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右文说”只研究同源词不同，詹鄞鑫将会意兼声字分为“意符同源兼声”、“意符异源兼声”和“意符声化兼声”三类参詹鄞鑫《汉字说略》，184—187页。，其中第一、二类与第三类分类标准不同，我们这里只讨论前两类。“意符异源兼声”就是指一些会意字，“是有意识地选取具有表音作用的符号来作为构字意符的。这类会意字的表音符号独立成字时不见得与该会意字具有同源关系”詹鄞鑫《汉字说略》，185页。，例如甲骨文“受”中的“舟”、“奉”中的“丰”，就与“受”、“奉”谈不上什么同源关系。而“意符同源兼声”则指“有些会意字的意符当它独立成字时所具有的词义与该会意字的字义具有同源的关系，由于同源字之间具有音同音近的关系，因此该意符在会意字中也具有兼表读音的功能”詹鄞鑫《汉字说略》，184页。，如“佑—右”、“佐—左”、“字—子”等。詹氏关于意符同源、异源兼声的论述，为会意兼声字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2.3.2由上可知，从来源上来看，会意兼声字可分为“意符同源兼声”与“意符异源兼声”两大类。前者反映了会意兼声字与声符的同源关系，在一个表意字上加注意符，以记录源字（即会意兼声字中的声符）的本义或引申义（指王筠所说的累增字和分别文），属于历时的加素造字；后者反映了会意兼声字与声符的异源关系，属于共时的合素造字。从构成比例上来看，会意兼声字以记录同源关系词为主，意符异源兼声字只占很小的比例。
2.3.3“右文说”是描写形声字声旁表义的学说，其理论根据段玉裁认为是“声与义同原”，也就是记录的为同源词。但“右文说”所记录的同源字与会意兼声字并不是等义概念。这除了因为会意兼声字还包括意符异源兼声字外，还因为沈兼士所指出的“右文有由本义分化及由借音分化两派”，亦即“右文说”所说的“音符兼义者”除了包括“音符兼义且即其语根者”外，还包含“音符兼义而非其语根者”。由音符独用时之固有意义分化，音符兼义且即其语根之右文属于会意兼声字；而由音符独用时所不具备的意义借音分化，音符兼义而非其语根之右文则非会意兼声字。因此我们说，“右文”与“会意兼声字”虽然关系十分密切，然而并非同一个概念，从集合论的角度来说，它们属于交集关系。
2.3.4关于会意兼声字的表词方式。这要从表示词的意义与读音两个方面来谈。
就表示词义来说，意符同源兼声字与意符异源兼声字都是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表意字素（即意符）的意义组合来显示整字所表词的意义的。所不同者，共时合素造成的意符异源兼声字在表义方面与一般的会意字没什么两样，整字所表的词和任一意符所表的词皆不存在同源关系；而意符同源兼声字则与之不同，整字和兼声意符所表的词之间具有同源关系，或表源词的本义（如“采—採”、“豆—梪”等），或表源词的引申分化义（如“取—娶”、“解—懈”等），它们都是以源词的意义为核心而加注表示性质或区别的意符，故王筠称之为“累增字”和“分别文”。
就表示词的读音来说，会意兼声字的兼声意符具有双重身份。与一般意符仅表意义不同，兼声意符独立成字时所具有的表音功能在与其他意符的组合中被激活了，尽管它独用时的读音与整个会意兼声字所表词的读音有时会有细微的差异，但无疑它对整字的读音会产生一定的导引作用。李圃说：“成字的音从本质上来说是语素音的转嫁。……即使合体字中的某一个字素，只表读音，或者表义兼表音，也只是发挥对被转嫁来的语素音的一种导引，同样是从整体上表示整个汉字的读音。”李圃《汉字学元点理论及相关问题——兼谈汉字认知的若干误区》，收入《中国文字研究》第五辑。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兼声意符对整字的读音具有导引作用；另一方面，与纯会意字相似，整字则以意符组合所表词义为中介将词的读音转嫁过来，会意兼声字的读音就是由这两股力量共同作用而完成的。
2.3.5会意兼声字的归属问题。对于这类字的归属，有人总结了历史上的分类法，将它们分为三类：《说文》分析法，以“从某，从某，某亦声”为基本分析形式，是先会意、后形声的两步分析法；有义声符分析法，以王圣美“右文说”为代表，是先形声、后会意的两步分析法；两兼分析法，以段玉裁“会意、形声两兼”说为代表。参薛克谬《论〈说文解字〉的亦声部首》，载《河北大学学报》1990年4期。
我们认为，要判断会意兼声字的归属，关键是要弄清具备表意和表音双重功能的兼声意符在整字建构过程中以何种功能为主。就占会意兼声字绝大多数的意符同源兼声字而言，在源字基础上增加意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加清楚地表明源字的本义或引申义，源字在会意兼声字中的作用主要是表意，只是因为源字和派生出来的新字所表的词是同一个词或同源词，因而具有音同或音近关系，附带着也就具备了表音功能；对于所占比例很小的意符异源兼声字而言，虽然它们是共时的合素造字，但由于汉字根深蒂固的表意传统，其兼声意符（如甲骨文“受”中的“舟”，“奉”中的“丰”）成了表意程序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缺少了它们，表意程序就不完整，所以这些字当中的兼声意符的第一身份首先也是意符，表音功能只能居于第二位。基于以上理由，我们比较倾向于《说文》分析法，将会意兼声字纳入会意字范畴，当作一类较为特殊的部分意符兼表读音的会意字。当然，同一般会意字相比，这类会意字的意符组合模式具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石定果认为：“会意字的构件均是意符。这一标准可排除绝大部分‘会意兼形声’、‘形声兼会意’的‘会意字’。”石定果《说文会意字研究》，25页。我们认为此说可商。会意字的构件均是意符，并不排除其中某个构件兼作声符。是甲并不能推出非乙，二者并不是如“生”、“死”这样的排除关系。只要会意兼声字符合会意字的定义，就可纳入会意范畴。
