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张八毛钱的火车票，在永定门上车，一小时后，就到达一个小站。
这地方，只有一条街、一家商店、一家饭馆、一个卖冰棍的。警察一个也没有。
那卖冰棍的只卖冰棍，从未见他卖过冰淇淋一类。而且只卖五分钱一支的，仿佛摸透了这地方人们的心理——花一毛钱买支冰棍是上当受骗似的。
那家商店和那家饭馆，任何一个钟点都挺寂寥。售货员与服务员们，已习惯这种寂寥。有顾客光临，不过分热情，也不怎么冷淡，矜持得可爱。
街上过往行人有限，摆地摊的小贩们，也就缺少竞争的情绪，都本着一种“子牙钓鱼，愿者上钩”的原则做买卖。从不大声吆喝招徕生意。北京人到了这地方，肯定会产生一种顿然松弛的变奏感。这种感觉可能令人愉快，也可能令人沮丧。
与饭馆相距不远，有个服装加工厂，三百来名职工，是这小地方的大单位。职工们尽是附近农村的姑娘媳妇，所谓“长期合同工”。活多时，多挣几个。活少时，少挣几个。没活时，就“放假”。她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像群鸦雀，忽散忽聚。
然而她们都很乐意当这种“长期合同工”。管它什么工，能挣现钱就行！挣现钱毕竟是令人羡慕的。这些农村的姑娘媳妇们更需要现钱。北京吸引她们想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了。生活变得处处诱惑人花钱了！能挣能花，才算得上会生活！现钱花起来才顺手！为了买到两颗好看的纽扣钉在衣服上，她们是不惜旷一天工，再搭着往返一元六的火车费进一次北京的。每天她们上班下班时，三百来辆自行车，铃声清脆，着实“车水马龙”一阵子。欣赏她们的花布衫，连衣裙，堪称这地方的一“景”。她们给这地方增添一股生气。
罗村老根的女儿罗春花，就是服装加工厂的“长期合同工”。罗村离这地方三十余里，春花那辆“凤凰”自行车是加快轴的。
春花是个好看的姑娘。据罗村的上辈人们证实，罗村这几十年内，只出了两个够得上“好看”标准的女性。一个是春花，另一个就是春花妈。罗村当年的小伙子，哪一个都为春花妈害过单相思。春花妈只跟一个人相好——罗村的第一个高中生、小学教师吴少华。他们也曾“人约黄昏后”，也曾“私会柳塘边”。山盟海誓的话，不消说都往对方的耳朵里喁喁过。但她最后在哥哥施加的压力下，嫁给了罗老根。
罗老根当年叫罗小根，如今五十多了，才将“小”字改成了“老”字。他很精明，他那精明劲儿打小就不善于用在念书学文化方面，所以识字有限就弃了学。到如今，他的精明，也就永远只能说是精明，谈不上算是聪明。
春花的大舅，当年的生产队长李全保，冲着罗小根是公社罗书记的亲侄子，逼着妹子非嫁给他不可。他巴望着能借上妹子一分光。跟公社罗书记攀上了亲戚，他这生产队长才当得有依有靠。何况那一年从县委透出风，罗书记要高升副县长。他更巴望着未来的副县长能提拔他当个公社副书记一类的脱产干部。再由副而正，大有盼头。
父命如天命，这是从我们非常老的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伦理观。倘为兄者，还是生产队长，还是共产党员，那么做妹子的，除了“唯兄命是从”的份儿，岂有他哉？父母故去的人家，长兄可行嫁娶之权，是罗村的不成文法。公道不公道，另当别说。
虽然罗村离北京不远，虽然春花妈也曾看过电影《刘巧儿》，她却没有进京找妇联或找法院，为她的爱情自由、婚姻自主抗争。抗争倒算是抗争过的，那方式未免原始得很。无非是夜里嘤嘤地哭，白日昏昏地睡，两天不洗脸，三顿不吃饭而已。哭也哭过了，饿也挨过了，到头来还是和无情人终成眷属。
精明的罗小根很有些精明的思维：他知道她根本不爱他。但他坚信，女人都像柳条子，插在哪儿，活在哪儿。也像粟雀，养久了，便养熟了。养熟了，便只认得主人，不认得旁人。他认为，春花妈早已被他养熟了。要么她怎么肯尽妇道，给他生了一儿一女呢？至于夜里搂在自己怀中的女人，心里头是否还会想着别的男人，他是不在乎的。他讲究实际占有。她不爱笑了，他更不在乎。好看的脸子，笑与不笑，都好看。在这一点上，别人无法向他讲明白：一个女人爱某一个男人，和给某一个男人生孩子，并非一码事。
小学教师吴少华，在她结婚后，怀着对罗村生产队长的怨恨，怀着对罗书记侄子的诅咒，怀着对她的怜悯和绝望，参军入伍了。在部队提了干。前两年带着老婆孩子最后一次回村，是吉普车送进村的。今非昔比，他已当了副师长。有人看见，一早一晚，他曾在当年和她幽会过的地方长久徘徊。他是回村接他的老父老母到部队去的。那些日子，春花妈就没在村里露过面。她无颜见他。
农村女性的美，是那么容易丧失掉。而滋润美貌的心灵的营养，从她结婚那一天起，就变质了。她早已人老珠黄，往日的姿色，连余韵都不复存在了。直到当年的情人离开村子那一天，她才出现在自家的小院里，踮着脚，隔土围墙目送远去的吉普车……
当年情，伤怀事，提起了，言明了，不再赘述……
罗春花有意与罗村当年的小学教师见过一面。那天傍晚，她瞅到他那魁伟的身影担着水桶往压井那儿大步走去，她也赶紧担着自家的水桶随后跟去。她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企图，只想见识见识，占据着母亲内心空间的人，当年可能是个哪般模样的小伙子。在井边，她和他彼此默默打量了一番，没说话。他那种似有所问的表情告诉她，他分明猜着了她是谁的女儿。他一言不发地帮她压满了两桶水。她既没拒绝，也没道谢。连她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是为什么。他担起水桶走出几步后，站住了，扶着扁担扭回头定定看了她一眼。那是一种摄像式的目光。她明白，摄下在这军人眼里的，是她，也不是她。他走远了，她仍一动不动地站在井边。她得出结论，她所见识的这个人，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与她父亲罗小根或罗老根断然不同的两类人，尽管都是罗村人。那一时刻，她内心对母亲产生了同情，对父亲产生了轻蔑，对大舅产生了憎恶。她毫不怀疑，即使她的父亲也穿上一身军装，也会依然存在种种令她轻蔑之处。她一回到家，放下扁担，冲进屋去，便紧紧搂抱住母亲，为母亲流下了两行泪。
罗老根的精明，是罗村任何一个人所比不上的。他居然去“探望”当年的小学教师，追忆种种“友情”，说了成筐成篓的亲近话，最后“言归正传”，提出恳求，要用极便宜的象征性的价钱，买下吴家的三间老房。
对方一分钱不收，将三间老房白让。罗老根还怕空口无凭，要对方白纸黑字立了据。
“我预先就算到，他是绝不会收钱的！”罗老根回到家，乐滋滋地将让房字据出示给春花妈看。
