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再现史家研究心路历程的力作——敬读牛致功师的《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
■贾云
牛致功师是北京大学史学大师汪篯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生。先生师承史学大师的衣钵，继承北大史学研究的传统，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从事隋唐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先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桃李满天下。尤其在1994年退休以后，更是大作迭出，先后有几部作品问世，诸如《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唐高祖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安禄山史思明评传》（三秦出版社2000年）、《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2年）。尤其是耄耋之年出版的《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一书，既是先生对自己一生隋唐史研究的总结，又是先生的封笔之作，作为学生，我能成为第一个敬读先生封笔之作的读者，实属有幸。
先生的这部封笔之作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为唐代史学史研究；二为唐代政治史研究；三为唐代墓志碑版研究。这三大块内容恰恰又暗合了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隋唐史研究的心路历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先生因兴趣和爱好，首先选择了唐代史学史的研究。众所周知，作为史学研究者，只有充分了解你自己所研究的那个时代的起居注、实录及国史等的编纂情况、编纂思想，甚或了解编纂过程中史家为尊者回护所进行的正邪之争，是非曲直，才能为研究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才能使自己具有史家应具备的才、学、识三长。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先生以史学史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突破口。他的第一篇文章为《怎样认识班固的历史观》。这之后，由于受反右运动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科研工作被迫中断。但是先生没有放弃他所喜爱的专业，仍然在“革命”之余挤出时间研究《资治通鉴》和两《唐书》，不辜负光阴，不断试笔。据一些老师回忆，先生曾因白昼不足，焚膏继晷地工作，几次晕倒在案头……。正是因为有如此深厚的史学理论的修养和积淀，待粉碎“四人帮”之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先生的史学史研究文章像雪片一样不断飞向国内的主要刊物，如《史学月刊》、《史学集刊》、《人文杂志》、《江汉论坛》等，让同行为之艳羡。
这部书共收入34篇文章，其中一半为史学史研究方面的文章，涉及史学家的责任、使命、代表人物及重要典籍等。他的代表著作为《唐代的史学与通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1989年）。细读这些史学史论著，你可以发现，先生的史学史研究已经突破了史学史研究的畛域，使研究工作更加广阔、更加细致，更加深入。
大家都知道，史学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历史上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家代不绝人。他们不惧怕书填坑窟，身膏斧钺的危险，使中国的信史得以传承，但以直笔见诛的史家也史不绝书，这又说明了封建帝王是破坏实录直书的祸首。在初唐的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他令许敬宗篡改《实录》，一是贬低李渊和李建成在建立李唐王朝过程中的作用；二是歪曲玄武门之变的历史真相，将玄武门之变比作周公诛杀管叔、放逐蔡叔。先生以史家独特的史才和敏锐的眼光，抓住初唐史学与隋唐之际的政治关系，作了深入持久的研究。
其一为两《唐书》和《通鉴》作者对李渊等推翻杨隋、建立李唐三百年基业的贡献和功绩的态度。先生早在研究唐太宗李世民重视编修前代诸史及当代史的过程中，就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李世民曾以他个人至高无上的皇权左右和影响了唐初的修史工作，致使我们在研读两《唐书》时，似乎推翻隋王朝，建立唐王朝，是李世民一个人的功劳。
为了拨去史书中的阴霾和迷雾，先生精研初唐史学史、政治史和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先后发表了《温大雅与〈大唐创业起居注〉》（本书收录）、《李渊的历史地位》（本书收录）以及不朽的史学名著《李渊建唐史略》（陕西人民出版1983年）。尤其是《李渊建唐史略》引起史学界广泛的关注，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其二为对玄武门之变的研究。先生1997年应人民出版社之约，撰写了《唐高祖传》一书。书中第十七章玄武门之变与高祖让位，对此事变作了细致入微地研究，廓清了两《唐书》中有关事变的不实记载。人民出版社为知名出版社，该书发行量极大，先生的作品知识圈内人人皆知，先生之名也远播海内外。从这部书所收的文章来看，先生的史学史研究和政治史研究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这部书的第三部分为墓志墓表研究，这又是先生此书的一大特色和亮点。以往唐代政治史、人物等的研究，研究者大都从文献资料到文献资料，在正史、类书、笔记中寻找自己所研究课题的史料和证据，对考古资料及传统的墓志碑版注意不够，甚或很少利用。先生对传统金石学和当代考古资料，尤其是金石资料有先知先觉之感，总是能够把这些鲜活的资料和史料结合起来，在唐代政治史研究领域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众所周知，唐人墓碑及墓志铭是墓主人的后代将先人的家传、事迹刻在石碑上并树立在墓前和埋入墓室以资纪念的生平传记。专门收集唐代墓志作为史料研究的有：罗振玉《昭陵碑录》、张钫《千唐志斋藏志》、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续编》及吴钢《全唐文补遗》等。这些著作大多为录文或图录，鲜有展开深入研究者。先生熟读《通鉴》和两《唐书》，通识唐代史学，因而自1989年开始摩挲唐代墓志碑版以来，特有心得。这部书中收录有多篇墓志研究的文章。尤其是《墓志研究与史学的发展》这篇文章，更是近几十年来研究墓志和史学之间关系的宏论性作品。在这篇文章中，先生认为：“墓志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论证文献资料的真伪，无疑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文思泉涌，作品不断问世，如《武则天称帝的真相》（收入本书）、《〈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若干人物生卒年代订误》。先生对于唐代墓志研究的代表作品为《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2年）。
细读此书，我们可以发现，从1989年开始，尤其是1994年退休以后，先生更是厚积而薄发，在史学理论研究上多有创新，闪烁着史家的睿智之光。他在2004年讲：“史学的发展，一方面要从理论上更深刻地认识社会前进的各个领域，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使过去认识比较肤浅的内容逐步深化和完善。另一方面，就是不断发现新史料，补充已知史料的不足。”（《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1辑，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我相信，我断言，这一伟大的科学论断，是指引我们学生后辈研究隋唐历史的指导思想和重要方法论。
（贾云，三秦出版社编审、图书编辑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