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苦役监狱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准在军官伊凡诺夫家小住几天。伊凡诺夫的妻子奥莉加当年曾和母亲安年科娃以及其他几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一起到托博尔斯克监狱探望过他们。嫁给伊凡诺夫后，她移居鄂木斯克，并继续关心着这些政治犯的命运。陀思妥耶夫斯基亲切地称她是自己的“亲妹妹”，赞扬她“外貌俊美，心灵纯洁，品格高尚，风度优雅”。睡在散发出清新芳香的洁白的被褥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久久不能入眠，他的心头充满了一种怅惘的喜悦。这种正常人的生活似乎变得那么遥远和不可触及，在这里他才真正感受到生活已翻开了新的一页。
利用这个机会，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哥哥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是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寄给你的，因此关于这封信对谁都不能走漏风声”，他这样对哥哥说。失去通信自由已经整整4年了。在这四年中，他没有收到过一封信，如今他有多少话要对哥哥说啊！他写道：“什么是最主要的呢？近年来，对于我来说，什么是真正主要的呢？只要想到这个问题，我给你的这封信就根本写不完。你瞧，怎么能把我的思想、理解、所经受的一切、我形成的信念以及近年来我的思考都告诉你呢！”
是啊，要讲述那最主要的东西“信念的转变过程”，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确实“是十分困难的”。不过，他还是或多或少地谈到了这种变化的某些方面。这种变化的起因之一是他与俄国农民（在监狱中主要是那些农奴出身的刑事犯）的直接接触。陀思妥耶夫斯基初入狱时曾把刑事犯一概看做“强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步改变了对刑事犯的看法：
“在狱中四年，我终于在强盗中间看到了人……深刻的、坚强的、美好的人，在粗糙的外壳下面挖掘金子是多么愉快……有一些人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另一些人实在非常之好。我教一个年轻的契尔克斯人俄语和识字（他是因为抢劫而入狱的）。他对我多么感激啊！另一个犯人在和我分别时哭了。我曾给过他钱，并不多，可是他却因此而感恩不尽……我在狱中得到了多少民间的典型和人物啊！我和他们一起住惯了，因而，我觉得，对他们很了解。有多少流浪汉和强盗的故事以及一般平民不幸生活的故事啊，足够写出几大本书。多么好的人民！总之，我的时间没有白过。如果我对俄罗斯还不够了解，至少我很好地了解了俄罗斯人民，而且了解得如此充分，能达到这样深度的人大概是不多的。”
在形形色色的犯人中，确实有心狠手辣的歹徒和精神上的“卡西摩多”，但也有许多因不堪地主或军官的虐待铤而走险而蒙难的农奴和士兵，因抗击沙俄政府的民族歧视而入狱的山民，以及其他一些无辜者。在这些人中，有任何暴力都难以摧毁其意志的强者，有令人惊叹的能工巧匠，有精明强干、幽默诙谐的庄稼汉，有心地如孩子般纯洁的质朴的少数民族青年……正因为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临出狱前，才会站在高高的狱墙下由衷地感叹道：有多少青春被白白地埋葬在这堵狱墙之下了，有多少伟大的力量被白白地毁灭在这里了啊！这些人都是一些不平凡的人，他们也许是我国人民中最有才华、最强有力的人。然而，他们那强大的力量却白白地被毁灭掉了，被疯狂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毁灭掉了。这是谁的过错呢？
在苦役监狱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自己与人民（这时他已把农民看做是俄国人民的真正代表）的距离。他觉得自己过去并不真正了解人民。苦役生活使他与各种各样的来自下层的人民有了以前根本不可能想象的那种直接的接触。下层人民对出身贵族的政治犯的不理解和敌视的态度，先是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震惊，进而又引起了他对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的反思：
“精神上的孤独，使我能够重温我过去的生活，逐一检查过去的一切，连一些细节也不放过，对往事进行反省和沉思，严厉无情地批判自己；有时我简直要感谢命运给我带来了这种孤独，否则我就不会作这种自我批判，也不会对过去的生活进行严格的反省了”；“什么也不曾使我们屈服……是另一种东西改变了我们的观点、信念和内心。这就是与人民的直接接触，和他们一起忍受共同不幸的友爱关系，自己也成了他们一样的人……这（指信念的改变引者）不是一下子发生的，而是在很长很长的时间内逐渐发生的。”
精神探索的结果没有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屈服于沙皇政府的淫威，但却动摇了他的信念。他从自身的经历和通过对苦役监狱的观察与思考中重新寻找着拯救人类的道路。他否定了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却走向了乌托邦的“正教民粹主义”；他更加痛恨社会的黑暗，但反对一切用革命的手段改变现存制度的主张；他接近了人民，然而又把那些处在极为特殊状态下的一小部分视作了全体；他竭力主张知识分子应该向人民学习，可强调的是学习他们的“俄罗斯式的笃信宗教的信仰”……
