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门里那棵石榴树又开花了；开的是白花。你知道，那是一棵酸石榴。
我也是多年没回来了；三十二年，这是我第二次回到开封，第二次回到这座小院。
小院确实已经太残破了，比起新建区的红砖楼，它显得古旧而寒碜。虽说几十年的风剥雨蚀使它面目全非，但我不难认出它。它依稀仍是当年的庭园，何况还有那棵石榴树呢。
在日本投降带来的那种短暂的欢愉和希望中，妈妈领着我们兄妹从豫南乡间回到这座旧宅。忽然外面传说，我父亲“投降了八路军”，小院笼上一层疑惧和不安的阴影。就在这时，你跟着你父母来了，住在临街的四间客房里。我记得你们刚到时，妈妈要我唤你爸爸“荀老伯”，唤你妈妈“荀伯母”，还交代我好生同你玩，不要淘气。从小讷于言辞的我，憋了半晌叫不出口。那时你父亲是个风度潇洒的中年人，穿件水獭皮领的大衣，斯斯文文地望着我微笑；你那肥胖的快活的母亲却哈哈大笑着把我俩推出门口，要我们到院子里玩耍。
我带你走进二门，坐在石榴树旁的花坛上。你向我讲起你们家乡的桃、煤，还有咧个大嘴、子儿晶红晶红的石榴。……当然你们老家的石榴好啰。你比我大一岁，好像比我知道的事多得多。我也要讲点稀罕的，于是我讲了由豫南来开封过朱仙镇渡口，给我们拉车的一匹马在上船时掉进了黄河，十几个人拉它不出。挣扎在泥水中的马越陷越深，最后，我看到那双惊恐的突眼里淌出两行泪水，马哭了……你有点吃惊，并且我感到你对我的“见识”也有点佩服。
你们要长期住下来了。不知算是周济，还是算付房租，每月你爸爸给我们两袋白面。就这样，你们成了我家的“房客”。
过罢春节，我俩都考上了初中。你上中国中学，在南关外袁家花园；我在开封初中，在东司门。
你父亲是个文人，听大人们说他是军部的参议。那时我不知什么叫参议，他好像很少去“办公”，每逢我到你们房里玩，总见他在写字。他的字写得很好。你曾告诉我，他还会画画，我不大信；可有一次无意间我在一个画展上看到了他的画，标价很高，居然还被人订下了，我吓了一大跳。
那时，你父亲经常对我妈妈讲：“要和谈了，要和谈了。”好像这是对我妈妈的一种安慰。
可是仗越打越大。虽然马歇尔不断上庐山，仗还是越打越大。
大人们的情绪好像很阴郁。还记得吗？星夜，我那多愁善感的大哥常常在花坛旁给我们讲诗词：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这是南唐后主李煜的词。李后主后来就“客死”在我们这个汴京了。听着大哥悲怆的声音，望着石榴树枝间的繁星，在我幼小的心上，弥漫着一层惆怅与苦楚。好像你也是这样。
但是大人们的叹息，报纸上和大地上的炮声，似乎并没有太多地影响我们少年人的心情和少年人的欢乐。
你还记得吗？我们在小院里斗过多少次陀螺？弹过多少次玻璃球？抖过多少次空竹？你抖空竹抖得可真棒！你能把飞转在绳子上的空竹抛起两丈，然后一转身又用绳子接住，你还会叫空竹爬杆，叫空竹在地面上旋转……说真的，我心里真忌羡你。
我们常常去附近的包府坑。当夕阳慢慢坠到锯齿形的城堞那边，明丽的晚霞从黑沉沉的城墙上方映照着寂静的水面时，我们常常步行或骑自行车嬉闹着来到水边。浓绿的发着腥味的包府坑，简直就是我们想象中的杭州西湖。水中间那条土堤和堤中间那座朽了的木桥，不就是白堤和断桥吗？北边，延庆观的亭台，不就是雷峰塔吗？啊，儿时的幻觉啊，可以使一切美化！净化！深秋，在水草疏落的水面上，不知从哪里来了那么多野鸭，成千上万，回翔浮游。可惜没有船。我们常想象着把自行车驶在水波上的情景。有一年秋天连着下了一个多月阴雨，包府坑的水漫进了我们的小院，我们把竹床翻转来当作小船，真的划了出去。但结果挨了我妈妈和荀伯母一顿好骂。
冬天，你还记得开封的北风凛冽的冬天吗？但冬天对我们另有一种魅力。我们坐在发出淡淡酸味的火炭盆旁读书，读高尔基的《在草原上》，读巴金的《家》，读《爱的教育》和《福尔摩斯探案》，读都德和张恨水……有时我们停一停，静听风的呼号，街外卖烧饼油馍的喊叫和从二门里传来的我表姐弹风琴的断续的音节。这些声音交织起来，有一种哀伤，但哀伤抓不紧我们天真的心。我们丢下书冲开风门，到小院去同地面上的白雪和瓦檐上的冰琉璃戏耍。啊，儿时……
