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伦施泰因有位身后扬名的同窗好友，他便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卡夫卡的创作年代（1912~1924）与表现主义文学运动的存在时间相契。他的作品所反映的主题也多染有这一文学流派的特征。不过，卡夫卡冷峻的风格却与表现主义呼唤革命、颂扬强力、憧憬“新人”的激情和喧闹大相径庭。
汉诗传情
与埃伦施泰因不同，卡夫卡在当时“中国热”盛行之际，并没有产生改编中国古诗及小说的浓厚兴趣。尽管如此，在卡夫卡的文字生涯中，中国也曾闪现于他的笔端。
这首先见于他的书信。1912 年8 月，卡夫卡结识了他后来的第一个未婚妻，菲莉丝·鲍威尔。在这场恋爱中，卡夫卡用情甚深，他先后给女友写了五百多封情书。在这诉诸文字的美妙的情感世界里，我们发现了一首中国诗的踪迹。
卡夫卡在1912 年11 月24 日致菲莉丝的一封信中写道：
别再在晚上写信了，把夜里写作的权利让给我吧，让我保留产生对夜间工作自豪感的小小的可能性，这是我在你面前唯一拥有的自豪感，没有它，我在你面前只有俯首贴耳的份了，而这样你也不会喜欢的。稍等一会儿，为了证明夜间工作到处（包括在中国）都是男人的事，我要从书籍中（在隔壁房间）去拿一本书来，为你抄录一首短小的中国诗。……它出于诗人袁子才之手，我这里找到一段对他的介绍：“才华横溢，早熟，仕途亨通。无论作为人还是艺术家，他都表现得极其博学多才。”为了读懂这首诗，有必要读一下这段注解：有钱的中国人在临睡前要用香料来熏卧房。……终于可以开始读它了：
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这是一首值得回味的诗……①
卡夫卡从“隔壁房间”找来的是汉斯·海尔曼编译的《自公元前十二世纪以来的中国抒情诗》（1905）一书。他从中摘下了袁枚的这首《寒夜》。他的密友布罗德（Max Brod）曾介绍说：“卡夫卡非常喜欢这本书，有一段时间胜过其他一切书籍，并常常激动地对我诵读其中的诗。”② 除了给友人吟诵美丽的中国诗外，卡夫卡没有忘记让情人也来体味一番中国诗的美感，并巧妙地用这首小诗来说明男人夜间工作的“特权”。
卡夫卡自小养成了挑灯夜读的习惯。成年后，他利用当工伤保险公司雇员之外有限的余暇来写作，以后又把写作视为生命，常常彻夜不眠。想必，在夜阑人静的时分，卡夫卡对《寒夜》一诗中青灯黄卷一书生的情境是深有体会的。在夜间紧张写作的间歇，他曾一度遥想起那位中国书生。这有其书信为证。
1913 年1 月14 15 日，卡夫卡给菲莉丝写信说道：
最亲爱的，我又写得这么晚了，每当将近深夜两点时我总要想起那位中国学者来。可惜啊，可惜唤醒我的不是那女友，而是我要写给她的信。①
中国书生有“美人”相伴却不知珍惜，一味俯首于书本之上；卡夫卡无女友在侧而叹惋不已，只得提笔倾吐衷肠。
在此后的第四天，即1 月19 日，卡夫卡的思绪又回到了《寒夜》一诗。他在信中为菲莉丝分析了中国诗中那位女主人公的行为：
最亲爱的，可别低估那个中国女子的坚定性，直到清晨———我不知道时辰是否说明了———，她一直清醒地躺在床上，书桌上的灯光使她不能入睡，但她保持安静，也许曾试图通过目光使那位学者离开书本，但这个忧郁的、忠实于她的男人毫无觉察……最后她终于忍不住了，夺下了他的灯，这个行动从根本上说是完全正确的，有益于他的健康，但愿无损于他的学习，有益于爱情，这个行动引出了一首优美的诗……②
这首“值得回味的”、“优美的”中国小诗，虽是卡夫卡深沉情感世界里的沧海一粟，却不时激荡起浪漫的涟漪。1913 年3 月11 12 日，卡夫卡又展笺诉说情怀：
我能称你为‘菲’（Fe）吗？你以前有时这样签名，它使人想起‘仙女’（Fee）和美丽的中国……①
卡夫卡要求把菲莉丝昵称为“菲”，并将女友与中国联系在一起，看来，他不但重又忆起了《寒夜》一诗中的中国女子，似乎还晓得汉语是一种单音节文字。
追踪袁枚一诗在卡夫卡书信中留下的痕迹，我们可以发现，起初它反映了作家对中国诗歌的一种审美趣味，以后又逐渐令其产生了一种心理移位，即将自己视为长夜伏案的中国书生，同时又在女友与中国“美人”之间建立起了某种联系。
中国作为诗的国度，在卡夫卡眼中是“美丽”的；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卡夫卡缠绵的情书中移开，转而投向其文学创作时，我们发现，他对中国又是另外一种态度。
小说创作中的中国
卡夫卡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约三百万言的作品，而其中涉及中国的仅为两个短篇而已。数量上的微不足道已经体现出卡夫卡对其时的中国热潮所抱持的冷漠态度，而深究这两部作品之后，则更能看出他对中国无甚好感。