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以往更强烈地感到信仰上帝和基督的需要，虽然仍无法摆脱内心的矛盾。他在给冯维辛娜的信中写道：“我是时代的产儿，直到现在，甚至（我知道这一点）直到进入坟墓，我都是一个没有信仰并充满怀疑态度的人。这种对信仰的渴望使我过去和现在经受了多少可怕的折磨啊！我的反对的论据越多，我心中的这种渴望就越强烈。可是上帝毕竟也偶尔赐予我完全宁静的时刻……在这种时刻，我心中形成了宗教的信条……它就是，要相信：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爱、更智慧、更坚毅和更完善的了，不仅没有，而且我怀着忠贞不渝的感情对自己说，这绝不可能有。不仅如此，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确实真理与基督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
严酷的冬天已接近尾声，黑油油的土地上春意正在萌动，积雪开始融化，万物复苏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1854年2月下旬，他在卫兵的押送下离开鄂木斯克，前往谢米帕拉金斯克。根据最高当局的指令，他将被无限期地放逐到边疆地区当兵。但是，如今他毕竟不再是囚犯，毕竟有了写信和看书的自由，他已经感到十分满足了。他出狱后立即迫不及待地写信请求哥哥，尽快给他寄书和杂志，给他详细讲讲彼得堡文学界的状况。
额尔齐斯河两岸是一望无垠的大草原，马车在辽阔的原野上奔驰，迎面吹来的风还带着几分寒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情似乎从来没有如此畅快和振奋过，“头上是碧蓝碧蓝的天空，周围是清新的空气，内心充满一种自由的感觉……”
3月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达谢米帕拉金斯克后，立即被编入西伯利亚第七边防营当了一名列兵。
谢米帕拉金斯克坐落在吉尔吉斯草原上，是一座紧靠中国边界的小城镇。尽管这是当地民政管理的中心，但19世纪中叶这里还是个相当偏僻和闭塞的地方。整个城镇建在额尔齐斯河的右岸，被沙砾的荒原分隔成三部分。北部是哥萨克镇，南部是鞑靼人的村镇，两者中间是俄罗斯人的聚居区。居民连同驻军才五六千人。小城里的所有的建筑都是木头盖的，用的大多是圆木，十分简陋。只有尖顶高塔的清真寺为小城增添了几分异彩。小城里很少有人对外界的事感兴趣。河的左岸散居着吉尔吉斯人，约有三千人，他们过的还是半游牧的生活，住的是帐篷。
边防营位于俄罗斯人聚居区的一侧，那里十分荒凉，到处是流沙和荆棘，居然连一棵小树也看不到。沙俄边防军中列兵生活的艰难，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有耳闻，但是他担忧的倒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如他对哥哥所说的，是“人和专横。遇上一个对人刻薄的长官（这样的人是有的），吹毛求疵，置人于死地或以军务戕害下属，而我又如此衰弱，当然经受不了当兵的全部苦难。”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沙俄兵营确实是又一座“死屋”，他所向往的自由在这里仍是相当有限的。军营的破旧的木屋似乎比监狱的木屋也好不了多少，里面同样肮脏不堪；士兵睡的也是统铺，只是木板上多了一块毛毡；同样是强制性的集体生活，没有一点自我活动的空间；自然不再有繁重艰苦的苦役劳动，可多了没完没了的同样累人的操练和勤务；虽然没有了克里夫佐夫少校，但那个被称为“暴风雪”的连长维杰涅耶夫也不好对付；一共才4戈比一天的伙食，还要被连长和司务长从中揩油一个半戈比，每天只能吃黑面包、喝白菜汤……来到边防营5个月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当兵可不是闹着玩的，履行列兵的各种义务的士兵生活，对于一个健康不佳、不习惯这类事情，或者不如说对这类事情一无所知的人来说，是不太轻松的。为了获得这种熟练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我现在毫无怨言，这是我的十字架，我应该背它……”
也许是鄂木斯克的朋友给谢米帕拉金斯克的长官的信起了作用，那年秋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准单独居住。他在离营房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小屋。哥哥给他寄来的钱很有限，因此他找的是租金最低廉的住所。小屋坐落在城里最凄凉的地方，周围是一片荒漠。它看上去十分破旧，已向一边歪斜。陀思妥耶夫斯基住的房间倒还宽敞，但因十分低矮且只有一面有窗，因此大白天也是半暗不明的。整个房间被烟熏得黑糊糊的，苍蝇蟑螂成群。屋里除了床、小桌、长凳和一只放衣物的简陋木箱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陈设。但是，他毕竟有了自己的天地。在廉价的油脂蜡烛昏暗的光照下，他通宵达旦地看书和写作。有多少新的感受和构思在激动着他：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写得真不错；那个笔名“列？托”的人不知是谁，他的《童年》和描写高加索生活的短篇也是出手不凡；自己的那部《关于堕落的人们的笔记》（即后来的《死屋手记》）已有了片断，现在得加紧完成它……
