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2日，重庆《新民报》刊登了陈独秀的同乡张恨水的悼念文章《陈独秀自有千秋》：
前十日接到高语罕先生的信，还曾提到陈独秀先生。说他虽在江津，也有半年未见面，不知他的健康如何？因为陈先生久已足不履城市了。想不到数日之后，就在报上看到陈先生的噩耗。我们这间关入川，久栖山野的逃难文人，真有说不出的一种辛酸之味。“知尔远来原有意，愿收吾骨葬江边”。不知陈先生生前，可有这种感慨？江津安徽同乡虽多，商人不去说他，而其他又是对陈先生害着政治病的。令我想到他身后萧条，是不堪形容的。
陈先生为人，用不着我来说，在目前大概还是盖棺论不定。在不久还在本栏劝过陈先生不要谈政治，把他的文学见解，贡献国家。陈先生对此，没有反应。我了然此翁倔强犹昔，只是松心惋惜。
在学说上论，陈先生是忠诚的。虽不能说他以身殉道，可以说他以身殉学。文学暂时不值钱，而学术终有它千古不减的价值。我们敬以一办心香，以上述一语慰陈先生在天之灵，并勉励许多孤介独特之士。
陈独秀去世三年后，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预备会议上作《“七大”工作方针》时，从白话文、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党三个方面，肯定了陈独秀的贡献：
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毛泽东说这番话，是三年前说“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那番话的继续和补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年，陈松年根据父亲的遗嘱，于1947年雇船把父亲和祖母谢氏的遗骨从四川江津运回安庆。
一个风和日丽的冬日，陈松年托人将父亲棺木由安庆西门太平寺移到北门叶家冲（现属十里铺乡，二十一世纪初辟为陈独秀陵园）。掘开母亲高晓岚之墓，将陈独秀棺木置于高氏棺木西侧，遂了母亲生不能同寝，死能合冢的遗愿。
新堆的坟茔比原来大一点，墓碑很小，正中刻着“先考陈公仲甫之墓”八个大字，右下方刻着“子延、乔、松、鹤年泣立”八个小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