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诞生
“啊呀，好险哪，我坐的是末班飞机，差一点不能着陆。现在总算回来了！回到上海来迎接解放了！”
爸爸在隆隆炮声中赶回上海，兴奋地对我们说。那时我们住在西宝兴路汉兴里46号张逸心先生家。他请爸爸教过日文，当时也做一点出版事业。
爸爸带回了画展所得的钱，我们后来就在同一里弄近弄底处向杨老太“顶”了一幢房子。所谓“顶”，就是转让租赁权，要付很大一笔钱，而且由于通货膨胀的关系，不收钞票，要收“小黄鱼”，即重一两的小金条，收好几根。那时压根儿没房屋买卖的事。“顶”就相当于买。“顶”来的房子都是装修好的，还有家具。杨老太留给我们的家具中有一口日本式的七斗橱，我们几次搬家都带走。最后我捐给了重建的缘缘堂。
1949年5月27日，红旗飘扬到上海市空。我们都到弄口看街上的解放军经过。他们纪律严明，不受路旁欢迎者的慰劳食品。爸爸很感动，对我们说：
“旧社会有一句话，叫做‘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句话现在不适用了。解放军为正义而战，当兵的个个是好男！以前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从此振作起来了！我们的国家前途无限光明！”
上海解放前，有不少人往尚未解放的地区逃，甚至逃到国外。我们却在爸爸的安排下反而“逃”进来。不过全家尚未团聚，还有华瞻哥去美国留学未归，宝姐在尚未解放的厦门教书。爸爸写了长达10页的信寄给华瞻哥，在信中详述家人近况，热烈赞扬新社会，歌颂解放军。爸爸要求华瞻哥看过这封信后转给在厦门的宝姐。谁知这封信差点害了宝姐。宝姐后来告诉我们说，有人透露给她听：这封信转到厦门后，被特务机关截获，拍成缩微照片存档。当局打算逮捕我大姐。只因经办此事的人同情教育界，才改为暗中监视她。
刚解放时，国民党飞机屡屡侵犯上海上空。我们住的地方附近工厂较多，经常成为轰炸目标。爸爸在上海艺术师范任教时的学生（后来又成了开明书店同事的）钱君匋创办的万叶书店，位在安全的卢湾区。他担心老师的安全，邀请我们到那里去住。这年的7月4日，我们就搬进了南昌路43弄（临园村）76号，住在二楼。汉兴里的房子，后来以“小黄鱼”顶了出去。
不久，上海文艺界在我们隔壁的复兴公园举行劳军游园会。爸爸踊跃参加，在园中设座，当场为人们画肖像速写，所得笔资充作慰劳解放军之用。遇到解放军来请他作画，当然一文不收。
暑假后，我在正行女中、乐华小学、怀远中学三校兼任图画教师，开始有收入了，买了一双皮鞋送给爸爸。给他钱，他坚决不收，向我要了两毛钱，说是做纪念。
就在那个时期，有一次，在上海的画家和来自解放区的画家在中华学谊社开会。我陪爸爸去参加。先是由解放区的画家介绍他们从事革命美术工作的情况。然后，大概出于对老前辈的尊敬，会议主持人请爸爸上去讲话。爸爸先是讲了几句要向解放区同志学习，努力为工农兵服务等话。然后说，各位讲的话自己因为没有实践经验，讲不出，只能谈点自己的感想。接下去爸爸说了些什么，其实我都听见。但我记性不好，这里借引别人给我的信里的一番话，更为详尽：
他认为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梅兰竹菊四君子今后还是要画的，因为工农兵劳累了一天，看到它多少可以消除疲劳。说到这里，他指着桌上的一瓶花说：就像今天开会也摆上一瓶花一样。就好比一个拳头，反映工农兵是前面四根手指，是主要的。梅兰竹菊虽是小指，但它还是需要的。丰子恺的这番话即使在当时无疑也是正确的，老艺术家是在很负责地提醒大家。不料连这极简单的道理，一些美术家也接受不了，当即就对他提出了猛烈的批评。这个结果是丰子恺不曾料到的，他很受震动，像被浇了一盆凉水。……
我和爸爸并坐在一起，回过头去，只见爸爸脸涨得通红，嘴唇微微颤抖。
就这样，爸爸的积极性被挫伤了。但他并没有消极下去。他知道这只是几个观点极左的人一时的兴风作浪。他还是要按自己能力所及为新中国服务。
爸爸先是画了《绘画鲁迅小说》交万叶书店出版。后来选择了翻译这条路。他自学俄文，译出了不少当时十分需要的中小学图画音乐参考书，也译了俄罗斯古典文学著作。
苦学俄文
说起爸爸学俄文，可真神！我见过别人一旦决心要学外文，便把这门外文的学习书全买来，置于书架上，别人看起来真壮观，实际上只学了一点点就废弃了。
爸爸却只买了一本小书。那时我们已离开邻园村。由于开明书店迁北京改组为中国青年出版社，昔日的开明老板章雪村先生全家北上，就把四马路（今福州路）671弄7号的房子连同家具无条件让给我们安身。我们于1950年1月23日迁入。那房子的边门就对着国际书店的后门，买外文书非常方便。爸爸买来一本日文版的《俄语一月通》，全书一共只有30课，按规定是一天学一课，而爸爸往往一天学几课，很快就把这本书学完了。爸爸在日本时虽然也学过一点俄文，毕竟生疏了。如今以53岁的年龄从头学起，速度如此之快，令人吃惊。
我们兄弟姊妹没人能继承爸爸的艺术，却有好几个人继承了他的外文：首先是恩狗，英、日、俄、德、法文都懂；华瞻哥和宝姐都是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的，除了主语英文外，还！修第二外文。宝姐！修法文，1971年曾被译文出版社派出去编《法汉字典》，后来又自学俄文和日文；先姐除了教语文外，也教过英文；软姐从英文译过数学教材；元草哥长期在出版社工作，自然常要接触英文。
关于学外文，爸爸在《我的苦学经验》一文中曾说：
语言文字，只不过是求学问的一种工具，不是学问的本身。学些工具都要拖长许多的时日，此生还来得及研究几许学问呢？
学外语最难攻的是文学作品，于是他不读别的，专拣文学原著来死啃。起初！读高尔基短篇小说的中俄文对照本来读；后来又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原著和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原著。两部书同时并进。那时他还有作画、编书等任务，以及种种社会活动，会议也很多，读俄文原著是利用空余时间。两厚册《战争与和平》原著，花9个月的时间读毕。不久，又读完了《猎人笔记》，并花了5个月5天的时间把它译出，于1952年年底译毕后，交吴朗西先生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1955年国家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采用了这个译本，把它列入“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重新出版。当时因爸爸忙于其他工作，就叫我代他校对一遍，并撰写序言。
