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重人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尽管作家从不否认小说在形式上存在不足，但又一再表示了对它的钟爱之情。十多年后，他在给哥哥的信中还郑重其事地谈到了他打算重新修改这部小说：“我为什么要去掉这么美好的思想，丢掉就其社会重要性来说如此重大的典型呢？这个典型是我头一个发现的，我是这个典型的预言家。”直到晚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谈到自己的这部早期作品时仍强调：“我从来没有把比这更为严肃的思想引到文学中来过。”这部作品确实有其特殊的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特色就是由此才真正开始显露的。
小说写的也是一个小公务员的形象，作者通过这一形象首次提出了一个贯穿他全部创作的双重人格主题。在作者无情的剖析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颗激动不安的灵魂，看到主人公那恐惧、孤独和矛盾的内心世界。
高略德金地位卑微，有过失业潦倒的痛苦经历，一种唯恐回到过去境遇中去的恐惧感如驱不散的阴云一般笼罩在他的心头，甚至压倒了他的正常思维。他时时觉得有人想暗算他，置他于死地，他常常用“那最有挑战性的目光保护自己，以防不测”。同时，不管在现实中，还是在幻觉世界里，高略德金寻求理解和友爱的愿望都成了泡影。低下的社会地位和乖戾的举止使他获得的只有嘲骂和唾弃，人们对这样的小人物的一切抗争都置若罔闻。在他身上有一种比恐惧更深一层的孤独感。此外，高略德金软弱无能，想改变自己“抹布般”的处境而无望，可是他幻觉中的同貌人则果断油滑，在官场上八面玲珑；他多少还有点人的感情，对那些踩在别人肩头往上爬的行为感到卑劣和可怕，可是同貌人却是一个翻脸不认人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同貌人实际上是高略德金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幻想的形象化。这两种心理集中在一个人物身上时必然导致激烈的矛盾冲突，而这种矛盾又是不可克服的，他那看不到出路的、病态的灵魂搏斗的结局只能是彻底的绝望，乃至发疯。小说中，作家不仅提出了双重人格的主题，同时还涉及了一些与后来的创作有联系的重要思想，如为受侮辱受损害的小人物请命，社会腐朽思想对小人物心灵的侵蚀，“不做奴隶就做统治者”的“拿破仑主题”等。这些思想在《两重人格》中有的还刚刚萌芽，但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则得到了极为鲜明的展示和更为深刻的发展。而高略德金的形象无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后塑造的许多两重人格形象的先驱。
就艺术表现手法而言，《两重人格》也在不少方面初步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特色。例如，幻觉在小说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主人公的双重人格就是在他与幻觉中的同貌人的冲突中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的。小说中幻觉连绵不断，那时隐时现的幻影把高略德金丧魂落魄的紧张心理逼真地表现了出来。小说中还有不少写梦魇情景的出色段落。小说第十章就是以主人公的一个长长的恶梦开始的。在这个不连贯的、跳跃式的梦境中，高略德金见到自己受了同貌人的排挤和戏弄，并且被人赶上了街头。高略德金拼命地在人行道上跑着，可是每跑一步，地底下就跳出一个同貌人，这些同貌人像一长串鹅似的跟在他后面，“弄得应该受到同情的高略德金先生喘不过气来”。这一奇特的梦境在表现主人公害怕被人从生活中排挤出去的恐惧心理方面是相当有力的。《两重人格》中也有关于意识流的成功描写。高略德金为了追求上司的女儿克拉拉而闯进她的生日宴会，进去后处境十分尴尬，这时作者插入了对主人公在神志恍惚的状态中的下意识心理描写。这里高略德金的思路似乎是混乱的，但它并不是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它反映了此时此刻主人公手足无措的慌乱心理，并与人物的性格和行为动机相吻合。从这些地方已能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写实手法写近乎荒诞的无意识行为的独特才能。
当然，《两重人格》毕竟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刚踏上文坛时的作品，作者横溢的才华尚未经过长期的锤炼，艺术上的某些不足在所难免。然而，这部作品发表后竟在文学圈里引起了作者本人始料不及的轩然大波。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在彼得堡传得沸沸扬扬，有人已经扬言“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将把所有的人都踩在脚下”。而此刻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自我感觉也好极了，他在给哥哥的信中这样说道：“我的声誉达到了顶点”；“到处是难以置信的尊敬，对我的好奇心十分强烈”；“大家都视我为奇才，我只要一张口，到处便会议论纷纷”；“我们所有的人，甚至连别林斯基也认为，我大大超过了果戈理”；“我的前程似锦！”。年轻的作家确实被一片赞扬声弄得有点飘飘然了。