春花妈一眼不看，扭身走到院子里喂鸡去了。
“爸，除了占便宜能使你高兴，就没有别的能使你高兴的事了吗？”春花忍不住抢白了父亲一句。
“嘿嘿，这年月，谁能占便宜，谁就是大俊杰！”罗老根并不因女儿的抢白而恼怒。相反，他倒是又得意又骄傲，几乎显出点飘飘然的样子。
罗老根将那三间老房经过一番修改，建造了罗村的第一栋鸡舍，成了罗村的第一家养鸡专业户。两年后的今天，成了罗村的第一家“冒尖户”，或曰“万元户”。
罗村离北京近，就在政府眼皮底下。用罗村人的话说：“党中央的领导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望，就能望见咱罗村谁家烟筒冒多高的烟！”这好比娘身边的孩子，总是受不着太大委屈的。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罗村家家户户的日子一向还算过得不错。三年困难期间，政府发放给罗村的“救济粮”，也比发放给别处的及时。没真正受过穷的人们，想进一步富起来的愿望也就不怎么急迫。这几年风调雨顺，“包产到户”的土地并不亏待他们。他们的头脑中，一时还打破不了那种“正统农民”的古老观念。要让他们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走别的道路奔生活前景，他们觉得那等于自己将自己的“根”拔了。报纸上广播里宣传的某些并非靠土地发家致富的农民们的事迹或经验之谈，对他们具有非常强烈的诱惑力。罗老根发家的实例，不在天边，就在眼前，他们怎能视而不见呢？他们的女人，也不允许他们再无所作为了，开始整天叨叨叨、叨叨叨地数落他们是土拨鼠，既没下水的本事，也没上树的能耐。他们都谋划着“八仙过海，各显身手”了。于是罗村的副业之路，在罗老根家鸡舍放射出的光芒的照耀下，前程似锦地发展起来。
罗老根并没想给罗村人当个榜样。他倒很希望罗村人永远地墨守那种“正统农民”的观念，唯独他自己“大破大立”才好。有种人，是很高兴穿上了皮鞋，瞧着众人编草鞋穿的。罗老根就属于这种人。他那心理，考证起来，和我们整个民族的某种劣根性有着直接的渊源。他恨不得所有发家的副业之路，都留待他独自一人从从容容地一一去走。别人在他罗老根想到了暂时还不打算去走，或者还从来没想到要去走的路上扑奔，那是没法儿不叫他诅咒的。他仿佛被人侵占了并将继续被人侵占财富似的，在罗村人内心充满了种种憧憬和希望的日子里，忧虑重重，常常失眠。
某天吃早饭的时候，他刚端起饭碗，忽然放下，愤愤地说道：“郭万林那毛头小子也养起鸡来！瞧着吧，从此咱们算是成了冤家了！”见全家人都不睬他，又板起丝瓜脸对春花妈说：“他家不是借咱们五十元钱吗？你今天就给我讨回来！”
刚说完，郭万林迈了进来。他是来还钱的。
春花妈说：“你们家手头紧，就再留下花些日子吧！”
罗老根早已隔着桌子探扭狼腰，猝伸猿臂，从郭万林手中将钱一把抓了过去，嘿嘿佯笑道：“别听你婶子充富户的话，这钱，我早就急等用哩！”
郭万林也笑了笑，说：“正是怕叔等着用，所以我昨天卖了几百个鸡蛋，今天一早就来还钱嘛！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啊！”人家的笑，可绝不像他罗老根似的是佯笑。
罗老根从窗子瞅着郭万林走出了院，转过脸对家人说：“你们听见了么？一次就卖了几百个鸡蛋，只怕不久，罗村就要出两家养鸡专业户了！哼！还想再借钱呢，从此往后一分不借！”
春花妈饭没吃完，不吃了，搁下饭碗去熬猪食。
春花听了父亲的话，心中不由又产生一种轻蔑，刚欲开口顶撞，哥哥春山已冷冷地向父亲发问了：“哪条法律规定，只许咱家养鸡，不许旁人家养鸡？”
罗老根愣怔了一下，光火起来：“要有这么条法律就好了！他家养什么不行，偏偏养鸡？明摆着是要挤咱家的富路！”
春山不像妹妹似的，对父亲公然表示不敬和轻蔑。父亲毕竟是父亲啊！不是双鞋，不如意塞在柜底下不穿罢了。他内心里有许多时候也不大瞧得起父亲为人处世的狡猾和自私，即使有所流露，也很含蓄，不失分寸。今天，他却一反常态了，简直是在用一种反叛的、介乎警告的语调大声说：“我可有言在先，万林是我自小的朋友，你今后若是对万林做什么缺德阴损的事，我不再把你当父亲看！”
罗老根脖子一挺，比正常情况下抻长了一寸左右，支起他那颗装着不计其数的精明的头，“定格”了。他明白，别人都可以得罪，只要有便宜占。儿子，却是万万得罪不起的。罗家养鸡专业户的大梁，并非扛在他肩上，而是扛在儿子肩上。别的都不论，光是那几本写着种种养鸡学问的书，他自己就连书皮上的字都认不全。
“我……哪能呢！……一窝的狼还不相咬呢，何况同村人！”他嘿嘿笑了，不再言语。对儿子，也不能不讲策略。这正是他罗老根的精明比一般人的一般精明高深之处。
可是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就忘了早饭桌上的尴尬，又异常严峻地对全家人说：“你们知道了么？村里有两家开始养兔了！真是的，把我筹划着明年要走的路也给堵了！”仿佛那两家养兔的，不道德地破损了他未来的某项大事业。见全家人似听非听，他心中产生了一种缺少同盟者的悲哀。对他的“形势报告”，老婆表示出的麻木不仁，女儿脸上轻蔑的冷笑，儿子皱起的眉头，增加了他内心悲哀的分量。
“你们！……”他欲骂，瞟了儿子一眼，见儿子在瞪他，强压下心中悲哀引发的恼火，对春花妈说：“吃了饭，你去打探打探，那几家养兔的，是今年的临时念头呢，还是往后的长远打算？”
春花妈终于隐忍不住，大声说：“我不去！人家养兔，你憋气什么？”
“好，好！我自己去！……”他霍地站起，离开了饭桌。
他走出院子，脚步放慢了。一对兔，一年生好几窝。一窝生四五只。一只小兔，喂好了，三个多月就能长成大兔。一只大兔，公家收，也四元多钱呢！这么一条只需操心、不必舍本的财路，他罗老根预想到了，却被别人抢先走了！他觉得，他自己一颗脑袋里装的种种精明，很不够用了。昨天还没眼光，还瞻前顾后的罗村人们，仿佛都吃了什么开窍丸，都变得像他罗老根一样精明起来了！人人都精明起来了，精明人脑袋瓜里的精明也就算不得是什么精明了。像他罗老根这么精明的人，能不感到周围有种竞争形势的威胁吗？精明在身，在今天等于大把大把的钞票啊！
他认为自己不能作壁上观，该“主动出击”。竞争嘛，就得讲究手段。他要给旁人们的事业制造点小小的干扰。哪怕沾不到什么实际的便宜，仅仅能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呢！
罗老根走着，想着；想着，走着，精明层出。心不在焉地，由着步儿走到了村中央一株老槐树下。那儿是傍晚村人们喜欢聚一块纳凉聊天的地方，也是传播各种信息的地方。现在人人都把时间看得无比金贵，每天聚在树下，已不再是图凉爽凑热闹，而是为了听到什么新的信息。今晚情形却不同，聚在那里的全是女人孩子，围观着什么。他有些奇怪，凑上前去，见被围的原来是个卖针的。
