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的一大历史贡献是，废除了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开创科举制，以考试取士。所以隋文帝杨坚在中国历史上算得上是一个有功绩的皇帝，他对政治体制包括法制的改革，对于唐朝的体制是个直接的影响，实际上，唐朝的体制基本上是隋朝时的翻版，一般我们对唐朝的评价很高，但是，唐朝的很多的制度却是在杨坚的时候确定的，所以，我们在高度评价唐朝的唐太宗以及盛唐风范的时候，还是应该把功劳分给杨坚一点才公平些。
北周官制多模仿《周官》设置，既乱且滥。杨坚接受崔仲方的建议，恢复汉、魏旧制。设三师、三公及五省。三师不掌实权，不置官署，只是给予德高望重者的荣誉职衔。三公虽置僚属，有参与国家大事的责任，但也只是顾问性质，没有实权，也不常设。五省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其中，内侍省是宦官机构，主要掌皇宫中琐事；秘书省掌国家图书历法，是比较清闲的地方，二者在政权中不占重要位置。门下省和内史省都是协助皇帝执政的决策机构，掌管机密，共议国政，并负责审查皇帝发布的诏书，签署大臣的奏章，对皇帝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对奏章可以驳回或进行处理。尚书省是主持日常政务的机构。尚书省置尚书令和左、右仆射各一人，下设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查、升降及调动等；礼部，掌祭祀、礼仪及接待四方宾客；兵部，掌管全国武官选用和兵籍、军械、军令等；度支（后改称民部），掌管全国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都官（后改刑部），掌管法律、刑狱等；工部，掌管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政令。六部始称六曹，由左、右仆射分领。六部尚书分掌全国政务，加强了中央集权，后世遂相沿成例。
隋朝的五省六部制，形式上是继承汉魏旧制，实际是总结了秦汉以来的统治经验，发展和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可以防止外戚大臣专权篡位和地方势力分裂割据。三省六部的官员品位不高，职权有较明确的分工，有利于皇帝集权和任免官吏。
除了五省六部，还有御史台、都水台、十一寺和十二府。这些后来基本上成为日本大化革新时参考的内容，如日本的八省制即是把五省和其他的机构融合而成的。到现在为止，日本的行政机构的名称还保留了隋唐时期的名字：中央的省相当于我国中央的部，但其地方机构是县，县长官知事是标准的中国古代名称，级别相当于我国的省长。其他如北海道、东京都、大阪府，都是从中国学来的名称。包括日本的和服、日本的仕女长相、装束等，都是和隋唐时期的中国文化极其相似的，这不是巧合，而是直接学习的结果。
隋建国以前，地方官制极为混乱。公元580年，北周仍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全国有211州、508郡、1124县。“民少官多，十羊九牧”，造成极大的财政浪费。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杨坚下令废郡，实行州、县两级制，又合并了一些州县，裁汰了一大批冗官，既节省了开支，又有利于政令的推行。两级制也成为后世定式。
北周末年，地方势力长期威胁中央政府。杨坚专权，也引起地方上的武装反抗。为有效地控制地方，杨坚规定：九品以上官员全部由吏部统一任免，每年都要接受吏部的考查；后来又规定，刺史、县令三年换一个地方，避免发展为割据势力；县佐不能任用本郡人，以免豪强地主把持地方行政。地方政治的改革，巩固了中央集权。
北周的刑律残酷而紊乱。杨坚下令制定《开皇律》，废除了枭首、车裂等残酷刑律，只保留律令500条。刑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等，并规定只要不是图谋推翻杨氏政权者，不得株连九族。流传至今最完整的是《唐律疏议》，代表了唐律，其实这也是从杨坚《开皇律》中继承过来的。杨坚对于我国古代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逃避国家的赋税、徭役，农民往往虚报年龄，以求躲过纳税年限；豪强地主占有大量依附人口，也想方设法不报户口。为扩大财政来源，开皇五年（公元585年），杨坚采取了“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也称“输籍法”）两项措施。前者即严格核对户口，实行户籍制度。这一年就检查出大量的成丁男子，并有很多人被编入户籍。根据各家资产情况，从轻做出缴纳赋税的标准，写成“定簿”。这样，百姓不能逃税，地方官吏也难以随意增减克扣，更重要的是把大量依附人口从豪强地主的荫庇下吸引出来。每年正月初五，县令派人检查，重新制定“定簿”，收获后即以此征收。这两项措施使国家掌握的人口剧增，增加了财政收入。