那时不像现在一样丰衣足食，而且缺乏健康知识。我家收入也不丰。爸爸那么消耗脑力，却得不到较好的营养。常常头晕，有一次竟在楼上晕倒了。妈妈在楼下，没人知道，最后自己醒了爬起来。据说是脑贫血所致。但他仍然学他的俄文，译他的书。
说起俄文，我的俄文还是在爸爸的鼓励下学起来的呢。我于1949年下半年在3个学校兼任了一学期图画教师后，十分不喜欢这工作。因为图画课不受学生重视，尤其是怀远中学的学生，上图画课就等于休息，可以在教室里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谁来睬我这个21岁的女教师。再说，那时教图画课，是在黑板上画了让学生临摹。我哪里会即兴创作，就是到了现在也还是不会。当时我就在家里靠爸爸的帮助预先在纸上画好了，带两枚图钉去挂在黑板上。有的画压根儿是爸爸代画的（可惜没有保存下来）。这种教法是弄虚作假，毫无事业可言，我不喜欢。所以只教了一学期我就央爸爸替我通过曹辛汉先生介绍到金科小学教语文数学并当级任教师（即班主任）。但他们把学生最吵闹的一班让我教。我既吃粉笔灰又受学生的气，加之和爸爸一样营养跟不上，而且我家所住房子是人口稠密地带，贴邻同样一幢房子就住着13家房客，我们都是生煤球炉子倒马桶的，空气哪里会好。半年下来，1950年暑假校方正要发展我为共青团团员时，我患了肺结核。于是辞去职务，爸爸陪我到杭州那湖边小屋（软姐满娘还住在那里）休养了近两个月之后，回上海继续在家休养。
休养时期没事做，爸爸就勉励我学俄文。开头是他教我。爸爸学俄文是只看不读，所以发音较差。我们去杭州期间，曾请软姐的同事、跟了丈夫王季梁教授入了中国籍的名叫德孟铁的德国人教我们发音。
1951年初，我进了上海俄文专修学校。一年后毕业，插班入中苏友协附设俄文学校（夜校）。还在读俄校期间，钱君匋先生创办的万叶书店让我白天去当编辑、校对兼抄谱。以后又和爸爸合作或自己独立，译了不少苏俄音乐美术文学方面的书。我觉得自己学俄文是对路了。因为有原作者在掌舵，我这译者只要划桨就可以了。这工作符合我只会临摹不会创作的性格。
1953年4月，爸爸受上海市陈毅市长聘请，当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务委员，馆方每月致酬100元。从这时开始，爸爸每月有了固定收入，生活大大得到改善。
爸爸的好友叶圣陶先生当时担任着北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之职，他鼓励爸爸把苏联的音乐美术教育法多介绍些进来。于是，爸爸和我合译了《中小学图画教育法》、《音乐的基本知识》之类的不少教育参考书。当时正彷徨歧途的美术老师这才敢教学生作写生画了。苏联“老大哥”也是从教写生画着手的，谁敢反对！爸爸从此也开始有了较多的稿费收入。
我还得讲一讲我家住福州路时的三件事：一是华瞻哥本来赴美国留学，新中国建立后，他回到了祖国，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二是元草哥参加抗美援朝去朝鲜了；三是宝姐在厦门认识了她在“双十中学”教英文时的同事杨民望（福建音专毕业在双十中学教音乐的），一起回上海来结婚。那时结婚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的新房是我家朝北的7平方米“亭子间”，就是一楼和二楼之间的小间。没有装修，也没有添任何新家具。
他们结婚时，爸爸想请梅兰芳先生证婚。可是民望哥是基督徒，他不同意。后来终于请爸爸的好友谢颂羔牧师为他们证婚，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了婚礼。宝姐生下第一个孩子时也还挤在亭子间里，直到她工作的音乐学院编译所分配给她一个汽车间，她家才搬过去。
日月楼中日月长
爸爸稿费收入多起来，口袋里的钱又要“哇哇叫”了。爸爸想另外“顶”一处环境较好的房子。爸爸和宝姐商量，宝姐问爸爸顶房子要多少钱，钱是否已有准备。爸爸支吾说：
“顶费6千块钱……”
“那你是否拿得出？”宝姐知道爸爸在钱的事上不会打算，17年前，次日要逃难了还没准备好钱，全靠子女们把压岁钱凑起来才够开支。爸爸说：
“我可以借内债。一吟有稿费，你妈妈有私房钱，还有华瞻，在美国待了几年回来，总有点钱吧。”
宝姐听爸爸说是要东借西凑，便反对顶房子。
爸爸不大开心地对我说：
“你宝姐反对我顶房。她一向是个做事稳健的人。我还是想顶。”
作为爸爸未来的“债主”之一，我没有反对。
于是爸爸不听宝姐劝告，还是托人觅屋。有一次，一位姓沙的女士做中介，帮我们在陕西南路39弄内找到了一幢房子，就在进弄第三家，门牌93号。即将最后谈妥时，我和满娘就到那附近去“观察”。
“啊，这里斜对面就是米店、药房，还有花店！”
花店对我们来说是从未见过的奢侈店。
“喏，还有小吃店，淮海路口还有这么大的食品商店、水果店、专卖收音机的商店和银行！方便极了！空气又好！”
那地带原是英租界，比四马路“洋”多了。我们两人好像到了外国似的兴奋。回家一一比划给爸妈恩狗他们听。
可是，正当大家欢喜雀跃时，爸爸却病了。病得不轻，是肺结核加肋膜炎。我也曾于1950年7月患过肺结核，可见福州路的房子空气污染实在太严重。
爸爸住了医院，抽了积水。房子已付了顶费，只待我们搬进去。怎么办呢？
“这样吧，一吟你和恩狗先搬进去，我和你妈妈等我病好了再搬。”爸爸在病床上无奈地对我说。
1954年9月1日，我和恩狗搬进了一生从未住过的西班牙式小洋房。前房客叫董太太，带着一群孩子搬到了自建的三层阁楼上，一楼二楼全让了出来。她丈夫在印尼。她怕丈夫有外遇，所以顶掉了房子马上就要动身去印尼。这房子她已住了多年，对门前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
“这木桃是我亲手种的。还有这山竺、这紫荆，……你们可要保护好啊！”好像托孤似的。