然而，就像几乎是突如其来的荣誉一样，他的声誉似乎又在一夜之间消失了。这里引起争议的《两重人格》的发表是直接的原因。1846年4月初，他在给哥哥的信中说：“令人不快和苦恼的是：我们自己人，还有别林斯基，都因为高略德金而对我不满。最初的反应是盲目的赞美、宣扬、轰动、议论。接下去就进行批评：大家众口一词，即我们的人和读者都认为，高略德金如此枯燥乏味，简直读不下去。最可笑的是大家因作品冗长而对我大为恼火……有的读者叫嚷，这完全不可能，写作并刊登这类作品简直荒唐……”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此大为沮丧，以至对自己如此喜爱的这部作品的价值也发生了怀疑：“我甚至一度情绪懊丧。我有一个可怕的弱点：自尊心和虚荣心无比强烈。我有负众望，想到毁坏了一部能成大事的作品就觉得伤心极了……与出色的篇章相邻的有糟糕透顶、非常蹩脚的东西，令人作呕，不堪卒读。这一切使我一时痛苦万分，甚至因为苦恼而生病了。”
应该说，别林斯基并没有像许多人那样对小说采取断然否定的态度。在小说尚未完稿时，他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到他家去朗诵这部作品的前几章，并邀集了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前来参加。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回忆说：“我记得，屠格涅夫参加了晚会。他只听完我朗诵的一半，称赞一番以后便离开了，他急于赶到一个地方去。我读了有三四章，别林斯基非常欣赏……”当时在场的格利戈洛维奇也曾描绘道：“别林斯基坐在作者的对面，贪婪地捕捉着作者所念的每个字，好些地方他都无法掩饰他的赞叹之情，一再说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人才能找到这样惊人的心理细节。”小说发表后一个月，别林斯基又在《祖国纪事》上撰文称赞说：“对于任何一个理解艺术奥秘的人来说，一眼便可看出《两重人格》比《穷人》具有更多的创作天才和思想深度……《两重人格》带有巨大有力、但尚为年轻稚嫩的才能的烙印……至于多数人认为《两重人格》是一部不成功的作品，说什么作家才华出众是言过其实，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本不必担心：他的才华属于哪一类人，他们不是一下子被大家理解和承认的。在他的创作生涯中会出现许多与他对立的天才，但那些对手被大家遗忘之时，也正是他达到荣誉顶峰之日。”
即使在一年后，两人关系开始有所疏远时，别林斯基仍在《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中指出：“作者在《两重人格》中显露出巨大的创作力，主人公的性格属于俄国文学能够夸耀的最深刻、最大胆、最真实的构思之列。这部作品有无穷的智慧和真实，艺术上的技巧臻于成熟。”当然，他同时也批评作品过于“冗长”和“有些情节读者无法理解”，特别是激烈地指责了小说中的幻想色彩：“幻想在我们的时代只应在疯人院才有位置，而不是在文学中，应该在医生的诊所里，而不是在作家的书斋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了别林斯基对这部小说的形式提出的某些批评，但对关于所谓的“幻想色彩”的指责不以为然。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被他称为“自己人”的作家朋友仍保持着联系，然而一种不和谐的气氛已经出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裂痕逐渐扩大了。在那时的文学沙龙中，严肃的谈话往往和插科打诨乃至尖刻的嘲讽交杂在一起，这对于在上流社会的氛围中长大的作家来说习以为常，他们嘲讽别人也若无其事地受别人的嘲讽。但是对于没有这样的生活背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他毫不隐讳地讲出内心的喜悦、不满、愤怒，或是得意，可偏偏当时有人对他的成就深表怀疑，偏偏他自己陶醉在最初的成就中，容不得这种怀疑。于是，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巴纳耶娃后来回忆说：“随着小组中年轻文学家的出现，成为他们的笑柄是够倒霉的事情，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像故意似的，以他的容易激动的和高傲的口气称，论才能他比他们无可比拟地高得多，这就授人以把柄。大家都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在讲话中刺伤他的自尊心；这事情，屠格涅夫特别是一把好手，故意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拖入争论，急得他极度恼怒。陀思妥耶夫斯基气得快要发疯，有时候便狂热地坚持在急躁中随口说出对事物的荒唐看法，而屠格涅夫便把话头接过来，嘲笑一番……陀思妥耶夫斯基怀疑大家妒忌他的才能，他在每一句丝毫没有一点用意的话里发现他们想要贬低他的作品，要侮辱他……大家不仅没有宽厚地对待一个有病的神经质的人，反而变本加厉地用嘲笑去激怒他。”