詹鄞鑫认为意符同源兼声字不属于会意字的范畴，理由有二：“这一方面是由于两者指源字与累增的意符，依詹氏的说法，就是“声符字与累增的形符”。不是同时出现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会意字的定义所否定的。让我们重温一下会意字的定义：‘凡是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符号（即意符）来表示一个跟这些意符本身的意义都不相同的意义，即属于会意字。’声符表意的形声字显然不符合这个条件。”詹鄞鑫《汉字说略》，190页。我们认为，源字和累增的意符不是同时产生的，并不能说明它们共同组成的字不属于会意字，只要它们在构形时是意符的身份，就可以将它们纳入会意字的范畴。至于第二个理由，如果依其定义，詹氏的说法自然是能够成立的。不过我们认为，会意字成立与否，关键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构形字素是不是以意符的身份按一定的语义、语法关系组合来显示整字所表词的意义的。新字不与源字同义，似乎不应作为判断会意字的必要条件。
从与源字的关系来看，“意符同源兼声字”可分为累增字和分别文两类，新字分别表示源字的本义和引申义。新字表示源字引申义的分别文，如“取—娶”、“右—佑”，源字与新字的关系是同源而在意义上有所区别。新字表示源字本义的累增字，如“隶—逮”、“宁—貯”、“豆—梪”、“或—國”、“莫—暮”、“然—燃”，大多是因为源字在当时已经有了比较通行的引申义或假借义，加注意符，主要起到区别和补充的作用。这些新增的意符充实了源字的语义内涵，已与源字融汇在一起，如“隶”加“辵”表行动，“宁”加“貝”表对象，因此我们说累增字也应纳入会意字的范畴。
实际上，许慎就是将此类字当作会意字的。如：
梪，木豆謂之梪。从木、豆。（《说文·豆部》）
國，邦也。从囗从或。（《说文·囗部》）
虽然有少数累增字新增意符与源字中的部分意符相同，如“莫—暮”、“然—燃”等，但在这些字中，源字是作为一个整体参与构形的，所以从直接显示新字音义的上位层次来看，新增意符与源字并不重复，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新的语义信息。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会意兼声字是一种特殊的会意字。
其他边缘状态及处理原则
我们是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这“四书”的框架下研究会意字的，会意同其他三书之间除了具有区别性外，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节讨论的会意兼声字反映的是会意与形声之间的联系。本节讨论会意与象形、指事之间的关系。
2.4.1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是以类属划分作为基础的。然而客观世界又是连续的、不可尽数的，这就导致了人类认知范畴的边界模糊性，“对一个连续体进行切分只能产生模糊范畴，因为每次切分得到的两个相邻范畴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个中间过渡区域，而且不论这种区域多么细小，都将导致这两个相邻范畴的边界不确定性，造成‘边界模糊现象’”吴世雄、陈维振《论语义范畴的家族相似性》，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年4期。。隶属于某一个范畴的成员有典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之分。典型成员居于范畴的核心，而非典型成员往往处于范畴的边缘，它除了具有某一范畴的主要特征外，往往也具有相邻范畴的某些特征，属于两个范畴之间的过渡地带。除了前面已讨论过的会意与形声的过渡地带外，会意与象形和指事之间也存在这样的过渡地带。
2.4.2会意与象形、指事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为表意字，它们与由意符和声符组合而成的形声字形成总的对立，这从梁启超“象形、指事、会意，衍形之属也；形声、转注、假借，衍声之属也”（参2.1.10）、沈兼士将“六书”分为“意符的”（包括指事、象形、会意）和“音符的”两类（参2.1.11），以及陈梦家、裘锡圭的“象形（裘说改为‘表意’）、形声、假借”“三书说”（参2.1.14、2.1.17）中均可看出。唐兰也将“旧时所谓‘合体象形字’、‘会意字’和‘指事字’的大部分”统称为“象意文字”（参2.1.12）。不过很明显，三者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表意的方式不一样。
许慎对象形的定义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对指事的定义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今本作‘察而可见’，据段注本改），‘上’、‘下’是也”，“日”、“月”是独体象形，“上”、“下”是由纯粹的指事符号组合成的，可以说它们是象形、指事的典型成员，与会意之间是泾渭分明的。然而，除此之外，《说文》中还存在有另外一些字，它们也是由两个组成部分的意义会合而成的，这一点类似于会意；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和象形或指事又存在着相似之处。下面我们分别加以讨论。
