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均
《读书》2008年第4期刊登了三篇关于话剧《大将军寇流兰》的笔谈（孙柏：《群众与人》；张小水：《民众与精英》；傅谨：《〈大将军〉和“人艺”的林兆华时代》）。众所周知，这出话剧改编自莎士比亚的悲剧《科利奥兰纳斯》。在评论今人改编得失的时候，必然要以对原著的解读为参照。本文不拟评述《大将军寇流兰》的改编得失，而是想针对孙、张、傅三位先生对原著的解读做一点回应。
在对三位先生的文章进行回应之前，有必要再简要介绍一下莎士比亚这出不大引人注意的悲剧。主人公是罗马英雄卡厄斯·马歇斯，在一次对伏尔斯人的战役中，单枪匹马杀入敌城科利奥里，为了表彰他的功勋，他被赐名科利奥兰纳斯。凯旋之后，科利奥兰纳斯被元老院推为执政候选。但他没有控制住自己高傲的性情，触犯了众怒，非但没有当选执政，还被宣布为人民公敌，逐出罗马城。一怒之下，科利奥兰纳斯投奔敌营，并带兵反戈一击，势如破竹，长驱直入，兵临罗马城下。罗马无计可施，最后只有搬出科利奥兰纳斯的母亲前去议和。后者苦心相劝，加之以死相逼，才让科利奥兰纳斯放弃了屠城之念，转而擅自主张与罗马媾和，就在班师回科利奥里之日，被同僚奥菲狄乌斯及其党羽刺杀。
关于《科利奥兰纳斯》，孙柏先生认为是“英雄与人民”严重对立产生的“个人悲剧”；张小水先生认为思考了“精英与群众”的辩证关系；傅谨先生直言是“一部英雄被庸众扼杀的悲剧”。不难看出，共同的切入点都是将悲剧纳入“英雄（精英）/群众（庸众）”这个二元对立模式。
但是，正如张小水先生提醒我们的那样，莎士比亚作品中“精英与群众”之间的“张力”是复杂微妙的。将科利奥兰纳斯简单地贴上“英雄”、“精英”或“大将军”的标签，将民众简单地等同为“乌合之众”、“暴民”、“庸众”，这些脸谱化的想象无异于削弱了莎士比亚这出悲剧的张力。而基于此简单二元对立的改编“只能保证一部作品最低的艺术价值”，因为“结构性张力的损毁，却是摧毁了其艺术价值的大部”。
的确，只要细察莎士比亚的原著，民众绝非可以“轻易地忽悠来，忽悠去”的“乌合之众”、“暴民”、“庸众”。在戏剧中，我们可以看到，民众之间有不同的意见，有清晰的表达，有合理的辩驳。总之，他们不是无知的婴儿，不是非理性的动物，不是“积淀在历史深处无情的力量”。只要不是武断地对抗，不是一开始就关闭对话的闸门，他们还是能够明辨是非，做出理性的选择。
同样，莎士比亚对科利奥兰纳斯这样的“英雄”、“精英”、“大将军”也不乏微词。诚然，科利奥兰纳斯不贪财，不好色，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但其嗜杀成性、骄横鲁莽，也的确容易遭人反感，甚至嫉恨。这也难怪有人评说科利奥兰纳斯徒有英雄其表其力，而心智却如小儿，与其说是英雄，不如说是莽夫。
即便我们退而求其次，承认科利奥兰纳斯是“英雄”、“精英”、“大将军”，承认戏剧中的民众都是些“乌合之众”、“暴民”、“庸众”，也很难圆满地解释《科利奥兰纳斯》。一个简单的问题是，为什么牺牲品是科利奥兰纳斯？戏剧中其他一些人物，如罗马前执政考密涅斯，科利奥兰纳斯同僚拉歇斯、父执米尼涅斯，敌手奥菲狄乌斯，谁不出身高贵，足智多谋，堪称“英雄”、“精英”、“大将军”？即便是一些女流之辈，如科利奥兰纳斯之母、妻，甚至是母亲的女友，都能临危受命，身赴死地，哪一点比不上须眉？另外，那些出身“乌合之众”、“暴民”、“庸众”，并与之唇齿相依的护民官，若单以才智而论，不知高出科利奥兰纳斯几许，难道因其出身，就不能视为“英雄”与“精英”？
所以，要说《科利奥兰纳斯》主要是一出“英雄（精英）/群众（庸众）”的悲剧有点勉为其难。事实上，单以科利奥兰纳斯之死来谈，就众说纷纭。
从最直接的结果来看，科利奥兰纳斯死于奥菲狄乌斯之手。他们两人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材。虽然奥菲狄乌斯屡战屡败，但其屡败屡战的不屈精神依然赢得科利奥兰纳斯的惺惺相惜：“我很嫉妒他的高贵的品格，倘若我不是我，我就希望我是他。……要是整个世界分成两半，互相厮杀，而他竟站在我这一方面，那么我为了要跟他交战的缘故，也会向自己的一方叛变。”在科利奥兰纳斯流放之前，两人各为其主，倒也相安无事。但随着科利奥兰纳斯的倒戈，一山容了二虎，虽然为了共同的使命，能够暂时结盟，但一旦战争结束，分享光荣的时候，两者必然相争。这样，奥菲狄乌斯从敬重到嫉妒，为了独霸光荣，设计谋杀了科利奥兰纳斯。以此观之，这出悲剧有点“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是一颗高贵的灵魂因为利欲熏心而堕落去杀人的悲剧。