那天晚上，我和恩狗决定吃一顿洋晚餐——麦片加糖，那时视这为珍品。我下厨。煮好端出来，恩狗马上开始吃。
“啊呀！咸死了！”
“什么？”
我恍悟：原来我放糖时错放了盐！那时我们爱吃糖，不像现在忌多吃糖。所以我还特地多放一点。
次日，我们到后门口去刷牙。啊，蓝色的天！绿色的树！红色的瓦！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去医院看望爸爸时，把自己美好的感受讲给他听。爸爸憔悴的脸上出现了笑容，但还是有几分担忧的样子。
“爸爸病快点好，早点来住吧！”我们安慰他。
爸爸总算出院了！进门后第一句话是：
“一吟！你宝姐的话是有道理的。我在医院里常想：这次如果我出不了院，就此走了，留下你们和这房子怎么办！”
“爸爸别说这样的话，你是吉人天相，不是平安的出院了吗？这里环境真好啊！”
爸爸先不上楼，把床放在楼下，我也在楼下陪他。
我把新屋的情况一一描述给爸爸听。爸爸能起床走动时，我们就让他搬到二楼去睡。他看到那室内阳台不仅有南窗，还有东南窗和西南窗，阳光充足，很高兴。晚上又发现上面有天窗，皓月当空。
“好一座日月楼！”爸爸不禁脱口而出。
接着，爸爸似乎又在思考什么。忽然说：
“日月楼中日月长！”
“这好像是一句诗。”我顺口说。
“不，应该是一副对联的下联。那么上联呢……”
爸爸苦苦思索，没有想出合适的上联。他把这事告诉了郑晓沧先生和马一浮先生。郑先生为他撰了上联“琴诗影里琴诗转”；马一浮先生为他撰了“星河界里星河转”。爸爸把这上联告诉了郑晓沧先生，郑先生也大加赞赏，说“星河界里星河转”宏伟壮丽，并表示自愧不如。于是爸爸决定用马一浮先生的，并请求马先生书写。马先生那时住在杭州，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他毕竟是大学问家。
爸爸自己写了“日月楼”横披，和这对联一起裱了，挂在阳台上。从那时开始，爸爸在日月楼度过了21个春秋，不算短。遗憾的是后9年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浩劫！不过，这前12年毕竟是幸福快乐的。
耳目一新
吃饱穿暖以后，就会想到旅游。我们那时虽然不能和现在相比，也称得上丰衣足食了。抗战时期到过不少地方，但对爸爸来说，那和旅游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住在福州路时，我们就已开始动起来。1954年的夏天，那时华瞻哥已从美国回上海定居，他喜欢古文诗词，喜欢到诗词中提到的有古迹的地方去。爸爸！定了南京。华瞻哥在教书，恩狗在读书，所以爸妈和我也只能凑他们的暑假去。
在火车里时，爸爸和华瞻哥就在吟诵刘禹锡的《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一到南京，他们就忙着要去找“朱雀桥”。问了好几个人，回答都含含糊糊。我们到了一个桥上，父子二人只好假定这是“朱雀桥”。我替他们拍了一张照，心里却在窃笑。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现实，缺少遐想，不像他们那样懂得怀古。
南京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一只“火炉”，不亚于武汉。记得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那时出租车可以坐5个人）去雨花台玩。时值正午，我们坐在车里热得受不了时，司机忽然说：
“到了！”
“到哪里了？”
“雨花台呀！”
啊，这么火辣辣的太阳，谁愿意下车走到“火坑”里去呀！没奈何，只得舍弃雨花台，请司机开到另一处较阴凉的风景点去。那一次游南京，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火炉。后来我春秋季节经过南京，就大不一样了。
搬到日月楼后，爸爸的经济情况更加好转，加之我也有不少译文的稿费收入。我们旅游的次数就更多了。
1955年，举家上浙北的莫干山，连妈妈的妹妹联阿娘和先姐的长子宋菲君也一起去。住在“莫干山旅馆”。
1956年暑假，爸妈我和恩狗上江西庐山。爸爸有《庐山游记》记其事。那一回，我们是由文史馆开了介绍信去，很容易就找到了住所：第一招待所。
在庐山之游中，我记得一件小事。我们的船每经过一个码头，只要靠岸，我和恩狗必然随爸爸上岸去看看。在南京停靠的时候，我们到一家商店里买了一把很锋利的小刀。爸爸每次出游时，总喜欢买一样小小的“纪念品”带回去。有时回去仔细看看，却是上海生产的！这回的小刀也是一样。爸爸笑笑说：
“总归是南京买的呀！”
谁知这把小刀闯了一点小祸。到了庐山，有一天在餐厅里用晚餐时我用它削水果，一不小心，刀尖戳了我左手食指和拇指间“虎口”旁的地方，正好触犯了动脉，血流不止，按也按不住，地上都滴满了血。爸爸连忙求助于服务员。他们看见血太多，赶快打电话请来了医生。血止住了。后来留下一个伤疤，直到晚年才渐渐消失了。
不记得哪一年了。爸爸忽然发心带妈妈和我坐一坐飞机，因为我们三人都没有尝过坐飞机的味道。但飞机票太贵，我们只能就近飞到杭州。三人兴奋地上了飞机，飞机在天上大概只飞了5分钟就开始下降。我们俯瞰下方的小山小水小房子，觉得很新奇。料想爸爸也如此。谁料爸爸两脚着地后的第一句话是：
“奈末性命着光了！”
这句石门话的意思是“这下性命保住了！”原来爸爸是为我们享受，他自己却提心吊胆！
说起石门话，我们一家人在家里一直是讲石门话的。即使到了现在，我和我那不是石门出生的女儿小明在家里也一直讲石门话，女婿也能听懂，外孙不仅听得懂，还会讲几句，而且一直向往着去石门乡下和小朋友玩。
1957年6月7日，我们游了江苏的镇江和扬州。爸爸有《扬州梦》一文记其事。
我因与爸爸有合作翻译的关系，从1954年起在万叶书店申请改成了半天上班。万叶书店与其他两家出版社私私联营为新音乐出版社后迁往北京，我就以特约编辑的身份留在上海工作，直到1956年11月解除特约。因为钱君匋先生回上海来创办上海音乐出版社，我就进了那出版社。但试用期三个月后因上面不同意我办半天公，我就回家了。直到1961年进上海编译所。所以1957年起我是自由职业者。
