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业社的规模虽然没有世界佛教居士林大，但净业社觉园不仅社宇宽敞、环境幽雅，而且正处于英租界范围，因此，民国期间国内外佛教界知名人士来沪都首选此地为下榻、弘法或会议地址。此外，由于租界的庇护作用，民国期间的许多佛教机关也假净业社觉园，将其机构附设于净业社觉园之中。如，1926年成立的“上海佛教维持会”、“江苏监狱感化会”，1927年成立的“江浙佛化联合会”，1929年成立的“中国佛教会”，1935年西藏九世班禅建立的“菩提学会”，1940年成立的“班禅纪念堂”，1948年能海命弟子清定建立的“金刚道场”等都将其办公地址附设于净业社觉园之中。此外，1930年举行的“善导大师1250年远忌纪念会”、1936年举行的“丙子息灾法会”、1938年举行的“九世班禅追悼会”等，都曾假净业社觉园举行。由此可见，净业社觉园在民国期间俨然扮演了中国佛教界的“公共空间”与领导中心的角色。
民国上海的世界佛教居士林与净业社，不仅在上海近代佛教史，而且在整个近代中国佛教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居士佛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上海居士佛教又占据了当时中国佛教的中心地位。世界佛教居士林和净业社这两个大型的近代居士组织，无论在其组织形式、活动形式以及所涉及的慈善内容上，都已与传统居士佛教有了明显的不同。我们看到，作为民国时期上海乃至全国最大的居士佛教组织，它们不仅是由居士自己主导的弘扬佛法的团体，同时，它们还承担了各种佛教文化事业以及各种社会慈善事业职能。通过对这两个大型的居士佛教组织与慈善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佛教近代化的一些社会史实态。
三、居士佛教组织建立过程中的政教及僧俗关系
中国近代最早的佛教居士团体组织，是杨文会居士于1910年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创立的“佛学研究会”，该会以研究佛教义学为宗旨，主要以培养僧俗佛学人才为己任。研究会公推杨文会居士为会长，规定每月开会一次，每周讲经一次。由此可见，杨仁山创办的“佛学研究会”，还只是一个单纯的佛学研究组织，与会者也多为学界或教界名流，其组织结构与社会化程度都不高。及至民国肇建，刚刚摆脱封建枷锁的国人，组织政党、结成社团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在宗教方面，南京临时政府提出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并将之明确写进《临时约法》中，成为具有宪法意义的指导性宗教政策。这激发了佛教界人士的宗教热情与结社愿望。民国刚一成立，李证刚、欧阳渐、桂伯华、黎端甫等7人就拜谒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请求成立全国性的佛教会。孙中山先生亲自复函准予筹设，其函复曰：
敬复者：顷奉公函暨佛教会大纲及其余二件均悉。贵会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及众生完全之幸福为宗旨；道衰久矣！得诸君子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曷胜赞叹！近时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在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民国约法第五条，载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一条第一项载明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条文虽简，含义甚弘，是贵会所要求者，尽为约法所容许；凡承乏公仆者，皆当体斯旨一律奉行，此文所敢明告者，所有贵会大纲已交教育部存案，要求条件亦一并附发。复问道安！孙文谨肃。尘空：《民国佛教纪年》，张曼涛主编：《中国佛教学术从刊·民国佛教篇》，第167页。
