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望秦
《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发表刘晓明先生《杂剧起源新论》一文，在内容提要中说：“本文依据新发现的资料，证明唐玄宗时期即有杂剧，将杂剧的历史由晚唐上溯到中唐。”随后在首节《杂剧之始》中进行了论证。案此说确能新人耳目，但读之再三，又令人生疑，即所谓“新发现的资料”的可靠性不足，所以，“唐玄宗时期即有杂剧”的结论，也就难惬人意。
刘先生发现的新资料是怎样的呢？据其谓是这样的：“材料出自《教坊记》，在其书名后列有一小标题：‘杂剧。’《教坊记》是治戏曲者经常引用的一部书，但其中的‘杂剧’却从未有人提及。《教坊记》一书版本多达十余种……未载此目，诸多版本中惟一收入此标目的只有《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卷八一六中的《教坊记》一书。此版本因有所删节一直不为人所重，然而，百疏一密，正是这一节本，保留了其他诸本所疏漏的重要戏剧史料……问题是《古今图书集成》本所提到的‘杂剧’是否真为原书所有？会不会是集成的编者自己加上去的小标题？对此，需略作分析。首先，从集成的编辑体例看，集成各卷所引述诸书的子标题均会在该卷的目录中以小字附在书名的下面，这些子标题通常为原书所有，集成的编者一般不会擅作主张，自安小标题于某一书名之下。查《古今图书集成》卷八一六目录，《教坊记》书名下正有一子标题‘杂剧’，可见，正文中的‘杂剧’绝非编者随意添加上去的，而是原书固有的标题。”在这里，刘先生没敢把话说满，用了“通常”、“一般”等疑似之词，表示尚有超出通常、一般的个别或特殊情况，这是对的。例如，刘先生提及的卷八一六目录中所列《教坊记》之前为“《金史》”，书名下的小标题是“礼乐志”。但检《金史》，卷二八至卷三七为《礼志》，卷三九至四〇为《乐志》，并无“礼乐志”之目，可见此标题乃《集成》编者随意撮合二志所为。又如目录中所列《教坊记》之后为“元周密《杂剧段数》”，但检周密《武林旧事》卷十，原标题为《官本杂剧段数》，《集成》编者不仅删去“官本”二字，而且以此卷中的子目来替换《武林旧事》而充当书名。又，《集成》卷八〇五《博物汇编艺术典·技戏部汇考》目录中首列《荆楚岁时记》，书名下有小字标题为“施钩之戏”，正文亦然。但是，查阅《荆楚岁时记》各本，均不标子目。可见所谓“施钩之戏”，乃《集成》编者摘取此条材料首句“施钩之戏”四字而拟为小标题的。次列《风土记》，所引“击壤”之条，乃转出于《太平御览》卷七五五《工艺部·击壤》条，而《御览》又是引自《释名》、《风土记》、《艺经》三书，分别抄录。但《集成》编者却将三者混为一谈，其编辑工作不严谨，由此可见一斑。凡此种种，都可证明刘先生所说的“这些子标题通常为原书所有”之甚不可信。那么，由此例彼，所谓《集成》本《教坊记》书名下的“‘杂剧’绝非编者随意添加上去的，而是原书固有的标题”，实属悬测，难以信从。其实，《教坊记》原本没有“杂剧”这个小标题，只不过是《集成》的编者为了求得体例上的统一，于是根据自己对《教坊记》内容的理解而“随意添加上的”。其他如《古今图书集成》卷六《理学汇编经籍典·经籍部汇考》、卷四九七《理学汇编经籍典·类书部汇考》等，亦属此例。
刘先生又认为：“《古今图书集成》本的《教坊记》与其他诸本的差异除了上述‘杂剧’一名外，还有一条内容亦为其独有：‘汉武帝时，一小儿翻筋斗绝伦，能缘长竿倒立。今时谓之笃叉子。’由此可知，集成本《教坊记》与其他版本有着不同的来源。”那么，据何而来呢？“其一，集成编撰时依据了与通行诸版本不同的《教坊记》善本。”“其二，来源于《永乐大典》。”案《古今图书集成》卷八〇五《博物汇编艺术典·技戏部汇考》引书目录列有《荆楚岁时记》、《风土记》、《封氏闻见记》、《太平御览》、《事物原始》，其中的《事物原始》一书名下有九个小标题，正文则引《谈薮》、《通典》、《教坊记》等书。如“筋斗”一条即《事物原始》引“《教坊记》云：‘汉武帝时，一小儿翻筋斗绝伦，能缘长竿倒立。’今时谓之笃叉子”。可见《集成》此条材料乃转引自《事物原始》，而非直接从《教坊记》中录出者。刘先生却谓此段文字全为《古今图书集成》本《教坊记》所“独有”，当未细审，故有此误。案，《事物原始》又名《古今事物原始》，三十卷，明人徐炬撰。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一册《教坊记补录》据《类说》卷七《教坊记·筋斗》条云：“上于天津桥南设帐殿，酺三日。教坊一小儿，筋斗绝伦，乃衣以彩缯，梳洗，杂于内伎中上。顷缘长竿上，倒立，寻复去手。久之，垂手抱竿，翻身而下。乐人等皆舍所执，宛转于地，大呼万岁。百官拜庆。中使宣旨云：‘此伎尤难，近教坊教成。’其实乃小儿也。”整理者加案语曰：“《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卷八〇五技戏部引《教坊记》云：‘汉武帝时，一小儿翻筋斗绝伦，能缘长竿倒立。