隋朝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每个成年男子可以分配露田80亩，永业田20亩，成年女子分配露田40亩，奴婢与一般农民分田数量相同。均田法又规定：京官1-9品都可得到1-5顷的职分田，收入作为俸禄，免官则交出土地；各级行政机构都可耕种一定的土地，称公廨田，其收入作为办公费用。这种办法节省了大笔财政支出，也就变相增加了国家的实际收入。整个隋代，国家的仓库都堆满了粮食和绢帛，呈现经济繁荣的景象；同时，均田制给一般农民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土地，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隋朝对农民的赋役征收主要是租、调和力役。它规定：男女3岁以下为黄，4-10岁为小，11-17岁为中，18-60为丁，60以上为老。负担国家赋役的主要是丁。一对成年夫妇每年要交纳粟3石，即租。种桑养蚕地区每年交绢1匹（相当于4丈）和绵3两，种麻织布地区每年则交布1端（相当于5丈）和麻3斤，即调。没有结婚的单身成年男女可交租、调规定的一半。成年男子每年为国家服徭役1个月，称“力役”。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又规定成年男子的力役，50岁以后可以交纳布帛代替，称庸。租庸调制一直影响到唐代。
为便于把潼关以东地区的粮食、布帛运到首都，开皇四年（公元584年），杨坚命当时的巧匠宇文恺率领民工开凿广通渠。广通渠的开凿，也为两岸的土地提供了灌溉条件。
魏晋以后，国家分裂，币制非常混乱，影响着商品交换的发展。杨坚建国后，下令改铸五铢钱，废除其他古币和私人铸币，只准五铢钱流通，又统一了度量衡，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在对外关系方面，杨坚一贯采取打拉结合的策略。突厥原是活动于中亚一带的游牧民族，后来东迁，活动在蒙古草原。在北齐、北周时，经常向内地侵扰。杨坚初执周政，采取和亲政策，努力缓和双边关系。杨坚代周自立，突厥大举南侵，攻掠今甘肃和陕北一带，被杨坚派杨弘、高颎等在开皇二年（公元582年）率兵击败。为阻止突厥的南下骚扰，杨坚三次征发民夫修筑长城，并加强防御。不久，突厥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西突厥向西发展，东突厥逐渐南附，接受隋朝的控制，北部边防渐趋巩固。
对长期依附北周的后梁，杨坚一开始采取笼络政策，当经济和军事实力有较大发展并对统一江南做好了准备后，杨坚就不能容忍在自己的疆域内再存在独立王国。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八月，杨坚邀请后梁帝萧琮到长安，派兵灭掉梁国。
杨坚建隋后，即开始做统一江南的准备。在巩固了内部、缓和了与突厥的矛盾、灭掉了后梁之后，开皇八年（公元588年）秋，杨坚共发兵五十多万人，东起海滨，西至今四川，在整个长江沿线水陆并进，向陈发动大举进攻。这时，陈共有兵力不过十万，而君臣仍生活在花天酒地之中，在隋的全面进攻中，后主陈叔宝及文武百官全部做了俘虏。200多年的分裂局面，由杨坚再次统一。
隋继承北周的疆域，灭陈以前，统治地域包括长江以北的全部地区。隋朝极盛时期的疆域，东西9300里，南北近15000里，东南临海，西至今天的新疆，北至今天内蒙古杭锦后旗西。
隋初仍沿用西魏、北周以来的府兵制，战士和家室、土地自成一个系统，不受地方州县辖制。灭陈之后，战争已基本结束，为把府兵变成国家的纳租对象，开皇十年（公元590年），杨坚对府兵制进行了较大改革：所有军人，户籍全部划入当地州县，土地分配和赋役征收与原来的农民完全一样，只是他们仍有军人的职责，受军府管辖。这种兵归于农、兵农合一的措施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加强了政府对军人的控制。这一制度到唐代仍然沿用。
同时，杨坚为稳固自己的统治，下令除边疆和京师守卫军队以外，其余的兵器等军事装备立即停止制造，民间兵器全部销毁；军人子弟应尽力改从学文，要把尚武之风改变成习文之气。
