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哲人与中国）
19 世纪是中西方文化交往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深入的时期，然而“中国”形象却并未随着双方相互了解的加深而更见神采，相反还逐渐沦落到“其容可哀、其貌可鄙”的尴尬境地。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100 年里，那个“落后、愚昧、无能、衰朽”的负面形象屡屡见诸西方各类文史哲学的经典著作中，中国之于西方似乎彻底失去了其精神上的意义。
探究这个令人黯然和泄气的事实背后潜隐的根由，我们无奈地发现，“中国”形象此时的沦落绝非偶然，它乃是中国同西方合力而为的结果。
击碎的“天朝大国”梦
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 年），英王乔治三世的专使马卡特尼伯爵（Macartney，1737~1806）率领使团访华，借为乾隆祝寿之机，请求允许互市通商并留人常驻中国以“照管”贸易。这一请求被乾隆皇帝以“两国礼仪风俗不同”为由断然拒绝。
文化习俗的差异不会妨碍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这个现代世界里人尽皆知的常识在当时却没有为德威远被的天朝皇帝所领悟。唯我独尊、闭关锁国的“世界帝国”意识使他只能接受使臣诚惶诚恐的朝贡，而对致力寻求平等外交的举措毫无兴趣。中国由此又失去了一次通过接触外国认识自己、并走向世界的大好机缘。其时英国尚无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敲开中国的大门，而乾隆皇帝的不务实外交才得以保住当时的太平盛世景象。但是在大约半个世纪以后，中国政府则终于要为自己固步自封和夜郎自大的愚昧付出代价了。用手筑起的高墙，怎能挡得住坚船利炮裹挟着鸦片的威风八面。几千年“天朝大国”的迷梦终于在西方列强蜂拥而至的隆隆炮声中被惊得粉碎。
再把目光转向西方，随着国力和贸易实力的迅速提高，欧洲列强海外殖民扩张的野心到了19 世纪也已经膨胀到极点。经济实力的遥遥领先必然导致他们在文化上的优越感和先进感，鼓吹“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论调又恰好为其殖民扩张提供了文化层面上的合法性辩护。殖民主义的侵略性和掠夺性于此找到了一件“将落后民族纳入欧洲文明轨道”的绝佳外衣。中国就是在这样冠冕堂皇的幌子下以自身的羸顿不幸就范于西方诸强的。而中国形象在西方人眼中的沦落除了由其本身的种种恶疾所至，似乎也能于此找到某种合理的解释。
随着欧洲重商主义者的不断来华，有关中国的报道也日渐增多，这是自耶稣会士传播中国知识以来欧洲人又一次大规模的传播、接受中国信息的高潮。自此以后，欧洲人开始接触到一批不同于从前耶稣会士报道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更趋全面客观、但是却大多以商业观点代替文化价值评判的中国知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新观点和新看法逐渐在西方国家传扬开来，其中欧洲人最普遍认同的观念就是“中国的落后和衰朽”。加之中国当时政治、军事上的孱弱地位，“中国”形象不可逆转地黯然失色下来。随之而来的是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轻视乃至漠视。
经典哲人的理性批判（康德 黑格尔 谢林 费尔巴哈）
社会潮流的导向往往离不开特定历史时期哲学思潮的推波助澜。纵观19 世纪，那些充满理性思辨的伟大哲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中国”投以关注和探究的目光。他们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后一代甚至几代学者文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从本书视角出发，我们不妨就几位德国经典哲学家的“中国观”稍加探讨，旨在为当时文坛“中国形象”的起落变迁寻找更加合理的解释。
伊曼努埃尔·康德（Im manuel Kant，1724~1804）是德国著名的古典主义哲学家。他生活的时代正好处在启蒙运动向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过渡的交叉点上，因而他对待中国的态度也颇具褒贬杂糅的时代特色。虽然康德一生并未留下专门评述中国的文字，不过从他零星散乱的中国评论中我们还是能清楚地看到他身为伟大哲人的机敏和睿智。在他的一篇题为《中国》的口授记录稿中，“中国”形象是这样呈现在读者面前的：
