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丽英，191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一个小官吏家庭。父亲茅中复，生性暴戾，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家庭经济入不敷出，家境日益衰败。不久，父亲因债台高筑，官场失意而投西子湖自尽。母亲为了生活，日夜操劳，挣一份微薄的工钱养家糊口。但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不久，茅丽英哥哥因病而夭折，悲痛欲绝的母亲带着两个小女儿到上海投奔亲戚陈招悦。
陈招悦是上海启秀女校教务主任，他同情这母女3人，腾出一间校舍让她们居住，并给她母亲找到一份校工工作。
她们母女3人就靠这份微薄的工资过着艰难的生活。
茅丽瑛8岁时，陈招悦慷慨资助，让她在启秀女中就读。
小学毕业后，茅丽瑛升入初中继续读书。同窗好友大都豪门富裕人家，茅丽瑛虽家境贫寒，但她刻苦用功，钢琴练得很好，被破例兼任了幼稚园的音乐教师。尽管如此，她各门学科的成绩仍然名列前茅，英语成绩排在班级前列。
1927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茅丽瑛和同学们出专刊宣传活动。
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革命党。
茅丽瑛目睹了这一切，非常愤慨。她立志要保障人权，拯救无辜。她的同窗好友蒋学杰也豪情满怀地说：“祖国内忧外患，要避免沦为殖民地，就应当奋起自强。”俩人怀着美好的愿望，憧憬着未来。
1931年，茅丽瑛高中毕业，考上了苏州东吴大学法律系。
由于私立大学学费昂贵，她不得不辍学。1931年春，她考入上海江海关当英文打字员。当时江海关气氛很沉闷，因为英帝国主义窃据了海关一切要职，主宰着关税自主权，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茅丽瑛唯一感兴趣的是海关图书馆，她几乎将空余时间全都消磨在书海之中。1936年，江海关分配来了一批大学生，才打破了海关的沉闷，革命的火种象春雨一样，滋润着茅丽瑛的心田。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抗日烽火燃遍整个上海。海关成立战时服务团，茅丽瑛被推举为慰劳组负责人。她带领一支慰劳队，顶着烈日，把做好的衣服送往前线和战地医院。
然而，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的路线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江浙战场一败涂地。11月初，上海除英法势力的“租界”外，尽落敌手，“租界”沦为“孤岛”。江南关青年组织救亡长征团，辞职去华南抗战。民族的生死存亡，召唤着有正义感和良知的人们，一股不可推御的责任感冲击着茅丽瑛的心潮。她毅然辞职与母亲洒泪告别，登上了轮船。他们来到南方，白天出外义演，晚上刻印传单，足迹遍及白云山下，珠江两岸。
不久，茅丽英因母亲病重回到上海，她受聘担任了中学英语教师。上海英法租界仍是醉生梦死的乐园。茅丽瑛痛心疾首，她犹如“孤岛”上一只失群的孤雁。党在哪儿呢？不久，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党组织把职业妇女会改组为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以团结广大妇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茅丽瑛欣然承担起筹建任务。经过一番努力，1938年5月5日，“职妇”诞生，茅丽瑛和蒋学杰被推举为负责人。5月中旬，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职妇”成立了党组织，各项工作开展更为蓬勃。
1939年，党组织要求“职妇”为新四军募捐棉衣钱款，同时也为难民筹集一笔救济费。茅丽瑛为此殚精竭虑，并废寝忘食地忙碌起来。她到处召开“义卖”动员大会，所到之处，市民们慷慨解囊。然而这激怒了敌人，他们写给茅丽瑛一封装有子弹的信，以此来恐吓。然而茅丽瑛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坚定。“职妇”借大陆广播电台播音，敌人也给电台寄了恐吓信。茅丽瑛斩钉截铁地要求电台“按照计划，继续播音”！敌人不断从中作梗，茅丽瑛组织的、即将开幕的义卖大会，决定在宁波同乡会举行，敌人不断施加压力。茅丽瑛的心在燃烧，她坚定地说：“环境越艰险，我们越动摇不得。我愿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义卖大会终于如期召开。
“义卖”举行了两天，获得圆满成功。义卖筹得的大量经费，一些交给难民，一些交给了新四军。而敌人却把茅丽瑛视为眼中钉，日夜严密监视。茅丽瑛毫无惧色地对姐妹们说：“我不怕，不屈服。除了工作，生命中没什么可留恋的东西！”党指示她必须立即隐蔽，待命撤退转移，她才隐蔽在启秀女中。由于茅丽瑛日夜挂念着“职妇”工作，在12月12日如何筹备音乐会的讨论会上，茅丽瑛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加。当茅丽瑛走出会场时，早已埋伏的两名特务对她连开3枪，顿时鲜血染红了她。茅丽瑛因抢救无效而壮烈牺牲，年仅29岁。
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茅丽瑛把一切都献给了祖国人民。
她这种忧国忧民的英雄义举，值得我们每一位青年去学习，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更应提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