卖针的是个六十多岁的瘦老头，也不知来自何方。地上铺了块塑料布，一袋一袋预先用纸包好的针，少说也有百十袋，按顺序摆满塑料布。那老头左手拿着一截软木，右手不时从针盒里抓针。抓起一撮，就朝软木上一甩。每一甩，不多不少，都是二十根，横五竖四地扎在软木上。甩两甩，包一袋，长短粗细，各类针俱全，好一招指头上的功夫！口中还不闲着，念念有词：
三中全会政策好，我卖针的人也能吃饱。大树底下长小树，小树顶上长枝条。猪往前拱，鸡往后刨，长虫钻竹筒，狮子滚绣球。各位君子买我个方便，我老汉这里多谢了。
一套套顺口溜，南辕能联上北辙，还有调有韵的，让听的人挺爱听。孩子们把老头当成个耍把戏的，纷纷催促女人们买针，生怕老头见没人买扫兴起来，停止“表演”，收拾摊子拍拍屁股走了。女人们把老头当成个唱大鼓的，买了针，还不离去，还要围着津津有味地听。连罗老根，也暂时忘了自己的忧虑和烦恼，挤入女人孩子圈中听着了迷。
一个多小时后，那老头才蹬辆破自行车离开罗村，不是往火车站方向蹬去，而是往小罗村方向蹬去。
罗老根望着老头远去，心中暗暗算了笔账，百十袋针全卖光了，两毛钱一袋，这一个多小时，不动地方不挪窝，轻轻巧巧就卖了二十来元！罗村的女人们还觉着买得怪便宜的。他还要到小罗村去赚钱！怎么琢磨到的呢？跑农村来卖针！这精明的老东西！罗老根不由得佩服起来——人家的精明高他一筹！
罗老根不无妒意地对女人们说：“你们知道他为啥跑农村来卖针么？北京市容不得他这类小贩啦！前几天我进了趟北京，那大街上的光景就有点不对劲啦！北京都不许大姑娘留披肩发、穿高跟鞋了，还有那些大美人的广告，听说都得换掉……我看呀，这政策，说不定哪一天，嘿嘿……又要忽悠哩……”
他本想说政策“又要变”，但话到嘴边，在舌尖上打个滚，咽回去了。没敢那么说。他看形势，知道是不会变了，很机智地说出了“忽悠”两个字。“忽悠”两个字，比“变”字含糊点。涉及党的政策的话，还是含糊点好。他怕让人抓住话柄，给他戴上个“制造谣言，干扰新政策推行”的帽子，那他可吃不消。他是个精明人，绝不会犯“政治”错误的。
女人们听了他的话，半信半疑。其中一个似乎根本不信，反驳道：“老根，你别胡说八道，这两天我留心听过匣子，那是文艺界的事儿，叫‘清除污染’，跟咱们农村人不沾边！”
一个女人立刻附和：“电视里也是这么……”
“你们女人呀！”罗老根用近乎怜悯的口吻打断那女人的话，佯装出忧心忡忡的样子说，“别忘了，‘文化大革命’，可也是先从文艺界搞起来的呀，咱们农村人躲过了么？嘿嘿，你们女人家！……”他摇摇头，走了。
他的话，使女人们纷纷议论起来。
罗老根快到家门口时，见两个孩子从村外走来，挎着小篮。他知道两个孩子是打万林的地里来。万林包下村里的一小块地，种了枸杞子。因为顾不上收，就想了个主意，让孩子们帮忙，收一斤，给两毛钱。村里的孩子们，都很愿意为两毛钱少玩会儿。
罗老根灵机一动，一个精明的主意从他的脑袋瓜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他拦住两个还没上学的孩子，笑眯眯地说：“二宝，小愣，把你俩摘的枸杞，都送给罗爷爷好么？”
两个孩子瞪着他，一时弄不明白面前这位爷爷辈的大人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他们想：从万林叔地里摘的枸杞，怎么能送给你呢？
罗老根又说：“送给我，我每斤多给你们两毛钱……不，多给你们三毛钱！啊？”两个孩子对视一眼，犹豫着。毕竟是孩子，终于经受不住多给三毛钱的诱惑，他们都点了头。
年龄大些的孩子讷讷地问：“要是叫万林叔知道了呢？”
罗老根说：“那你们就别叫他知道啊！我不讲，你们瞒着他，他准不知道！就是他知道了，也不会生你们的气。罗爷爷跟他开个玩笑嘛，没你们什么事儿的！”
两个孩子听他这么说，信以为真了……
从那一天起，罗老根坐收渔利。每暗中收一次，他都过秤。不但过秤，还记账：某日某时，收二宝和小愣枸杞或斤或两。倘万林问罪，他便用“开个玩笑”的话搪塞。有账可查，不缺斤不少两地退还就是。也提防万林反过来讹他。有账，“开个玩笑”的动机才可信。哪有想沾人便宜还自己立账的事儿呢？倘万林蒙在鼓里不知，不知也就活该他万林不知了……
关于政策又要“忽悠”的信息，经罗村某些女人们的进一步想象，非常及时地传播给了罗村的某些男人们。女人们的担心，总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她们的男人正在进行的事业。过去，政府发放给罗村的“救济粮”很及时，如今，政策要是“忽悠”，罗村人也必定比外地农民更“及时”地晕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养兔的，不敢再多养了。养鸡的，开始担心会不会赔钱了……
罗老根，却暗中买了几对好兔，偷偷养在后院。
也有人并不相信政策要“忽悠”的信息。郭万林就是其中一个。他对人们说：“什么政策要‘忽悠’了？谁传播的？这纯粹是画了鬼脸照镜子，自己吓唬自己！咱们罗村人这点发家致富的气魄才哪到哪啊！人家早过了河的都不见回头，我们刚踏上桥的就想转身了？那才没出息！”
郭万林说的话传到罗老根耳朵里，使罗老根暗暗叹息。唉，唉！罗村眼瞅着又要站起一个能和自己争高比势的人物了！他那叹息，大有“既生瑜何生亮”的“天问”意味。
农民们时时刺探政府的信息。政府也在时时研究农民们的心理。县委书记关注到了罗村的人们跃跃欲试，却又引而不发的精神状态，有一天带着县委一班随员来到罗村，讲了一次话。讲话地点，就在罗家的鸡舍前。
县委书记指着罗老根说：“八十年代的农民，都要争取做新农民！这是历史对农民的要求，也是国家对农民的要求！罗村的新农民是谁？我看就是罗老根嘛，因为在你们罗村，是他第一个走上了副业致富的道路，第一个摆脱了土地对农民的束缚，第一个在自己头脑中破除了‘正统农民’的陈旧观念……”
县委书记讲着的时候，春花妈站起来，悄没声地离开了会场。坐在人们中间的春山，始终就没抬起过头，手拿一截树枝，在地上反复地划一个“富”字。划了，用鞋底儿擦掉。擦掉，又划。罗老根却满面光彩，神气得很，腰板挺得端直。他的目光，和郭万林的目光无意中对视了一次，见小伙子在朝他笑，心中一虚，赶紧转过了脸。他想到了枸杞子的事儿，唯恐郭万林会猛然站起，大声将这件事公布于众。
幸而小伙子并没这么做。看来果真被蒙在鼓里。
