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看我国小学生的作文题目：《一件小事》、《我最高兴的一天》、《我最敬佩的一个人》，这些小而具体的题目让孩子们愁眉苦脸。只好胡乱编一篇作文交差。
对比中美两国小学生的作文题目，美国的作文更多侧重对生活以及历史事件的评价，而中国的作文题目则是侧重人物描写、景物描写等。美国老师更注重引导学生关心有关人类命运的世界性问题，同时也注重引导学生关注自我意识、想象力、生存能力等问题。中国老师则把注意力放在培养学生的写作技巧和文字表达能力上，可以说是为了写作文而写作文。中国孩子不愿意写作文，其直接原因就是缺乏趣味性和求知性，使他们只能停留于枯燥的文字技巧，而不是知识本身。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学校。美国的学校非常有趣，学习的内容丰富多彩。比如，有一门“社会学习”的课程，内容包括：学习看地图，并在地图上标出某次火灾的分布区；根据物体的质量及力的原理设计一辆小车；学习有关火山、地震的原理并做出实验报告；学习疾病的传播方式、病菌的种类和基本的卫生习惯；学习食品的营养成分，并参观学生的午餐食品厂，还要自制点心，自己指定营养食谱，等等。与国内正襟危坐的课堂比，美国学校的课堂要活跃得多。在美国，教科书都放在学校，并不带回家，而在我们中国，孩子的双肩常是沉甸甸的。
可以说中国人从小就培养了孩子关注技巧的意识，而西方人通常没有这么灵活变通。
我们再来看一个分苹果的故事：
一位在白宫工作的人士说，他小时候，妈妈买了一些苹果，兄弟两个都想吃最大的。他的妈妈就笑着说：“你们来作个比赛，我把门前的草坪分成两块，你们两人一人一块，负责修剪它，谁干的最快、最好，谁就能得到最大的苹果。”结果他赢了，并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得到好的，就必须努力争第一。这很公平，想要多少，就必须为此付出多少代价！
而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也说，小时侯，他的妈妈拿来几个苹果，红红绿绿，大小不同。他一眼就看中了那个又红又大的，这时弟弟说了他想说的话，结果被妈妈教育了一顿：“好孩子要学会把好东西让给别人，不能总想着自己。”那个青年人就灵机一动改口说：“妈妈，我要那个最小的，把大的留给弟弟。”结果他受到了妈妈的奖励。从此以后，他学会了说谎。同样是分苹果，但结果却不一样。
外国的那位母亲选择了让孩子用自己的双手来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而那位中国母亲，却让孩子用虚伪的话语来换取他想要的东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东方人看重技巧这种独特的思维习惯。
这种思维习惯还反映在东西方的饮食观念上，西方饮食观念是一种理性的、讲求科学的饮食观念。他们强调饮食的营养价值，注重食物所含蛋白质、脂肪、热量和维生素的多少，特别讲究食物的营养成分搭配是否适宜，卡路里的供给是否恰到好处，以及这些营养成分是否能为进食者充分吸收，尽量保持食物的天然营养，而不追求食物的色、香、味、形的完美。即便是口味千篇一律，甚至味同嚼蜡，他们也会将它吃下去。西方人吃的是营养，他们很少或几乎不把饮食与精神享受联系起来。在饮食上反映出一种强烈的实用与功利的目的。西方人认为，饮食仅是生存的手段，用以果腹充饥而已，但采用了一种更科学、规范和合理的方式。如他们的中小学校都配有营养师，以保证青少年的营养充足和平衡。这种科学化理性化的饮食观念，是值得中餐借鉴的。但同时这又使西餐在用料上受到极大的局限。如西方人不吃动物内脏以及他们认为没有营养价值的东西。同时在烹饪技巧上也显得机械呆板，牛排就是牛排，鸡就是鸡，各种蔬菜也绝不会混杂串味，也不会变出多少花样来。
中国人的饮食强调口感性和艺术性，追求饮食的口味感觉，而不注意食物的营养成分，多从“色、香、味、形”等方面来评价食物的好坏优劣，追求的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意境。简单地说，中国人吃的是口味，“味”是中国饮食的魅力所在。中国人饮食的目的，除了果腹充饥，还要满足对美味的渴望，带来身心的愉悦。
讲求调和之美，是中国烹饪艺术的精要之处。如福建名菜“佛跳墙”，里面有鸡肉、鸭肉、猪蹄筋、鲍鱼、海参、猪肚、鱼翅等多种主料，还有数种辅料。这样调制出来的成品，个性全被埋没，而整体却味道十足，这与中国人讲平均、重中和的中庸之道是相通的。