这些办法大量地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由于有了这些有效的措施，所以，在短短的20多年里，隋朝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耕地面积大量增加，隋初为1900多万顷，20多年以后，增加到5500多万顷。农作物的产量增长较快。隋文帝即位之初，府库空虚。10多年以后，政府的府库已容不下各地征调的绢帛，而需要建立新的府库。到隋文帝末年，西京和各地的仓库都装满了粮食，多的达到千万石，少的也不下数百万石。后来，唐朝建国20年时，隋朝的库藏还没用尽。正如《贞观政要？辩兴亡》里所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隋朝仓库的丰实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因而后来隋炀帝才如此豪爽地向西域的商人炫耀自己的实力，才有了挥霍的资本。
提倡节俭黜戮重臣
文帝代周建隋，总觉得自己得到国家太容易，担心人心不服，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戒备，他轻徭薄赋，勤于政事，每日晨起听朝，有时太阳偏西尚不知倦。
为了隋王朝的长治久安，他总结了两条经验：第一条是节俭；第二条是大杀贪官污吏。只是杨坚过于主观，且生性多疑，闹得朝廷上下人心惶惶。
在历代封建皇帝中，隋文帝是特别重视节俭者之一。他教训太子杨勇时说：“自古以来的帝王，如果奢侈就一定不能长久，你一定要厉行节俭。”他自己从辅助政时就提倡节俭生活，使之成为风气，以致当时士人的便服多用布帛制作，不用绸锻绫罗，饰带也只用铜铁骨角，不用金玉。他称帝后，更宣布“犬马服玩，不得献上”。对于以布袋进干姜，以袋献香料的官吏，都认为是浪费，大加斥责。《资治通鉴》中称他：“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之衣。”有一次患痢疾，须配制止痢药，药方中有胡粉一两，宫中竟然都找不到。还有一次，他要一条织成的衣领，宫中也没有。如此躬行，成了他改革政治的一个根本条件。
杨坚做皇帝，使用了阴谋诡计，由独揽朝政发展为代周自立。他的经验就是成功地利用了周静帝年龄幼小，宇文氏没有有效地控制大权。由此，杨坚也把它作为教训，在使宗亲、亲信把持大权的同时，极力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对朝廷百官、特别是功勋卓着的文武大臣，时时保持高度的警惕，对他们的言行密切注意，惟恐他们也走自己的道路，颠覆杨家的天下。
杨坚假托年幼时相面人赵昭曾经秘密告诉他说：“你将来命该称帝，但是必须大加诛杀才能巩固新朝。”以此为据，他整顿吏治，建立起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对廉官良吏赐帛赠田，晋级加官，布告天下，实行奖励；对贪官污吏严加惩处，派左右亲信严密侦查百官的行为。
杨坚在建国初期成功地排除了曾对他做皇帝立下汗马功劳但实际没有治国能力的刘昉、郑译等人，使用了高颎、苏威、李德林等一批真正能帮他治理国家的人才。在他巩固统治的同时，他所使用的文臣武将都获得了高官勋爵，但他们又引起了他的猜疑。至杨坚晚年，开国功臣、平定三方武装反抗的地方将领、南平北抚的文武大将、帮他在中央主持一系列改革的重臣，已所剩无几，或遭杀戮，或被废弃，大部分都没有明显的恶迹，只是充当了杨坚猜疑的牺牲品。
梁睿本是北周旧臣，在征讨王谦时有大功，出任益州总管。只因他在益州颇得人心，杨坚便怀疑他有发展地方割据之意。梁睿也深知杨坚怀疑自己，便主动辞去益州总管的职务，到长安去做京官，接受杨坚的直接监督。但最终还是遭致非议，被免官。
王世积也是北周官僚，在平尉迟迥和灭陈时，数有大功，晋位上柱国。王世积亲眼看到许多功臣被杀，从此嗜酒如命，不参与任何政事。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杨坚征辽东，以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回师后被任命为凉州总管。这时，王世积的一个亲信皇甫孝谐犯罪，被官府缉捕，投奔王世积，王世积没有接受。皇甫孝谐被捕，判以发配，为报复王世积不肯包庇，他竟然诬陷王世积谋反，杨坚明知并无任何根据，仍下令处死王世积。
虞庆则也是北周旧官，因在安抚突厥和灭齐中曾立大功，颇受杨坚赏识，位至尚书右仆射，成为除皇帝外的第二号实权人物。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李贤叛乱，杨坚指名要虞庆则为行军总管。在回师途中，虞庆则曾指着一个地方说：“若在这里有一个合适的人驻守，只要有足够的粮食，便难以攻破。”杨坚便以谋反罪杀死虞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