今时谓之笃叉子。’不详所据，似亦此段佚文。”所言当是。案《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八子部类书类存目评介《古今事物原始》一书云：“是书仿《事物纪原》之体，稍附益之，而芜杂太甚。”可见所谓“《古今图书集成》本的《教坊记》……还有一条内容亦为其独有”云云者，盖为《古今事物原始》编者所删节者，且又讹误时代。此其一；《教坊记序》明言此书尽记唐玄宗时教坊故事，不及其它。据宋人所见之本，确实如此。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乐类：“《教坊记》一卷。……开元中，教坊特盛，[崔]令钦记之。”而从《教坊记》现存各条材料来看，唐教坊中所用《大曲》、《踏摇娘》、《乌夜啼》、《安公子》、《春莺啭》等曲调，因涉及起源问题，故追述到前代，除此而外，均为唐教坊中故事。那么，《古今事物原始》此条所记却是汉武帝时的故事，就显得很突兀了。此其二。据此两点，使人对刘先生的“独有”之说，颇难信从。
刘先生还认为：“含有‘杂剧’名目的《教坊记》版本并非只存于《古今图书集成》，早在集成成书之前，明人胡应麟也曾见过：‘《教坊记》云踏摇娘者，北齐有人姓苏鲍鼻，实不仕，而自号为中郎。嗜饮酗酒，每醉则殴其妻，妻衔悲诉于邻里，时人弄之。丈夫著妇人衣，徐步入场行歌，每一叠，旁人齐声和之云：踏摇和来，踏摇娘苦和来！以其且步且歌，故谓之踏摇；以其称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则作殴斗之状，以为笑乐。今则妇人为之。……观此，唐世所谓优伶杂剧、妆服节套大略可见。’又云：‘杂剧自唐、宋、金、元迄明皆有之。’”又说：“他（胡应麟）将《踏摇娘》称之为唐代‘杂剧’应有所本，考集成本《教坊记》‘杂剧’名目下正含有‘踏摇娘’，所述内容与之完全相同，胡应麟当据此而云然。不过，胡氏所依据的是善本（《教坊记》）还是《永乐大典》本（《教坊记》），则不得而知。”案《踏摇娘》一曲说得很清楚，故事起于北齐，“时人”男扮女装而“弄之”，到了唐代，形式上仅变作“妇人为之”。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北齐时即产生了“杂剧”？胡氏尽可以根据个人的研究心得来认识《教坊记》中的《踏摇娘》为“唐世所谓优伶杂剧”，但并不等于这个观点就是历史事实。正如刘先生尽可以研究认为唐玄宗时期即有杂剧，却并不等于就真是这样。何况，胡氏所指称的“杂剧”，是否就是后世的“杂剧”概念呢？如胡氏认为“杂剧自唐、宋、金、元迄明皆有之”，那么，是否可以据此也认为宋金杂剧与元明杂剧就是一回事呢？又如宋人高承《事物纪原》卷六《东西使班部·教坊》云：“《唐·百官志》曰：‘开元二年，置教坊于蓬莱宫侧。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剧，以中官为教坊使。’此其始也。”然复检《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所谓“俳优杂剧”实作“俳优杂技”。可见“杂技”亦可称为“杂剧”，而胡应麟所说的“唐世所谓优伶杂剧”，当是泛指唐代杂技、杂戏、歌舞戏、滑稽剧、傀儡剧等。
至于刘先生推测集成本《教坊记》或源于与通行各版本不同的善本，或采自《永乐大典》，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性。案善本起码也得是足本，然检明代公私书目及各种丛书本，《教坊记》均为删节本，何来善本可言？所谓采自《永乐大典》，则更不可能。如果《永乐大典》中确有善本《教坊记》，且早为《古今图书集成》的编者所知并利用，那么，后来的四库馆臣就不可能不知道。但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七子部类书类存目对《永乐大典》一书的介绍：“今仰蒙指授，裒辑成编者，凡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零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共四千九百四十六卷。菁华已采，糟粕可捐。”就是说在编修《四库全书》时从中辑出了三百八十五种书，其中并无《教坊记》，而《四库全书》中所采用的，仍是行之已久的删节本。如果说四库馆臣辑得不严谨而有所遗漏，那么，此后仍有学者陆续从中辑书，迄今总数已达五百九十种之多，也未见有什么善本《教坊记》。可见集成本《教坊记》不会是采自《永乐大典》。刘先生还怀疑胡应麟曾利用《永乐大典》，则更属子虚乌有。案刘若愚是明末“善书，好学有文”的大宦官，据他在《酌中志》卷一八《内板经书纪略》中讲：“闻成祖勒儒臣纂修《永乐大典》一部……因卷帙浩繁，未遑刻板。