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小泽又说，“那个小二黑，他所以获得了婚姻自由的权利，是因为村长头脑清楚，因为区长主持公道，所以他们出来保护他了，说现在有了《婚姻法》了，他的婚姻自由于是得到了保护。假如那些干部不告诉他呢？假如他们不保护他呢？”
我还真没想到这些。
“再说，既然两个年轻人的自由要保护，那么，那个三仙姑的自由怎么就不要保护了呢？反而要被剥夺。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她爱打扮，老来俏，也应当有她的权利，可是那个给了小二黑们自由的区长却指责她打扮得不像个人，三仙姑自己呢，也觉得自己真有点打扮得不像话了，自己的女儿快要跟人结婚，自己还走什么俏？为什么女儿结婚了，当母亲的就不能再俏？就因为区长说不能？就因为围观的群众会嘲笑？区长说的就是对的？群众说错就是错了？日本也曾经是这样子的，现在是民主主义了！”
日本人说自己“民主主义”，总是给我这样的感觉：往自己头上戴高帽子。但是不管怎么说，它确实是民主的。民主是现代的观念。我承认他说得对。至少他比我更接近现代化的中心。何况本来我对这个作品其实就没有好感。我们笑了。
从民主主义，我们谈到了美国对日本的改造，于是有了今日的日本。我是很认可美国的这种改造的，虽然是占领下的改造。（也许还因为日本侵略了中国？）我自认为很向着西方，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西方就等于现代化，现代化就等于美国化。但是当我听到小泽把“抗美援朝”叫做“朝鲜战争”，我还是不舒服。我觉得这是日本人话语方式的诡异，比如他们把“抗日战争”说成是“中日战争”。当然“抗日战争”也不对，这是从中国的角度，那么从他们的角度，也应该叫做“侵华战争”。但是他们却用“很客观”的词表述了。
这个小泽，总是显出很客观的样子。一方面，他声称自己不懂，是学生，但是另一方面，却又用“客观”来纠正我。但是在我的知识库里，“抗美援朝”确实是起因于美国拉着联合国军侵略朝鲜（虽然我对朝鲜并没有好感），就像眼下的对待阿富汗，恃强欺弱嘛！我声辩。小泽冷不丁问了一句：
“中国人很‘仇美’吗？”
我愣了。我不仇美，我还希望去美国。但我们讨论的是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总不能因为人家给你“绿卡“，你就无条件地拥护人家吧？你强，你为富不仁，我偏就不鸟你！这点上，恰恰毛泽东做得很令人解气。（我怎么居然变得“拥毛”了？）
现在想来，中国人在正义和利益、自尊和自由的夹缝中挣扎得太辛苦。
接着发生的情形，让我再无法用“意识形态不同”来抵御了。我发现，我讲的词汇，小泽经常听不懂。比如我说“解放前”、“解放后”，他不明白，抻抻脖子。我以为是发音问题，就用笔写。毕竟有汉字。但他还是不明白，侧侧脑袋：“わがりませんね！”
我又采用繁体字，我写：“解放後”，他仍然不懂。我灵机一动，解释说，就是1949年以后……
“啊，啊！”小泽明白了。他说：“我们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这不是一样吗？我说：“就是‘解放’。经过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了。”
“就是那‘三年国共内战’吗？”
我一愣。确实是内战。但是这种说法，我觉得怪怪的。我从小就只听着“解放战争”，被告知这是中国人民为建立新中国而进行的战争。
我还自以为很有怀疑精神呢。
其实，我们曾经有过“拨乱反正”。比如我们已经不再说“革命”、“运动”，不再说姓“社”还是姓“资”，不再说“反帝”、“反修”，不再相信“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甚至不再觉得中国“地大物博”，我本人，甚至已经不再只骂“四人帮”。我非常具有怀疑精神。但是我仍然会说“解放”、“新中国”。我到底还陷入多少误区？都说曾经被“四人帮”误了十年，可是我仍是继续被误了。
那么，我又有什么知识？我感觉赖以生存的基础被撕裂了，本来像丝绸一样的平整漂亮。我的知识受到了彻底的挑战。这很可怕，什么都毁了。我感觉自己是站在深渊前，就像当初在日本海域面临橡皮船时一样。不，更可怕，这下是深不见底。