中华帝国幅员辽阔。冬季，它的北部地区比欧洲同纬度地区寒冷得多。它无疑是全世界人口最多、耕地面积最大的国家。据统计，中国的人口数量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人口总数。①
中国人眼中的美人应当是：高而胖，眼睛小，额头宽、鼻子小、耳朵大，倘若是男性，还应当嗓音粗犷，胡须浓密。有的人用小镊子拔胡子，只留下几小簇。有学问的人从不剪去左手指甲，以显示自己的职业身份。②
中国人生性含蓄。他们总是不露声色地揣摩别人的性情，甚至于连愤怒也从不现于辞色，至多只是表露一种鄙视。……③
中国人报复心强，但他们总可以忍耐到适当的时机才发作。他们那里没有决斗的习惯。他们非常贪玩，可胆小怕事；他们勤勉、恭顺、奉承起人来简直天花乱坠。他们抱着传统习俗死死不放，对未来生活却漠不关心。妇女年幼时就缠足，因此，他们的脚还赶不上三岁孩子的大，她们整天低垂着眼睑，从不裸露双手，不过，却个个长的白皙、秀美。①
中国人什么都吃，甚至狗、猫、蛇等。食品均按重量出售，所以，他们往鸡嗉囊里添沙子。一头死猪如果份量重，可以比一头活猪卖更好的价钱。因此，有些骗子把别人的猪毒死，当别人把猪扔掉后，他再把它捡回来。……②
中国人的局限性，第一显示在他们的绘画中。他们无论在肖像画还是建筑绘画上，都不喜欢暗影；第二显示在他们的文字上，它需要八万字来使人理解，而我们只需要二十四个……③
如果不了解康德的生平，人们绝对相信以上断语来自一位在中国生活过多年、而且对中国文化还颇有几分见地的大旅行家。首先，对于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事实康德似乎了如指掌，而对中国人长相的描写也反映出他那个时代流行于欧洲的对中国人相貌的普遍观点，这种描述我们在赫尔德的中国批评中也似曾相识。接下来他对中国人性格含蓄内敛、谦卑但计较、谨小慎微又善于奉迎的特点归纳得准确精当且惟妙惟肖，对中国小商贩的缺乏诚信更是一语道破天机，击中了某些中国商人时至今日仍然执迷不悟，贪小利、忘大义，毫无长期投资眼光的要害。不过，说到中国妇女因为缠足导致小脚还没三岁孩子的大则实在有些夸张甚至缺乏生理常识，不知道哲学家的这第一手资料是从哪里道听途说采撷而来的。
关于中国人局限性的评价，康德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但也明显暴露出他或他那个时代在对中国文化理解上的某些误区：对中国绘画不懂透视技法以及语言文字繁琐复杂的评论似乎已经成了当时欧洲人得出的共识，这些观点我们在赫尔德和利希滕贝格的中国评论中也多有领教，差异只在于康德的言辞没有他们那样尖刻极端而已。然而康德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后来的中国评论中对自己先前的这些观点逐一予以了修正。关于中国绘画他承认：“他们从根本上讲不着意于相似，他们的雕塑也一样，在这点上他们与东印度人相同。”①而对中国的文字，他则由衷赞美“那个首先发明写字的人，一定是个充满智慧的人。”②
能够悟出中国绘画和语言文字的内中奥妙正好说明了这位特立独行、虽然终生都未离开过自己故乡小城，但却能放眼中国并提出深刻洞见的哲学家的大智大慧。中德两国相距遥远，思维理念本就不甚相融，在文化沟通尚不发达的时代，对异己文化理解上的谬误实在在所难免。不过，从康德的力纠偏颇之举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伟大的人格魅力。在他身后，许多学者文人都曾受到他的思想观念的点染，包括在上节述及的赫尔德、利希滕贝格的中国观中我们都可依稀看到康德思想的某些痕迹。
另一位著名的古典主义哲学大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也曾孜孜不倦地将中国放入他的研究视野。比之前人，黑格尔对中国的探讨更加全面和深入，批评视角涉及历史、哲学、宗教、科学、艺术等众多领域。在他著名的《历史哲学讲演录》、《宗教哲学讲演录》和《哲学史讲演录》中人们均可找到很多专门论述中国的章节。例如在《历史哲学讲演录》的中国篇中，黑格尔就是这样开始他的中国批评的：
历史必须从中国谈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它是最古老的国家……很早我们就已经看到中国发展到今天的状态。因为缺少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的对立，所以排除了每一种变化的可能性。那种不断重复出现的、滞留的东西取代了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中国还处在世界历史之外。①