罗村的人们，对县委书记上面那番话，反应很索然。罗老根过去在他们心目中就是个“人物”，从来就是个“人物”。无论县委书记抑或地委书记如何评价这个“人物”，都很难扭转他十年来早已在她们心目中定了型的价码。他们关心的问题是政策到底会不会变。所以，当县委书记讲到“三中全会制定的农村政策，是长时期内的政策时”，他们才齐刷刷地鼓起掌来。
春花那天没去参加会，但她在家里也听到了县委书记那番讲话。村里的大喇叭将县委书记的话能传送到几里地外。她当时正在小本上描画一套衣服样子。画半截，就将小本朝炕上一扔，往外走。
春花妈刚好走入院子，见女儿神色不对，问：“春花你要上哪去？”
女儿没好气地说：“我要去当众告诉县委书记，我爸根本不是什么新农民！”
春花妈一把扯住女儿道：“你疯了？你不给你爸留点脸面，也要让县委书记下不来台么？”
其实县委书记可谓是个农民心理专家，他那么讲，一半是鼓励大家，一半是对罗老根扬长诫短。
就在这时，二宝和小愣两个孩子，挎着小篮，偷偷摸摸地溜进了罗家的院。母女俩问明了他们的来因，当妈的半天说不出话，当女儿的哇的一声哭着跑进了屋……
散了会，罗老根倒背双手，踱着不紧不慢的方步，一路春风得意，神采飞扬地往家走。他看见儿子和万林那小子并肩走在前面，边走边热烈而亲近地交谈着什么，心中大为不快。他本想唤住儿子，但一想到，自己如今已是个县委书记亲口封的“新农民”了，还是豁达点好，便由着儿子跟万林那小子去了。这位“新农民”此时此刻内心骄傲得很，自我感觉异常优越而良好，大有“开一村副业之先河”的自豪劲儿。
他刚迈进家门，脸上就被迎面啐了口唾沫。往常温良恭俭让的春花妈，恨到了咬牙切齿程度地瞪着他。紧接着，从屋里飞出一只枕头，砸得他站立不稳，连退数步。他一眼瞅见放在锅台上的半篮子枸杞，心中顿时明白，赶紧转身掩上门，对老婆不停作揖道：“春花妈，你别生气！我不过是跟万林开个玩笑嘛！”又忙不迭地迈进屋，对气得还在哭的女儿道，“春花，春花，这事儿千万别告诉你哥呀！爸爸求求你啦！……”
跟县委书记到罗村来的，有一位是本县的业余作家。他留在了罗村，要收集点素材，写一篇塑造“新农民”形象的小说。万林家只有母子俩，作家需要清静，住到了万林家。
一天晚上，作家正在伏案疾书，“新农民”罗老根来到了万林家。他的光临，使万林出乎意料，分外热情地让座、敬烟、倒水。他不落座。他架子哄哄地说明，他不是来串门的，他是想找作家聊聊“新农民”的心里话的。小伙子颇感扫兴，但还是客客气气地将本村的“新农民”请进了作家的屋里。
待万林退出屋后，“新农民”才对作家开了尊口：“我……我是想求你……给我写一篇……起点宣传作用的文章……”
“新农民”说这话时，还显得怪扭捏怪不好意思的。说罢，从兜里掏出一盒带银纸的“大前门”，着急慌忙地撕了封，请作家“将就着吸一支”。
作家回答不会吸烟，见他有点尴尬，又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是说，要我写一篇宣传你的专访、通讯报道或报告文学是不是？”
罗老根连连点头：“正是，正是！写什么随你便，只要是写我就行！您可不知道，我们新农民啊，心里有许多苦衷呢！我们是非常需要有人宣传宣传我啊！专业户如今多得是，被宣传了的才能走红呀！这理，您作家同志比我明白！”
“这……”作家沉吟着，没有立刻应诺的表示。
罗老根朝桌上写了一半字的稿纸瞟一眼，挠挠后脑勺，仿佛忽然想到什么好笑的事情，令人莫测高深地嘿嘿笑起来。他这笑，有分教：和尚求老道，不看僧面，你必得看佛面。
作家迷惑地瞧着弛，不知他笑为哪般。
他笑罢，慢条斯理地说：“县委书记临走时，对我指示：罗老根呀，你要主动找咱们的作家同志谈谈嘛。宣传新农民，是作家的光荣嘛！这不是宣传你一个人的问题噢，这是……推动农村大好形势嘛！……我……也许今天来的不是时候，打扰您写作了吧？”他把“指示”两个字，有意无意地说得很重。县委书记说话的腔调，也学得惟妙惟肖，煞有介事！
这回轮到作家挠后脑勺了。作家挠了一会儿后脑勺，用协商的口吻对他说：“你看这么样行不行，我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就借用你的姓。你可以认为，是对你的宣传；也可以认为，是对许多新农民的宣传……”他很想尽快摆脱这“新农民”的纠缠，将思路重新集中到他的小说上。罗老根的来访，使作家内心里对这位“新农民”多少产生了点反感。
“行，行！……”罗老根一迭声说“行”。他怀着达到了目的后的欢喜，很识趣地起身告辞了。走到外面，才发觉那盒香烟忘在了作家的桌上。想回去拿，又觉得有点丢“新农民”的体统。心中恨恨道：“准会叫万林那小子捡了便宜！”
没走多远，万林从后赶上他，将那包烟还了他。
他接过烟，忽而又想，怎么我前脚离开作家的屋，万林这小子后脚就进了作家的屋呢？八成偷听了我的话，在作家面前揭我的什么短吧？便迂回地问：“万林，你跟作家同志混得还不错吧？”
万林回答：“没深谈过呢，人家挺忙的。”
罗老根又道：“要是谈起我来，可别讲我坏话啊！”像是开玩笑，语势中却潜含着警告的意味。
小伙子笑了：“我哪敢讲你坏话呀！你是咱罗村的新农民，全村人都要学习的榜样呢！”
罗老根敏感地听出，对方的话中，不无反唇相讥的成分……
作家同志很守信誉，离开罗树不久，把给罗老根寄来一份小说复写稿。罗老根逼着女儿春花从头至尾读给他听了，沾沾自喜，极为满意。他逢人便宣传：“那位作家同志，都把我写到小说里去了！嘿嘿，我罗老根显姓扬名的日子，还在往后呢！”
春花免不了奚落他：“爸，你也真是太不知羞臊了！人家那是写的你吗？”
罗老根理直气壮地反问：“罗村有几家姓罗的如今成了万元户？不是写的我还能写的谁？不是写的我会寄给我看么？”
他第一次将女儿问得哑口无言。
罗老根的精明，要是就此打住，那就算不得罗老根式的精明了。他有天来到了小火车站。在邮局里，破费了五毛钱，求人代笔写了一封信。信是写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摘录如下——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领导同志：
我是一位新农民。我向您推荐一篇宣传我们新农民事迹的小说。这篇小说写得极好，希望您在电台播讲播讲，我们新农民感激不尽……
他将信投入邮筒，仿佛将一个大希望投入邮筒似的。在他那虽然精明但没有文化的头脑中，产生了一连串浪漫的想象：记者采访，姓名见报，电视里露面，被补选为县人大代表……乃至中央首长亲切接见。他完全陶醉在自己心造的幻觉之中。连步态也有点“春风得意马蹄……歪”，不知自己身在梦中还是身在现实……
罗老根哪里知道，一篇小说，发表出来，要两个月之后呢！他天天盼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回信，却盼不到。他那耐心受了折磨，希望也就开始渺茫。心中暗暗诅咒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对一位“新农民”的正当要求居然不理不睬……