那个星期天，雪下得真大！我们骑着自行车气喘吁吁到禹王台游玩。白雪掩盖了污秽的街道，白雪赶走了凶狠的伤兵和“救济总署”的美国吉普，白雪使一切归于纯洁、静谧，白雪把禹王台装点成真正的琼楼玉宇啦。那翠柏上积的白雪多美啊！我不知道何处还有这么白、这么美、这么温暖的雪！几十年过去了，我还常常想起儿时的那场雪。人们都说我爱雪，是的，我确实深沉地爱着故乡的雪。
在那个年代，小院的气氛是不能不发生变化的。
听说我父亲在延安通过广播电台讲话，痛骂“老头子”。大人们的脸色阴郁而紧张。你父亲不再斯文地笑着用“和谈”来安慰我妈妈了。终于，警察找上门，把我妈妈带了去。
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你父亲，当他再回到这座小院时，他已成了“国大代表”。
我们就那么自然地疏远了。碰面时笑笑——一种不是孩子们应该有的不明朗的笑。“国大代”开会的日子，我哥哥和表哥们故意把收音机开得声音很大。收音机从早到晚传出一位什么主教的唱票声：
“李宗仁，一票……”
“孙科，一票……”
大家笑闹着：“这一票是前院那位荀‘国大’的吧？几根金条？啊啊啊……”
大家还恶作剧地“组织”了几个“党”，“竞选”激烈，都当了“国大”。
我知道那几天你很难受，你老是一个人躲在屋里。我想你受不了这种奚落，你在哭。有时我也有一种说不明白的难受。
不久，我妈妈第二次被警察带走了。哥哥们猜测说是姓荀的使坏。我不再为你难受，我恨了。
我坐在二门楼里，拉开橡皮筋弹弓，一下，两下……用了半天工夫，把你父亲种在房前一排花盆里的仙人掌、秋海棠，全部用石子打得窟窟窿窿或枝折花凋。傍黑，快活的荀伯母见客回来，看到这景象倒没见怪，还说：“憨生的弓法还真不赖哪。”可是第二天早晨，我那一树宝贝酸石榴，被打得稀稀落落。我知道那是你干的。
从此，在我们中间失去了夕阳下的包府坑和雪掩的禹王台了。
1948年6月间，解放军攻进开封，国民党部队据守着“省府”、龙庭几个据点。国民党的飞机狂轰滥炸，妈妈把两张方桌并拢，把所有的棉被盖上去，给我们造了一个“防空洞”。这时荀伯母把你领来，说我们有“福”，叫你同我们待在一起。其实那一次解放军很快就转移了，爸爸也没消息，我们的“福”没有来。
大约是中秋节前吧，你父亲把你们接往南京。当你临离开小院时，我摘了几个已经崩了口的石榴，默默地塞给了你。你默默地接了石榴。你知道那石榴是酸的。
我相信你会回来，当然我不知道你将怎样回来。
几个月后，我也离开了那个小院。我是唱着“打过长江”的歌儿离开的。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又回到这个小院。也许是一种怀旧的情绪，我接受了亲戚的建议，要在二门内西厢房——就是窗口临着石榴树的那间房——住几天。
隔邻郭老伯家的孩子也回来了。他也是1948年离开这座古城的，如今从加拿大回来，当了博士。昨天我们谈了一个上午。从《参考消息》上我们知道台北有一个大湖新村，那里住着不少“万年国大”。你们全家是不是就住在那里呢？
他说，你会回来的。这是他从切身体验中得出的结论。我深信。
我深信你会经常回忆起晚霞辉映下的包府坑，回忆起粉妆玉砌的禹王台，回忆起这有棵酸石榴树的小院。
那窗前的落叶，
阶上的苔痕，
依旧是当年的庭院。
……
你会回忆起似乎没有多少深意，但却是我们过去经常唱的这首歌。
我深信，你像我一样，也会常常想起少年的友伴。
你一定想知道，你一定想问：这些年我生活得怎样。
我可以告诉你，这些年我确实受了不少苦！但我毕竟同我们的祖国靠得很近，我怀有希望，我把爱深深地埋于故国的土地，因此我是幸福的。
……啊，谁在门外说话，多熟悉的声音，是你？是你踏进这个小院来啦？原来是我们的郭博士。
你会回来的，在这破旧的小院被拆除之前。包府坑已经被一条新的大道划开了，那条大道要延伸过来，一直延伸到我们这片过去叫作“州桥”的地方。有一天，你会沿着这条大道走进这个小院，你会感到这棵石榴树上的石榴是甜的……
1980年9月9日于佛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