这第一部作品是完成于1914 年10 月的《在流放地》。小说讲一个外国旅行家应邀参观某国一流放地的一次处决。被判死刑的是一个冒犯了上司的勤务兵。可笑的是，这个可怜虫直到上了屠场还不知道自己已被判决。因为，在这个流放地，判决前的一切司法程序，如审讯、辩护等都已不复存在，理由是“对犯罪毋需加以怀疑”②。更为荒唐的则是行刑的程序。行刑过程由一架令人毛骨悚然的、特殊的杀人机器来完成。犯人在这机器里将被折磨上十二个小时，只能痛苦地、慢慢地死去。这样一种司法及行刑的程序在流放地由来已久，监刑的军官正是这一传统的忠实的捍卫者。而在旅行家来访之际，当地新上任的司令官已有废除这一传统的念头。监刑军官试图赢得在当局举足轻重的外国旅行家对自己的支持，却遭对方拒斥。护卫传统不成，军官便放走犯人，自己躺入机器，最终与那经年残旧的杀人机器同归于尽。
作品中的流放地位于“赤道地区”①，那儿又有“米粥”②，又有“茶馆”③，似乎暗指中国。小说通过监刑军官之口，道出了流放地野蛮、残酷的司法制度，又让旅行家，这个“受到欧洲的思想方法的拘囿”的“外国人”④，对这种专横、愚蠢的制度进行审视。作家以此而取中西对立的意图不言自明。小说结尾，象征这一制度的杀人机器及其最后一个捍卫者都走向了灭亡，而在这似乎预示了转机的时刻，外国旅行家却逃也似的离开了流放地。
显然，小说中的流放地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地方。卡夫卡偏偏将它设定为中国，事出何因？人们探究发现，《在流放地》这一个短篇与法国自然主义作家米尔博（Octave Mirbeau）的作品《痛苦的花园》（1899）关系密切。就在这部作品中，有某些明指中国的语句，如“我心怀古老的中国的心”⑤ 等。除了沿用此书中现成的“中国”一词的可能性外，卡夫卡选择中国作为这个荒诞故事的发生地，看来别有原因。或许，在他看来，遥远陌生的中国很适合营造一种离奇、怪诞、甚或可怖的氛围。然而，无论如何，卡夫卡在《在流放地》一篇中没有径直说出“中国”两字，中国只是作为一种暗示而存在着。
而卡夫卡于1917 年写下的另一部作品《万里长城建造时》，则不仅以篇名直接指明了中国，而且小说中的叙述者是“一个中国人”。这一叙述者对建造长城的过程及意义所作的介绍和议论，构成了整部作品的内容。
小说开端讲，长城的建造采用了分段而筑的方法。由于工程浩大，这种方法致使长城“留下了许多缺口”，“有些甚至在长城已宣告竣工之后才补全”，而“据说有一些缺口从来就没有堵上”，“由于工程范围之大，后人是无法凭自己的眼睛和尺度来验证这种说法的，至少对于个人来说是这样”①。正因为长城造得不连贯，它就起不了真正的防御作用。而领导者却存心要干这种漏洞百出，又“没有实际价值的事”②，以致修建长城成了一种“时代精神”③，“几乎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是专门的泥水匠”④。人们在领导阶层的指挥棒下赶东赴西、修筑长城，却对当局的真实意图全然不知，也无从知道那发出指令的统治者是谁，身在何方。这个帝国的老百姓“不知道哪个皇帝在当朝，甚至对于朝代的名称都还存在着疑问”⑤。在乡野村落，“早已死去的皇帝，大家以为他还坐在龙位上”⑥。百姓和皇帝之间隔着万重屏障，这一是因为国土广袤，二是因为宫阙重重，三是因为“皇帝周围总是云集着一批能干而来历不明的廷臣，他们以侍仆和友人的身份掩盖着奸险的用心”①。皇帝的一道谕令若要遍示天下，须突破无数壁垒。
小说由长城而帝国，其寓意显然。卡夫卡以描绘长城的建造为名，揭露了官僚帝国的庞杂无度、臃肿糜费，讽刺了统治阶级的荒诞不经。修建长城的人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在受谁的驱使，不知道他们为何要干这没完没了的苦差事，这除了表现平民百姓遭受愚弄的命运之外，还“使人联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青年们盲目而毫不迟疑地走上战场”②。
与上述《在流放地》一篇一样，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当中的中国也是一个负面形象。当然，卡夫卡绝非就事论事，其作品绝非狭隘地只是针对中国，或是他所处的濒临崩溃的奥匈帝国。卡夫卡喜用象征、暗示等创作手法，这造成了作品含义的多元。因此，人们对其作品的理解，往往是见仁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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