而罗村的人们，却早已不再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在罗老根身上了。他们从心理上剔除了彼此也曾产生过的嫉妒，不屑于采取种种损人利己的手段进行竞争，大踏步地在各自的致富道路上往前扑奔。
生活像一个性情无常的女子，对那些想长久获得她青睐的人们，反而会进行冷酷的捉弄。就好像目前一些姑娘谈情说爱时对一些小伙子采取可笑的“考验”方式那样。但生活这个性情无常的女子对人的“考验”一点也不可笑。甚至一次“考验”就使人对她的热情降到冰点，心灰意冷，一蹶不振。
正当我们的“新农民”对鼓动在自己心中的新希望若即若离，感到渺茫却还怀点抱负的时期，罗村发生了一次鸡瘟，没向养鸡的人家预先显示半点征兆。第一个受到打击的，便是罗家。罗老根清早到鸡舍去“视察”，发现隔夜间便死掉了十几只。他慌里慌张地找来儿子想措施，但为时晚矣。到了中午，就有半数的鸡打蔫了。
春山不知所措，淌下满脸汗。
他问父亲，这几天往鸡食里拌了防瘟药没有。罗老根蹲在地上，边哭边擂自己的脑袋。儿子是提醒过他的。他却粗心了，没当回事儿。那几天，他昼思夜想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那篇宣传他这位“新农民”的小说呢！
罗老根要将还有点精神的鸡放出鸡舍。春山说什么也不肯依从父亲这种做法，那等于是存心将瘟疫传染上全村的鸡。当儿子的态度异常坚决，说：“就是咱家的鸡死绝了，也不能坑害了别的养鸡人家！”
罗老根暴跳如雷，见儿子不为所动，就躺在地上，压场碌碡似的在鸡舍前打起滚来。儿子还是不为所动。儿子站在鸡舍门的正中，伸开双臂，撑住两边门框。脸上毫无表情地看着父亲打滚。
春花妈一溜小跑赶到，见这情形，便去拽他起来。
罗老根躺在地上耍赖，不肯起。一边踢蹬两腿，一边哼哼唧唧：“我不活了，我不活了！你养的好儿子，老天爷呀，他是要活活把我气死呀！”
春花妈仍往起拽他，却哪里拽得动！她无可奈何，只好撇下丈夫，数落儿子：“春山！到了这般田地，你不替你爸拿个主意，还气你爸么？！”
春山说：“妈，你别理他，他那样做等于把咱家的瘟鸡都放出来！我能依他么？那全村养鸡的人家都要遭殃了！”
春花妈这才明白。她瞅瞅横着的丈夫，又瞅瞅竖着的儿子，左右为难，不知自己究竟该站在哪一边。
春山又大声说：“妈，你快去告诉万林家，叫他家抓紧作预防！要是他家没有防鸡瘟的药，叫他到咱家来取！”
春花妈急匆匆地走了。
罗老根见在此关头，老婆也不跟自己一条心，被儿子几句话就“统战”了过去，一心只为别人家着想，全不为自己家发愁，他胸中更加燃起一团大难降临、众叛亲离的怒火！他不用谁拽了，腾地一下，立刻由横的变成竖的了。他觉得，这会儿，所有的人都成了他的仇敌！
“春山！你！你！……好你个忤逆的东西！……”他指着儿子痛心疾首地恶狠狠骂了一句，风风火火、跌跌撞撞地朝家中奔去。
春山猜不着父亲回家要干什么，犹豫了一阵，放心不下，便锁上鸡舍，也跟回家去。
罗老根回到家里，没砸锅劈柜，没放火烧房子，更没想上吊的意思。他找出家里收藏着的防瘟药，一干二净倒入茅坑里。
春山到家，见父亲从茅坑转出来，手中还拿着装药的空塑料袋，急切切地问：“药呢？你把药倒进茅坑了么？”
罗老根冷笑着说：“倒进茅坑，我也不给万林那小子！我叫你这忤逆的东西送不成人情，做不成善事！我罗老根家破了大财，旁人家也别想不受点损失！”他说出这番话，顿时觉得心中舒坦许多。
春山目呆呆地瞪着父亲，突然上前一步，一手揪住父亲的衣领，一手握拳，高举了起来。拳头并没落在父亲身上。父亲毕竟是父亲。他长这么大没打过任何人。
罗老根见儿子居然想打他，他那为父者的尊严受到了挑战。他掰开儿子的手，倒退两步，发一声吼叫，朝儿子一头撞将过去。
春山没提防，被撞得趔趔趄趄，站立不稳，一屁股跌坐在猪食盆里。
这时，春花妈在前，万林随后，急急忙忙地走进院子。
春花妈见丈夫和儿子在自家院里又演了出“龙虎斗”，暗暗叫苦不迭，叫苦的同时，还侥幸女儿不在家。若在，继续演出“春草闯堂”，她这当妈的更不知自己该扮什么角色了。
她一边往屋里推搡丈夫，一边向儿子跺脚：“春山你还不快起来！该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去！”
万林上前将春山拉起，批评道：“春山，你怎么能和老根叔这么个闹法呢！叫村里人知道了，多笑话！什么大不了的事？你不会用话与他好好商议？”
春山用手指往下刮着裤子上的猪食，恼火透顶地说：“商议个屁！他将药全倒进茅坑了！”
万林一听，大失所望地沉默起来。
春山说：“我这就进一趟北京，给你家去买药！”说罢，便推起了自行车。
万林抓住车把，说：“我自己去买吧！你去，你父亲知道了还不气上加气？”
春山说：“咱俩谁跟谁？我才不做那种自己家遭了殃，也巴望别人家不得好的人！再说，我买过药，知道专卖这药的部门。你不知道，去了也难买到！”
万林见春山说得诚恳，从兜里掏出几元钱，塞给春山：“我身上就这几元钱，你带上，多买些，回来分给旁人家用！”
罗春山一路猛蹬自行车，可赶到火车站，上午开往北京的那趟列车刚过去。他只好存了车，耐下心来，期待下午两点多钟的一趟车。时间过分充足，这只有一条短街的小站，也没个去处可消遣的，他走入那唯一的商店转悠。商店里一个顾客没有，几位女售货员，见他身上肮肮脏脏的，什么也不想买的样子，却兜过来转过去打量货架，脸上的神色又挺难看，都用提防的目光暗暗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她们的目光更加使他感到不快。他百无聊赖地走出了商店。
店门旁的砖墙上，贴着一张县法院的布告。他便站下看起来。被判者中，有个倒卖金银犯张玉钟，在深圳案发，被押回本县，判刑六年。他觉得这个犯人的姓名熟悉，盯着布告上的三个字想了一会儿，忽然想起，犯人是小罗村的“张歪嘴”，据说从去年起就靠“跑单帮”撞上了财神爷，发得腰缠万贯。三个月前，与他父亲罗老根莫名其妙地成了“莫逆之交”，隔三天间五日地来他家。一来，就摆出一副座上宾的架子，受到父亲近于巴结的款待。好酒好菜，吃吃喝喝。喝得三迷五道，就和父亲关上屋门，没完没了地嘀嘀咕咕。这“张歪嘴”是个四十多岁的光棍，父亲还动过念头，想把妹妹春花嫁给他，招他做倒插门的女婿。因为他和父亲同辈，怕村人嘲笑。也因母亲的坚决反对，更因妹妹春花会不许那“张歪嘴”再进家门，父亲才未敢在妹妹面前提起这门婚事。
罗春山想到这些，不禁对父亲又恼恨起来。多浑的一个父亲！可还在村里自充“新农民”！