从这样的表述里我们似可听出黑格尔的弦外之音：中国是一个没有真正历史的国家———尽管历史从中国开始，但中国缺乏一种推动历史发展的与客观存在相对立的主观运动，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他提出的同“世界精神”相对立的“主观自由意识”。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状况呢？黑格尔的答案是“家庭精神”，即“家长制”：
家庭的义务具有绝对的约束力，而且有法律规定。当父亲走进厅堂时，儿子不得与父亲攀谈。他必须从门边像挤似地走进去，没有得到父亲的许可，他不能离开房间。如果父亲死了，儿子必须守丧三年，酒肉不沾，中止他经营的业务，即使是国家的事务。……就连刚刚执政的皇帝在这段时间里也不理朝政。守丧期间，家里不得签订婚约。五十岁时才能从这种极其严格的守丧规定中解脱出来，以免居丧的人形体消瘦。对于六十岁的人更加宽容。而七十岁的人就只限定丧服的颜色了。①
在黑格尔看来，家长制导致了中国的专制主义，而专制主义是压抑自由意识发展的罪恶渊薮：“在中国，普遍意志直接命令个人意志做什么，个人意志则照办，同样毫无反应、毫不自主地服从。假如它不服从，那么它就脱离了实体。因为这种脱离不是内心的思考促成的，所以它也就不会卷入对内在的惩罚，而只会卷入对外在生存的惩罚。”② 由此黑格尔得出结论，自由意识的缺乏不仅导致了社会前进动力的缺乏，同时也意味着道德的沦丧：“中国人的道德败坏与这种堕落有关。他们以只要有一点可能就进行欺骗而闻名。朋友欺骗朋友，如果欺骗没有成功，或者被对方识破了的话，谁也不因此生对方的气。此外他们还采取一种狡猾和奸诈的方式，使得欧洲人和他们交往时不得不加倍小心提防。”③ 这样的断语似乎更像是黑格尔为那些来华受挫的商人们一吐怨气的泄愤之辞，而绝非严肃意义上的哲学探讨，不过人们从中却能清楚地看出黑格尔否定中国的鲜明立场。
除了对中国历史和专制家长制的批判外，黑格尔还对中国的宗教、哲学、科学、艺术、语言文字等逐一予以讥评。他认为：“中国人沉湎在一种无止境的迷信之中……凡是我们认为是偶然的东西以及自然的联系，中国人都试图用巫术来推导或者实现。所以这里也表现了他们的愚昧无知。”④ 而中国的“科学一方面似乎受到了最高尊重和爱护，那么另一方面它们恰恰缺少内在性的自由土壤和促使他们从事理论研究的、真正的科学兴趣。一个自由的、理想的精神王国在这里无立足之地。”① 在黑格尔看来，中国的语言文字是导致科学落后和发展困难的重要原因：欧洲人通过灵活的字母组合便能掌握语言，而中国人则必须学习成千上万种繁琐的字符。谈到中国的艺术，黑格尔采取的也是全盘否定的态度：“它（中国艺术）还没有能够成功地把美作为美来表现，因为在美术上它缺乏透视和阴影。”绘画上缺少透视和暗影的中国美术观在当时的西方已不新鲜，但以此为由将中国艺术的美学价值一笔勾销却可谓黑格尔的独创之举。论及哲学，孔子及其学说都成了他眼中不值一提的寻常人物和蹩脚作品：“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人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②“孔子的著作我们也比较熟悉。中国把编纂经书归功于他。除此以外，他还有很多关于道德的论著，形成了中国人生活方式和行为举止的基础。在孔子的代表作里……虽然可以找到正确的道德格言，但是其中不乏兜圈子、反思和回旋。这部著作并没有超乎寻常。”③
纵观黑格尔的“中国观”，他的确涉猎广博，对中国进行了相当深入且视角独特的探讨，而且还提出许多超越前人且能自圆其说的观点，比如中国的历史、宗教因缺乏自由意识而难以形成客观性，中国的封建家长制制约自由意识的发展、阻碍科学技术的进步等等都可谓切中中国文化的致命要害。但是，他以欧洲文化中心论为前提，仅从西方文化的立场出发，孤立地探讨完全另成体系的中国历史文化现象，有时难免会产生主观武断甚至有失公允的结论。而且他评判一切的标准都是那个为自己理论体系服务的“自由意识”论，由此，中国的历史、哲学、艺术、宗教几乎全部被他贴上了僵化落后的标签，有些甚至被打入另册，排除了其存在的可能性。而这样的结论恰好是与他那著名的“存在即合理”的哲学命题自相矛盾的。作为一代贤哲，黑格尔在探讨中国问题上的思维方式似有一叶障目之嫌，这或多或少都有损他以理性思辨著称的大家风范。
19 世纪30 年代以后，借文化思想界反对专制、争取自由权利的浪潮不断高涨，黑格尔以“自由意识”为武器批判中国的观点一下子有了市场，青年德意志、毕德迈耶尔派的作家们纷纷如法炮制，他们笔下的中国评论大都深深刻上了黑格尔思维理念的烙印。
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是与黑格尔同时代的另一位哲学大家。与其他同时代的哲学家一样，中国文化也激起了这位深具浪漫主义气质的哲学家的浓厚兴趣。在他的《神话哲学》一书中，谢林独辟蹊径，从“神话”这一与众不同的视角切入，逐步展开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批判：