中国饮食过分强调口感以及用餐的精神享受，忽视营养分析和营养的合理搭配，有其片面性；而西方饮食注重科学分析与营养，对维护人体的健康发展是积极的，但也有其机械性。
4.东方人讲义气西方人重利益
东方人重义气、讲感情，“舍生取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和中国人一样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人大都将生意和私人感情搅和在一起；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中提倡的却是“友谊是友谊，生意是生意”。
中国驻卢森堡大使卢秋田有过如下一段经历。
有一次，卢大使举行宴会，邀请了十位有名企业家来使馆做客。客人们吃得很满意，感觉很丰盛，告别的时候一再表示感谢。恰好第二天，布鲁塞尔来了一个代表团，大使必须到火车站去接。由于他去得太早，就先在火车站旁边逛书店，没想到书店的老板正是昨天他宴请的人，这位老板再次向他表示感谢。卢秋田说想买一份早报。这位老板给他取了一份《卢森堡时报》，然后领着他到收钱的地方，请他付钱。旁边的司机兼我国使馆招待员说：“昨天来使馆吃饭的不就是这个胖子吗？为什么一张报纸还要收你钱呢，太不够意思了。”大使笑了笑，回答说：“老李，你不知道，在国外就是这样。你等着，很可能一个月以后他会回请我，他可以用5000法郎来宴请我，但这10法郎却照收不误。”
这就是东西方思维方式的明显差异。一般来说，西方人重利轻义，东方人重义轻利或义利兼顾。如2000年，中国举办“国际风筝赛”，中国参赛的风筝是“龙”，其中56条龙的组合式风筝表示56个民族团结一心，还有“祖国统一”、“一国两制”的风筝等。德国人则把“奔驰车”放上了天，丹麦参赛的是丹麦民族画家的“画”。西方国家参赛的风筝更多的是他们的产品，还有少量三维立体式的动物风筝、科幻风筝等。
中国的风筝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表现了一种浓浓的“义”。西方的风筝则更多地体现西方人重利的思维方式。
再举一个例子：著名作家林语堂与赛珍珠有多年的合作关系，赛珍珠是林语堂的出版商。林语堂因此觉得自己与赛珍珠有很深的友谊，所以当林语堂想发明中文打字机但经费短缺时，就向赛珍珠借钱，没想到却被拒绝了，他很想不通。这件事说明中美文化存在差异。
中国人觉得相处时间长又没有龃龉就有友谊，但美国人缺少友谊这个概念，美国人讲利益。赛珍珠帮林语堂出书，是互利的行为，林语堂赚了稿费，也赢得了名声，赛珍珠更赚了大头。林语堂与赛珍珠闹翻后觉得自己吃亏了，自己拿的版税只是10％，而不是50％。林语堂可能觉得自己与赛珍珠应是地位平等的伙伴关系，所以应拿一半。可是，出版商有发行渠道，控制了市场，所以他们拿走大部分利润。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一直是美国的现状，这也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想自己做老板的原因。至今美国的版税标准仍是8％到12％，所以林语堂不必感到自己吃亏了。如果他这样想了，那么按照美国人的想法，他就应该换个出版商。林语堂显然不习惯这样的思维。林语堂的想法可能是，我现在帮你赚钱，以后你也帮我赚钱。
林语堂向赛珍珠借钱发明中文打字机，与借生活费是不一样的，生活费数量往往较少，周期通常较短。借钱搞发明，类似于借钱做生意，借的数量往往大一些，还钱周期通常长一些。赛珍珠很可能从商业眼光来看这件事，觉得新发明风险大，不愿借，也挺正常。
林语堂不必生赛珍珠的气，也不必因此而后悔与赛珍珠的交往。当初若不是赛珍珠帮他出书，他也许不会有后来的地位。中国人文章写得好的很多，而林语堂之所以至今还被人记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赛珍珠帮他出了几本英文书，因为中国作家能出英文书的屈指可数。
一般来说，在与西方国家交往时，往往要以利益为重，以共同的利益来弥补文化上的差异。
5.东方人讲感情、顾人情西方人讲原则、重规则
东方人受儒家文化社会家庭化的思想影响，讲究人情，善于变通。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关系”。过去叫“关系”，现在有人玩新词，不再叫什么“关系”了，改称“人脉”；西方人重视法治，讲究原则，很少顾及人情和关系。但很多老外到了中国之后，也染上找“关系”的毛病，经常在国人面前说自己认识某某等，以表示自己在中国的“人脉”很好。