恩狗因患了轻微的肺结核（可能是传染），在格致中学读到高三就休学在家。他喜欢诗词，爸爸教了他很多首。教到姜夔的《扬州慢》时，爸爸被其中“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的句子引起了怀古的心情，马上叫恩狗去买火车票，经镇江转扬州去访古。我们姐弟同行。
记得就在我们到扬州那一天，报上登出大篇关于“右派”的报道。多少优秀的知识分子从此开始了苦难的生涯！可是爸爸对政治很漠然。给我的印象，爸爸只有抗战时热心关注时事，天天看报。建国后，似乎就很少看报了。我想，这一半由于他本来就是一个不问政治的艺术家，一半则是因为那时报纸的报道很单调，报喜不报忧。
我那时其实也不喜欢看报。如今就不一样了。我每天必看报。如果没空，也必定保留着以后补看。爸爸如果活到现在，想必也是一样。因为现在的报纸越来越报道真实情况了。那时我们对有关“右派”的这篇报道一点也不敏感，仍然热中于自己的游玩，后来，对于报上的报道，一时还信以为真。某某人是“右派”，被抓出来了。我们就以为他真的是坏人。直到后来大批大批的人都被定为“右派”，爸爸的好朋友们也当上了“右派”，我们才震惊起来：这社会怎么了？唉，还是“莫谈国事”吧。
父子二人又是热衷于访问古迹。一股劲儿地找二十四桥。终于找到一座很差的小桥，他们两人也有点失望，别说我了。于是就在那里拍了照。
回城后在一家菜馆吃晚饭。我记得一件小事。爸爸照例要求吃绍兴酒，服务员说：
“没有。”
“那么随便什么酒，只要是黄酒。”
服务员又说“没有”。爸爸说：
“这倒凶啦！”
“我一点也不凶，确实是没有。”
我和爸爸都笑起来，向服务员解释：不是说他态度凶。在我们家乡话里，“葛倒凶或”（这倒凶啦）只是表示遇到了尴尬，表示为难，毫无责人之意。爸爸却把这话搬到了扬州，我越想越好笑。
就在这1957年的9月，爸爸说，他口袋里的钱哇哇叫了，便包了一辆祥生出租车和妈妈、姨妈、外孙菲君及我去海宁观潮。一路上我咳嗽不停，是干咳。回家后我大吐血，肺病复发。不过第二年就转入“吸收好转期”了。
1963年10月，爸爸又和妈妈游了镇扬，估计上次妈妈有事没去成，这次为她补游吧。我自然奉陪。
镇扬当局大概知道了爸爸自己已来过一次，这次就出面热情招待。在镇江时，就有专人陪游。到了扬州，我们被安排住在萃园招待所大鱼池馆。扬州文化处处长张青萍、统战部部长张建平天天来相陪。爸爸对二十四桥犹不忘情，又去了一次。瘦西湖当然也是必去的地方。走到平山堂鉴真纪念馆前的紫藤树旁，爸爸忽然诗兴勃发，马上掏出随身携带的小纸，借紫藤树的树干为桌子把诗写下：
朝辞北固与金焦，暮上扬州廿四桥。
浩荡东风多雨露，西湖虽瘦也苗条。
自1953年受聘于文史馆后，1954年爸爸被推！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和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1962年起任主席）。1956年当！为上海市人民代表。1957年始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外文学会理事。1958年始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9年开始，爸爸到北京去出席政协会议。这是爸爸第一次到首都。他和画家王个簃先生同宿一房，并有幸受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接见。周总理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说：
“啊，老漫画家，久仰久仰。”
周总理关心爸爸的健康，又问了他的年龄，才知道两人是同一年出生的。最后周总理问到我们的家庭情况，并要爸爸下次开会时带了老爱人一起到北京来。
爸爸这次开会回来，给我们讲这情况时十分兴奋，时时抹着激动的泪水。第二年，他果然带妈妈一起去了。二老把我也带去，以便照顾。不过我当然不宿在宾馆，而是借宿在厦门好友黎丁家，那时他家已到北京，黎丁先生在《光明日报》任职。那一回，我们游了不少地方。元草哥于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已于1954年回国，到北京的人民音乐出版社工作。他有时也来参加我们一起随团体游览。有一次在野餐时，贺绿汀先生为我们拍了一张照。我们自己虽然也拍了许多照，但我被摄入镜头的不多，因为我要替他们拍呀。
爸爸第三次去北京开会时，又加了一个满娘。满娘那时是在沪杭二地轮换住的。她也是初次进京。我和她都住在黎丁先生家。那一回游得也很畅。
由于一次次进京，单纯的旅游到1961年才恢复。去“天堂”苏杭之类，那是常事，算不得旅游。
1960年6月20日，爸爸担任了上海中国画院的第一任院长。喜欢赋闲的爸爸到63岁的退休年龄怎么反而当了院长呢？其实他是再三推辞的。据当时的画院办公室主任程亚金先生回忆：起初，美术理论家画家邵洛羊先生曾到日月楼来请我爸爸当院长，但爸爸没同意。后来请宣传部、文化局的石西民、徐平羽两位领导出马。爸爸推辞说：
“我不是画中国画的。”
“你以中国笔、中国纸画出中国人，怎么不是中国画！”徐平羽先生这样回答他。
这么一说，爸爸没有办法了。最后说：
“那我有条件。”
“你是不是要推荐人？”
“不是。我不愿坐班。”
徐平羽和石西民两位一口答应。后来爸爸又提出了不受工资，这一条坚持再三，未蒙同意。据妈妈回忆，是在上任三个月后把工资（每月220元）一起送来的。
我们把这次的行动称为“三顾茅庐”。后来听人传言，说是因为“摆不平”，才请了不是画传统中国画的漫画家来当院长。副院长是王个簃、贺天健、汤增桐三位先生。
据程亚金先生回忆说，我爸爸虽不上班，对画院却是全心全意的。每次请他来开会要他发言时，程先生把意图讲给他听，由爸爸写了发言稿，交程先生他们看看：是否符合党的政策要求？程先生说：他比我们想得还周到。
爸爸任了画院院长后，我家生活水平又有提高。他不愿受工资，并非平时收入充裕。那时他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稿费。在建国前，他曾订过好几张“润例”，靠卖画改善收入。他的画润并不高，他曾在给友人谢颂羔先生的信上说：
艺术品犹米麦医药，米麦贱卖可使大众皆得疗饥，医药贱卖可使大众皆得疗疾，艺术品贱卖亦可使大众皆得欣赏。