有一天我真的梦见自己掉进了深渊。无穷无尽的坠落，坠落，我把持不住。醒来，整个世界都变了。过去信仰的东西，现在都以骷髅的面目出现在我的面前，张牙舞爪。我完全不认识他们，但是又被告知，他们就是我过去所认识的某某人、某某事物。我竭力连接眼前的他们和过去我记忆中的他们，但是连接不起来。好像我是个丢失了过去的人，过去所掌握的一切，我全忘了。
我小时候，中国实行过“洗脑”。在我的生命中，这种清洗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了，社会主义教育，“反右”，“文革”，“右倾翻案”，批“四人帮”、“拨乱反正”、实现“现代化”、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直至“六·四”，我彻底挣脱了这个意识形态的国家。却还得洗！
我是个偏激的人。就像我都会赞同叫美国总统来治理中国一样，我对彻底否定，有一种本能的向往。但是同时有存在着尊严的抵抗。我又感觉不甘。难道我所受的教育，我的知识全是错的吗？也不可能吧？也许我并没有错得这么离谱？他们所用的说法，难道不也只是他们的观念？也许多少也带有他们的偏见，甚至是污蔑。但是我毕竟不相信他们是污蔑，中国是什么样的情形，我毕竟很清楚。我还算有脑袋的人。但是，难道我这么有脑袋的人居然也错了吗？
我于是产生了烦躁。像一个什么考题都做错了的孩子，把试卷给撕了。
我甚至生出一丝反感，难道你就全是对的吗？比如“天安门事件”时，你们居然说邓小平已经死了。还有，那些死亡人数从来就没有个准确的说法，一会儿说是几千，一会儿说是几万、几十万。虽然我内心很清楚，他们是不可能得到定数的。但是我就要这么苛求！这么苛求，才能把他们给否定了。
当然我相信死亡人数不会少。但是，我又站出来反驳自己：你凭什么相信？你又不在现场？你只是凭你的臆断，你就支持这些胡诌的国外媒体了？那边的我又反问：但你也没有证据！反正都没证据，反正都是胡诌，那就谁也别指责谁了——这么搅和着，就没法下结论了。
我的脑子里有了一种慵懒情绪。我不知道是不是出于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还因为我出来的费用，我的高利贷还没还清，我就更没有心思去想那些高远抽象的问题了。再说，当中文教师，时间零碎，收入不高，我索性也干上了粗活。好在我身体还吃得消。我的身体还日益强壮了，不比那些农民差。
我埋头打工，还了债。我已经开始攒钱了。只是身份还是黑的。这其间，“阵地”里有签证的，也辟哩啪啦一个个都黑了身份，倒是他们都向我看齐了。这倒也不错，我也不再奢望身份了。我已经开始攒钱了，越攒越多。钱攒多了，心就稳了，有钱还怕没出路？即使被抓回国去。其实我也想回国。我想念那里的一切，那里的街道，那里的小吃，甚至那里的慵懒的安逸。有一次，我在我打工地方的厕所里，居然看到一首唐诗，不知是哪个中国人用粗水笔写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我居然激动得想哭。
多好的诗啊！寥寥几笔，有时间，有地点，有场景，有色彩，充满了流动感，从一处到另一处，有感伤……我怎么也会诗词赏析了？在读大学时，我是很讨厌诗词赏析的，觉得无聊得很。
但是妻子说，国内的景况越来越糟，失业率上升，腐败，贫富悬殊，社会混乱，罪恶横行……
每当我深切感受到日本好的时候，我常会想：为什么这不是我的祖国呢？我的祖国，拎不起来了。只能自己顾自己了。顾自己的家。我想，我有钱，在中国，有钱，有什么摆不平的？
在劳累的间隙，在晚上睡觉前，我常常会发呆。坐在那里，蓦地就发呆了。周围这些人常常会逗我。他们年轻，他们不知道家。只有老蔡年长些，他理解。“想家了？”
王国民则直截了当：“想的是老婆吧？”
我倒不怎么想老婆，也不知为什么。也许有一个比她更需要想的，就是我的女儿。她是我的家，我的祖国。
不，只要我女儿完好无损，那个祖国亡了，又于我何干？可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我偶然得知，女儿学习不好。妻子只是说女儿读得不好，再问，才知道读得很不好。“到了快高考了才说！”我骂。