2.4.3《说文》中存在着一些以“从某，象某之形”来分析的字。如：
眉，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额理也。（《说文·眉部》）
果，木實也。从木，象果形在木之上。（《说文·木部》）
衰，艸雨衣。秦謂之萆。从衣，象形。（《说文·衣部》）
蜀，葵中蠶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詩》曰：“蜎蜎者蜀。”（《说文·虫部》）
秫，稷之黏者。从禾；术，象形。（《说文·禾部》）
胃，穀府也。从肉；，象形。（《说文·肉部》）
似乎许慎是将这类字划入象形字的范畴的，前人也大多将它们当成象形字，并给它们一个名称，叫“复体象形字”。不过，下面这些字许氏好像又将它们当成了会意字：
向，北出牖也。从宀从口。《詩》曰：“塞向墐户。”（《说文·宀部》）
頁，頭也。从从儿。古文首如此。……者，首字也。（《说文·頁部》）
須，面毛也。从頁从彡。（《说文·須部》）
这类字和上面那批字没有本质区别，一作象形，一作会意，可见许氏之犹豫。由于它们兼具象形和会意的特点，所以前人将它们看作复体象形字，应当也是合理的。裘锡圭就以限定会意字定义的方法裘锡圭对会意字的定义为：在抽象字、指示字之外，凡是会合两个以上意符来表示一个跟这些意符本身的意义都不相同的意义的字。参《文字学概要》118—120页、122页。将它们划入了表意字的小类——“象物字”中。不过，我们更加看重这类字意符的会合性，既然我们不把“会意字的意义不能与会意字构形字素的意义相同”当作判定会意字的标准，那么我们将这类处于象形与会意过渡地带的字归入会意字中，似乎亦无不可。实际上，这类字中象形部分以外的字素大多起着衬托、修饰的作用，如“眉”、“果”、“向”、“頁”、“須”中的“目”、“木”、“宀”、“儿”、“頁”；有的还能够标明整字的类属，如“衰”、“秫”、“胃”中的“衣”、“禾”、“肉”，所以我们认为它们是会意字的非典型成员，将它们归入会意字范畴似乎更加恰当一些。
2.4.4《说文》中还有一类字也是以“从某，象某之形”来进行字形分析的。如：
亦，人之臂亦也。从大，象两亦之形。（《说文·亦部》）
刃，刀坚也。象刀有刃之形。（《说文·刃部》）
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说文·木部》）
这类字实际上是在象形意符上加注指事符号的构成的，有人称之为“因形指事”参黄德宽、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32页。。裘锡圭将这类字称作“指示字”，他认为：“指示符号可以看作一种特殊的意符，指示字可以看作准合体字。”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21页。由此看来，这类由象形意符加注指事符号的指事字同裘锡圭所说的“利用偏旁间位置关系的会意字”在表词原理上十分相像，只不过其构形成分的一部分是抽象而无固定实义的指事符号，而非我们“会意”定义中所要求的严格意义上的“表意字素（即意符）”。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儿所说的“表意字素（意符）”并不以成字作为标准，如同样是不独立成字的“一”（非数字“一”），在“本”中是指事符号，而在“立”、“至”中则是表意字素，因为它在“本”中无具体的意义，仅仅作为抽象符号使用，标指出木根之所在；但在“立”、“至”中，则分别表示人所站立的土地和箭所射中的标的，因此在本文中，“本”是指事字而“立”、“至”则是会意字。这也是本文划定“因形指事”与会意之间的界限。
2.4.5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虽然采用一定的标准将所谓的“象形”、“指事”同“会意”做了区分，但这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而做的一种硬性分类，目的是为我们的研究划出一个明确的范围，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将这类处于边缘状态的字作其他性质的划分。
会意的性质
对于“会意”的性质，前人论述颇多，总结起来，主要有“造字法”、“表词法”、“结构类型”以及“汉字分类法”等几种论断。他们对于“会意”性质的研究，一般包含在对“六书”、“四体二用”以及“三书”等理论的阐发之中。
2.5.1造字法。就是创造汉字的方法。认为“会意”是造字法，起源于汉代刘歆的《七略》。根据《七略》编成的《汉书·艺文志》说“六书”是“造字之本”。
也有修正此说的。明代杨慎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四象以为经，假借、转注以为纬”参杨慎《转注古音略·古音后语》，《丛书集成初编》，183—184页。，将“六书”一分为二。清代戴震更明确提出“四体二用”说，谓指事、象形、谐声、会意四者为体，转注、假借二者为用。参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收入《戴震集》，75页。而“体”、“用”的分类标准则为造字与用字，可见在戴氏看来，会意仍为造字之法。
将会意当作造字法的在当代亦不乏传人，《辞海·语言文字分册》对“会意”的定义就是：
会意，也叫“象意”。六书之一。集合两个以上的字以表示一个意义的造字法。如小土为“尘”，日月为“明”。（《辞海·语言文字分册》，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