所以爸爸的画总是卖得很便宜，而且很多是奉送的。建国后，我没见过他再订润例。所以他是靠稿费生活的。稿费能有多少！但他起初还是不愿受画院工资。后来受了，毕竟不无小补。从那以后，出门旅游的次数也多了，常请画院写个介绍信，以防交通和住宿困难。
1961年4月，由画院开了介绍信，我陪爸妈上了黄山。那一次游览给我留下最美好的印象。（我一直认为黄山风景最美。直到1989年我和宝姐等游了天子山后，才知道中国还有和黄山媲美的山。）
在去黄山的途中，爸爸想起了有通信联系而尚未谋面的新安派农民画家程啸天就住在去黄山途中的岩寺附近，便在上黄山前托人打电话约他到岩寺见一面。谁料程啸天先生背了一个箩筐来到岩寺见了爸爸后，丝毫没有热情的样子。他正要去离岩寺有一段路的某地，爸爸便叫他上车同行。一路我们还是不见他有一点热情。坐在前座的我正在想：爸爸交的这个朋友来信时说很仰慕爸爸，见了面怎么那么冷淡！这时程先生忽然开口：
“我向你打听一个人。你认不认识上海的丰子恺先生？”
“我就是丰子恺呀！”
“啊呀！”
接着程先生叙述了这次误解的原因。原来替爸爸打电话联系此事的人只说了上海国画院院长要见你。而程先生听错了，以为是一位“顾院长”要见他，他不知顾院长是谁。直到快分手时忍不住问了一下才知道。可是那时他已到达目的地，只得紧紧握手，依依道别。后来程先生专程来上海访问爸爸。我为他们拍照留念。
当时黄山还没有缆索，黄山管理处交际科的人建议雇轿子抬上山，爸爸坚决不肯。我们只是请园林服务处的老宋帮拿行李，招待所的5号女服务员小程搀扶缠过小脚的妈妈，一行5人从前山登上玉屏峰，在宿舍式的“文殊院”住宿。下了三天雨，无法出行。其间得到了两个好消息：国际乒乓赛中国得冠军，加加林坐飞船上了天。
天气放晴后，我想上对面的天都峰，爸爸要同行。老宋说：
“去年你们画院里的画师来游玩，两位老先生都没有上天都峰。你老人家兴致真好！”
妈妈缠过小脚，只能留守。64岁的爸爸却勇敢地完成了他的心愿。他下结论说：
“凡事只要坚忍不懈地进行，即使慢些，也终于能获得成功。”
爸爸欣喜之余，做了一首诗以记其事，题为《游黄山欣逢双喜》：
结伴游黄山，良辰值暮春。美景层层出，眼界日日新。
奇峰高万丈，飞瀑泻千寻。云海脚下流，苍松石上生。
入山虽甚深，世事依然闻。息足听广播，都城传好音。
国际乒乓赛，中国得冠军。飞船绕地球，勇哉加加林！
客中逢双喜，游兴忽然增。掀髯上天都，不让丰一吟。
“不行不行！爸爸你怎么把我的名字写上去了？”我抗议。
“那不是很好吗？正好押韵。”
“不要不要！我要你改别的字！”
爸爸看我如此坚决，就提起笔来，把“丰一吟”三字改为“少年人”。
“不让少年人，这下可以了吧？”
“好！这样才好！”
爸爸在1961年5月11日写的《上天都》一文的末了就用上了这首诗。
当时的黄山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到“西海”去，走得热了，脱下毛衣，拿在手上。老宋说：
“不用带走。就放在这里路边，回来拿。”
“？”
我们表示极大的怀疑。但老宋的表情让我们放一百个心。游了西海回来，毛衣真的还在原处！
那时游黄山的人很少，不，我们一路简直没有碰到游客。管理人员的素质也是一流的：路不拾遗。如今我们如果也这样做，毛衣早就飞了。那是因为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旅游业兴旺发达。而其中自然良莠不齐。或许有人还认为我们是把毛衣丢弃了。你别说“不可能丢弃”，就在我写这段文字时，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一个温州人上大学一年级，家里给他带600双袜子，用一双，丢一双。我们那些蹩脚的毛衣自然早就可以丢了。
总之，黄山留给我极好的印象。
同年9月7日，爸爸随上海政协参观团去江西，到了南昌、赣州、瑞金、井冈山、抚州、景德镇等地。大受教育。回来写了四篇文章以记其事。
1962年3月爸爸又到北京。5—6月间爸妈和我游金华。爸爸也有文记其事，但没有发表。爸爸逝世后我在他的一本小册子上发现有这样一则记载：
“人民文学‘花不知名分外娇——金华游草’（62·7·18）”
我曾致函人民文学，要求寄回该文，得复信说找不到了。虽答应再努力寻找，却不再有下文。
1963年3月爸妈带元草哥和我游宁波、普陀。有《天童寺忆雪舟》和《不肯去观音院》记其事。这一年10月，如前所说爸爸又和妈妈、我重游扬州。11月赴京参加政协会。出门次数特别多。
1964年没有出游。可能是忙于译《源氏物语》的关系。
1965年11—12月，新加坡广洽法师回国观光，到上海来看爸爸，同游苏州、杭州。
杭州是爸爸常去的地方。有时一年去几回。每到杭州，总是去蒋庄访问马一浮老先生。其他和田锡安、黄鸣祥、沈本千等老同学也常相往来。
1966年3月，爸爸和妈妈带了华瞻哥的长女南颖游绍兴、嘉兴、南浔、湖州、菱湖。这是爸爸一生中最后一次出游了。下半年就受到浩劫之浪的冲击，9年后离世。
外公纸
我箱子里珍藏着一叠小小的宣纸片，长约二寸，宽约三四寸，是爸爸用画画写字废弃的宣纸裁成的。这种纸在我们家里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叫做“外公纸”。
提起这种“外公纸”，我总是叹佩弄文舞墨的爸爸竟也如此善于安排日常生活。一般艺术家似乎总是给人以不修边幅或生活零乱的印象。爸爸却不然，他的生活虽然朴素，却是有条不紊，而且善于采取合理的措施。“外公纸”便是其中的一种。
作画写字时废弃的零星纸，爸爸从来不丢掉，总是把它们裁成小片，叠成一叠，收藏着备用。这种纸的用途可多呢。可以擦调色盘，可以试笔，可以吸水。所以爸爸给画上色时，桌上常备这种纸。
那么这种纸为什么被称为“外公纸”呢？原来这种纸在和外孙共同进餐的食桌上也有它的妙用。爸爸经常带一叠在身边，给当时还挂鼻涕的孙辈们擦鼻子用，或者给他们在用餐时抹桌子擦碗筷揩手用。要知道：那时还没有发明餐巾纸啊！
外孙们小时候经常来外公家。喜欢作乐的外公也时常带他们上馆子或者去外地游玩。一到吃饭的时候，老老小小在桌前坐下来，外公总是及时地掏出这种纸递过去。孩子们习惯了，认为这种纸是外公专有的。有时外公还没来得及把纸拿出来，就有人喊着：“外公，纸！”
这样一喊，外公就笑嘻嘻地掏出纸来。渐渐地，“外公，纸！”也就变成了“外公纸”这一名称。
这种“外公纸”上，常有一些作画打草稿用的木炭条痕迹，有时还写着几个不完整的字，甚至会出现一只燕子或人的身躯的一部分。