另一说认为，科利奥兰纳斯之死，是因为他的双重背叛。他先是背叛了罗马人，然后又背叛了伏尔斯人；天下之大，也就再无他的容身之地，他必须得死，这是身为叛徒的不幸。只要想一想，他最后临阵媾和，让伏尔斯人许多年辛苦的图谋毁于一旦，让唾手可得的财富和光荣化为乌有，虽然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如此大胆地僭越权力，足够授人以柄。奥菲狄乌斯就是抓住了这把柄，挑拨科利奥兰纳斯和伏尔斯人之间的关系。读者有理由相信，即便奥菲狄乌斯放他一马，他的悲剧命运也难以逆转。身为双重叛徒，也就如行走在无间道，天下之人，都可得而诛之。这也是为什么科利奥兰纳斯听到“叛徒”两个字就神经质地勃然大怒之故。
再一说是，科利奥兰纳斯死于母亲之手。他的母亲伏伦妮娅只是把他当成自己光荣的祭奠。在整出戏剧中，唯一没有被打败的人是伏伦妮娅。因此，如果说戏剧中真正有个无可匹敌的“大将军”，那一定是非她莫属。她出场的时候就对儿媳表白了心迹：“倘若我的儿子是我的丈夫，我宁愿他出外去争取光荣，不愿他贪恋闺房中的儿女私情。”当儿媳问要是他战死了怎么办，她回答说：“他不朽的声名就是我的儿子，就是我的后裔。”她对儿子的教育就是血的教育，她希望看见自己的孩子流血，“那样才更可以显出他的英武的雄姿，远胜于那些辉煌的战利品”。在此意义上，科利奥兰纳斯之死，是人伦的悲剧。
如果继续倒推，科利奥兰纳斯的死与护民官的“中伤”有关，否则他不会流放，也就没有以后的悲剧发生。但是，护民官为什么要“中伤”他？原因可能很简单，就是因为他的高傲。在戏剧一开头，由于饥荒才揭竿而起的民众嚷着要去找他算账，因为他是“人民的最大公敌”。护民官是民众推选出的代表，自然也要将科利奥兰纳斯视为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俗话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戏剧中，这也有些道理。民众对科利奥兰纳斯原本是寄予希望的，希望他能“温语相加”。但这希望总是变成失望。彬彬有礼的请求最终得到的是语言的暴力轰炸。在高傲的科利奥兰纳斯眼中，民众是传染病，是“疥癣”、“臭味”，不要沾染上身；是“多头的畜生”，是“恶狗”、“野兔”、“蠢鹅”、“耗子”、“水蛇”、“乌鸦”、“山羊”、“鸽子”；即便承认他们是人，那也是“野蛮人”，是“废物”、“乌合之众”、“罗马的耻辱”，因为他们“比冰上的炭火、阳光中的雹点更不可靠”，反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要是那些贵族们愿意放下他们的慈悲，让我运用我的剑，我要尽我的枪尖所能挑到，把几千个这样的奴才杀死了堆成一座高高的尸山”。以这样的话语，惹来杀身之祸，也并不奇怪。
将科利奥兰纳斯之死，当成因言致祸或因高傲致祸的性格悲剧来解释，还是过于简单，没有看见悲剧后面更深的根源。事实上，科利奥兰纳斯与作为民众代言人的护民官之间的冲突，是权力的冲突。戏剧中，双方都说得很明白。戏剧开头不久，当科利奥兰纳斯听说，前往元老院请愿的民众已经选出五个护民官以保护他们的利益，并且得到了元老院的同意，他的第一反应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让这些乌合之众把城头上的天拆毁了，也决不答应他们；这样会使他们渐渐扩展势力，引起更大的叛乱”。从中，不难看出，科利奥兰纳斯担心的是作为统治阶层的贵族权力被削弱，受到了日渐扩张的民众权力的威胁。在戏剧中，科利奥兰纳斯反复渲染他这个观点。相反，刚刚分享到国家权力一杯羹的护民官，自然不会轻易退缩，放弃好不容易才得来的权力，自然非常敌视出自贵族阶层的科利奥兰纳斯这种鹰派人物，诚如护民官勃鲁托斯所言，“他要是不倒，我们的权力也要动摇”。
由此可见，如果把科利奥兰纳斯的流放当成是他悲剧命运的转折点，那么，这背后不是英雄与群众的对立问题，而是权力争斗的问题。这就涉及罗马政体。在我看来，科利奥兰纳斯的悲剧，与其说是英雄与人民冲突的悲剧，不如说是罗马政体的悲剧，是罗马共和必然付出的代价。
这里有必要指出，孙柏先生文章中的年代谬误。孙先生认为主人公是“罗马帝国晚期一位名将”，显然与史料不符。莎士比亚依据的底本是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科利奥兰纳斯是公元前五世纪的英雄。莎士比亚在戏剧中虽然没有明确点出故事发生的时间，但戏剧开篇可以看出，他是着眼于罗马共和早期。
