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41岁的戴国芳站在长江南岸的长堤上，用带着浓厚苏南口音的普通话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铁本要在三年内超过宝钢，五年内追上浦项。”他说这话的时候，兴奋得像一个已经把奖杯抢到怀里了的大孩子。宝钢、浦项分别是中国和韩国最大的两家钢铁厂，分列全球第五、第三。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戴国芳计划在长江边上建造一个年产840万吨的大钢铁厂。
这是一个从篙草丛里长出来的苦孩子，他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一个叫渎南村的小村庄里，12岁那年，因家里实在太贫穷，只好辍学去谋生活，第一份工作就是捡废铜烂铁。他在商业上似乎有特别的天赋，在稍稍积攒了一点钱后，他就去买了一台压块的机器，将收来的碎铁压成铁块，可以卖出更高的价钱。1996年，戴国芳注册成立江苏铁本铸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铁本”之意，以铁起家，不离本业。到2000年前后，铁本的厂区面积扩大到了18公顷，拥有1000多名工人，在当年度的《新财富》“中国400富人榜”上，他名列第376位，估算身家为2.2亿元。
近年来，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钢铁价格普遍持续上涨。铁本厂的门口，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卡车每天排成长龙，等候提货，这样的景象天天出现。按戴国芳的估算，中国的这股钢铁热起码还可以延续5到6年，他决定新建一个更大的钢铁厂。铁本的新建计划得到了常州市政府的热烈支持。常州与苏州、无锡并称“苏锡常”，但大型企业却是一条短腿，谁都知道，钢铁是一个大投入、大产出的产业，铁本的梦想一下子变成了常州的梦想。在常州的很多官员看来，戴国芳是一个值得信托的人。他面庞削瘦，寡言，平生没有任何爱好，只是整天窝在工厂里，和技术人员厮混切磋。他是当地出了名的“五不老板”，不坐高级轿车，不进娱乐场所，不大吃大喝，不赌博，甚至不住高级宾馆，平日生活十分俭朴，家中所有积蓄都投到了工厂里，父亲和继母一直在乡下种菜为农。他的一家，住在钢铁厂里一栋很是简陋的小房子里，房屋的一面墙被大卡车撞了一个口子，他也没有在意。他常年开的车子是一辆抵债来的桑塔纳2000，即便是成了富人榜上的亿万富翁，也不改节俭本色。
在一开始，戴国芳的设想并没有如后来那样的宏大。他提出的规划是建一个比现有产能大一倍多一点的新厂，然而，在官方人士的热情推动下，铁本项目一改再改，日渐膨胀，在短短的六个月里，项目规模从一开始的200多万吨级，最后被定在840万吨，规模占地从2000亩攀升到9379亩，工程概算为天文数字般的106亿元。在那个时候，铁本的固定资产为12亿元，净资产6.7亿元。以这样的资本规模要启动一个超百亿元的项目，无疑是“小马拉大车”。戴国芳对属下说，“地方上这么支持，上哪儿找这么好的机遇？”也正是确认了政府支持的讯息后，当地银行对铁本大胆放贷，它一下子获得了43.99亿元的银行授信。
一家民营企业要启动一个投资上百亿元、占地近万亩的钢铁项目，是很难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的。中国经济改革，向来有“闯关”的传统，所谓“看见绿灯快快行，看见红灯绕开行”，很多改革便是在这种闯关中得以成功实施，在日后流传为美谈，也有不少在这过程中黯然落马，成为违法的典范。这种改革发展与制度设计的落差，成为贯穿中国企业史的一个灰色现象。常州人在铁本项目上，也尝试了“闯关”手段，铁本的840万吨项目被拆分成七个子项目和一个码头项目分别上报，铁本相应成立了7家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资公司”，在建设用地的权证审批上，用地被“化整为零”，切分成14个土地报批申请。项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在一天内，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项目。戴国芳日后在看守所里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当时的所有手续都是政府去搞的，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当政府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
跟几乎所有的领域一样，民营钢铁企业一直有成本上的优势，民企炼铁成本比国企要低60到90元/吨，炼钢成本低60到150元/吨，成品低100到300元/吨。因而，戴国芳说，“就象家里造房子一样，你去买一套现成的房子，它贵得很，我们自己去买材料做，它就能便宜50％吧。我们搞一个高炉只要3个多亿元，而人家要7个亿，乃至8个亿。”为了形成长远的成本优势，戴国芳还与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达成了长期的铁矿石供应协议，比市场价格便宜很多。
