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萍
城市内部的异质性和空间分化是近年来城市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尤以城市生态学为主流，通过对城市基本范式、社会区分析、因子生态分析来揭示城市生态、社会环境构成等。而研究历史时期城市内部空间分异同样是历史城市研究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在人类社会早期，前工业城市内部，空间分化往往受封建制度与宗教的制约，社会阶层的分化也直接体现到社会的空间格局上。而作为都城的城市表现尤为显著。以唐长安为例，宫城与皇城为城市的核心区，其作为行政中心，是帝王起居与官吏行使权力的场所。早在宇文恺设计大兴城时就将之列入重点规划区中，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都城建制中最主要的部分。相对来讲，这一部分是较稳定而流变较小的空间。外郭城是士农工商及百姓的生活区，这一区域则是动态的多变区，是产生社会空间布局分异的主要部分。而这一区域又大量分布有宗教寺观、庙堂等，构成中国封建时代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主要部分。唐长安外郭城除百姓住宅、东西两市外，占据城市内部空间最大份额的莫过于佛寺、道观与百官家庙了。从现有史籍中可以统计出，佛寺、道观大约有160所，而可以统计出的百官私庙有52所。按照唐礼规定，五品以上官员均可立庙，如以此推算，长安官员私庙远远不止52所。在当时，其占有的空间份额甚至不会低于佛寺、道观。当然，它在许多时候不比宗教寺观具有稳固性与持久性，会随着官员仕途的升降而兴废，但其数量基本上应该是恒定的（因为五品以上的官员额数是相对恒定的）。然而，目前对于唐代官员家庙在都城长安空间上的分布这一研究领域却始终无人问津。因此，本文拟以此为题，对其制度发展与地理分布作一探讨，以填补此项研究的空白。
一唐代宗庙、家庙制度
唐长安城可称作“庙”的祭祀性建筑大体有三种类型。一是先师、先圣祭祀性场所。如孔子庙、武成王庙、玄元皇帝庙，这些统治者尊奉的对象，历代均为之立庙。二是汉代遗存下来的庙宇。如乐游庙、汉顾成庙。三是李唐王朝的宗庙及百官、贵戚家庙。本文只针对第三种庙堂制度及地理分布进行研究，而不涉及前两种庙制。百官家庙数量众多，制度繁复。其制度主要来源于宗庙制度。要了解唐代百官家庙的地理分布，首先要搞清楚唐代宗庙、家庙制度渊源。
宗庙与家庙均是祭祖之所。在唐代，宗庙是指一国一姓之君所立祭祖的场所，也叫太庙。家庙则为品官私家祭祖的场所。古代中国，以祭祀为国之大事，“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故四时祭享乃为一国必行之事。汉唐君主强调以孝治天下，祭祖即是孝道。唐代帝王即位以后均要告祭于祖宗太庙，三年一袷，五年一褅。平时凡遇大事小情也要祭告一番，以示尊祖敬亲之意。
唐高祖李渊一即位，武德元年（618年）五月，立刻备法驾迎宣简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神主于太庙，始立高祖四亲之庙。也就是四庙之制。由于国制初创，礼制尚不完备，且四方战事未息，故终高祖一朝，有关宗庙之制并无明确规定。
贞观九年（635年），高祖崩逝。太宗集文武百官议宗庙之制。采《春秋·榖梁传》、《礼记·王制》、《孔子家语》所记“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之制，增修七庙，始崇弘农府君、高祖神主，并旧四室为六室。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崩，以太宗文皇帝太庙，迁弘农府君于夹室（厢房）。高宗崩，神主入太庙，迁宣简公于夹室。此时太庙虽设七室，然实际上一直维持着六庙之制。