有一个中国人去了澳大利亚，并在那里买了一套带一个大院子的房子。这天他闲来无事，就去修剪篱笆墙，修剪的过程中当然有一些树枝和树叶落在邻居的院子里。当时他也没有在意，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传票上说他没有及时清理邻居院子里的他修剪下来的树枝，所以要到法庭上去解决问题。这个中国人大惑不解，他怎么也想不明白，隔壁的邻居明明早上还跟他打招呼，有说有笑的，他还觉得两个人关系挺好的，为什么突然要把他告上法庭呢？
东方人和西方人的这种思维差异还表现在中国人认为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如在十字路口，只要无人无车，尤其是深夜，就有人闯红灯，不遵守交通规则；反之，在德国等西方国家就没有人敢闯红灯、违反法定的交通规则。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故事：
那是一个初冬的夜晚，下着细雪，方圆两百多米内没有人。德国人凯里驾车驶入十字路口，他抱着侥幸的心理，闯了红灯，结果，被一个晚上睡不着觉的老太太看到了。没过几天，保险公司的电话就打来了。
“凯里，你的保费明天开始增加1％。”
“为什么？”
“我们刚刚接到交通局的通知，你闯红灯了，按照我们的逻辑推理，像你这种人很危险，所以，保费要增加1％。”
凯里想，那我就退保，到另一家保险公司投保。结果却是不管他投哪一家保险公司，对方都要他的保费比别人多1％。电脑已经联网，全德国的保险公司都知道他有一次闯红灯的不良记录。所以，每家保险公司都会增加他的保费。
没过多久，他的太太说：“老公，银行突然通知我们购房分期付款15年改成1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实在对不起，我前几天闯了红灯。”
“啊！闯红灯？我们家已经没有钱了，居然还搞这种事情，你自己想办法。”
又没过多久，他的宝贝儿子从学校回来：“爸，好奇怪啊！老师叫我用现金交学费，还说不能分期付款。”
当儿子得知这一切都是爸爸闯红灯造成的时，感到不可思议：“爸，你闯红灯了？难怪同学都笑我，下周我不想去学校了，真丢脸。”
这个德国人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就是因为闯了一次红灯。
无独有偶，一个中国人早上开车带儿子上学，路过熙熙攘攘的十字路口，父亲旁若无人地闯红灯。儿子在后面提醒道：“爸爸，这是红灯！”
“没关系，爸爸技术好。”
“爸爸，学校讲了，过马路不能闯红灯。”
“你看，爸爸不是过了马路吗？站在那里傻等什么！”正说着，一名交警把他拦下来。
“你知道刚才闯了红灯吗？拿驾驶证来。”
“哎呀，我刚才没有注意红灯，这一次就算了，再说，我又没有出事。下次我一定注意。来，抽一支烟。”
“按照交通法规，你要扣两分。”交通警察不依不饶。
这个中国人坐回自己的车内，仍旧很不服气，于是他掏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过了一会儿，还是那个交警，毕恭毕敬地说：“是王处长啊，你怎么不早说呢？实在对不起，走好，走好。”
王处长头也不回，开着“大奔”离去。
从上面两个闯红灯的人的不同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德国，人们对规则和原则十分重视，如果违反一个简单的交通法规就有一连串的不良后果等着；而在中国，人们讲人情关系，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在人情面前往往不堪一击。
一位刚从中国到西班牙的留学生，在餐馆打工送外卖，除夕之夜，大家在餐馆内聚餐，喝了一罐啤酒。稍有些迷糊，大半夜的有人叫外卖，他在郊区无人的马路上闯了一个红灯，不巧被逮了个正着。他习惯了在国内看到警察叔叔赔笑脸，打招呼，不知道在国外警察职责的严肃性，更不知道犯了错要认真反省，不能嬉皮笑脸，再加上他不会说西班牙语。倒霉的留学生被告侮辱警察，因为警察的证词中，他那一路上赔笑脸的表现变成了“不但不知悔改，一问三不知，还一路上在那里嘲笑我们，侮辱了我的职责与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