用“外公纸”比用抹布更吸水，比抹布更干净，只用一次就丢，很卫生。我也很喜欢用，有时也向爸爸讨“外公纸”。外公纸源源不断地产生，我们当时却不懂得珍惜它。如果不让“外公纸”裁碎，即使是画坏了写坏了的，留下来做个纪念也不错啊！
有人认为，名画家是下笔成画，不可能废弃。爸爸并非这样。不知是他对自己要求高，还是每天画的画写的字实在太多，总会产生一些“外公纸”，当然其中也包括他习字的纸。爸爸到老也不放弃临摹自己喜欢的字帖。
如今我箱中还保留着的最后一叠“外公纸”，我再也舍不得用它了。但使用“外公纸”的习惯已经养成。我画画写字后，也把废弃的纸留下来供画桌上使用。至于给外孙辈们擦嘴擦鼻子的“外公纸”，早已被餐巾纸代替了。其实，“外公纸”就是餐巾纸的先驱！
我起初以为“外公纸”是“日月楼”时期的产物。其实，爸爸去世后，据蓉哥哥回忆，这玩意儿早就有了。
1925年后，平屋修复了，蓉哥哥也常去玩。有一次她发现平屋运动具柱子上挂了一叠叠柔软而吸水的纸片，下面放着一只竹篓。她问了宝姐，才知是给孩子们揩鼻涕用的。那时孩子太多，母亲照顾不过来。到了冬天，小的几个经常拖鼻涕，处理鼻涕的唯一方法就是用棉袄袖口擦一下。所以棉袄袖口永远是亮晶晶的。爸爸看到了这一情况，才设了“外公纸”。
由此可见，“外公纸”已有30年的历史了！
阿咪
养猫是我家祖辈遗留下来的传统。据爸爸文章中说：
“大家吃过夜饭，父亲才从地板间……走到厅上来晚酌。桌上照例是一壶酒，一盖碗热豆腐干，一盆麻酱油，和一只老猫。父亲一边看书，一边用豆腐干下酒，时时摘下一粒豆腐干来喂老猫。”
缘缘堂时，我家也一直养猫。只有抗日战争初期，保命要紧，哪里还顾得上养如今所谓的“宠物”。不过安定下来不再受警报骚扰后我家还是养过猫。胜利后回到江南，在杭州租屋定居，可爱的猫又出现在我们家中。爸爸有《白象》和《贪污的猫》记其事。建国后，在福州路是否养猫，我记不起来。但迁入日月楼后，养猫的传统又恢复了。我家养了不止一代猫。爸爸去世我家迁至漕溪北路后也养过好几只猫，最后以父母子三猫先后从13楼失足坠下死亡告终。从此我家也终止了养猫的传统历史。
养“宠物”是家庭中自娱，一般不会发生什么涉及他人的大问题，更不可能发生政治问题。可是日月楼养的“阿咪”竟发生了重大的政治问题。关于这，我将在以后的一章中交代。之所以在“新中国时期”这一章中专为猫开辟专节，那是因为祸根种在太平时期！往事不堪回首，不谈了。
白头今又译“红楼”
还是来谈谈有意义的事吧。
从1961年8月开始，爸爸全身心地投入了日本古典巨著、世界最早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的翻译工作。《源氏物语》的内容略有点像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原著是古文，在日本有好几个现代语译本。爸爸翻译时以古文本为基础，参照各个现代语译本。为了选择用哪种文字风格来翻译，他考虑良久。最后决定使用现代白话文参照《红楼梦》《水浒》的风格。我是爸爸的译文的第一个读者。爸爸要我敞开思想提意见，我也就不客气地提了一些。
这部小说一共911000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稿出版的。爸爸在翻译的过程中，把进展的日期写得清清楚楚：从开始准备到翻译完毕，共四年一个月又二十九天。而从动笔到译完，实际上只有两年九个月又一十八天。
爸爸为了翻译此书，填了一首《浣溪沙》：
饮酒看书四十秋，功名富贵不须求，粗茶淡饭岁悠悠。
彩笔昔曾描浊世，白头今又译“红楼”，时人将为老风流。
这部《源氏物语》直到爸爸去世后五年多才得开始陆续问世。出版社要我通校全稿并加注。爸爸确实教过我日文，紧接“文革”前我也译过一篇没发表的日文文章。可是要我通校《源氏物语》，那我绝对是没有这能力的。我只答应通读抽校加注，后来还做了一张人物表。《源氏物语》总算于1980、1982、1983年分上中下三册出齐了。
我家第一台电视机
1962年1月18日，爸爸受照顾，以450元买到了我家第一台电视机。那时的电视机是黑白的、电子管的，很庞大。而且不像现在这样买来就可以看，必须去电视台接受“培训”。我去了。在一个厅里坐满了人。上面的教师教我们如何开机，如何调水平同步和垂直同步等等。
电视机拿到我们家后，家里的人多么兴奋啊！以前，隔壁91号的“小弟”为我装了一台十分庞大的录音机，我们已经兴奋得不得了。以前认为“话出如风，怎能追回”。可如今就是能追回，让自己再听一遍。真神秘啊！故乡来的亲戚听了自己的声音，更是觉得神奇。笑声充满了日月楼。
如今又有了一台电视机，不仅能听，还能看——可不是看自己啊。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录进磁带制成光盘在电视机里播放，让自己看自己。那时是电视台播放什么我们就看什么，而且好像只有一个电视台，还不是从早到晚播放。可我们已经够高兴了。每天吃过晚饭，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享受——不！才不是爸妈和我姐弟四人呢。亲友们全家出动，周末来看电视。这个消息还传遍了里弄。邻居纷纷前来试探：是否能“揩油”进来看看？我们都允许。客厅成了个小戏院，座无虚席。
我们在观众席的正中间前排放一只沙发。这是爸爸的专座。他每晚都在这里度过欢乐的时刻。
可是后来有一晚，爸爸在看电视的中途上楼去了，久久不回。我便上楼去看个究竟。
“爸爸你为什么不下来看电视了？”
“……我想休息休息。”
我听得出爸爸说的不是真话。在我的追问下，他终于说了实话：
“坐在我后面的那个男孩位子比我高些，他往前靠在我的椅背上，鼻子里喷出来的气正好喷到我头颈里……”
噢，我终于明白了。
“那我下去把位子挪一挪。”
“不要！今晚的电视不大好看。我本不想看。”
爸爸对别人是能照顾就照顾，宁可牺牲自己。我们家乡有句话，叫“香火赶出和尚”。我知道爸爸的脾气，也就不再勉强。好在那个男孩不是每个周末都来。
这台笨重的电视机一直用到“文革”抄家被画院抄走。爸爸的“问题”解决后，电视机和其他的东西一起还来，我们就把电视机放在三楼了，因为那时客厅已被迫退租，由别人住了。爸爸去世后，我和“文革”中从复旦大学迁来同住的华瞻哥家分炊。那电视机留给他们，我另买了一台小电视机。那时倒已有了半导体电视机，但我没钱买大尺寸的，就买了一台9英寸的，把女儿的眼睛也看成了近视。如今我家的经济条件大大改善。2000年从漕溪北路迁到斜土路以后，三间房和厅内各有了电视机。回想当年，不胜感慨。