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又下令议七庙之制。后以孝敬皇帝为义宗（高宗子弘，中宗之兄），其神主于太庙，于是成太庙七室之制。
景云元年（701年）中宗崩，神主将太庙。姚崇、宋憬奏，以义宗孝敬皇帝未登大位，不合列昭穆，神主退入夹室，另于东都立庙。中宗神主于太庙。开元四年（716年）同样又以中宗无后，于太庙之西别立仪坤庙，以安中宗神主，将睿宗神主于太庙。
大历四年（779年），代宗神主将太庙，考虑到代数愈多，礼仪使颜真卿建言，以太宗七代之祖，高祖为开国之君，百代不迁神主，太祖景皇帝，始封之君，神主皆在不毁之典，因此应以太祖、高祖、太宗作为不毁不迁之庙，于是成太庙九室之制。这一制度到会昌六年（846年）又发展为敬、文、武兄弟相及，不分昭穆，于是庙东间添置两室，定为九代十一室之制，直到唐末，夹室有增，而九代十一室则无变。
唐代太庙之制由四室发展为九代十一室之制，中间经历了长达二百年时间论定。反映出唐代礼制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一般来讲，各朝初创之时，都无法上溯更多的先祖列宗。七庙之制是唐代君主遵循的首要原则，主要依据儒家正统礼经《礼记·祭统》。以后虽发展为九代十一室，但仔细推究，仍然是七庙之制的演化与变通。九代中除始祖为不迁之庙（唐定为太祖景皇帝），又增加高祖、太宗亦为不毁之庙，因高祖为开国之君，太宗亦为奠基之祖，所谓“祖有功宗有德”，“天子七庙，苟有功德则宗之，所以劝帝者，功德博矣”。除此之外，仍为三昭三穆（十一室为兄弟相及之安排），故唐代九庙之制完全可视为“天子七庙”之变种。文宗时的礼仪使说得很明确：“天子七庙，祖功宗德，不在其中。国朝制度，太庙九室。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封于唐，高祖、太宗创业受命，有功之主，百世不迁。”以下诸君则代有更迭，迁有时，不可比拟以上三君。
除宗庙外，唐代长安尚有四种类型官立庙堂。按唐开元礼规定，追赠皇后、皇太后、赠皇太子均可立庙。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还可见到赠皇帝庙、公主庙等。
一般来讲，皇后立庙皆因皇帝在位而后先崩，神主无室可太庙，故先于外立别庙，待皇帝崩逝以后再行庙。追尊皇后或皇太后神主无法进太庙，一般也于太庙之外另立别庙。整个唐代于太庙之外另立别庙的共有八位皇后、太后）。唐代宗庙规制，一代均为一帝一后，庙皇后为继嗣君主生母。如睿宗昭成窦皇后即此。窦皇后为玄宗生母，睿宗前后肃明刘皇后生长子岐王宪，由于玄宗李隆基登位，故窦皇后成为配享之主，而肃明刘皇后只能另立别庙祭祀。开元二十一年，肃明皇后神主亦移入太庙，与昭成同配享太庙，这就打破了太庙一帝一后的规制。到大顺年间又有懿安郭后（穆宗母）与孝明郑后（宣宗母）同配宪宗；宣懿韦后（武宗母）与恭僖王后（敬宗母）、贞献萧后（文宗母）同配穆宗之例，然孝明、恭僖、贞献三后均曾另立别庙。
太子立庙，前朝本无先例，唐代始创此制。诸太子、追赠太子都由官府为之立庙，并有庙号，设置官署。《唐会要》卷一九《诸太子庙》云“赠太子庙令一人，从八品上，丞一人，正九品下，录事以下，准隐陵署例”。赠皇帝庙。最早是在开元七年（719年）玄宗为李弘在东都从善坊所立的孝敬皇帝庙。孝敬皇帝李弘为高宗、武则天的长子，逝于上元二年（675年）。中宗神龙元年（705年）神主于太庙，成太庙七室之制。景云元年（710年）中宗崩逝，神主将太庙，姚崇、宋璟上奏，议为义宗未登大位，不合列昭穆，神主退入夹室，另于东都立庙（因其逝于东都）。开元七年（719年），在东都从善里故来庭县廨置孝敬皇帝庙。开元二十一年（723年）毁。这是赠皇帝所立的第一座祠庙。以后又有让皇帝李宪庙、奉天皇帝琮庙、承天皇帝倓庙。让皇帝（睿宗长子、玄宗兄）庙在街东立政坊，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议立。文宗开成四年（839年）停废，庙制如德明庙。