中国是古老的，它没有效法任何一个神话民族，在它的想像中看不到有其他民族神话的影子。我们可以说：在众多同样古老的神话民族中间，中华民族是一个绝对没有神话的民族，它的发展仿佛完全脱离了神话运动，而转向了人类生存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方面。对于许多国家和民族，神话过程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而唯有中国却是一个伟大的、独特的例外。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肃思索。①
“……中国人称他们的国家为‘天之帝国’或‘中央帝国’。……在中国的所有智慧和道德中‘天’是至高无上的概念。……中国人的原始宗教是一种纯粹的天的宗教。这就是说，中国并不缺少其他民族所共有的神话过程的一般前提。这种原始的天的宗教（即没有分化的人类的第一根纽带）同样也是中国意识的起点，但恰恰正是因此而遭到不幸。那时的一元早该被二元所取代。可中国意识排斥任何二元，至今它仍然执守于第一原则的排他性，坚持着它那个独特的天，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天已成了第一原则。因此它不能给神以地盘，不允许出现更高的力量，因为有一个更高的力量出现，那个第一原则势必要被从天上赶下来。因此它就不得不使意识摆脱神，使自己外化和世俗化。”①
说中国没有神话显然证明谢林对中国神人文化的不甚了解，且不论广义上像《搜神记》、《太平广记》这样的神怪小说、传奇话本，单在先秦两汉时期的古籍如《庄子》、《列子》、《淮南子》、《左传》、《国语》，尤其是《山海经》中就保存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中国古代神话。谢林此处所犯的错误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时西方的汉学研究尚不发达，中国风华流美的神话传说尚未为西方人所知晓。不过，谢林以中国原始宗教的一元排他性作为神话与中国无缘的解释却也有其独到之处。虽然中国有神话，但长期的“大一统”和“一元论”的确是导致中国神话远远没有像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古阿拉伯等国那样发达的重要原因。
由“天的一元论”生发开去，谢林接着就批判了中国文化的僵化和缺乏独立自主精神：
在中国，每门科学，任何一件国家事务都有背熟的章程。诗歌、自由的发明，任何真正优美的艺术如果没有上司的认可，就会黯然无光。学者仍完全附和政府。这里看不到竞争，大家的工作千篇一律。商人或艺术家就更不如学者了，他们不能坚持或表示自己有独立存在的意志和自豪。一言以蔽之，他们不可表露出独立性。①
中国文化压抑独立人格和独立自主精神的这一特点，早在启蒙后期就已成了西方批判的鹄的，谢林此处的观点早已算不上新颖。不过他由此引出对中国家长制导致中国社会一成不变、僵化落后的批评，却是言辞犀利冷静，引人深思：
为什么家长制的影响和势力维持了数千年之久？……在中国，国家有至上的威势。千百年来，国家用这种压制力量阻碍和扼杀了一切自由发展。……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真地变成了看得见的天，因为它的确像天一样静止，一成不变。②
对于中国的语言文字，谢林的态度较之黑格尔似乎多了几分宽容和辩证：
我们看到了中国语言有一股不允许单字具有独立性的力量，它甚至剥夺外来词的独立性，使之服务于自己富有音韵的统一体。……中国语言是世界上最洗炼的语言。……中国语言中保留的不是原始语言的质料，而是它的法则。③
和中国语言一样，中国文字的特点也是独一无二的，它和中国语言是不可分割的。④
在《神话哲学》一书中，谢林还纠正了早年康德提出的中国文字可能源于埃及象形文字的推测，而且他还对老子的《道德经》作出远胜前人的深入探讨，并高度赞扬老子哲学的思辨性和它所负载的东方智慧。
从谢林的中国观我们可以看出，同样是否定和批评，他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却比黑格尔来得冷静客观，而且词锋也相对宽容平和许多。尽管由于历史和文化视角的局限，谢林的中国评论同样不可避免地出现有失偏颇之处，但其对待中国文化的宽容和客观态度在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下却属难能可贵。
继谢林之后，德国哲学史上又一个伟大的名字是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1804~1872）。他是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理性主义也正是由他被推向了极致。