困难时期
1961年开始，我国面临困难时期。是什么原因造成困难，我已经被弄糊涂了。一会儿说是自然灾害，一会儿说是苏联专家撤走，一会儿说是“浮夸风”造成。莫谈国事吧。我只说说我家当时的情况。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开门七件事，凡与衣食行有关的，都供应困难了。为了抑制抢购或供应断档，政府发行了种种票票，我记得有：粮票（分全国通用和本市使用）、油票、肉票、鱼票、豆制品票、盐票、糖票、还有供应日用副食品的小册子（买西瓜凭这本子，买火油、煤球也凭这本子）、此外还有布票、纺织品券、线票、手帕票、糕点票、就餐券、香烟票、火柴票、肥皂票、电视机票、缝纫机票、脚踏车票、手表票，还有华侨票，共22种。可能还有我忘记了的。其中豆制品票还分上中下三旬供应，而且每张小得像大拇指的指甲一样。每次领来票票，总是由我分好包好才交给妈妈。
到春节时，另有票票分大户小户供应。例如：家禽、蛋品、海味、龙头烤、海蜇、海带、干果、干菜、粉丝、大水果、小水果、蜜饯、白酒、黄酒、啤酒、糖年糕。
我记得西瓜供应很少，夏天一户只供应一个（也分大户和小户）。如病人要吃而不够时，得凭医生证明才能买到半个。
华侨票必须有外汇的人家才有。我家托新加坡广洽法师的福，经常有华侨票。持此种票到华侨商店去，几乎样样都有卖。不仅我们自己，连故乡的人也沾了光，常来上海买电视机、脚踏车之类。
上海政协还有一个叫“文化俱乐部”的地方，专供委员及其家属免票用餐。画院有时也有一些优惠。美协还设法供应爸爸每天6两黄酒。所以我家受影响总算不大。我只记得我用糕点券买来一块点心，要分成4小块慢慢享用。如今也是这样，但性质完全不同，如今是因为供应太丰富了，我怕自己吃得太多会更胖，才用此法限制自己每次少吃点。
有一件事使我终生遗憾。雪恩娘因乡下粮食不够，儿子镇东陪着她来上海，希望在我们家住上一段时期。那时通信息是很困难的，故乡来的人几乎都是不告而来。可爸爸已决定和妈妈偕我上黄山，一切安排就序，次日动身。爸爸没有改变既定的主意，他邀雪恩娘同行，雪恩娘坚决不肯。爸爸便把雪恩娘一起带到杭州，把她留在满娘家，我们自去黄山，讲好回来接她一起到上海住。亲姊妹在一起叙旧，也蛮好。可是雪恩娘住了没几天，我们回来接她时她已回家乡去了。我们很纳闷。满娘虽然性格多忧，但绝不会讨厌妹妹雪恩娘，何况受爸爸之托。后来爸爸想起，原来雪恩娘从小去乡下当童养媳后，每次来娘家，总是住不惯而提早要求回乡的。这么一回忆，倒确实如此。但家乡毕竟吃不饱，给了她钱也买不到吃的。不知她后来怎么过下去了。那时家乡没电话，无法通消息。对这件事我心底里一直留下一份遗憾。供应好转后，故乡来人络绎不绝，但雪恩娘总是很少来，来时说好住几天，也总是提早走。
故乡的亲人们对我们在人情上的欠缺，从来不放在心上。一直到现在还是诚恳相待，热情无比。
日月楼鼎盛时期
有了这么宽大的房子，住在外面的宝姐先姐和她们的孩子们、故乡的亲友们都经常来玩。家里到了星期天常常很热闹，甚至星期六的晚上就有外孙来住宿。（那时每周只有星期天休息一天。）
楼下的家具基本上都是前房客董太太留下来的，在我们看来是豪华之极。那吃饭的桌子本来已够大的，还可以拉开来在中间加板。外甥们常在这里打乒乓球。据外甥杨子耘回忆，他们几个还坐在三楼楼梯上借助打过蜡的滑力滑下来，滑到二楼转个弯，一直滑到底楼，大人们也不加干涉。只有爸爸午睡时妈妈才喝住他们，那时他们就乖乖地一声不响了。
我们隔壁92号张家的两个女孩也经常参与玩耍。其中小的一个叫萍萍，后来我认了她做干女儿的，也常来宿。我还像在遵义时那样当孩儿王，他们都住在我房里。
爸爸爱孩子，是众所周知的。但他不是仅仅爱自家的孩子；他爱普天下的孩子。邻家的萍萍和她的姐姐芳芳常来我家，爸爸都喜欢。那时我家已托姐夫民望哥买来了一架旧钢琴（新钢琴是买不到的）。弹琴的主要是我弟弟，但我有时也在琴上弹弹单音的歌曲，教芳芳萍萍唱歌。有一次我教她们唱李叔同先生的《送别》，唱到“天之涯，地之角，至交半零落”时，爸爸在一旁微微叹息。歌唱完后，爸爸说：
“一吟，你教孩子唱‘至交半零落’，不大好。”
“可是这首歌实在好听啊！”我无奈地说。
“让我来把歌词改一下，改成适宜孩子唱的。”
爸爸说改就改。第二天我再教她们唱时，歌词已变成这样：
星期天，天气晴，大家去游春。
过了一村又一村，到处好风景。
桃花红，杨柳青，菜花似黄金。
唱歌声里拍手声，一阵又一阵。
爸爸写通俗的文字最拿手。这歌词，我用不着解释，两个孩子一唱就懂。爸爸还为芳芳萍萍！一个曲子填了一首歌词：
今朝夜里好月亮，芳芳萍萍去白相。
走到门口马路上，碰着隔壁丰孃孃。
正好有部微型车，停在陕西南路上。
三个人连忙上车去，到外滩去看月亮。
我们用上海话唱，更是顺口。
有一次，爸爸和我带了小冰（先姐的儿子宋雪君的小名）和萍萍去西郊公园（后改称动物园），回来时公交车排队长得转几个弯。我们不耐烦排，就开始步行。萍萍走不动时由我背她。走得肚子饿了，却买不到吃的。只见一家炮仗店。爸爸说：炮仗也可充饥啊！说着，他就去买了一串鞭炮，把串绳拆散成一个个炮仗，用他随身带的打火机点燃了放。边放炮仗边走路，果然忘了饥饿。后来终于搭上了公交车。总之，和爸爸在一起，苦中也会作乐。
不仅孩子们热闹，到了周末，上午爸爸照例有几位固定的客人来访。朱幼兰先生（当时在中学工作，后来任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慕爸爸的名，设法打听到了地址，以后一直是周日的座上客，如今我还和他的儿子显因有来往。朱南田先生（酱园的职工）也经常来，他对《护生画集》作了很大的贡献。我和恩狗借用白居易《琵琶行》中“大珠小珠落玉盘”一句的谐音，称他们二人为大朱（珠）先生、小朱（珠）先生。重庆认识的蔡介如先生也经常来访。后来我进了文史馆，和他同馆，经常相见。爸爸去世开追悼会时，是他代表生前友好致辞的。不过如今也已和爸爸作伴去了。
胡治均先生更是每周必到的座上客。不是周末他也会来，直接到楼上坐。他要学画，但爸爸不赞成他学，他和我一样，是爸爸去世后才正式学画的。爸爸只是教他读古文，以提高他的文字修养。