唐代公主并无立庙之制，目前所知的三处公主庙均是特例。光临坊永寿公主庙，嘉会坊郑国庄穆公主庙以及靖安坊韩国正穆公主庙。永寿公主为中宗第五女，曾下嫁韦，“早薨，景云中庙废”，由于史籍中缺少对永寿公主的记载，故难知其详。郑国庄穆公主原封义章公主，韩国正穆公主原封唐安公主，均为德宗女，贞元十七年追册立庙。史载“德宗爱女，悼怀甚深，特为立庙，权制也”，可知两位公主深受德宗宠爱，故权为立庙，是出于一时的特例。
品官家庙制度来源于宗庙之制。唐初规定，官员一品、二品四庙，三品三庙，五品二庙，嫡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开元定礼，二品以上四庙，三品三庙，三品以上不须爵者亦四庙，四庙有始封者为五庙。四品、五品有兼爵者亦三庙。六品以下达于庶人祭于寝。天宝十载（752年）又放宽政策，京官正（其）四品清望及四品、五品清（望）官听立庙，不限兼爵，对于那些虽品级已至而未来得及建庙者也任其祭于寝。
二官立庙堂及其分布
官立庙堂中太庙的位置在皇城之内，较为固定。按照《考工记》，匠人营国制度“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太庙固定居于皇城之左，与社稷庙相对而立。历朝历代均为此规制。
其他官立庙堂中唯太子、追赠太子人数较多，因此史籍记载较为散乱，时有记载缺漏或矛盾之处。
《唐两京城坊考》引《长安志》记有隐太子、节愍太子、惠昭太子及懿德、章怀等七庙。按，有唐一代，立、废、赠太子共计十九人，原立太子后因其他原因而未能登位者共计八人，即隐太子建成（高祖长子）、太子承乾（太宗长子）、燕王忠（高宗子）、章怀太子贤、节愍太子重俊、废太子瑛（玄宗子）、惠昭太子宁（宪宗长子）、庄恪太子永（文宗子）。其中除太子承乾、燕王忠、废太子瑛，因已削去太子之号，未能立庙，其他太子均立有庙堂。《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未记庄恪太子庙。据《唐会要》卷一九《诸太子庙》载：大中六年十一月，太常博士白宏儒奏“伏以惠昭太子庙，元和七年立。……庄恪太子庙，开成三年立”。可知开成三年曾为庄恪太子立庙，然史籍缺载其庙址。追赠太子十一人，其中昭靖太子（代宗子）、靖怀太子（宣宗子）理应立庙，然史籍缺载，未知是否立庙。恭懿太子（肃宗子）、悼怀太子（敬宗子），史载曾经立庙，然未可考庙址何处（。
章怀太子庙在街西长安坊。章怀太子名贤，高宗第六子，武后所生。永徽六年封潞王，上元二年孝敬皇帝薨，始立皇太子。调露二年废为庶人，永淳二年被逼自杀，死后追封雍王。《长安志》载“神龙初年”立庙。然神龙初年，中宗复位，始追封李贤为司徒，陪葬乾陵。尚无太子之赠，亦无“章怀”之谥。而追赠太子、谥“章怀”则是睿宗朝之事。史称“睿宗践祚，追赠皇太子，谥章怀”。那么《长安志》所记章怀太子庙立于“神龙初年”便有些疑问。查《唐会要》卷一九《诸太子庙》所记史实云“神龙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嗣雍王守礼奏：敕赐臣父庙号冈，乞隶太常寺，仍请安国相王书额。”嗣雍王守礼为李贤之子。其奏章明确说明了章怀太子庙原号“冈”，为神龙二年（706年）所立，庙堂门额为安国相王，即后来的睿宗所题。以后中宗崩逝，睿宗践祚，加赠李贤为太子，谥“章怀”，此时才有“章怀太子”之称，“冈”亦随之改名额为“章怀太子庙”。天宝六载（747年）移于永崇坊，合为七太子庙。
除以上官立庙堂外，唐代长安尚有四处别庙，亦为官建。即修德坊之德明兴圣庙、通义坊之高祖四亲庙、丰乐坊之高祖别庙、崇德坊之太宗别庙。