11月末，刚从彼得堡法政学院毕业的弗兰格尔来到谢米帕拉金斯克担任刑事检察官。弗兰格尔出身富有，是个有教养有志向、性格温和、极富同情心的年轻人。他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穷人》和《涅托奇卡？涅兹瓦洛娃》等作品曾使他激动不已，在当年观看谢苗诺夫校场行刑场面的人群中也有他的不安的目光。在离开彼得堡时，他见到了作家的哥哥米哈伊尔和朋友迈科夫，并带上了他们捎给作家的信和包裹。到达谢米帕拉金斯克的第二天，弗兰格尔就让人捎信请陀思妥耶夫斯基晚上来他这儿一趟。后来他这样描述他们会面时的情景：
“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并不知道是谁叫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事叫他，所以当他走进我的房间时，显得非常拘谨。他身穿灰色军大衣，高高的红色衣领竖立着，肩章也是红色的；他那张带着病态的苍白的脸上布满雀斑，显得闷闷不乐；浅黄色的头发剪得很短，身材适中。他用一双聪明的灰眼睛聚精会神地打量着我，仿佛想要看透我的五脏六腑，弄清楚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后来坦率地告诉我，当我的听差通知他‘刑事检察官先生’请他时，他感到十分不安，疑虑重重。但当我向他道歉，说我未能亲自前往拜见他，跟他作推心置腹的畅谈，也未能事先奉函向他致意，因而请他多加包涵时，他立即又变得高兴起来，并开始流露出信任的神情。他后来常对我说，那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他本能地感到我将成为他的莫逆之交。”
弗兰格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弗兰格尔说：“我的房门对他是日夜敞开的。我下班回来经常在自己屋里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已比我先到，或者是操练回来，或者从团部办公室回来，他在那里担任文牍事务工作。他解开军大衣的纽扣，嘴里衔着长烟管，一边在房间里踱步，一边自言自语，因为他的头脑里总是冒出一些新的想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向弗兰格尔讲述他构思中的作品的情节，向他朗读自己刚写好的作品的片断，心情愉快时还爱哼哼歌剧中的某些曲调。不过，每当看到弗兰格尔的仆人端着琥珀色的鲟鱼汤进来时，他就会嚷着让仆人赶紧给他开饭……
弗兰格尔“打心坎儿里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给彼得堡亲人的信中说：“命运驱使我和一个人接近，他无论心地还是资质都是罕见的人物；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不幸的青年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我非常感谢他，他的话、他的意见和思想将一辈子增强我的力量……他是个极其虔诚的人，身体有病，但意志如铁……”弗兰格尔还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和他一起度过了美妙的时光。和这样禀赋卓绝的优秀人物接近使我得益良多。在我们一起生活期间，我们之间没有出现过一丝阴霾，不曾有过一点儿误解。他比我年纪大十岁，比我经验丰富得多……在许多事情上他打开了我的眼界，我尤其牢记不忘的是他启发了我的人道的感情……”
小城里的消息很快，检察官和一个当兵的成了好朋友，人们自然颇感兴趣。谢米帕拉金斯克的军政官吏大多来自外省，其中有些有文化素养的人对处在流放中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抱着或同情或尊敬的态度；有些粗鲁的自恃甚高的官吏对一个流放犯虽无好感但也有某种好奇。于是，他们也开始频频向他发出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渐渐成了当地法官、边防营营长、冶炼厂工程师，乃至总督家的客人。但是如弗兰格尔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些官吏“从来没有表现出一点儿谄媚、奉承，从来不想往上流社会钻”。而对一些有真才实学的知识界人士，他却有本能的好感，如他早就与哈萨克民族学家瓦利哈诺夫和俄罗斯地理学家谢苗诺夫―天山斯基相识，在谢米帕拉金斯克重逢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大大加深。这种广泛交往的结果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兵营中的景况随之有了明显的改观，尽管他仍受到监督（不准离开所在地，所有信件都得经过沙皇第三厅检查），经济上也仍然极为窘迫。
来到小城一年后，有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营长别利霍夫家结识了伊萨耶夫和他的妻子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萨耶娃。