在2003年，戴国芳显然不是唯一一个进入钢铁业的民营企业家。就当他在长江边做钢铁大梦的时候，上海复星的郭广昌也正谋划在浙江宁波建一个钢铁厂。1967年出身的郭广昌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是国内民营企业中的少壮人士，他于1992年创办复星，最初的业务只是为上海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和市场推广代理，两年后复星推出了自己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在上海房产的高温时代获得爆发性增长。其后，复星相继进入医药、金融、零售等领域，并在证券市场上翻云覆雨，构筑了中国股市上赫赫有名的“复星系”。
在2002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郭广昌名列第九，更让人瞩目的是，他的头上带着一大串的“光环”：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常委，“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上海市浙商商会会长。复星进入钢铁业的时间在2001年。该年7月，复星初试身手，出资3.5亿元收购唐山建龙30%的股份，两年后，又与老牌的民营钢铁企业南京钢铁集团联合组建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复星系实际控股60%，并同时控股上市公司南钢股份，这一年，南钢股份实现净利润4.89亿元。正是在获利不凡的诱因下，郭广昌下注宁波，投资12亿美元，建一个年产600万吨的钢铁工厂。
7月，两度当选“中国首富”的四川刘氏家族的刘永行在包头宣布，东方希望集团将在这里投资100亿元建设百万吨级的铝电一体化项目。刘说，他为进入重工业已经准备了八年。
刘家兄弟在饲料行业称王之后，就对垄断行业表现出浓厚兴趣，老四刘永好通过参股民生银行顺利地进入了门阀森严的金融业，老二刘永行则对重工业情有独钟。他的判断很简单，“目前中国的重工业的主要力量是国企和外资，一般的民营企业因资本门槛进不去，如果东方希望介入重工，可以发挥经营管理中既有的“快、省、好”特点，很快建立起低成本、高效率的竞争优势。”从1998年起，刘永行一直在寻找一个合适的项目，他对台湾石化大王、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很是崇拜，甚至冒出过一个有点“疯魔”和可笑的想法：“我要去跨国公司、特别是华人的重工业企业里去打工！我不要工资，义务服务三年，全心全意地为它做事。如果我为王永庆当3年助手的话，我一定可以做自己的大产业。”听的人暗自发笑，刘永行不觉得自己在开玩笑，他还真的通过一些中介人士，请他们帮助联系过王永庆。
到2002年时，刘永行逐渐形成了铝电一体化的想法，他的算盘是这样的：因为铝是高耗能的，只有把铝和电力结合起来做，才能争取到更大的产业空间，而中国的电力供应系统是众所周知的低效率，如果自己做电，不但能供应铝生产，还能卖出去。让刘永行兴奋的是，铝电产业链甚至可以和饲料业嫁接：电不能直接支撑饲料，但是发电产生的大量蒸汽可以二次利用，如果做热电联产，正好可以支撑饲料的原材料――赖氨酸的生产，发电的剩余蒸汽甚至还可以将生产赖氨酸产生的废水全部浓缩掉，成为微量元素添加剂，将之注入牛羊饲料里，既达到环保目的，又降低了饲料成本。就这样，刘永行形成了铝电复合－电热联产－赖氨酸－饲料生产的庞大产业链。
就在包头项目开工前，他已经在山东聊城投资7.5亿元生产铝锭和铝业深加工，同时还在河南省三门峡启动了投资总额为45亿元的年产105万吨的氧化铝工程。这一系列组合式投资表明这位“饲料大王”成为中国“铝业大王”的雄心。在包头项目开工后不久，刘永行又利用他在民营企业中的号召力，在北京招聚国内知名的13家民营企业开会，提议合组一家投资公司，目的是出国探矿，去海外投资氧化铝厂，万向集团的鲁冠球亦派出代表北上与会。刘永行用自己的行动证明重工业的前景，他说，“我做饲料二十多年，如今才不过30多亿元的产值。我的两个铝厂到2008年就应该达到115万吨产量，如果按现在1.6万元的价格，就是接近两百亿的产值。”两相对比，与会者都亢奋地感觉到了何谓“重工业”。
事实上，就在刘永行一脚踏进铝业的时候，国内电解铝产能大幅扩张，对氧化铝的需求水涨船高。在2003年，全国对氧化铝的需求超过1100万吨，国产氧化铝产量只能满足一半需求，半数以上都是通过中铝集团和中国五矿集团进口，而且前者还控制了国内100%的氧化铝生产。这样一种供需状况，使得国内氧化铝价格由去年年中的1300元/吨快速升至3700元/吨。据刘永行的计算，每吨氧化铝的成本为1000多元，高度垄断使中铝集团的暴利超过了300%。就在很多人祝贺刘永行冲进了一个“好行业”的时候，他却有点担忧起来，因为，“太赚钱的行业，往往不是我们的行业。”果然，东方希望的突进很快引来垄断者中铝集团的不悦，中铝董事长郭声锟明确表示：“一不反对，二不评论，但是我们表示遗憾。”刘永行后来对媒体承认，“在中铝的示意下，沈阳和贵阳两个铝镁设计院相继停止了对三门峡项目的设计工作。”
向来心思缜密的刘永行不可能没有全盘考虑所有的风险和胜算。55岁的他显然深知这次选择的份量，“一旦失误的话，几十年的积累就前功尽弃，所以必须一步成功。”因此，他从一开始就表现得非常的谨慎和低调，东方希望的二十多亿元启动资金没有一分钱是从银行贷款的，包头工程的开工仪式非常简单，除了一位与刘永行私交甚好的《南风窗》记者外，没有其他媒体被邀请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