李证刚、欧阳渐等居士筹设佛教会，拉开了民国时期居士参与佛教组织建立的序幕。此后，在民初约法宗教结社自由的鼓动下，诸如此类的佛教结社之风在各地盛行，各种佛教组织此起彼伏，如佛教大同会、维持佛教同盟会、佛教弘誓会、佛教青年会、佛教僧林会等，纷纷成立。不过，这时的居士佛教组织事实上大多属于“宣言式”的，没有实质性的组织建设，而且其维系的时间也像气泡一样瞬间消逝。不过这种“气泡式”的居士佛教会所林立，混杂无序，也引起了僧界的警觉，以至寄禅敬安等不得不向内政部呈文请求严惩各种“窃名集团招摇”参见《内政部批敬安等请求严惩窃名集团招摇呈》，《政府公报》，民国元年（1912）3月10日，第34号，第14页。。尤其是当欧阳渐获得复函后，随即起草佛教会成立缘起文与章程，同时还撰写了一篇《警告佛子文》。该文虽旨在勉励僧界要于佛法衰微之际团结自救，倡导佛教徒能者为上，但该文严厉斥责寺院僧尼争庙产、讲应赴、收钱财的腐败行为，引起了僧界的强烈不满与反对。最后，在一片骂声之中，由居士牵头组建“佛教会”的计划只得不了了之。同时，1912年1月，为应对居士发起建立“佛教会”，太虚等人在南京毗卢寺发起成立“佛教协进会”，以与“佛教会”相抗衡。当太虚怀揣“佛教协进会”的计划拜谒孙中山总统时，同样也得到嘉许。于是1912年2月，“佛教协进会”在金山寺召开成立大会，由于僧界的保守派与激进派之间的激烈争吵，仁山、太虚与青权、寂山等人上演了一场“大闹金山寺”闹剧，最终该会也陷入停顿状态。
虽然民国政府提出了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但清末的“庙产兴学”风潮并没有被有效制止。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以来，一些军阀、政客、劣绅仍不断侵夺庙产，僧界的危机依旧存在。当时，章嘉呼图克图等呈请国务院通令保护佛教财产文中就指出：“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山西、四川、陕西、甘肃、两湖、两广、河南、福建、云南、贵州、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均纷纷攘夺庙产，假以团体名义，毁像逐僧者有之，苛派捐项者有之，勒令还俗者有之，甚至各乡董率领团勇，强行威逼，稍有违抗，即行禀报官厅，严行拘捕各僧道……以此弊命者，均已征诸事实，而各省僧徒流离失所，相丐于道者亦实繁有徒。”参见《中国佛教总会呈国务院请通令保护佛教财产文》，《政府公报》，民国三年（1914）1月19日，第611号，第406页。为保护庙产，江浙诸山于1912年2月，值南京陆军部王虚亭在上海留云寺召开筹饷会议之际，以筹款为由，决议将各省的僧教育会改组为“中华佛教总会”，并将太虚的“佛教协进会”并入其中。同时，由僧界出面组织的“中华佛教总会”也尽力争取居士们的支持，如僧界曾派有力人士劝说欧阳竟无、谢无量等取消独立的居士组织，尊重总会的工作。总会成立之时，欧阳竟无与谢无量等人也均致函表示拥护，宣布原有组织解散。1912年3月13日，南京政府准予立案。同年4月，“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留云寺召开成立大会，公推寄禅敬安为会长，冶开、清海为副会长。参见《佛学丛报》第4期，1913年1月1日。另见尘空：《民国佛教纪年》，第168页。“中华佛教总会”订立章程23条，规定其性质为“中华民国全体僧界共同组织”，确定其宗旨为“统一佛教，阐扬法化，以促进人群道德，完全国民幸福”。参见《佛学丛报》第1期，1912年10月1日。“中华佛教总会”虽由僧界主导，但规定四众弟子均可参加。如其第13条规定，“四众弟子品行端正者得注册入会”，“会员不分僧俗界限但信仰佛教，志愿入会，由本会会员介绍，具志愿书皆得入会”。“中华佛教总会章程”，参见《佛学丛报》1912年第10期。而第15条则规定：“会员入会得佩本会徽章，有选择具备选举之权利。”同上。“中华佛教总会”正式成立后，原来各省、县僧教育会即改为支部、分部，先后共成立20多个支部，400多个分部。民国以来，中华佛教总会虽然也算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佛教组织，不过随即就遭遇到了挫折。