别林斯基为此多次批评屠格涅夫：“瞧，您真好，跟有病的人去争吵，故意刺激他，好像您没有看见他在发火，他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不过，当有人告诉别林斯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自以为是个天才时，别林斯基也只得耸耸肩，忧愁地说：“真不幸，要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有才能的，然而，要是他不去发展他的才能，却自以为已经是个天才的话，那他就不会前进了。他一定得去治病，这一切完全是因为神经受到强烈刺激。一定是生活把他这个病人的身体搞垮了！艰难的时期来临了，得有非常坚强的神经才能忍受现代生活的一切条件。如果没有一线光明，那么恐怕人人心理上都会出毛病！”
然而，屠格涅夫的讽刺劲儿似乎已按捺不住。有一次在巴纳耶夫家，他当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面有声有色地描述他在外省遇见的一个自称天才的人的种种可笑之处。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听完他的故事，便气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地走了。屠格涅夫和巴纳耶夫还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文学小偶像”，并写出了这样的讽刺诗：
陀思妥耶夫斯基忧郁的王子，
你，宛如一颗可爱的粉刺，
长在文学的鼻子尖上，
先是发红，后是发紫……
后面的诗句更是出了格，竟嘲笑他在某伯爵的一次盛大的晚会上晕倒在一位金发女郎的脚下。事实上，那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不习惯上流社会隆重的礼仪，过于激动而导致癫痫病的发作，而此时他的这个病尚未被确诊。十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谈到自己在1846年和1847年时的身体状况：“我一连两年（40年代中期）患着可怕的精神上的疾病。我还患有多疑症，有时甚至丧失理智。我特别容易激动，过于敏感，经受不住一点点刺激，有时甚至对于一些极平常的事实也不能正确理解。”文学圈内对他的评价的急剧变化，使本身有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变得更加敏感，他开始躲避他以前的朋友，不再与他们交往。有一次，巴纳耶夫在街上遇见他，正准备和他打招呼，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扭过头，立即跑到了街对面。
1846年初，别林斯基就决意离开《祖国纪事》。4月里，他的愿望实现了。别林斯基再也无法忍受克拉耶夫斯基对他长达六年的残酷剥削，他的健康已经受到严重损害。令他欣慰的是，时隔不久，《现代人》杂志就转入了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手中。在《现代人》的筹办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涅克拉索夫又发生了矛盾。那年1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哥哥的信中说：“我碰上了不愉快的事，我和涅克拉索夫为首的《现代人》彻底闹翻了。他由于不满意我仍把小说供给克拉耶夫斯基（我欠他钱），同时我又不愿意公开宣布自己不属于《祖国纪事》，再加上没有希望在最近得到我的小说，便对我粗暴无礼，贸然向我索债。我抓住了他的话柄，并立了字据……我把涅克拉索夫痛骂了一顿……总之，这是件丑事。现在他们放出风来，说我自命不凡，狂妄自大，卖身投靠了克拉耶夫斯基。”
与涅克拉索夫和屠格涅夫等文学界朋友的决裂，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绪十分低落。他在这时期给哥哥的信中苦恼地写道：“我病了。病到离死不远了。我的整个神经系统受到了极其强烈的刺激。”“在我看来，彼得堡简直是一座地狱。我在这儿感到非常非常苦恼！”“我似乎处在一片乌烟瘴气的环境之中，看不到生气勃勃的东西，没有片刻清醒的时候；没有工夫作认真的思考……他们给了我徒有虚名的荣誉，我却不知何时才能逃离这座地狱。”他还在不久后写就的一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口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忧伤：“天才需要同情，需要有人了解。可是你会看到，当你稍微取得一点点成就时，聚集在你周围的都是一些什么人。