德明兴圣庙建于天宝十载（751年），为安置德明皇帝、兴圣皇帝而建。天宝二年（743年）追尊咎繇为德明皇帝，凉武昭王为兴圣皇帝，皆为李唐先祖。贞元十九年（803年），根据给事中陈京、右仆射姚南仲等人之议，德明、兴圣庙共成四室，迁献、懿二祖。高祖四亲庙在通义坊，通义坊本为高祖龙潜旧居，故四亲庙在此。武德元年（618年）五月高祖移其神主于太庙安置，此庙遂废。丰乐坊高祖别庙，贞观九年（635年）立，名静安宫。此坊隋时曾立有文帝别庙，隋文帝为隋朝开国君主，而唐高祖李渊则肇基李唐，隋唐两代均在此坊立开国之君别庙，但史无明文，不知其中有何渊源关系。崇德坊太宗别庙，本隋济度尼寺（西）与道德尼寺（东），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崩逝，改济度寺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又以道德寺为崇圣宫，以为太宗别庙。很显然，此庙是因安置太宗嫔妃而特立。
以上五类官立庙堂可以确定确切地点的计22处。这些官立庙堂就其地域分布来讲，反映出一定的时代特征、等级亲疏与地位差异。按地形、地势来说，唐长安城东北高西南低，因此东部往往高敞开阔，成为官员选宅的理想之处，街东万年县是贵族官僚的聚居地，成为官僚区。相对来讲，东部地价也要高于西部，隙地较少。在官立庙堂当中，较为重要的如赠皇帝庙、皇后庙、公主庙均分布于街东。这些立有庙堂的赠皇帝、皇后、公主与在位皇帝均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择地立庙过程中自然备受关注。两处赠皇帝庙均在街东，在八位立有庙堂的皇后、赠皇太后中，除孝明郑皇后庙因史籍缺载，无法考知其庙址所在外，其余七位皇后中，只有恭僖、贞献皇太后庙立于街西。恭僖王太后为敬宗母，逝于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庙亦立于此期。贞献萧太后为文宗母，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崩，同年立庙。两人均为穆宗皇后，由立庙时间可以推知两后应由武宗、宣宗主持建庙，而此时两后之子敬宗、文宗均已薨逝。因此在庙址的选择上自然体现不出多少优越性。相反，昭成窦皇后庙为其子玄宗所立，元献皇后庙为其子肃宗所立，昭德皇后为德宗后，德宗为之立庙。贞顺武皇后为玄宗宠妃，也是由玄宗为之立庙，这四位皇后、太后或由子为母立庙或夫为宠妃立庙，在感情上也表露出亲疏的不同。庙址选择上更有差异。
太子庙在数量上要远远多于皇后、赠皇帝、公主庙。立庙的祭祀与纪念意义就要重于对庙址的选择。太子庙多立于街西，且多居于街西南较为闲僻之地。在史籍中很难找到对庙址选择的原则性文件，从其分布与迁徙的过程来看，应该说是为节省空间，少占利用价值较高的街东与北部邻近皇城诸坊区。当然其中也有特例，如懿德太子庙就在街东永崇坊。懿德太子为中宗长子，韦后所生，史称他因与妹永泰公主窃议张昌宗、张易之事，而被则天皇后所杀，完全是政治上的牺牲品。中宗复位以后，韦氏被立皇后，追思其子，特为立庙。应该说这是中宗、韦后出于私爱，特加优宠而择善地立庙。相反与之前后立庙的其他太子，如隐太子、章怀太子及节愍太子庙均立于街西，直到天宝六载（747年）才全部移于街东的永崇坊，与惠庄、惠文等合为“七太子庙”。原因便是街东高敞，街西卑湿，置于高敞之处，条件自然好些；当然也是为了便于集中祭祀，方便行事。唐后期立庙的几位太子情况相同，初皆立庙于街西，如惠昭太子庙、怀懿太子、悼怀太子，大中六年（852年）将此三太子神主又一并移入庄恪太子庙，庄恪太子庙址史籍缺载，但移庙诏书中明确说明庄恪庙“地居高敞”，环境较好，从长安地理上分析，应该居于街东或街西北某坊。
德明兴圣庙，高祖四亲庙，高祖、太宗别庙，从分布图上来看也都处在街西长安县境，然此四庙均在城北靠近皇城地段，也是北部高爽之地。近城地段是当时官僚集中居住区，像高祖四亲庙本身即为高祖称帝前的旧居，家庙即在此坊。因此四庙基址均是经过精心选择的。简言之，唐代赠皇帝、皇后、公主及高祖、太宗别庙等均在街东或街西北较高敞的地段，体现了唐代皇室宗亲观念的强盛。太子、赠太子虽为皇子，相对赠皇帝、皇后自然地位略低一等，数量也相对多一些，因此在庙址选择上则相对宽泛一些，一般多选择在街西偏远一些的地方。反映出唐代礼制在庙制规模等级等方面制度严格，在选址中则主要由等级、亲疏关系来决定。
