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之道，贵乎求真，亦即通过对事物本相的探究，寻求其内在的规律，以利世用。愚以为探求之径有二焉：第一步是“学”，以先哲时贤为师，站在他们的时空背景下，对他们的所思所想抱以“同情”的理解，了解其观点，掌握其方法，以为自己研究之资；第二步是“问”，问难、诘问也，此时就要以贤哲的诤友自居，以自己之眼光，以科学之态度，评判他们的是非，寻求自己突破的门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真理。学术有权威，但无威权，在理性的阳光下，每一个个体都是平等的求索者。
多年来，我就是抱持着这样的理想上下求索。关于《说文》会意字，古今之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似乎该说的话都说过了，如何突破呢？我以为，一代有一代之学问，同一个现象，以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就有可能得出全新的结论。当今世界，学术研究正在摆脱传统的执守一隅、不及其余的孤立态度，逐步走向诸多学科大交叉、大融合的崭新阶段。认知科学、心理科学、系统科学的突飞猛进，为我们探究《说文》会意字的规律提供了新的方法。这本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小书，就是我运用这些新方法所做的一点尝试。虽然不免稚嫩，然而我想，在学术研究上，迈开第一步是至关重要的。
在探索的道路上，我有幸碰到了许多开明、睿智的师友，是他们的引导和鼓励，使我踏上了这条充满艰辛和快乐的求学之路。
业师许嘉璐先生眼界开阔、学养深厚，对我的研究影响至深。常常是闲谈中不经意的只言片语，如同醍醐灌顶，使我的大脑中灵光闪现，智如泉涌。本文论及的会意字与义界的关系问题，就是在许师授课时提到的黄侃先生的“一个名词底面即是一句话”的论断后产生的。七八年过去了，先生那时一边拿着烟斗，一边怡然自得地学着黄侃的蕲春话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先生关于训诂方法论、关于心理认知在语义研究中的作用、关于语义的可解与不可解、关于语境与语义理解的关系、关于语言的社会性和个人性、关于语言形音义各部分的统一与不统一的论述，都对本书的写作产生了直接影响。特别是先生高屋建瓴，将一些稀松寻常的语言现象上升到语言哲学的高度观察研究的宏观视野，常常令我辈学子高山仰止，产生“虽不能及，愿学焉”的强烈愿望。
李圃先生是引领我从一个懵懂青年步入学术殿堂的恩师。二十一年前，当我第一次踏进美丽的华东师大校园攻读硕士学位时，李圃先生以一本《甲骨文选注》带领我进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古文字世界。上课时，他以自己所著的《甲骨文文字学》书稿作教材，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授课，鼓励我们独立思考，自由辩论，这对我不迷信、不盲从，敢于发表自己见解的性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还鼓励我们多动手，参与科研，在动手中学习。毕业时，同门学友参与编写的《异体字字典》的出版是那段美丽时光的结晶，我们参与收集资料的《古文字诂林》后来也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多年来，李先生一直关心着我的成长。读博期间，他对我的论文也进行了悉心的指导，论文中的字素理论、汉字学元点理论以及系统论思想就直接来自于李先生的教导。令人悲痛的是，去年年底，李先生溘然仙去，本书的出版，也算是对李先生培育之恩的一个纪念吧。
论文的写作，还曾得到吴金华、臧克和、刘志基、詹鄞鑫、王元鹿、徐莉莉、汪少华、徐时仪诸位先生的悉心指教以及同门学友的热情鼓励，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也要感谢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局和黄浦区教育学院的领导，特别是王伟鸣局长、奚晓晶院长、赵其坤书记以及魏耀发、潘裕民等领导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指导，是他们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为我营造了一种温馨宽松、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激励着我勤于学习，不敢懈怠。
我还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副总编刘广汉先生和本书责任编辑黄越先生，没有他们对中华文化传承强烈的使命感和对学术出版事业的执著追求，这本象牙塔里的小众化图书是难以这么快面世的。
论文写作中，我还参考了很多先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从唐兰、沈兼士、裘锡圭等先生的著作中获益尤多。对于这些前辈，我亦心存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