罗马共和政体究竟如何形成，至今依然是一个谜。莎士比亚对《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科利奥兰纳斯的操纵和改写，其中一点就是在戏剧第一幕中影射罗马共和政体形成的由来。由于天灾，作物歉收，加之战争不断，民众反抗，贵族制度逐渐崩盘，逐渐也就形成了由执政、元老院和护民官三足鼎立的政治架构。执政是三军统帅，一年一选，可多人候选；元老院成员由贵族担任；护民官由民众选举。
《科利奥兰纳斯》最核心的第三幕，正是涉及这一政体的运作。前任执政考密涅斯任期届满，三人候选执政，科利奥兰纳斯因战功显赫获得元老院提名。按照惯例，执政候选需要走上街头，逐一乞求民众的恩准。尽管一向瞧不起民众，但科利奥兰纳斯还是勉为其难，半推半就地得到民众的口头承认。此后，顺利通过了元老院的承认，就等最后民众集会正式确认。就在这节骨眼上，护民官暗中唆使民众出尔反尔，指控科利奥兰纳斯种种罪行。科利奥兰纳斯为此大觉羞辱，一气之下，大骂民众，引发众怒，被逐出城。
护民官为什么要暗中唆使民众反对科利奥兰纳斯执政？实在是有难言苦衷。元老院的羞辱就难以对付了，再加一个得到元老院大力支持的执政，穿上连裆裤，本来就势力单薄的执政官如何不烦恼。元老院强力支持科利奥兰纳斯候选，表面是公平分配罗马光荣，实际上也是想借机制约民众的权力。力推科利奥兰纳斯，其实是给护民官下马威，烫山芋。
某种意义上，护民官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罗马共和初创，三权分立未稳，突然两派结合，政体自然岌岌可危。从程序上而言，在最后关头，他们对科利奥兰纳斯究竟是否应该当选执政提出指控也是合法的。如果科利奥兰纳斯接受了她母亲或师友的教诲，控制住了自己的高傲秉性，局势必定不会逆转直下，也就能够避免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科利奥兰纳斯之所以控制不住他自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洗刷护民官的指控。除非他用谎言伪装，“我必须用我无耻的舌头，把一句谎言加在我的高贵的心上……滚开，我的高傲的脾气，让一个娼妓的灵魂占据住我的身体！让我那和战鼓竞响的巨嗓变成像阉人一样地尖细、像催婴儿入睡的处女的歌声一样轻柔的声音！”但最后，他没有用他的舌头向民众谄媚，却以实际的言行证明了护民官对他的指控“敌视民意”、“颠覆政体”。
敌视民意，尽管有言语为证，但他的亚父米尼涅斯依然能够巧舌如簧为他辩护，“他说的话虽然不合一个市民的身份，可是却不失为军人的谈吐；不要把他粗暴的口气认为恶意的言辞，那正是他的军人本色，不是对你们的敌意”。遗憾的是，更为致命的指控没有任何人可以辩驳：“你企图推翻一切罗马相传已久的政制，造成个人专权独裁的地位，所以我们宣布你是人民的叛徒。”这可以说是莫须有的指控，但谁又能说科利奥兰纳斯就没有此意呢？观其言，观其行，护民官的担忧绝非庸人自扰。正是在此心理推动下，与其养痈为患，不如及早根除。
从稳定政体的角度来看，罗马民众牺牲科利奥兰纳斯是必要的。这就是为何说，科利奥兰纳斯之死可以算成是罗马共和政体的悲剧。关于政制，启蒙运动时期大致有个共识，罗马共和是理想的政府形式，因为作为比较典型的混合政体，兼具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的长处，造就了政治之美。理论上，执政官、元老院、人民三者之间的权力制衡，分享主权，可以制订平衡决策，而不用担心厚此薄彼。但在实践中，由于人民远离权柄，权力的杠杆自然会有偏向。权力的天平一旦严重失衡，而在体制之内又无力纠偏之时，自然就需要依靠体制之外的行动。
在罗马，体制外的行动就是民众的骚动。马基雅维里认为，罗马共和制之所以能够传承数百年，与罗马民众的“骚动精神”密切相关；民众不时的骚动有如“刹车装置”，抑制了贵族寡头统治的企图。孟德斯鸠也认为，罗马民众的骚动与其说是罗马力量虚弱之源，不如说是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促使贵族阶层勤练政治“软体操”，更能胜任治国之道。
莎士比亚可能非常认同马基雅维里等人的观点，政治智慧的核心基石，是节制。贵族只有敬畏民众，才能收敛倨傲；民众要耐心善加引导，方能避免因短视而骚动。当科利奥兰纳斯一出场就对民众破口大骂，说他们是社会上的“疥癣”，当民众高呼科利奥兰纳斯是一颗必须割去的“疮疖”，罗马共和的身体政治已经出了严重危机。由于将作为政治智慧的节制抛诸脑后，都想将对方置之死地，结果导致罗马险遭灭顶之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