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一阁的藏书历史上，曾编有不少书目，但其中的三部目录最有价值，即嘉庆年间阮元的《天一阁书目》、光绪年间薛福成的《天一阁见存书目》和民国时期冯孟颛的《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薛目主要反映经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二次兵燹之后的藏书情况，且著录比较详细，在天一阁的编目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薛福成其人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清同治六年（1867）以副贡生充曾国藩幕僚，后随李鸿章办外交，积劳至直隶州知州。光绪初年，下诏求言，薛福成上“治平六策”。在马嘉理一案中主张“以拒为迎”，上书抵制任英人、总税务司赫德为“总海防司”之议，使中国的海军建设和指挥权不致落入外人之手。清光绪五年（1879）作《筹洋刍议》，密议海防十事。清光绪八年（1882）朝鲜乱，薛福成“虑缓则蹈琉球覆辙，请速发军舰东渡援之”，得以迅速平定朝鲜乱事，消除日本扩大侵略的藉口，推迟了东亚危机的爆发。事后他因功于清光绪十年（1884）迁任浙江宁绍台道，曾在镇海参与击退法舰之战。清光绪十四年（1888）任湖南按察使。光绪十五年（1889）改三品京堂，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历光禄、太常、大理寺卿，留使如故。其赴欧四年半，撰有《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畅述自己感受。他称赞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以工商立国”，“工实居商之先”；但又认为西人恃商为命脉，商“推四民之纲”。他还认为人口的迅速增加并不是造成贫困的必然原因，因为欧洲的人口密度更高，但“能浚其生财之源”，虽人满也富。他主张效法西方国家，发展中国的工商业，用“机器植财养民”，强调“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总不可以富，不可以强”。他主张让私人集股成立公司，不赞成洋务派对新式工业的垄断政策，并提出“圣人正不讳言利”、“人人欲济其私”等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论点。薛福成是一位近代改良主义的政论家。
薛福成又好为古文辞，演迤平易，曲尽事理，尤长于论事记载，著有《庸庵文编》、《海外文编》、《浙东筹防录》等。他也是一位藏书家，任宁绍台道时，于宁波署后乐园建揽秀堂藏书楼，在其老家“建藏书楼与天一阁同式”。这是一条值得重视的信息，其继任者吴引孙在扬州老家也仿天一阁建有测海楼，这使我们对天一阁的社会影响力不得不重新进行审视。
二、薛福成在宁波
薛福成自光绪十年（1884）三月任宁绍台道，至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吴引孙继任，在宁波任上约五年时间，办了三件大事，即积极参与中法镇海之役的筹防和指挥工作，创办揽秀堂藏书楼，重编《天一阁见存书目》。编目之事将在第三部分专门论述，此处着重介绍前两件事。
宁波位于东海之滨，我国海岸线的中段，长江三角洲的东南部，它北临杭州湾、吴淞口，南连闽粤，东濒东海，为南北转运、补给和海外交通之要冲，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特别是甬江入海口的镇海口，其外蛟门、虎蹲扼流，口内招宝、金鸡两山对峙，门户天然，形势险要，素有“浙东门户”、“全浙咽喉”、“浙东玉门关”之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曾是明代倭寇骚扰的重点地区，也是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志在必夺的关键之地。