妻子说，就是因为不敢说，怕我骂她无能，才一直拖，希冀女儿能懂事起来。这能拖的吗？妻子确实无能，没有上班，就抓女儿的学习也没抓清楚。我想过回去，但是我下不了决心。不如把她救出来。但是很难，日本方面控制得很严，对日方保证人审查得越来越严格，简直是吓唬。日本人被吓唬，往往退缩了。只得先让女儿在国内参加高考，结果考了个私立大学。北大、清华读出来都没工作了，读这野鸡大学，明摆着不会有前景。她读大三时，我终于把她办出来了。
我没料到，就在我拿到入国管理局的《审查终了证》，东京又开始大规模取缔非法滞留的外国人。我躲到了仙台。眼看女儿来日期限已近，只得要王国民在他包租的“阵地”里给我整个单间，先把女儿安顿下来再说。另外让他找个有滞留身份人去接机，因为在机场，很可能会被查身份。王国民也已没有签证了。
我没料到，他居然自己跑去接机了。
04
我更没料到，这流氓居然让我女儿和他一起住。
我无论怎样，也不会料到。我知道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可你可以去找那些女人，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好兔不吃窝边草。
他根本没有给我腾出单独的房间。我多次说过：无论要多少钱，我都付。他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他确实不是什么人，他是流氓！我怎么竟然相信他了？我真后悔。
他把我女儿安排和他一起住，装模作样在中间拉上一道布帘，这边是他，那边就是我女儿了。女儿来后，我曾经给女儿打电话，他总是抢过电话说：“一切都好，王老师你就放心啦！”一个月后我回来，才知道被他耍了。我责问他：“你怎么做出这种事来！”
“我做什么了？”他装糊涂。
确实，你说他做出什么事来了呢？男女混居？中间不是拉了一块布帘了吗？在这里哪能那么讲究？男女将就一室也不是没有。“王老师你想多啦！”他说。
操，反是我想歪了。这个流氓！
怪只怪我自己，警惕一世，糊涂一时。我只知道女儿是正式手续来的，乘飞机来的，安全。在王国民这魔爪之下，什么事不可能发生？我想起当初我出来时，船上那一幕。那红风雪衣女孩子，她现在在哪里？当年大家一登上陆地，通知家里交清了钱款，就四散了，谁也没有联系谁。那个男的还跟她在一起吗？他们会继续关系吗？也许不会。出了那种事，哪个男的受得了？女孩子就是容易吃亏。
即使男的可以，女的也未必愿意。她可以去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地方，谁也不知道她这个经历，她不会跟任何人说，不会跟她家人说，不会跟她父亲说。她的身体会慢慢恢复，她可以重新谈朋友，她不告诉他这件事，这么一段历史空白了。想想多么可怕！如今，我女儿也有这么一段空白的历史了。我要审她。
但我和女儿已经很陌生了。这些年，虽然我日夜在牵挂着她，但是见了面才知道，我思念的那个她，早不是现在的她了。但其实我对她的身体成长是有所估计的，妻子常寄来女儿的照片，但是她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还是觉得陌生，仿佛她不是照片里的她。也许是那股真人的气息？那股气息让我惶惑。
这是我的女儿吗？她怎么长成这样了？
她对我似乎也很隔阂。第一次见到，竟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扑过来，叫我爸爸。她过去一直是这样的。也许我应该明白，那是过去，那时候她还小，现在她已经是大姑娘了。她连“爸爸”都叫得有点生硬。王国民叫她帮我提行李，她才去提，提了，却不知所措地看王国民，央求他拿。她居然对他比对我还亲。
也许真应了那句话：小孩子不知亲，只知疼。疼？他疼她？操！
在我不在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不敢直接问女儿。我只能暗暗观察。听说被那样了的女孩，身材会起变化的。也许我不该这么揣度自己的女儿，但是我抑制不住自己。我是为她好。
没有单独房间，我只能暂时和女儿挤在布帘的这一边。这倒使得我观察女儿的时候，可以不担心别人的眼睛，只要女儿没有发现就行。我暗暗观察，特别是她晚上睡前，脱掉外衣时。我搜肠刮肚，想出所有传说的目测验处方法，我本来不相信这些乱七八糟东西的。现在想来，这是我一生中继生男生女之后，第二次相信这种东西。都是在无可奈何之时，只能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