他转身离开，没走几步，迎面碰见妹妹和一群服装加工厂的姑娘们。“哥，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春花站住，奇怪地问。他将妹妹扯到一边，低声说：“我进北京去替万林家买防瘟药。咱家的鸡……都发瘟了！只怕活不了几只了！”春花一听，脸色顿时变了。对姑娘们扬扬手说：“你们先走吧！”姑娘们走入商店，兄妹俩则走到一处背阴地，面对面望着，许久无言。“瞧你身上多脏，这副样子进北京，也不怕北京人笑话？”妹妹首先打破沉默，蹲下身，双手去搓哥哥裤子上的脏迹。哥哥心烦意乱地说：“别搓了！”妹妹缓缓直起身，泪水在眼眶里转了一圈，簌簌滚落下来。哥哥又说：“哭什么！天灾人祸，谁家也免不了的！咱们家重打锣鼓另开张就是了。一次鸡瘟，还不至于让咱们万元户倾家荡产！”妹妹抹去眼泪，问：“哥，你信咱家是万元户？”哥哥反问：“这你还怀疑？”妹妹点头道：“我给咱家算了几笔账，肯定咱家的存款绝达不到万元，最多五六千。这次损失，对咱家不是一笔小数哇！”
妹妹的话，使罗春山愣怔起来。家中到底有多少存款，他无从确实。自从父亲在村里宣称，他们罗家已是“万元户”那一天起，他就一直是这么相信的，从没对此产生过丝毫怀疑。今天，经妹妹一点示，他倒真有些怀疑了。如果妹妹的估计是对的，那么这次鸡瘟使他家的经济状况受到的损失，是相当惨的。
他的表情变得异常阴沉了。“哥……”妹妹轻轻叫了他一声。他没作回答，默默地望着妹妹，目光是忧郁的。妹妹低下头，说：“哥，你心里，也许……埋怨过我吧？”“我有什么可埋怨你的呢？”他叹了口气。妹妹内疚地说：“这几年，家里全靠的是你。我对家里……没尽过什么力……为了咱家的事业，你连婚事都一拖再拖……”她哽咽了，说不下去。
哥哥苦笑了一下：“你别这么想。”
妹妹内心充满矛盾地说：“哥，我们服装加工厂，要散摊子了。厂长甩手不干，开饭馆去了。我们三百多个农村姐妹，今天都没心思干活了。可大家又都很不愿意散，她们想推举我当厂长……我没答应……我真拿不定主意……要不我干脆回家跟你一块搞副业吧？你往后也多个帮手……”她盯着哥哥的脸，期待着哥哥的回答。
罗春山放眼望着这小站周围的一切，认真思考起来。一切？一个商店，一个饭馆，一条短街，一个卖冰棍的，这些加在一起，就是这地方的一切！就该是这地方的一切吗？！就永远是这地方的一切吗？！它真枉离北京这么近！
他思考很久后，问妹妹：“你能当好服装加工厂的厂长吗？”
罗春花也认真思考起来，也思考了很久，不乏自信地说：“我想我能的。我工作了四年多，是厂里的熟练工，对厂里的各项业务也很熟悉了。姐妹们也很相信我……”
“那你就当！”罗春山用鼓励和支持的语气对妹妹说，“你们那个服装加工厂无论如何不能散摊子，得有人撑住它！不但要撑住它，还要一年年发展它，扩大它！它一旦不存在了，这地方就更寂寞了！咱们在这里等火车，都会感到时间过得慢！”
春花眼中渐渐闪耀出一种光彩来。
姑娘们从商店里走出，叫她：“春花，回厂不呀？”
其中一个揶揄地大声说：“跟你哥还有那么多悄悄话啊？”
春花扭头看她们一眼，对哥哥说：“哥，那往后家里……”
罗春山打断了妹妹的话：“家里不用你操心，我又不是个孩子！”
“哥，那我就听你的了啊！……”春花笑了，转身向姑娘们跑去……
罗春山在北京市内买到药，“马不停蹄”返回永定门火车站，却像来时一样，又没赶上在那个寂寞的小站停一分钟的火车。他要一直等到第二天上午十二点多。他想象到万林的焦急，也想象到全村所有养鸡人家的焦急。他的耐心消耗尽了，恨不得沿铁路线一口气跑回那个小站……
他在候车室毫无困意地坐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当他赶回罗村，已是下午两点多了。
还没到万林家，就听见万林家院里传出万林妈的号啕大哭。他跳下自行车，冲入院子，见万林妈坐在地上，边哭边拍腿。几个村人围着她，纷纷劝说什么。万林则抱着头蹲在院门旁，一动不动，像截木墩子。
村人们一看到他，都同时将异样的目光投射在他身上。
万林妈爬起，冲他大声哭嚷：“罗春山，罗春山！我们郭家哪桩事上得罪了你们罗家？你们这么忍心坑害我们娘俩？！做下这么缺德阴损的事，你们罗家人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吗？”
郭万林猛地抬起头：“妈，没凭没据的，你别乱栽乱扣。”将脸转向春山，望着他，用勉强能使他听到的声音说：“春山，你回来晚了！我家的鸡……没剩下几只……”他眼中充满凄凉。小伙子隔夜之间仿佛害了场大病，往日的乐观开朗，半些儿也没了，满脸笼罩着阴云。
“万林，你不能这么受人欺负呀！还没凭没据的？那这是什么？”一个村人愤愤地说，将一只死鸡扔在春山脚下。罗春山一眼看出，那是只自己家瘟死的鸡。那人又瞪着春山质问：“把瘟死的鸡夜里扔进别人家的鸡舍，是人干的事吗？”罗春山两跟盯着那只瘟死的鸡，觉得胸膛内有团火，火苗子就要从口中冒出，将他整个人燃烧起来！药包从他手中掉在地上。他猛转身冲出了郭家的院子，万林妈的哭声追赶着他。罗老根见儿子降鬼金刚似的闯入家门，惊惧得一步从屋内到了院子里，口中喊叫：“春山他妈！”儿子并不理他，仿佛根本就没看见他，很快又从屋里夹着被子闯了出来。当妈的跟在后面，扯住被角哀求：“春山，你别这样！事情还没弄清楚呢！我逼问过你爹，他说他没……”春山轻轻推开母亲，斩钉截铁地说：“妈，我住到万林家去，我要帮他渡过难关！从此往后，我再不是罗家的人！……”他大步走了，头都没回……
有打抱不平之人，将“案件”报告了县委。县委很重视，派两名干部，一名抓农村工作的，一名抓治安工作的，前来罗村调查了解。
郭万林却矢口否认有什么“案件”。他对县委的两名干部说，他妈上了年纪，疑心，并没真凭实据。他们问到罗家的那只瘟死的鸡，究竟是如何在郭家的鸡舍中被发现的。他回答他们，那只瘟死的鸡，根本不是罗家的，是他家的。
两名县委的干部离开罗村后，罗春山问郭万林：“你为什么对他们撒谎呢？你明明知道是我爹干的！你就是控告我爹，我也不会记恨你的。你怕我们两家结下仇不成？你门缝里瞧人，把我们罗家的人都瞧扁了！我罗春山不是住到了你家来，要帮你渡过难关，将功赎罪吗？”
万林握住春山双手，真挚地说：“春山，我的好兄弟！不是我把你们罗家的人瞧扁了，我是实在不愿意把你父亲搞得身败名裂！你来帮我渡难关，这分真心，比什么都金贵！比法律判你家赔偿我家多少经济损失更难得！”
春山热泪盈眶，嘴唇抖抖地说不出话来。
万林仍握住他的手，又说：“某些农民，一代代都难以摆脱掉一种习惯的心理，那就是嫉妒。妒人有，妒己无。甚至妒忌死人的棺材！自己跌跟头磕掉了牙，也希望别人走路撞墙，碰得头破血流！这是条尾巴，拖着这条尾巴，永远都是旧农民！是旧农民的心理、旧农民的意识。我把你父亲搞个身败名裂，他这条尾巴就等于被割去了吗？过去，人和人不愿斗，还逼着你斗！如今，没人逼着我们彼此斗了，我们倒互相钩心斗角起来！这也是一种习惯势力！为什么我们发家致富的劲头，不往前奔，倒往横里使呢？有朝一日，你父亲明白了这个理，我相信他会后悔的……”
