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刚过罢春节，又是刚下过一场大雪。
积雪覆盖了城头、房坡、湖面的坚冰；积雪覆盖了道路，覆盖了那条我同他曾经走过的道路。
我爱这洁白的积雪，爱积雪上新的脚印。甚至我不愿意积雪消融，因为我不愿失去那洁白，失去那脚印。
我走出门口，大嫂要我不要走远，因为外边有雪，可是，正因为有雪的缘故，我才急切地想到外面走走。我一直在南方工作，多年没有看到积雪了，多年没有踩过积雪了。
我走在湖中一条蜿蜒的道路上，望着大学高耸的楼宇走去。阳光亮得刺眼，雪白得刺眼，远处的高楼闪闪烁烁，像缀满了珠玉。我走着，几只寻食的喜鹊在路中间蹦来蹦去，时而啄啄雪层，时而侧头凝思，用两只亮晶晶的红眼睛瞧着我，一点没有要飞去的意思。四周寂静，只有我一个人。脚踩在积雪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这声音很响。
“嘎吱，嘎吱……”
这声音像在我前面，在空漠的雪地上回荡。
这是他的脚步声。他长得高大，脚步很重……
三十年前，也是春节过后，我和他沿着这条路，踩着积雪，往大学走去。我们原本同班，都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他比我小几个月，还不到十五岁，可长得肩宽体壮，比我高半个头，像个十八九岁的英俊小伙子。春节前，我俩冒着风雪到离城很远的红洋楼，报考过建国学院。虽说考取了，家里人却说我们年纪太小，执意不许我们离家。那时候，家庭的大门是无法关住年轻人的心的。后来我俩又悄悄报考了中原大学。我们决意在入学前不告知家人。那天，他从墙外接过我的背包，我从墙外接过他的背包，悄悄地离开了家。
我们就这样踏上了革命征途。
我没有背过这么重的行李，走一会儿，就落在他的后面了。他停下来，等我走到身旁，不由分说抢过我的背包；他挎着两个背包，跨大步向前走去。
“嘎吱，嘎吱”，在我面前的积雪上，现出一串更深的脚印。
“还远吧？”我问。
“走吧，有腿不怕路儿长。”他憨笑两声，头也不回，迈着他那特有的大步，向前走去。
他生性敦厚、腼腆，平日总是含笑不语，加之长得眉清目秀，班上的同学就给他送了一个“大闺女”的雅号。可是一进中原大学，他即刻变得活跃起来，好像这座革命熔炉里的高温，一下子就使他这块沉默的矿石熔化，并变成沸腾的铁水了。进校的第二天，队长同我们谈心，说学校生活苦，要吃“钢盔”（高粱面窝窝）、“黄金塔”（小米面窝窝），问我们怕不怕。一时没人回答。他却突然说：“不怕，精神胜于物质！”他那憨憨乎乎的神态和这句顺口而出的话，把旁边的人都逗笑了。
很快，他成了秧歌队的台柱。他长相英武，全身充满活力，一扭起秧歌，那身段，那步武，那气魄，那神态，就把人们吸引住了。不管大秧歌小秧歌，他跳起来就是一种艺术。
锣鼓敲得响，
秧歌扭得欢哟，
哪里的人民翻了身，
哪里的人民扭呀嘛扭起来。
扭个欢天喜地，
扭个扬眉吐气，
……
每次扭秧歌，他都是男队的“打头的”。他扮成工人，一只手握把系着红绸的大锤。那种气势，据说连文训班的老师们都十分赞赏，更何况一般观众，更何况女同学们呢。
问题正出在这里。不久，同学中间就传说他在谈恋爱，对象是一位皮肤微黑的美丽的女同学。那姑娘也是个扭秧歌的好手，扭秧歌时常常举一把大镰刀，扮作农妇，同他是一个“对子”。“对子”变成了“对象”，人家这么说，我却不相信。后来他们的学习小组居然把“情书”公布了。物证面前，我对我的老同学也不能不改变看法了。革命，爱情，理想……信写得充满激情，读起来颇受感染。唉，那一代年轻人啊！
学习期间不允许谈恋爱，这是纪律。小组会批判他时，因为我是他的好友，被他的小组长“特邀”了去。我发了言，而且以一种“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凛然气概，运用刚刚学习的“辩证法”，论证了革命与爱情这对矛盾的“尖锐性”。
从此，他又沉默了，秧歌扭得也少了，直到他被批准随两广纵队南下。宣布名单那天，他又恢复了刚进校时的开朗神情。那一天，他的秧歌跳得多么欢快、多么好啊！晚上，他到我们小组找我，给我留下了几本书和几个理发牌。我要他把理发牌拿到上士那里换几角中州币，买点花生米带着行军路上吃，他却一定要给我留下。我推让再三，他说：“留着，我要轻装减备呢。”
我们在月地里久久漫步。他激动地说着，憧憬着未来的战斗和我们都未见过的大海。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了雪，想起了我们一道来大学时踏过的积雪，不禁说：“到广东你就看不到雪了。”
“回来再看，”他说，“看雪的时候多着哪。”
“听说你们是步行，路很远呢。”
“有腿不怕路儿长！”他笑了，还是那种憨憨乎乎的声调。
我没再说话，低头看着拉长的身影；附近，响起深情的歌声。无疑，这是那位皮肤微黑的姑娘的歌声。
地上的月光，白得像积雪。……
我到武汉后，收到他在行军途中写的两封信。他的信很少谈自己。从其他同学的信中，我知道他在行军途中常常帮助病弱的同志背枪，背背包，表现很好，立了功。在海边练兵时，他又给我写过一封信，告诉我他入了党，也谈到对雪和友情的怀念。
这以后不久，我突然得到他牺牲的消息。他是在万山海战中牺牲的。他乘的先遣船在海上与敌舰遭遇，全船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
有一次，我在武汉郊野的藕田边，遇到了那位皮肤微黑的姑娘。姑娘噙着泪谈到他，也谈到雪。她说他给她的信中，也提到积雪。
无疑他是很爱雪的。他在我们中间是最年轻的一个。我常想，他的生命就像积雪，虽然很快融化了，但确曾洁白地存在过，确曾把自己化为清水，滋润过大地。我常想，他在阳光照射的碧波下，在永恒的寂静中，是会思念起他曾经留下脚印的积雪的。因此，我也常常思念那积雪。
又是刚过罢春节，又是刚下过一场大雪，我走在积雪平铺的道路上，大学离我越来越近了。
“嘎吱，嘎吱”，这音响，清晰地飘过我的耳畔。在我前面，有一串新的脚印。
1981年10月28日于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