他们会把你说得一文不值，并带着鄙夷的神情看待你通过艰辛劳动、忍饥挨饿、无数个不眠之夜所取得的一切……你孤单单一个人，而他们人多；他们会像针刺那样折磨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的关系保持得比较久。虽然这时他对别林斯基“在文学见解方面举棋不定”也有所不满，但是他认为他们之间“还保持着原来的良好关系，别林斯基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人”。他有时仍上别林斯基家去聊天，在一些问题上他们仍有共同的语言。例如，别林斯基关于社会主义的看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吸引力，尽管他不能同意运用暴力手段实现社会进步的主张，也无法接受别林斯基对待基督教学说的态度。
有一次，在别林斯基家中，别林斯基指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在座的一位朋友说：“我甚至看着他都觉得可怜。每次我一提到基督，他的脸色就变得十分难看，似乎就要哭出来……”接着，他又转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您应该相信，您的基督倘若诞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他将是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人，在现代科学的条件下和人类当代开拓者的行列中，他将会无声无息。”
“噢，不……对！”在房间里踱步的别林斯基突然停住了脚步，接着说道，“如果现在出现了基督，那么他一定会参加运动并会领导它……是的，是的，他必然会参加社会主义者的行列并随着他们前进。”
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基督的理想并非是虚伪无知的仁爱，它在本质上与别林斯基主张的人民幸福和社会平等的思想是一致的。他无法放弃对基督理想的信仰，但是又有某种疑惑，难以进入笃信宗教的境界，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我自觉不自觉地为之痛苦了整整一生的问题，就是上帝的存在。”
1846年第12期的《祖国纪事》上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普罗哈尔钦先生》，小说没有得到文坛的好评。从那年10月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全力投入了中篇小说《女房东》的写作，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完稿（在此期间，他还为《彼得堡新闻》写过一组总题名为“彼得堡纪事”的杂文）。《女房东》写得很顺手：“明快、轻松和顺利”，“灵感之泉直接从我的心中喷射出来，使我挥笔不停”。这是发生在彼得堡郊区的一个现代神话。女主人公的身世和行为都很暧昧。作品采用梦境与现实交替的手法展开女主人公与同居的老商人和青年学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复杂的心理冲突。青年学者奥尔狄诺夫是作者笔下的又一位幻想家形象，在这一形象身上既显示了心灵孤寂的小人物对于感情的强烈需要，也表明无力介入现实生活的幻想家的可悲。小说自次年10月起在《祖国纪事》上刊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作品的成功抱着很大的希望，特别是想听到来自别林斯基的赞扬的评价。可是，这一次他彻底失望了。别林斯基撰文抨击了这部作品：“想超乎能力以上地提高自己、因用，或叫做才能的苍白，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觉得，作者想把马尔林斯基和霍夫曼加以调和，掺杂进去一点最时新的幽默，然后再浓厚地涂上一层俄国民族性的油漆。无怪乎结果造成了一种奇形怪状的东西，令人想起本世纪20年代娱乐过读者的蒂特？柯斯莫克拉托夫的幻想故事来。在整篇小说里，找不到一个字，一个句子是单纯的，生动的，一切都是雕琢的、牵强的、浮夸的、人工的和虚伪的……这算是什么呢？真是古怪的东西！不可理解的东西！”此害怕走平凡的路而要独辟蹊径的这种才能的滥与别林斯基的决裂看来也是不可避免的了。虽然他依然认为别林斯基“从来不会装腔作势”，可是两人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当时“我指责他极力贬低文学的意义，强行赋予文学一些个别的、有辱它的身份的使命，只让它描述报纸上常见的新闻报道或丑闻趣事，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我反驳他说，只靠发泄怨气是不能吸引任何人的，那样只会使所有的人极感厌恶……别林斯基对我大发雷霆。最后，我们由互相冷淡转为正式争吵，就这样，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里，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