正当中华佛教总会忙于各项事务之际，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之职，由袁世凯窃而得之。中华佛教总会本为南京临时政府批准立案，可是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北京政府却坚持要求重新修改方可立案。为了请求批准《中华佛教总会章程》以及应地方支部保护寺产的要求，会长寄禅敬安于1912年10月赴京请愿交涉，并因屡遭刁难后于11月10日病逝于北京法源寺。参见《佛学丛报》第4期，1913年1月1日。其后，得寄禅诗友熊希龄等人的帮助，内政部才核准《中华佛教总会章程》。1913年3月，中华佛教总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静安寺召开，熊希龄被推选为会长，清海为副会长，圆瑛为参议长，太虚为总会机关报《佛教月刊》的总编辑。及至1915年，袁世凯称帝，又下令取消中华佛教总会，以《管理寺庙条令》替代，中华佛教总会活动基本停止。后有章嘉呼图克图、觉先、清海等联名上书北京政府，改中华佛教总会为“中华佛教会”，以期团结全国僧尼，继续保护寺产。1918年，北洋政府再次重申《管理寺庙条令》，并命令取消中华佛教会。至此，中国佛教界又处于无组织状态。参见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第172页。另见尘空：《民国佛教纪年》，第171—175页。此后，全国性佛教组织的设立，一直待至国民政府期间，但其遭遇也颇不顺利。
中华佛教总会的建立，是近代佛教界谋求自身全国性统一组织的一次积极努力。不过，由于它终不能为政府所认可，僧界谋求“以会统教，以教统产”的努力也于此宣告失败。应该说，僧界谋求统一佛教组织的失败，其根本原因仍在于“庙产之障”。实际上，无论是1913年的《庙产管理暂行规定》还是1915年的《管理寺庙条令》，政府都未将寺庙财产视为寺院的“私产”，这与传统丛林宗法继承制度存在冲突，也为政府利用庙产埋下了伏笔。而其后中国佛教会“新旧”之间的对峙，在根本上也是“保庙产”与“改革僧伽制度”之间的对立与分歧，此种矛盾显示千年来形成的佛教丛林制度已经给佛教的变革与振兴套上了枷锁。中华佛教总会的失败，在僧界已经引起了一定的反省，除了改革派僧人极力倡导改革旧有僧伽制度外，一般觉悟僧人也越来越认识到：走“自上而下”的组织建设路线很难实行，只有扎根基层，培植地方居士护教势力，兴许才是今后佛教界的应有之路。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此后僧界对居士佛教更加倚重，不仅开始热衷于走向社会，在广大居士中间弘法，同时也更多地依靠居士的力量维持僧界与政府之间的平衡关系。对于居士态度的这种转变，正如太虚所说：“出家佛教徒要提高其僧格和地位，能真正住持弘扬佛法，使人们崇仰为导师。在家佛教徒则使其为研究信解佛教的学理，行为则以社会道德为基本，实行五戒十善之人间道德，改良社会政治、文化、教育、风俗、习惯。这种平易近人的道德规律，最易实行和普及人间，使人人都可以学佛，都可以做一个佛教徒。”太虚：《我的佛教改革运动史略》，《太虚大师全书》第57册，香港：香港佛学书局。另见释东初：《民国肇兴与佛教新生》，张曼涛编：《中国佛教学术丛刊·民国佛教篇》，第33页。事实证明，正是在1918年“中华佛教总会”被取消以后，各地居士佛教组织才真正得以有效建立，并成为那时弘扬佛教、护持正法的中坚力量。与此相应，此后这些居士佛教组织在独立发展的同时，也加入到维护僧界合法利益的行列。如，北伐战争与庙产兴学风潮再起后，各地寺院再遭冲击。为了维护僧界的权利，1926年由上海居士组织的“上海佛教维持会”就依靠一些德高望重居士的周旋，在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佛教组织时，充当联系政府与僧界的桥梁，努力维护了佛教界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