三百官家庙及其分布
百官家庙是官员自立的家族庙堂。唐代并非所有的官吏都可立庙，按唐礼规定，只有五品以上官员才可立庙，而六品以下只能“祭于寝”。贞观年间，“侍中王珪通贵渐久，而不营私庙，四时蒸尝，犹祭于寝”。结果被法司弹劾，“太宗优容之，因为立庙，以愧其心”。可见统治者对庙享制度的重视。有资格立庙者不能不立，不够品级的官员也坚决不准立庙。封建王朝非常重视庙祭制度，它们以此作为勉励臣下敬祖尊君的一种方式，也是规范礼制的一种手段。
一般来讲，品官立庙皆需先上报朝廷，交礼部审核规制，得到朝廷批准方可立庙。高品官员立庙，其迁父祖均由朝廷追赠官品。如令狐楚立庙，朝廷追赠其父太原府功曹参军令狐丞简太子太保，母孙氏魏国太夫人。宪宗朝重臣乌重允立家庙于京师崇化里，特追赠其父为工部尚书，时重允任河阳节度使，军佐以为“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无加命号，名差卑于配”，此语传入朝廷，于是宪宗特下诏“赠先夫人刘氏沛国太夫人”。这种对父祖的追尊成为大臣光宗耀祖的一种象征。迁祖庙过程中，朝廷也要按赠官品级不同给予不同的迁仪仗以及祭祀牲牢。如权德舆父赠太子少傅，位一品，“准式合有卤簿幔人夫等”。宪宗朝宰相崔群立庙，天子特命“以羊一豕一助奠，太常出博士一人相礼仪，即日加赠烈考金部公尚书左仆射，极显亲之荣”，这些均由朝廷供给。
既然立庙祭祖可以与神明相交，对朝廷可以显示其“敬先报本，以辅孝治”的国策，对自身来讲又可以追尊烈考，光宗耀祖，于国于家均有利无害，这些都成为激励大臣立庙祭祖的动力。长安作为国之都城，是唐代高品官员集中之地，也是其家庙集中之地。因此百官家庙在长安城空间分布上占有很大的比重。
唐后期，由于藩镇割据，一些身居戎帅的节度使也被允许在京城立庙。如穆宗长庆三年兴元节度使王涯“卜庙于西京崇业里，公时镇剑南东川”。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副大使令狐楚于京师通济里立庙。宪宗朝剑南节度使韦皋亦在京师大安坊立有家庙。由于节度使身兼戎帅，往往不在京师，皆由亲属代为立庙。令狐楚“以守藩故”，命其季弟主持迁仪式。王涯则命其“长男孟坚其主于三室”。
唐代百官家庙，可以查知的大约有36处，初盛唐时期的有9处。史籍保留下来的这些初盛唐时期的官员私庙大多立于街东，且主要分布于街东北部。只有武氏“崇恩庙”、段纶之祖庙立于街西，然亦在紧邻天门街交通方便的繁华地带，或街西北紧邻皇城之地。这一方面由于唐朝初创，经过多年战争毁损，关中地区人口锐减，长安城中地多人少，街东地皮尚不至于紧张，故大臣尚可于街东或皇城附近找到立庙之所。另一方面，从现有资料可以看出，能够留有记载的初盛唐官员立有私庙者均为当时名宦，如太宗朝名臣魏徵、王珪、虞世南，玄宗朝萧嵩，睿宗朝韦凑；或为贵戚庙堂，如宣阳坊的杞公庙为窦毅庙，窦毅乃高祖太穆皇后之父，与家宅同处一坊。崇恩庙为武氏（则天）祖庙，酆王元真庙为中宗韦后为其父所立。段纶则为隋名宦兵部尚书段文振子，太宗女高密公主驸马，皆非一般人物。因此，其私庙在选址上也自然优于一般下臣。
唐中后期有25处，其中街西13处，街东12处，从东西分布来看，基本数量相等。然仔细推究，街东12处中，除光福坊的李氏庙与兰陵坊的曲环、于家庙尚在长安城城南四坊的北部，其余九所家庙均在城南四坊之中。按史籍所载“自兴善寺（靖善坊）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然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由此可知，街东这九处家庙仍然处在长安城南较荒僻之处。而绝少有在城北紧邻皇城近处立庙者，这正如宣宗朝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崔龟从所言：“国朝二百余年，在私家侧近者，不过三数家。……其余悉在近南远坊。”