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期礼教严苛，从官方到民间都有一大批人在推行程朱理学的思想，他们大肆宣扬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大加称颂节妇烈女。在他们看来，情和理是互相对立的，情是人欲，是恶的，理是天理，是善的，要用善的天理来遏制恶的情，乃至消灭情，这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内涵。然而，随着明中期以后政治日益腐败，商品经济日趋发达，维系人心的程朱理学却无所作为，而此时，王阳明的心学完成了对理学的突破，使士人们从正统的纲常名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明中晚期的社会，违禁、逾制、奢靡之风盛行，部分士人绝意仕途，或任情放纵，以诗酒、声色自娱，或追求一种宁静的精神境界，怡情山水之中，或力求生命价值的延续和超越，原来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理想逐渐崩溃，代之以个性解放和自我体认。他们冲破了传统的“情理”关系，将“情”置于“理”之上，倡言男女平等，热情讴歌一出出至情至性的人间情事，为礼教笼罩下的黑色夜空点亮了盏盏明灯。
书写16世纪以后的中国思想史，李贽是一个绝对不能回避的奇特人物，这位被称做“异端之尤”的思想家，一生行为怪诞非常，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拥有众多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同时也拥有众多的反对者和诋毁者。截然对立的两种评价集于他一身，他依旧我行我素，实践着自己的人生目标。
李贽，号卓吾、温陵居士、百泉居士、龙湖叟等，生于嘉靖六年（1527）十月三十日，福建泉州人。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到万历八年（1580），即从他二十六岁到五十四岁的二十八年中，他虽然主观上很不愿意寄迹官场，但为了家人生计等，他不得已违心奔走于仕宦的坎坷之途。他先后任过河南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南京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等职。他在姚安府任上颇有政绩，任期将满时却辞职离去，寄居外乡。后来削发为僧，寄居于湖北麻城龙潭湖芝佛院，日与僧人、好友读书论道，从此从事著述和讲学活动。
李贽追求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人生境界，追求个性精神的独立和自由。他中举人、走上仕途，只是迫于承担家庭的责任及照顾整个家族的义务，家庭、家族对他来说是沉重的负担。因此，当他在云南姚安府上任时，他让女儿、女婿寄居在湖北黄安，托朋友照顾。姚安任上，李贽颇有政绩，可以得到升迁，可他却偏偏在任期届满的前两月离职，举家迁到黄安。但家庭、家族的羁绊依旧束缚着他，老家的亲戚不远千里赶到黄安要求他回去，要求他承担照顾整个家族的义务。于是，他把妻子和女儿、女婿打发回泉州老家，自己则孑然一身，削发为僧，渴望断绝世俗的人生苦役。他在晚年所作的《豫约·感慨平生》中写道：
缘我平生不爱属人管，夫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幼时不必言，从训蒙师时又不必言，既长而入学，即属师父与提学宗师管矣；入官，即为官管矣；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其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宁漂流四外，不归家也。
可见，在李贽的思想里，人一生下来就是不自由的，小时候要受家人约束，上学了要受师长约束，当官了要受上司的管束，即便是辞官回家，仍然要受本地父母官与家中长辈的管束，而在日常生活中，人情世故中的礼尚往来更是不可避免的，直到人死了才能摆脱这种种束缚。对他来说，这些束缚是人生莫大的痛苦，所以他才会有官弃官、有家弃家、有发弃发，断绝尘缘，努力追求一种不受任何约束、忘情于物外的人生境界。
李贽的思想也从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他四十岁接触到王守仁的学说后，潜心钻研了五年光阴，之后又亲自拜访过王守仁的弟子王畿、罗汝芳等，对他们推崇备至，他自己也拜王艮之子王襞为师，成为泰州学派的传人。经过对阳明心学的学习和接受，李贽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猛烈的批判。
他批驳理学创立出来的所谓承接孔孟之道的道统，对理学代表人物程颐和朱熹所阐发的理论嗤之以鼻，他多次贬斥程颐的言论“真不成话”“胡说甚”，朱熹的言论也被多次指斥为“胡说”“多了”“更多了”。所谓“多了”，就是指朱熹的言论过了，不合人情世理了。李贽根本不承认有所谓的与“人欲”相对立的“天理”，他认为人生在世，“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天理，因此追求“人欲”是十分正常的。他赞美普通百姓为了满足其正当的生活欲望而进行的日常活动，即便是好色、求富贵这等被理学家斥为大大有悖于天理的行为，李贽也认为不过是人的自然欲望，不需要有什么掩饰，也无需用什么严苛的道德标准去克制它。
李贽特别厌恶那些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干着龌龊之事的假道学，甚至因此而有些过激的言行。比如李贽每次入书院讲学，遇到穿戴整齐的书生拿着经书向他请教，他往往会挥挥手，不耐烦地说：“此时正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而如果书生真的带了妓女来见他，李贽则会微笑着说：“也强似与道学先生做伴。”认为道学先生还不如社会地位低下的歌妓舞女。李贽的这番言论，完全打破了传统社会中阶级观念、等级制度以及道德伦理对人的评判标准，而这正是源于他的“童心说”，源于他对人性善恶的新的评价标准。