面对这个从小一块儿撒尿和泥玩的好朋友，面对这个中学时期的同学，在村里最有共同语言的知心人，罗春山还能再说些什么呢？这种时候，最有共同语言的人们之间，语言往往倒成了多余的东西。
郭万林只留罗春山在自己家住了两晚上。第三天晚上，罗春山发现自己的被子枕头都不见了，问万林，万林说替他送回家去了。
罗春山明白郭万林的意思，没用他再劝说，默默离开了郭家，回到了自己家中。
儿子在东屋，罗老根就躲到西屋。儿子在西屋，罗老根就躲到东屋。他回避着儿子，连个照面都不敢和儿子打。
郭罗两家，损失同样惨重。罗村的人们，同情的只是郭家，对罗家并不给予任何方式的安慰。
郭家只有母子俩。万林妈前几年治眼病，欠下了四五百元的债。这几年，光靠万林一个劳力，省吃俭用，才还了债，积攒下点钱，买了二百多只鸡，好日子刚有个奔头，又遭了鸡瘟，怎么能不令人同情呢？
罗村人家家户户的日子都在日渐富起来，他们的同情，也就很实际了。全村人帮一户，不是件难事。东家西户凑凑，竟然凑了六七百元钱，送上了郭家门。
罗春山与父亲僵了几天，有天终于想开了，总不能与父亲这么长期僵下去。罗家的鸡舍不能从此永远寂静无声！他主动跟父亲说话，让父亲从银行取出一部分钱，他要到鸡场去联络买鸡。罗老根嗫嗫嚅嚅地告诉儿子，家中的五千余元钱，被小罗村的“张歪嘴”拿去做一桩赚大利的买卖去了。说算是两人合股，对半分红。儿子仿佛当头挨了一棒，顿时呆若泥胎。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出话来：“那‘张歪嘴’被判刑了……你……你还……不知道么？”罗老根不信：“胡扯！你从哪儿听说的？”“我亲眼看见布告上写的！”“也许……是同姓同名？”“全县有几个小罗村？小罗村有几个‘张歪嘴’？！……”儿子的话还没说完，罗老根只觉天旋地转，眼前一阵发黑，身子直挺挺地往后便倒……
郭万林知道这件事后，当天中午来到罗家。罗老根脑瓜门敷条湿手巾，仰面朝天躺在炕上，闭着双眼，一副病入膏肓、将死半活的样子。万林坐在炕沿上叫了他一声，他微微睁开两道眼缝，见是被自己视为“眼中钉”的人，那两道眼缝又立刻闭上了。他落到了这般地步，心中已全无往日“同行”间的嫉妒，只剩下忏悔和羞愧。
万林说：“老根叔，你也别太上火，当一次教训记取就是了！钱是人挣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村人们给我凑了七百来元钱，咱两家二一分作五……”说着，就将钱塞在他一只手里。
罗老根心中好似打翻了五味瓶，那沓钱在手，握住也不是，推开也不是，想说句什么话，却不知说什么好，他眼角渐渐涌出一滴泪。万林又说：“老根叔，咱两家，劳力都不多，你若是信得过我万林，咱两家今后就合资养鸡，将来，在咱罗村，发展起一个现代化的养鸡场，那才叫事业哩！”小伙子的语调，充满了憧憬和信心。
见罗老根既不睁眼，也不开口，万林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我家劳力比你家少一个，将来你家当然应该多得一份收益。这件事，我不强求你，你考虑考虑，跟全家合计合计。我娘她半点信不过你呢！怕我将来吃你的亏、上你的当。我是信得过你的……只要你家愿意，我能说服我娘！”
万林走后，罗老根才慢慢睁开眼睛。看着手中的一沓钱，方确信自己并非迷迷糊糊做了场梦。他仍一动不动地躺着，头脑里进行了有生以来第一次严肃甚于精明的思考。人家信得过他，他没什么信不过人家的。只是涉及钱财方面的事，非同小可。两家人毕竟不是一家人，即使心能合到一块，钱也是难和到一块的。钱是顶没人情味的东西。有时它沾点人情味，用人情去还，谁也不乐意，还得用钱去还。
他承认，万林是个能干的小伙子。“要是一家人就好了……”他这么自言自语，忽感茅塞顿开，头脑中产生了一个极完美的想法，忍不住大叫一声，“春花妈！”
春花妈闻声急忙从院内走入屋，罗老根劈面就问：“你看万林这小子怎么样？”
春花妈不知他为何问出这话，沉吟一下，说：“我看他是个好小伙子，人品好，长得也不丑。”她对万林一向有好感。前年，万林曾托人向罗家提过亲，因罗老根嫌万林家穷，坚决反对，这门亲就压下了，没让春花知道。
罗老根一下子坐起，精神百倍地问：“将咱们春花嫁给他好不好？他刚才提出要跟咱们家合资养鸡，现时咱两家是一光对二穷，合资咱们也不吃亏！如果两家成一家，也合得长久，免生是非！”
“你又来你的精明劲了！”春花妈皱起眉头说，“这事儿，得春花乐意才行啊！”
罗老根道：“她能有什么不乐意的？我看万林胸怀远大，将来准能成为发家致富的俊杰！春花嫁了他，也不必到服装加工厂去做合同工了，回家养鸡，不比在那么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小厂挣钱多么？……”他说着下了炕，朝外大步走，全没半点熬糟成病的样子了。
春花妈跟出一步，追问：“你哪去？”
“找春花她大舅去！”罗老根答应着，已走出了院子。
他要请春花大舅出马，为郭罗两家的亲事做媒。论提亲做媒方面的学问，罗老根至今仍很迷信大舅哥。大舅哥当年不是击败了那么多能说会道、善于打动姑娘们心灵的媒婆子们，将妹子嫁给了他罗老根么？
不料大舅哥听他道明来意，严词拒绝了。妹夫好话说尽，大舅哥摇头摆手，口中只吐一个“不”字。
罗老根怏怏地回到家中，心中有些不畅快。
晚上，罗家刚吃罢饭，大舅哥却不请自到。
当年的生产队长李全保，后来并没沾上妹子的什么光借助公社罗书记的提拔当了一个什么“脱产干部”。罗书记也并没有升为副县长。“文化大革命”中，李全保倒是因为和“走资派”串了线，被狗扯羊皮地多加了好几条说不清道不明的“罪名”。而妹子，仍不肯、也不能够彻底原谅和宽宥他。当年的婚事，成了如今无法挽回的大憾。他深感自己对不起妹子，今天在罗老根面前，他几乎脱口说出“悔不该当初……”的话。罗老根走后，他又细想，觉得两桩婚事，有质的区别，今非昔比。万林和春花，在他看来，人品才貌，也倒是挺般配的一对。当真撮合成了，仇家变亲家，不失了成人之美，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抵销了他当年的罪过。所以，他又怀着种美好愿望出马了。
他向罗老根使个眼色，罗老根向春花妈使个眼色，他们心领神会，双双退出了屋。罗春山瞧出其中必有缘故，坐在窗台下，一边搓旱烟叶，一边留意偷听。
屋里只剩下了当舅的和当外甥女的，当舅的便不慌不忙地开口了：“春花啊，大舅受你父亲的委托，跟你说件严肃的事儿……”于是，他按照自己当过多年生产队长养成的逻辑习惯，因为、所以、虽然、但是地讲了起来。