对待中国文化，费尔巴哈采取的是一种较之前人更为宽容和理解的态度。他曾深入钻研《书经》、《孟子》、《礼记》等中国著名的古代文化典籍，从中吸收了许多有益的东方智慧。孔子也曾激起他浓厚的研究兴趣，他甚至还从儒家学说中提炼出某些印证自己哲学理念的思想精华。在成稿于1869 年的《幸福论》中，费尔巴哈推出了他著名的关于“爱的道德”的伦理思想。他认为，“爱的道德”的基础是“自爱”，即利己主义之爱，此乃人之本质，而以爱己之爱为基础才能做到尊重他人的“自爱”，即他人的利己主义。二者结合就形成了道德的基本原则，而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方法即是对这一原则的实践。为了使自己理论体系更有说服力，费尔巴哈在书中请出孔子作援手，他写道：“中国的圣人孔夫子说：‘凡一个人的心地诚实，他保持对他人如同对自己一样的思想方式，他不离开人的理性本性所赋予人的那种义务的道德规律，所以他就不把自己不愿别人向他做的事施诸别人。’”这段话出自孔子的《礼记·中庸》，原文说的是：“忠恕为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费尔巴哈从这段箴言中找到了它与《圣经》的不谋而合之处：“耶稣告诫‘一切你希望别人施诸于你的，你也施诸他们’。”有了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这两块有力的伦理道德基石作依傍，费尔巴哈的“爱的道德”终于令人信服地拥有了在西方哲学体系中的一席之地。
从费尔巴哈对儒家思想的利用我们可以体察他对中国文化的欣赏和接纳，这一点是他与前面述及的几位哲学家的根本不同之处。在钻研中国文化典籍为自己理论服务的同时，费尔巴哈还孜孜不倦地从事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在其《宗教的本质》（1845）一书中有一段关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经典论述：
东方没有西方那样生动、进步的历史，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在东方，人并不由于人而忘记自然……东方人虽然在君王的、政治的力量和尊严的光芒面前拜倒尘埃，但是这种光芒只不过是日月光芒的一个反照；君王对于他并不是一个尘世的、人性的东西，而是一个天上的、神性的东西。但是在一个神的旁边，人就不见了；只有当尘埃失去神性，神灵升到天上，由实在的事务变成想像的事物的时候，人民才有自己的地位……东方人之于西方人，有如乡下人之于城里人。乡下人靠自然，城里人靠人；乡下人靠气压表办事，城里人照着文件办事；乡下人照着永远不变的黄道星座办事，城里人照着变化不停的荣誉、风尚和舆论办事。①
这段文字集中体现了费尔巴哈的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态度。尽管他对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颇为欣赏甚至还曾加以借鉴，然而从根本上讲，费尔巴哈对东西方文化的价值评判仍然是以当时流行的欧洲文化优越论为前提的。说东方没有生动、进步的历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黑格尔对中国历史的批判。而代表东方人的乡下人则更像卢梭笔下的那个“高尚的野蛮人”，以及黑格尔那句关于中国的绝妙名言“中国人转过身去背对着海洋”。乡下人代表的显然是被欧洲人视为愚昧、落后的东方农业文明，而城里人则代表先进的工业海洋文明。19 世纪正是那些依靠着海岸的城里人打着“解放”、“启蒙”落后乡下人的旗号肆意扩张和掠夺的时代。从费尔巴哈谈笑调侃的语气里我们已经深刻地体会出哲学家鲜明的文化价值取向。
综上所述，康德、黑格尔、谢林和费尔巴哈这些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的经典大家尽管秉持的哲学理念各有千秋，然而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却是惊人的相似。他们否定的中国观对19 世纪的德国文坛影响甚深，在下一节讲到的浪漫主义、青年德意志、毕德迈耶尔派甚至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中，我们会时时看到这些理性主义哲学家思想理念的踪影。
5 Das Verblassen des glorifizierten Vorbil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