在日月楼，曾举办三次做寿的庆典。1955年妈妈（徐力民，又名寿珠）60大寿。1957年爸爸60大寿和1965年妈妈的亲妹妹我们叫她“联阿娘”的（徐警民，又名联珠）60大寿。每次做寿都很热闹，家属和亲友都来欢聚一堂，并照例由我摄影留念。
此外，新朋旧友到日月楼来访问的，也络绎不绝。到了周末，爸爸总是在楼下的时间多，省得一次次下楼上楼。
住楼房有住楼房的不方便之处。楼下有什么事，必须跑上跑下。一天要吃三顿饭，还得上楼去通知。有一回，兰州客送来一只精美的摇铃。我们就用这铃来报告吃饭的消息。
“丁零零零！”
“噢，吃饭了！我们下去吧。”
我和爸爸便放下手头的工作，下楼吃饭了。
“我们成了‘钟鸣鼎食之家’了！”爸爸高兴地说。
我马上想起了王勃的《滕王阁序》，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每年到了除夕，更是热闹非凡。兄姐们都带着孩子来父母家。一起乐到夜半才回去，有的干脆留下来住宿。晚上，家里的电灯全部开亮。
除夕玩儿的花样可多了！吃了年夜饭之后，由我和姐姐们商量，安排种种节目。最初是唱歌。我把要唱的歌抄在大纸上挂起来。我们唱李叔同先生配词的《送别》，唱大家都会唱的30年代歌曲如《毕业歌》之类，也唱种种革命歌曲。
歌一唱完，人心就齐了，不再分散注意力。接着就做种种游戏如击鼓传花之类。游戏中自然夹着受惩罚的人的种种表演。此外还有猜谜等等。出谜语的大多是宝姐，猜出的人可以领赏。还有一种游戏是“猜句子”。例如“少小离家老大回”，让7个人各记住一个字，然后把本来被关在外面的猜的人叫进来，由他向7个人依次随意提种种问题。例如问：“你是几点钟起床的？”那人回答：“我从少年时候起就是7点钟起床的。”这句中就嵌进了“少”字，不过很容易暴露。那人有时还没问完7个人就猜出来了。
还有一个节目是拿“除夜福物”。这种游戏抗战时期在遵义时，爸爸就教我们做了。日月楼时玩得更痛快，因为人多，而且钱也多了。虽然规定数额，常有人超额。爸爸的那份更是丰盛，有时还买使人意想不到的东西，拆开来一看，大家哈哈大笑。
可是，情况渐渐不妙。有一次，里弄的工作人员来关照：为了表示邻里团结，要我们把门口小院子的三边竹篱笆全部拆掉。好端端的竹篱笆为什么要拆呀？我们心里实在想不通。可是那时的人都已被训练得很驯服，谁敢反抗！于是牢牢的篱笆就在我们自己手里变成了一捆捆的小竹条。
到1965年的除夕，情况就更令人不解了。正当我们欢欢喜喜、热热闹闹唱歌的时候，后门铃声响了，进来两个警察。说是“来看看”。好杀风景啊！警察走后，我们再也乐不起来了。谁也没料到，接下来就刮起了“史无前例”的一场浩劫！
有朋自远方来
在日月楼时期，经常有熟悉的或不熟悉的种种客人来访爸爸。如今对不熟悉的人来访，一般总有点警惕。可是爸爸的读者都是从完全陌生到熟悉，甚至变成好朋友的。看来真正迷上他作品的人不可能居心叵测。例如南昌一青年叫宫正的来访，爸爸就留他宿在家里，后来爸爸随政协参观团到南昌时还见面，一起合影。“文革”中他又来访。如今又千方百计找到我，数度在上海见面。像这样的人还有不少。甚至没见过面的通信读者也成了好朋友。例如绍兴农民“红（楼梦）学家”胡世庆就是一例。我们现在一直和他以及他那能干的妻子董学文交往。他们本是贫贱夫妻。如今妻子已是绍兴国旅的董总；胡先生却依旧是个书生，一直在忙着他那部《中国文化通史》的校改工作。据说他早年家境贫寒时曾以刚穿上身的价值8元的新衣服换取地摊上标价4元的一套《红楼梦》石印本，至今传为美谈。
1956年11月，爸爸的老友内山完造先生——当时任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后来任副会长，从日本转北京来上海参加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会。爸爸和巴金等文化界人士到龙华机场去迎接他。内山先生给爸爸留下深刻的印象。抗战前内山先生在上海开内山书店，不是为了经商，而是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走进他的书店，可以随意烤火聊天，还有茶点招待。买了书也不必急于付钱，尽管等有钱时再去付。
日本战败后，爸爸特地去访问内山先生，并托他买一套日文版的《漱石全集》。内山先生手头有一套，但缺了几卷，便以17万法币卖给了我爸爸。不久内山先生又把缺卷中的一册寄来，书价法币1万元。爸爸却汇给他10万元。内山先生起初对爸爸这一行动不甚理解，后来他到邮局去领款，邮局职工认出了他，对他说：
“内山先生是鲁迅先生的老朋友，是上海的老朋友，是中国的朋友啊！”
大家对他十分热情，并没有因为他是战败国的人而对他另眼相看。这时他方才领悟我爸爸这片诚意，原来是同情他的处境，想对他有所表示，又怕有损于他的面子，才借购书的机会多汇了一点。这件事使内山先生感动得流了眼泪。他在自己所写的《花甲录》中说：
“像丰子恺先生这样体贴人心，在日本人中是很难得看到的，在中国人中也是少见的，因此内心非常感激。”
这次在上海重逢，内山先生又怀着感激的心情重提这件往事。他读过爸爸战时所发表的文章，知道爸爸率领人口众多的家属远奔四川，感到十分内疚，因为“那次悲惨的旅行就是日本军造成的”。
1965年深秋，爸爸迎来了新加坡的莫逆之交（后来任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的）广洽法师，同游了苏州和杭州。
广洽法师此次回到祖国，给苏州赠送了捷克雕刻家所作印光大师雕像；给泉州赠送了徐悲鸿所作弘一大师油画像。爸爸把好容易辗转收购到的李叔同先生在浙一师给学生上音乐课时放在钢琴头上的一只打簧表送给了广洽法师。
广洽法师对弘一大师的纪念和弘扬不遗余力。1953年在杭州虎跑建立的弘一大师纪念塔，也有他的参与和捐款。1962年和1964年出版的《弘一大师遗墨》及其续集（均非卖品）则全仗广洽法师的资助。提供资料和担任编辑工作的，则是刘质平先生、吴梦非先生，还有钱君匋先生。（如今我和他们的子女也保持来往。）
爸爸画了一幅以虎丘塔为背景的广洽法师肖像画《苏台怀古图》送给他。在沪苏杭三地盘桓了两三个星期后，两人依依惜别。爸爸送法师一首诗：
河梁握别隔天涯，落月停云滞酒怀。
塔影山光常不改，孤云野鹤约重来。
想不到父亲来不及等到法师“重来”之日就与世长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