薛福成赴宁波上任之际，适值中法战争时期。光绪九年（1883），法国在越南战场受挫，因“屡讲不戢，将绝和议，朝廷命前沿各省戒严”。法国则将主攻方向移到中国沿海，顿时整个海疆形势骤然紧张。当时浙江巡抚刘秉璋咨商浙江提督欧阳利见，饬派达字四营、提标练军两营，驻防宁波府镇海口之南岸；奏调提督杨岐珍，统领亲兵五营，驻防镇海口之北岸；檄同知杜冠英办理营务。当时镇海口北岸招宝山旧有炮台一座曰威远，南岸金鸡山及小港口有炮台二座，曰靖远、安远。三台炮台皆以管带镇海炮台守备吴杰统率。并在江北岸添定远、安远二台；江南岸亦增天然、自然二台。刘秉璋考虑到防军单薄，又咨调总兵钱玉兴招募小队二营驻扎梅墟。薛福成一到宁波治所，刘秉璋即委以宁防营务处，“综理营务，联络诸军”。在整个中法战争镇海之役中，薛福成表现不凡。首先，他提出了“防务惟以炮台与堵口及陆营三者相辅并行”的建议，为刘秉璋所接受，从而确定了镇海抗法保卫战的正确防御方针。其次，薛福成积极支持宁波知府宗源瀚（也曾登阁编目）、候补同知宁镇营务处杜冠英提出的堵塞甬江口的主张，但又慎重从事。第三，为阻挠法舰进攻，他根据杜冠英、杨岐珍的建成议，撤去甬江口外灯塔和航标，同时又多次照会英驻甬领事和美驻甬领事，设法禁阻法舰招募领港员，使孤拔“悬殊价六万金而无应者”。第四，薛福成感到“最为隐患”的是散布于各地的法国传教士，为了杜绝法军的内应，下令法国商人、教士迁往宁波江北岸居住，使“海口鏖战而内地晏然”。第五，当时驻甬部队杂，派别多，指挥不一，矛盾重重。刘秉璋把协调各支部队关系的艰难任务交给营务处，“宣传号令，筹议大计，悉下营务处。凡战守机宜无巨细，一埤遗之”。薛福成在联上下、化异同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凭自己的品质和才干，使部队基本上做到积极备战，共同对敌。第六，战事一起，宁镇居民一日数惊，谣传纷起。薛福成立即发布《法舰临境劝居民各安生业示》，以安定民心，同时严申军纪。此外，他还积极利用英、法之间的矛盾，牵制法军进攻定海；在战争紧要关头，又积极出谋划策。薛福成以其自身出色的工作，成为中法战争镇海之役最出色的一位组织者和指挥者，对战役的取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筹备、指挥战役之余，作为一名维新人士，薛福成对于宁波的藏书建设也十分关心。他所创立在后乐园的藏书楼，成为近代宁波图书馆的造端。清光绪十年（1884），薛福成官宁绍台道，即辟廨西后乐园为课士之所，内设揽秀堂藏书楼，“以洋药税羡余购典籍以训士”。其继任者吴引孙在后乐园设崇实书院，从政之余收访书策，出其重复者捐助书院，使所藏有所增加。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改书院为宁波府教育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废道府，更名六一公会，并建西式楼屋三楹于园北，曰“薛楼”，以纪念薛福成，并将薛、吴所收之书藏其中。民国十六年（1927），薛楼改为宁波市立图书馆。因此，宁波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的诞生离不开薛福成，不仅历史沿革可上溯到其创立的后乐园揽秀堂，而且藏书的最早部分也是由其采购、传承下来的。薛福成又有功于宁波近代的文化建设。
三、薛福成与《天一阁见存书目》
薛福成在浙东时，适值中法战争之机，浙东洋面形势紧张，作为分巡浙江宁绍台兼管水利海防兵务道的他政务自然十分繁忙。但作为一名文献家，他对于文化教育事业也十分的关心，对于天一阁的藏书也十分关注。钱学嘉《天一阁见存书目》跋曰：“无锡薛叔耘先生适备兵东浙，政务余闲，所以崇饰儒术者备至，尤加意于阁书。既以俸钱葺治其屋，又欲刊见存书目，取阁藏新修稿本而读之，则伪舛乖缪指不胜屈，盖必非明经定本也。乃尽检阁书，重为编次成目六卷。”薛福成登阁所见书目，乃是宗源瀚命杨振藩、何明经（松）等所编稿本，是“草创未就”的产品，故而错漏较多。薛福成读之不爽，于是乃有重编之举。