他觉得自己还没把种种利弊关系讲透彻呢，春花早听明白了，打断他的话，冷冷地说：“大舅你别讲下去了，我问你，这可是万林提出的合资条件？”
当大舅的随口答道：“是，是！正是人家万林提出了这么个条件！”他认为这么一肯定，他进行的“动员工作”，就更有说服性，更有分量了。
不料春花火了，柳眉竖起，厉声道：“大舅，你真不是人！你为了靠向一个权字，破坏了我妈的爱情。今天，你又来在我面前充当这种不光彩的角色！我要不是看我妈的分上，我就把你撵出去！”
当大舅的急了，辩解：“你冤枉大舅啊，春花！这桩婚事明摆着和权字没半点牵扯……”
“但是和钱字有牵扯！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了？当成两家合资的契约吗？我的爱情就是留给你们派这种用场的么？我找万林算账去！”一转身，面色赤红，气咻咻地跨出了屋。当爸当妈的拦也拦不住。
李全保从屋里跟出，看着罗老根和春花妈，沮丧地“嗨”了一声。
罗春山从窗台下蹦了起来，大声说：“好哇，你们背着我，搞的是这么个名堂！告诉你们，我妹不愿意，我就坚决反对！得罪了万林我也不在乎！”一指李全保，又说，“我才不像当年的你哩！”
李全保狼狈不堪，低头走出了罗家院子。他心中发誓，宁肯代人做孝子，永不再做媒！
春花脚步腾腾地来到万林家门前，未见万林，心头的火气先自消了一半。她对万林挺有感情。小时候，他常哄她玩。长大后，她一直很尊敬他。他是块读书的料，因家里困难，读完中学就不念了。要不他准能考上大学，村人们都为他惋惜过，说他是被穷字耽误了。他原先一直是罗村的团支部书记，去年春花才接任。她没考上大学，给予她安慰最多的人，也是万林，她当了团支部书记后，村中许多青年工作，还一直依靠着他出主意。她不忍在气头上伤害了他。她现在已经爱上一个人了，是县文化馆的一位青年创作员。她正暗暗跟他学习写作呢！她觉得，自己应该好言好语求得万林的谅解。她相信，万林爱她是真心，尽管求婚的方式叫人生气。
见了万林面，她却又不好意思起来，东一句西一句说了半天，万林好像没听明白。她不得已，索性道破，问：“你没跟我父亲讲过条件，要是我肯嫁你，你才肯与我家合资养鸡么？”
万林委屈地说：“春花，我能讲这种条件么？这准又是你父亲耍什么精明了！”
春花歉意地瞧着他，不知再说什么好。
万林又说：“前年我托人向你家提过亲，你父亲说你不同意，我就再没敢往这事上想，虽然……我内心里还一直暗暗……”他避开她的目光，垂下了头。
“前年？……我不同意？……我根本就不知道有过这件事呀！……”她不由得叫了起来。
万林一下子抬起头，用满怀希望的目光看着她。
春花倒垂下了头，低声说：“要是前年，你当面对我表示就好了……我准能答应你，真的！可是现在……我已经……”
万林的头，又缓缓垂下了。他们都长久地垂着头，长久地沉默着。春花经受不住这种沉默，站起身说：“万林哥，真对不起你！今天我又错怪了你，你原谅我吧！”说完，怀着负疚往外走。
“等等！”万林终于抬起头，叫住她，说，“你回去告诉你父亲，合不合，我还等着他的回话……”
春花注视着他，情不自禁地说：“万林哥，你真好……”
罗村的两家养鸡专业户，经过一场鸡瘟的损失，反而形成了一种亲密关系，宣布要合资养鸡，他们的信心和希望也仿佛合起来，比他们独家独户时大得多！这使罗村的人们大感意外。但他们并不觉得奇怪。如今，各种各样使人们大感意外的事多啦！他们明白，应该养成一种见怪不怪的习惯了……
县委书记很关心罗村“新农民”罗老根的养鸡事业。几天后，他又亲自来到罗村，了解罗老根和郭万林两家合资养鸡的详细过程。
县委书记当着罗老根的面对郭万林说：“你很有气魄啊！他罗老根给你使坏，使你家受了损失，你不控告他，还主动提出与他合资。这种胸怀很了不起呀！这才是新农民的气魄！你们要打算向县银行贷款，我亲自给你们作保！”
听县委书记说出这么支持的话，罗老根喜出望外。但“新农民”的桂冠，由他罗老根头上戴到了郭万林头上，他心中虽然不敢产生什么嫉妒，却总难免有点酸溜溜的。
县委书记又对罗老根笑道：“你也还算个‘新农民’嘛！今天的你，就比不久前的你，在某些方面要新嘛！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一个人尤其一个农民一下子就脱胎换骨，变成一个崭新的人嘛！时代相同，也要因人而异。我允许你罗老根自觉自愿地，渐渐地往一个新农民的方面转变！……”
罗老根听出，县委书记对他的“评价”，虽然比不上对郭万林的评价那么高，但毕竟包含着期望、勉励和宽容，而语调又是那么亲切！
这已使他这个几乎倾家荡产又险些身败名裂的人受宠若惊了。他心满意足，咧开嘴嘿嘿笑了。笑得有点傻相，却不是佯笑。
第二天，这个半新半旧的农民的女儿，穿着一套崭新的、漂漂亮亮的衣服，在服装加工厂，被众农家姐妹正式选成了厂长。这天，她双喜临门。她写的一首小诗，见报了，而且是《人民日报》！众农家姐妹，欢欢喜喜地向她表示祝贺。
像许多大地方大企业当选为厂长的人一样，罗春花发表了即兴的就职演说：“农家姐妹们！咱们中国，拖着一个八亿农民的大尾巴，哪年哪月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从今往后，咱们都丢了再回家当农民的念头吧！咱们要当这个服装加工厂的主人！咱们不但加工，还要自己设计，自己制作！咱们要立下一个志气，让咱们制作的服装打入到北京的市场上去……”
一个媳妇嚷：“春花，你好大的野心啊！……”
一个姑娘立刻跟着嚷：“没野心干不成大事业！春花，我们和你同舟共济！”
春花大声说：“打到北京的市场有什么做不到？我罗春花写的诗，不是已经打入北京去了吗？”
于是众农家姐妹齐声高呼：“坚决打入北京市场去！……”
谁知春花姑娘的勃勃野心能不能实现呢？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小服装加工厂不会散摊子了，这些农家姐妹们，不会离开它又回到各自生长的村中去当农民了。那么，这个只有一家商店、一家饭馆、一条小街、一个卖冰棍的，一个警察也没有的寂寞的地方，一年后，五年后，十年二十年后，肯定会发生些变化的吧？
那个卖冰棍的，拦住一个路人，好奇地问：“不是听说这个工厂要散摊子了么？今天她们闹哄哄地干什么呢？”
路人回答：“可能不会散吧？你仔细听，她们还喊要打入到北京市场去呢！”
“这就好，这就好！……要真散了，我一天只怕是连十根冰棍也卖不掉了……”他也时时感到这地方的寂寞难耐，他被她们的呼喊所鼓动，也禁不住突然大叫一声：“冰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