反映出唐中后期人口增多，人多地少，家庙只能立于南郊少人居之处。由于家庙多处偏远的长安城南，故唐后期官员家庙往往与居宅分离，别处一寓。如王武俊宅在街东崇义坊，而家庙则立于街西南的道德坊；权德舆宅在街东光福坊，而家庙则在东南通济坊；文宗朝宰相王涯在街东永宁坊、光宅坊均有宅寓，而私庙却立于街西的崇业坊；同样卢钧在宣平、务本两坊有宅而家庙则在通济坊。这种情况在唐初似乎就比较少些，如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五月于龙潜旧居通义坊迎四亲神主于太庙，可知李渊家族庙堂与居宅同在一坊。高祖太穆皇后父窦毅宅在街东宣阳坊，而杞公庙（窦毅爵封杞国公）即在宅南，亦同居一坊。魏徵宅在街东永兴坊，庙亦在此坊。反映出唐代前后期官员宅庙分布变化的一个趋向。武宗会昌年间曾经下令，“百官不得于京城内置庙，如欲于京城内置庙者，但准古礼，于所居处置”。不久即遭到臣下的反对，理由便是“许令私第内置，则近北诸坊，渐逼宫阙，十年之内，悉是人家私庙。今若人家居第宽广。或邻里可兼并者，必便置庙，以展孝思。或居处褊狭，邻近无可开广者，便是终身废庙享之荣”。可知此时长安城北邻近皇城诸坊已被官民居宅占满，很少能有隙地供官员们再用以立庙。
另外，天门街两侧无论在唐前期还是后期，都是庙堂分布较为集中的地方。目前可以统计出的大约有11处。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缘南郊行事，见天门街左右诸坊，有人家私庙”，故下令，禁百僚于京城内置庙。可以想见，天门街两侧曾分布有不少官员家庙。这大概与天门街两侧方便的交通位置有很大关系，便于官员来往祭享。
小结
唐代长安百官家庙的地域分布，由于政治、经济、制度等多方面的原因，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唐前期，由于国制初创，制度约束尚少，且战争创痍未复，长安人口不多，故官员家庙往往承上古旧制，宅庙相连，同处一坊。庙堂亦多分布于紧邻皇城的近北诸坊或街东高敞之地。唐中、后期由于城市发展，空间利用率不断扩大，城北邻近皇城诸坊成为官宅密集区，地皮紧张，使得当时官员往往宅庙分立，城北建宅而城南立庙，打破了传统宅庙相连的旧规矩。这就使得官员家庙成为独立的、具有特定规制的建筑单元，构成都城长安内部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唐以后，由于藩镇割据，朝廷内外政治斗争更趋复杂，往往外官权重，形成官员“外重内轻”的局面。统治者规定外藩节度使可以在京城立庙，表面看来，这是对那些封疆大吏的恩宠与重视，实际上往往包含有统治者对其笼络与监督的双重作用。唐后期藩镇节帅擅据一方，版籍不上报朝廷，赋税不纳于州郡；节帅职位往往父死子继，亦不进京朝觐。朝廷允许外藩节帅在京师立庙，可以利用此制督促他们，以祭享先祖为名，进京朝觐。这样可以起到控制藩镇长官，检查其对朝廷用心的作用，成为加强政治统治的一种有力手段。
对于官立庙堂来讲，纯粹是由于隋唐时期封建等级制度的强化，以及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作用，使得皇族内部分化、斗争不断升级，统治者为了平衡内部关系，遂以逝后追尊、追赠的方式加以安抚，出现了一些追赠的皇太子、皇帝、皇后、皇太后，他们也均享受有立庙特权。这是统治者为了平衡各种政治势力，稳固政权而采取的一种政治手段。这些追赠皇太子、皇后逝后往往由官府出资，另建别庙，在一定程度上也扩大了长安庙堂许立范围，增加了长安庙堂的数量。
唐代长安百官家庙在城市整个空间布局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构成当时特殊的城市景观，反映出中古时期封建礼教对整个社会的统治力量，无论从精神空间还是社会空间上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