别林斯基指责的其实还是所谓的“幻想色彩”，而这里的“幻想色彩”主要是指作者运用幻觉、梦幻和下意识等手段，对人物的病态心理进行的无情剖析。然而否定它们，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探索的一些重要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我对现实（艺术中的）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大多数人称之为超乎寻常的和虚幻的东西，对我来说，有时则构成最本质的现实。平常的现实主义以及对现实通行的看法，我认为还不是现实主义，而且甚至相反。”他后来还在作品中写道：“人在病态的情况下，梦境往往异常清晰、鲜明、与现实非常相似。”“在睡梦中，尤其在发梦魇的时候，有时人会做出艺术的梦，看到复杂而真实的思想。”他把自己的创作方法称为“虚幻现实主义”，而这就与一贯主张文学必须“像生活本身那样”反映现实的别林斯基的文艺观相悖了。由此看来，别林斯基对《两重人格》的这一指责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他们在文艺观上的差异所致。
1846年年底，在与原先的文学圈中的朋友交恶以后，情绪低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军校时期的同学贝凯托夫那里找到了新的精神寄托。这里有他称之为“团体”的十来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这些人中有文学评论家迈科夫、贝凯托夫的研究自然科学的两个弟弟、诗人普列谢耶夫、医生扬诺夫斯基和作家格利戈洛维奇等。他们尽管学业旨趣不同，但都很谈得来。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乐意与这些新结识的朋友交往。他在给哥哥的信中说：“这些人聪明干练，心地善良，气度高尚，性格坚强。这些新交医好了我精神上的创伤。”格利戈洛维奇也在回忆中谈道：“我们两人都经常上贝凯托夫家去……结合在一起的都是些智慧发达的热心肠的人，对于任何假话都会感到愤怒，任何高尚正直的意图都会加以响应，这一群人襟怀坦白，是善的化身……无论是谁发言，无论谈什么……都可以感觉出生气勃勃的力量，年轻人的敏感的神经，发热的头脑在心驰神往之际突然冒出来的辉煌的思想，处处可以听到对压迫和非正义表示愤懑的高尚的热情迸发。”这个“团体”存在的时间不长，在当局的干预下解散。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
在这段时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迈科夫、普列谢耶夫和扬诺夫斯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迈科夫是在别林斯基离开《祖国纪事》后接替他的评论栏的工作的，这是一个有才华的评论家，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予了真正的理解和支持。他在《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断想》一文中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为近代文学提供了头等重要的材料，因为近代文学是以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精确数据为依据的。他还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果戈理有本质的区别，“果戈理主要是一位社会的诗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却是一位心理的诗人”。果戈理的作品可以被称之为艺术统计学，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擅长刻画巨大的人物性格。“高略德金就像马尼罗夫一样生动和普遍。您可以把您的大部分熟人，有时甚至是自己称为高略德金。”相识仅一年，这位很有前途的青年评论家就因突发中风而去世，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感悲痛。
1848年5月末，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陀思妥耶夫斯基获悉别林斯基去世。他心情沉重地来到扬诺夫斯基家，痛苦地回忆着自己与别林斯基曾经有过的种种交往。整整一天，他神情沮丧。晚上，他的癫痫病以未曾有过的烈度再次发作。他无法忘怀别林斯基曾经给予过他的一切。直到晚年，他还这样写道：“我现在想起我最初步入文坛时的情景，天知道已过去多少年了，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忧伤和决定性的时刻。我正是记起了别林斯基本人，就是我那时见到他和他接待我的样子……这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富于激情的人……当时我热情地接受了他的全部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