……相传至嘉靖年间，于文楼安置。偶遭回禄之变，世庙亟命挪救，幸未至焚。遂勒阁臣徐文贞阶，复令儒臣照式摹抄一部。……自嘉靖四十一年起，至隆庆元年始克告成，凡二万二千九百馀卷。及万历年间两宫三殿复遭回禄，不知此二部，今又见贮藏于何处也？”又据晚明文坛泰斗王世贞《石羊生传》（胡应麟自号“石羊生”）、《明史》卷二八七《胡应麟传》，其一生仅中举人，不曾任职于京城，绝大部分时间在家乡读书著述，根本没机会接触《永乐大典》。还有更直接的根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即胡应麟自己说没有见过《永乐大典》。他在《少室山房笔丛》卷三《经籍会通》中说：“永乐中，命胡广、王洪等辑《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一千九十五册，目录六十卷，其表文载《蟫精》中。盖古今创见书也，惜卷帙繁重未传云见《七修类稿》。”那就具体看看朗瑛的《七修类稿》卷十七《义理类·永乐大典》条是怎样说的：“成祖命胡广、王洪等辑成一书，名曰《永乐大典》，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一千九十五本，目录六十卷。其表文尝见于《蟫精》中，然亦不叙中之事实，徒具望洋之叹而已。呜呼！《御览》、《元龟》不过千卷，人间亦不可得矣。《大典》动以万计，安能使世传也哉？”最后再看徐伯龄《蟫精》卷一《永乐大典》条所说：“皇明太宗文皇帝命儒臣姚广孝、王洪、胡广、胡俨、陈济等率群儒作《永乐大典》，书成，凡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勒为一万一千九十五本，藏之秘阁。其经进表文云：‘……谨缮写成《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并目录六十卷，装成一万一千九十五册，随表上进以闻，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予过兰陵，常人朱昱懋易氏为予诵云。”这些都确切地说明，不仅胡应麟不曾目验，其他学者也不曾见过。案，徐伯龄是英宗时人；郎瑛生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至世宗嘉靖四十五年尚在世；胡应麟生于嘉靖三十年，卒于神宗万历三十年；刘若愚生于万历十二年，卒于崇祯以后。将他们的生活时代贯穿起来，正好是《永乐大典》编成后到明代灭亡，也正好说明当时人对《永乐大典》的认识，不过是递相转述有关的传闻而已，遑论引用其中的资料了。
综合以上所考，若要依据《古今图书集成》编者在《教坊记》书名下添加的“杂剧”这个子目来“证明唐玄宗时期即有杂剧”，实难令人信服。
最后，这篇文章中的其他几个问题亦需在此一辩。
文曰：“有清以皇家名义编撰的几部重要书籍如《四库全书》、《全唐文》、《渊鉴类函》、包括《古今图书集成》在内，皆大量引用了《永乐大典》。”案此说以为《渊鉴类函》、《古今图书集成》“大量引用了《永乐大典》”，纯属妄测，毫无根据。古代类书自诞生之时即形成一种传统体例，这就是凡书中所采用的资料均注明出处典籍，只不过有翔实简陋之别。而《渊鉴类函》、《古今图书集成》均属类书，亦不例外，所采资料，出典明确。然而，细检二书，没有一条是“引用了《永乐大典》”，遑论“大量”。
文曰：“《全唐文》多采自《永乐大典》”。案《全唐文》不注明所收文章出处，实乃编纂一弊。不过，在“凡例”中还是大体交代了资料来源：“一、唐人别集。《四库全书》所载多至九十余种，其中专以诗行者不过十之三四，其余文集，悉行甄录。一、文集外，总集如《古文苑》、《文苑英华》、《唐文粹》、《崇古文诀》、《文章辨体汇选》等书，凡唐人之文，悉行甄录。一、总集外，文之散见于史、子、杂家记载、志乘、金石、碑板者，概行蒐缉。……一、《永乐大典》为遗书渊薮，除《四库全书》所已采外，单篇断简，蒐缉无遗。”可见《全唐文》收录唐人文章，先别集，次总集，再史、子、杂家记载、志乘、金石、碑板，后《永乐大典》。所谓“《全唐文》多采自《永乐大典》”之说，乃未观“凡例”而妄加雌黄者。
文曰：“据《全唐文》载，《教坊记》作者崔令钦，开元时官著作佐郎，后历任左金吾卫、仓曹参军。”案《全唐文》卷三九六崔令钦小传云：“令钦，开元时官著作佐郎，历左金吾卫仓曹参军，肃宗朝迁仓部郎中。”据《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新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志》，“左金吾卫”是唐代京城禁军左右十六卫之一，乃官署名，而“仓曹参军”则为左金吾卫的属官之一。刘先生误以为“左金吾卫”与“仓曹参军”是两个官职，便用顿号点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