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如果再加个序，就更长了，我确实难为情。对一个作家来说，最感棘手的，莫过于评论自己的作品。关于这一点，法国著名小说家罗杰·马丁·杜·加德叙述过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普鲁斯特要求法国某家杂志发表一篇对自己的大部头小说加以评论的重要文章。他想，评论作品，除了作者自己，别人很难写得出色。于是，他便决定亲自动笔，请一位年轻的文人朋友署名，然后寄给编辑。青年人照此办理了。几天之后，编辑把青年人找去，对他说：“我必须谢绝您的文章，假如我发表了一篇对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作品如此粗糙而又冷漠的评论，他将永远不会饶恕我。”尽管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是敏感的，也易于被不当之评论激怒，但毕竟还不至于自我陶醉。他们知道，纵然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写出的作品也往往与原先的意图差之千里。一旦深思熟虑之后，他们那种因不能完整地表达原意所引起的烦恼，会远远地超过对某些自鸣得意的章节所表露的喜悦。作家总企求于艺术表现的娴熟，结果他们发现这一目的并没有达到。
关于这部书本身，我一概不说。但我乐于告诉读者的是：一部不朽的小说，如同其他小说一样，究竟是如何写成的。如果读者对此不感兴趣，只好祈求原谅了。我二十三岁那年完成了这部书的初稿，那时我在圣托马斯医学院已经五年了。取得了医学学位后，我到塞维利亚，决心靠写作谋生。当时虽然手稿尚存，但自校正原稿以后，我一直未再过目。无疑，那是很不成熟的。我把它寄给费希尔·昂温，他出版过我的处女作（还是个医科学生时，就出版过一部名为《兰贝思的丽莎》的小说，颇为成功）。由于我索取一百镑的稿酬，他拒绝了，我只好提交给别的出版社。结果呢，哪怕我的要价再低，也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受。为此我曾一度很消沉，岂知现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时若它们中的一家出版社首肯（书名《斯蒂芬·凯里的艺术气质》），那将由于我的年轻幼稚而失去一个未能充分利用的题材；我离上述“充分利用”的事件的距离并不太远，然而那时的我缺少后来用以充实此书的种种经历。我甚至不明白，写自己所熟悉的比自己不熟悉的来得容易。譬如，我写主人公到鲁昂学法文（我只是偶然知道这个地方），而不是到海德堡去学德文（我自己曾到过那里）。
由于遭到拒绝，我把手稿搁在一边，改写其他小说——它们出版了。于是我又写剧本，这时我竟成了很有成就的剧作家。我决心将余生贡献给戏剧事业，相信没有任何力量能使我的决心动摇。我很幸运、顺利，也很繁忙，我想要写的剧本充溢着我的脑海。令我费解的是，到底是因为成功没有给我带来我所期望的一切呢，抑或这是对成功的自然反应。总之，正当我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剧作家时，我又开始被过去生活中那些丰富的回忆纠缠了。它们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我的睡梦里，出现在我散步时、排演中和宴会上，以致成了我很大的精神负担。因此，我想，摆脱它们的唯一办法，是把它们统统写进一部小说里。在应戏剧之急写了几年剧本之后，我又把热切的期望寄于小说这一广阔而又自由的领域。我知道心目中的这部小说篇幅很长。为了不受干扰，我谢绝了出版界经理们纷至沓来的约稿，并暂时退出了戏剧界。这时，我已经三十七岁了。
在成了职业作家后的漫长岁月里，我下功夫学习写作，接受无聊的训练，力求改变文章的风格，直到剧本问世了，我才中断这些努力。这时再次动笔，目的自然就不同了。我已不再追求华丽的辞藻和优美的结构，以免像过去那样，浪费大量劳动，结果事倍功半。我力求明了与扼要，因为在有限的篇幅里，有那么多要说的话，我只能尽量避免浪费笔墨，以表达清晰为原则。剧院的经验，使我懂得了简明的可贵和旁敲侧击、拐弯抹角的危险。这样，我不懈地工作了两年，终于把小说写成。何以命名呢？我四处搜索，偶然发现以赛亚的一句引语——“灰烬中之美”为本书命名颇为贴切，可惜这一标题近来已被人采用了，我只好另辟蹊径。最后，借用斯宾诺莎的一本伦理学著作的书名，称之为《人生的枷锁》，我感到我没有采用率先想到的书名，又是一次幸运。
本书不是一部自传，而是自传体的小说。事实与虚构紧密交织，感情是自己的，发生的事件却未必事事与我相关。其中有的并不是我的生活经历，而是综合了周围人们的生活，然后集中在主人公身上。这部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当它问世时（世界正陷入战争的苦难之中，人们太关注自己的遭遇及战争的恐惧了，以致顾不上关心小说人物的历险记），我发现自己已经永远摆脱了一度折磨着我的痛苦和不幸的回忆。这部书受到了好评，西奥多·德莱塞给《新共和》写了一篇评论，他还不曾写过像这样充满智慧和同情的评论。但它会不会昙花一现，几个月后便被人永远遗忘，像许多小说所经历的那样呢？事有凑巧。几个年头过去了，出于偶然的机缘，这部小说竟引起了许多美国著名的作家的关注。他们在报上经常提到它，渐渐地又引起公众的注意。多亏这些作家使这部书得以新生，同时我必须为这部小说获得的与日俱增的成功而感谢他们。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