范彭寿跋中也有类似记载：“适今出使大臣无锡薛公观察浙东，修学好士有加无已。公余之暇登阁观书，慨然悯遗籍之缺亡，念续购之不易，思整比而编辑之。”当时入阁编目者为钱学嘉、董沛、张美翊三人。钱学嘉，名恂，字念劬，归安人。贡生，补用道，民国参政院参政。著有《韵目表》。董沛，字孟如，号觉轩，鄞县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建昌知县。著有《明州系年录》、《甬上宋元诗略》、《六一山房诗集》、《正谊堂文集》。张美翊，字简硕，号让三，鄞县人。副贡生，征举经济特科，候补直隶州知州。著有《东南海岛图经》、《绿猗阁诗集》。虽然校录等具体工作由三人承担，但“订定体例，斟分部目”都由薛福成亲自拟定，因此此目的编纂体现了薛福成的思想。其具体反映在此目的《凡例》中。
薛福成所拟《凡例》归纳起来有七条思想，详述如下：
1.著录家分别部居互有出入，《隋志》而后门目繁多。今遵文渊阁《四库全书》例编次，虽当时馆臣配隶容有未当之处，亦不敢妄为立异。至《提要》未载之书，则依其例，意以类相从，故与旧目不能尽合。
2.阁书聚于明嘉靖间，凡明季国初之书，皆非尧卿侍郎手藏，相传侍郎曾孙潞公吏部光文、友仲校官光燮、玄孙载瞻大令正辂当康雍间，均续有藏书。乾隆朝亦间以进呈，故文渊阁据范本著录之书、国朝人撰者凡七种。今所编录亦以乾隆朝为断。
3.阁书经兵燹后完善者鲜，今于全者注全，缺者注缺，兼注见存若干，以副命名之意。见存书不及旧目十之四，而旧无其目、今有其书者亦复不少。是编凡旧目失载及旧目某类若干部若干卷，本拟一一注明。嗣以其部居杂厕，殊不足据，故亦略之，使览者自得矣。
4.是编体例虽未精当，以视旧目，盖差胜矣。著宋元刊重旧椠也，明刻非阁中所贵，间注其精者；写本则无论粗否，悉著之。印章不著，重帙非异本不著。若世所稀见之本及乾隆时四库求而未见之本，偶注一二，不能尽也。
5.书名、卷数、撰人名氏，旧目误者，今悉据本书更正。不加校勘语者，省繁文也。或他无佐证，则姑仍旧贯。其缺蚀破损不能臆断及涉疑似者，则方围待补。至每类中先后次序，非尽读本书兼资旁证详加考檄，未易定论。阁中不能久读，匆遽翻阅，随手编录，故未有次序。
6.原编进呈书目辑录失当，兹亦遵例重编，四库据以著录者一一注明。又据《提要》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增补原目失载之书。其原附《慈溪郑氏二老阁进呈书目》并为增补重编，四库著录者亦注明之，以志珍幸，考四明文献者或有取于是焉。
7、阁中所藏固宜纤细毕登，然或虫残水渍不复成书，又非精品，则稍从删汰。若科举、帖括、家传、行状、唱和、劝善诸刻，其书既陋，其人不传，则竟从弃置。然旧目所载，亦仍附列，或有举莫废之意也。
按此凡例，该目著录
经部一百部，其中全者四十六部，缺者五十四部，为卷一；著录史部八百四十二部，其中全者五百八十四部，缺者二百五十八部，为卷二；著录子部四百八十一部，其中全者三百零三部，缺者一百七十八部，为卷三；著录集部七百三十部，其中全者四百四十四部，缺者二百八十六部，为卷四。卷首列有阮元《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钱大昕《天一阁碑目序》、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天一阁碑目记》、凡例七则、乾隆圣谕五道、御赐书目一种、御赐图目二种、乾隆御题诗二种；卷末有《重编进呈书目》六百三十八部、挑取《备用进呈书目》五十部，附《慈溪郑氏二老阁进呈书目》六十五部、天一阁校刊《奇书目》二十种、《范氏家著目》十六部、《天一阁见存碑目》二十六种、《天一阁见存石刻目》十三种、《天一阁新藏书目》四十六部、新修《鄞县志》“范钦传”、钱学嘉跋、范彭寿跋。
薛目不仅反映了遭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二次兵燹后天一阁的藏书情况，而且汇集了与天一阁的藏书历史相关的文献资料，从而成为天一阁历史上最有学术价值的三部书目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