伊萨耶夫原是当地的税务员，患肺病多年了，后来又因嗜酒成性，把家里的事情搞得一团糟。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他们时，伊萨耶夫已经丢掉职务好几个月了，他正在为找一个新的工作而四处奔走。他是靠薪水生活的人，没了工作，全家自然很快陷入了赤贫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描述伊萨耶夫的生活情景和他的脾性时说：“他借了许多债。他的生活很不正常，而且他的脾气也相当坏。容易激动，固执，因此有些粗暴。他在众人眼里已经完全堕落，也遇到了许多不愉快的事；他忍受了本地人士的许多平白无故的迫害。他像茨冈人那样无忧无虑，自尊心强，骄傲，但不善于控制自己……可是他却是一个有很高修养和非常善良的人。他有教养，不论和他谈什么问题，他都能理解。”伊萨耶夫甚至还读过《穷人》，很为小说中的情节所感动，因此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亲热。这个善良的固执的穷困潦倒的伊萨耶夫，在作家后来塑造的马尔美拉多夫形象身上可以找到他的某些影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越来越频繁地出入伊萨耶夫的家。当然，吸引他的并非是伊萨耶夫，而是女主人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那年，玛丽娅才28岁，已有了一个7岁的孩子帕沙。她的祖父是流亡到俄国来的法国贵族，她从小受到过在当时来说是很好的教育。弗兰格尔曾这样描绘她：“这是一个相当漂亮的金发女子，中等身材，瘦瘦的，性格热烈、充满激情……她博览群书，相当有教养，求知欲很强，而且十分活泼、敏感。”她给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真诚的关心，这种关心一开始“更多地是出于对受到命运打击的不幸者的怜惜”。
玛丽娅的气质令陀思妥耶夫斯基倾倒，同时他也很同情玛丽娅家庭的不幸。他很快把两人之间的相互同情当做了彼此相爱。陀思妥耶夫斯基越来越依恋她，进而狂热地爱上了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充满爱恋的眼里：玛丽娅“漂亮，有教养，很聪明，善良，可爱，文雅，还有一颗美好宽宏大量的心。她骄傲地、默默地承受了命运的捉弄，操持着本应由女仆承担的杂务，照顾无忧无虑的丈夫……她只是得了病，容易动感情和恼怒。不过她的个性是欢乐而活泼的……我很少遇到过这样的妇女。”在当时充满市侩气的谢米帕拉金斯克的交往环境中，玛丽娅确实有她卓然不群的一面，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把她身上的缺陷也当做优点美化了。
玛丽娅并不十分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过人的才华，她只是凭一个女人的直觉，感到他与自己的醉鬼丈夫不一样，是一个可信赖的和有教养的人，尽管他身上也有某些使她感到害怕的怪癖。她给予他的每一份同情和关心，都能从他那里得到真诚的回报；她的苦恼和郁闷无处倾吐，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她最忠实的听众；有时生活上处于万般无奈的境地时，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想方设法帮助她度过难关；他在精神上给她以自尊、慰藉和欢乐。玛丽娅渐渐觉得她已离不开陀思妥耶夫斯基。
伊萨耶夫很少在家，小酒馆是他摆脱恼人处境的最好去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一有空就呆在他们家里。“和她一起度过的夜晚是多么幸福”，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那么迷恋玛丽娅，并开始不再掩饰自己对她的爱慕。天性热烈却过着无爱生活的玛丽娅没有拒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不过当时她也没有认真对待这种爱，因为她毕竟有自己的家庭，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她看来又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人”。已经走过了将近34年人生道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第一次与一个自己喜爱的女性如此亲近。他不仅把自己对理想女性的浪漫主义幻想加在了玛丽娅身上，并且在为所爱的却又无法得到的女性所作出的自我牺牲中感受到一种痛苦的甜蜜。
那年3月初，沙皇尼古拉一世去世，传说他是因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而服毒自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新上台的亚历山大二世抱有希望。5月里，他写了组诗《一八五四年欧洲事件》，诗中抒发了他忠君保皇的感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通过这些诗来改变自己的处境，他请总督将它们转呈新沙皇。
弗兰格尔也通过他在彼得堡的亲友为赦免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活动。弗兰格尔在写给姐姐的信中，请姐姐无论如何找机会在沙皇宠臣杜贝尔特和奥尔洛夫公爵面前“替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说情；难道要让这个卓越的人物服一辈子兵役并葬身在这里吗？这太可怕了。真叫人为他感到悲伤和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