际新闻台散布的远东的恐怖之下，事实上，在这个好战的国家里的人民，哪怕看到血浆喷在屏幕上都会吓晕过去。
“‘他’是谁？”沙耶加打破了沉默，“刚才电视里那个人把菌株交给了谁？”
“全世界都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达尔文耸耸肩，“FBI比我们更急于找到这个人，他和在游行队伍里散发病毒的人有可能是同一个。”
“他究竟是什么目的？”
“我不知道，但绝不仅仅是阻止美国在中东的生化武器袭击。”
“末日审判到了。”
这句话不自觉地从我嘴里说出来，我的脑海中闪现的，是电视机里那个男人把枪放在嘴里的画面。
“你说什么？”达尔文转过头看了我一眼。
我浑身一抖：“他吞枪的时候说的话，末日审判到了。”
“你怎么知道？在我听起来，他只发出了吞咽的‘呜呜’声。”迪克想了想说，“那是人在哭泣时的自然反应。”
“我不是听到的，我是看到的。”我沉吟道。
“什么叫你看到的？”
“我在哪里见过这一幕……”
我边说边打开家门，没想到里面正站着一个人，怒气冲冲地看着我：“小鬼，你他妈的这几天去哪儿了？”
竟然是骆川！我差点忘记了这个本该在医院里躺着的人。
“你怎么从医院跑出来了？”
“我还在等着你回答我的问题。”骆川没好气地往沙发上一坐，“舒月就是这么教你的？一声不吭就可以擅自离校？别忘记你还是个毛都没长齐的未成年人，你的监护人是老子我……”
他还没说完，我就一把上去揪住他：“快离开这里，这儿不安全！”
“哎哎哎，几天不见怎么还动起手了。我要不是担心你，我能颈椎没好就强行出院？你别拽，我的脖子断了！”骆川一边扶着他的护颈一边嚷嚷。
“我现在三言两语跟你说不清楚，你快走吧！我们最近……出了点事，你在这儿会连累你的，再不走来不及了。”
“哟！”骆川瞅准了空隙一手按住我的头，发出一声夸张的感叹，“小土豆，你也知道你摊上事了？玩儿脱了吧？现在除了灰头土脸地躲在这儿，哪儿都去不了了吧？”
“啊？”我有点意料之外，“你怎么会知道？”
“我在医院醒来，越想越觉得这件事不对劲。那个从背后袭击我的人，并不是只想打晕我这么简单，他下的死手，根本没打算留活口——要不是我练过，现在早就去见爱因斯坦了。那个人的目的是M的笔记本，他想杀掉看过那条公式并且有可能知道怎么利用它的人。”
骆川放开我，理了理衣服：“所以我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回麻省理工，询问布朗教授的死。”
“他的死有蹊跷？”我问。
骆川点点头：“警方说他中了三枪，凶手是谋财害命。有蹊跷的是事发地点，在查尔斯河附近，那里很安全。即使偶尔出现一两个混混，也只会勒索一点现金，枪对他们来说只是个幌子，他们做不出杀人的事儿——何况谁会为了那只满是考卷的公文包，枪杀一个手无寸铁的老教授呢？那些混混早就抢出门道来了，他们知道这种老知识分子身上根本不会有多少现金。”
确实，如果在美国半路上遇到劫匪，无非就是求财，他们绝大多数只是缺点钱嗑药而已，为了图省事只要现金，连车都不会要——因为车容易被警察追踪到。只要给点现金，不做反抗，是不至于出人命的。
“重点来了，布朗教授的死看起来明明就是疑点重重——多到连我这种非专业人士都能看出纰漏，但警方竟然轻易定案放弃追查了。”骆川咽了口口水，“布朗教授的前妻和家人都对他的死三缄其口。他的死和你们朋友的死同样蹊跷，这让我不得不怀疑，一切都是有人蓄意安排的。”
“M没死。”沉默了很久的达尔文开口了，他平静地把真相说了出来。我的眼睛不由得一阵潮湿。
“你说什么？”骆川一脸疑惑。
“那个数学天才，我们的朋友，她没有死。那具尸体不是她，她只是被带走了，你的猜测没错，她的失踪和布朗教授的死一样，是精心策划的阴谋。”
“那她究竟被带到哪里去了？你们真的去查了吗？该死！”骆川骂了一句，“你们真的他妈的去查了，现在你们惹上了什么人？国际犯罪团伙，还是什么黑帮势力？”
“你猜不到，”达尔文严肃地说，“我们惹上的人远比你能想象的更有势力，不是你或者我们任何一个人可以招惹的，所以你还是快离开吧。”
“快走吧。”我低声说，“从后门走，尽量低调点。”
“我不能把你扔在这儿，”骆川皱着眉打量了我们几个一眼，最后看着我，“我答应了舒月，你毕竟是她的侄女……”
“我不是她侄女。”我低下头轻声说，“我和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她不欠我什么，你也不欠我什么，我对你而言只是个毛头小孩，你不是我法律上的监护人，不需要对我负责。就算今天舒月在这里，她也不会让你管这件事。”
我不能再让无辜的人为了我卷入这件事，骆川只是对舒月有感情所以才答应照顾我，但他做的已经够多了。
骆川愣住了。
“快走吧。”
“哟，你这个小丫头口气还不小嘛。”骆川哼了一声，满不在乎地转身从冰箱里拿了两瓶啤酒——还是上次喝剩下的，“老子我差点就被你们唬住了。”
“哎！你这个人，”我一下急了，“跟你说人话你咋听不懂呢？”
“现在我已经见过你们并且交流过了，如果生存率是50%生50%死，那么我现在即使离开，我的生存概率也不会增加到100%，反而会因为见过你们又落单，生存率变成20%。我离开，生存率20%，你们50%；我们每个人单独离开生存率20%；我们一起留下来生存率仍能保证每人50%，而我的智商又能给生存率加成10%到50%不等——综上所述，我应该留下来。”
我被他说得脑袋发晕，转头问迪克：“他在说什么？”
“好像是说，他留下来，我们的平均生存率变高……”迪克掰着手指头算着。
“博弈论。”骆川耸耸肩，“但这位胖同学的结论是正确的。”
“这不科学。”
“这就是科学，还是你喜欢更无赖的方式——老子就不走，你有脾气？”骆川灌了一口啤酒。
“我……”
我话音未落，骆川的视线突然停留在餐桌上刻着文字的那些石头上，他的脸色沉了下来。
他走到餐桌边上，仔细地端详着那些石头，看了好几分钟，他回头盯着我：“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这就是我之前让你帮我联系做年代测试的石头，我还没来得及给你看，而且你也没兴趣帮忙……”我有点被他吓到了。
“我是问你，这些石头你是从哪里弄来的？”骆川不再看我，而是皱着眉头拿起其中一块石头。
我疑惑地看了看达尔文和沙耶加。
“为什么您会这样问，您在哪里见过这种石头吗？”沙耶加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我见过，”骆川一改平常玩世不恭的样子，沉声说，“二十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