晚年的李贽孑然一身，他在清净悠闲中思考着人的自然本性，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说”。何谓“童心”？李贽认为，所谓“童心”，乃是人与生俱来的，是自然所赋予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这种本性并非动物性，而是自然所造就的“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本性。人的自然本性纯真，毫无伪饰，这就是真心。程朱理学的义理说教不是出自“童心”，灌输得越多，人的童心丧失得越多，最终导致人性的沦丧，成为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伪君子、假道学。因此，他热情地颂扬六朝时期抒发真性情的诗歌，赞美《西厢记》是“天下之至文”，至于“六经”等经典则不可以为“万世之至论”。由此出发，李贽将“童心”作为衡量这个世界的一切真伪、是非、善恶、美丑的尺度，更将“情”抬到本体论的高度，强调“絪缊化物，天下亦只有一个情”，“情”成为世界的本原，是一切创造力的原动力。
这种重“情”的思想也体现在李贽自己的家庭生活中。李贽一生都在努力摆脱各种管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家庭毫无感情，相反，妻子、女儿、女婿在他心中的地位十分重要。1547年，李贽与比自己小六岁的黄氏成亲，从此开始了四十多年的夫妻生活。李贽为官二十余年，七任郡守，仕途坎坷，一家大小颠沛流离于异乡，经历了凄风苦雨，他始终对黄氏平等相待，敬爱有加。黄氏也一直任劳任怨，不离不弃。当李贽因祖父逝世必须回乡奔丧时，因为经济困难，不能携家眷同归。迫于无奈，他只好将妻女暂时留在河南辉县。黄氏非常思念远在家乡孀居多年的老母，决意同归。这时，李贽不是以家长的身份命令她留下，而是以商量的口气反复耐心的劝说，并拜托友人也帮着他一起劝说。在此情形下，黄氏最终体谅丈夫的苦衷，留下照看家小。当李贽回家奔丧之际，他对滞留辉县的妻女亦是牵挂非常，时刻想念。李贽一生漂泊在外，“志在四方”，但黄氏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却有增无减，两人对人生的态度相差很大，李贽对此表示理解和尊重。辞官后，一家人寓居湖北，黄氏热切地希望回到故乡泉州，李贽虽然不愿回乡，但还是让女儿女婿送妻子回乡，自己一人寄居他乡。第二年，回乡的妻子因为思念李贽，忧郁成疾而去世，得知噩耗，李贽夜夜梦见妻子，回忆起四十多年的夫妻感情，他感到无限的悲伤。在给女婿的信中，他感慨二人夫妻情深，所谓“夫妇之际，恩情尤甚，非但枕席之私，亦以辛勤拮据，有内助之益”，又称赞黄氏“情爱之中兼有妇行、妇功、妇言、妇德，更令人思念耳……我虽铁石作肝，能不慨然”！他期待着自己死后能与黄氏相见，永远相依，不再分离。在李贽看来，人生世上，个体之间并无什么天赋的差别，没有圣人与凡人的区别，人之间也无高低之分；一切有生命的事物都肇始于“夫妇”，两性间的情爱是天地变化的自然动力。于是，程朱理学对人情欲的压制、对女性的蔑视自然遭到李贽的排斥和批判。
程朱理学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认为“女人见识短”，以此来论证男尊女卑的合理性，李贽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他从“见多则识广”出发，分析了“女人见识短”的原因。他说，见识的长短，不取决于性别的差异，而在于接触社会的多寡和深浅。传统社会“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教条使得许多妇女丧失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和机会，她们日常活动的范围大多局限在闺阁庭院的家庭生活之内，见识自然就少。如果给妇女以与男子均等的机会接触社会，妇女的见识并不一定会低于男子。因此，他主张妇女应当与男子相同，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享有接触社会的正当权利。
李贽对那些有才情、有能力的女性是极力赞扬的。他曾在《初谭集》里点评了二十五位才智过人、有胆有识的妇女，有用财自卫，受到秦始皇礼遇的寡妇清；有劝丈夫放弃宰相之位以避乱的陈定之妻；有在险恶的官场中帮助丈夫获释、教子免祸的许允之妻；有为坚守襄阳重镇建立功勋的朱序之母。他认为，如果让妇女也有学知识广见闻的机会，恐怕她们的才智，连很多男子见了也要羞愧得汗流浃背，不敢出声了。李贽有“好女子”和“真男子”之称，他认为那些才识过人的妇女是“男子不如”的，比如蔡文姬、王昭君等，虽为妇女，却是人杰，胜过男子，可以冠以“真男子”之名。他还特别赞扬被理学家称为“妖后”的武则天，说她能以爱人才为心，安民为念，在千古帝王中是很少见的。他把在文学和艺术上取得过骄人成就的妇女辑为一类，在《初谭集》中为她们单立“文学”一目，大加颂扬，说明女性不仅可以与男子拥有同样的才智，经过教育和训练，可以大有造诣，甚至还能远远超过男子。他在四处讲学时，前来问学的人都很多，学馆坐得满满的，其中经常有很多女学生。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他敢于和女子来往，公开招收女子做学生，这是很了不起的。
李贽对女性才智的赞美，本质上是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的否定。李贽的故乡泉州，对于男女之别看得很重，重男轻女一向是当地的风俗，李贽则完全不顾这种风俗，在他心目中，男女都一样，他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有好女子便立家，何必男儿？”他自己本育有四男三女，却只有一个女儿存活下来，其他全都夭折了。按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李贽可以再纳妾生子，但他完全没有生儿子以支撑门户的念头，“虽无子，不置妾婢”。泉州的族人给他立了个继子，但受到李贽器重、并在他的家庭里担当重要角色的反倒是女婿庄纯夫。庄纯夫与李贽的女儿结婚后，大都追随在李贽身边宦游各地，后黄氏归乡，也是由他奉李贽之命护送。黄氏在泉州去世，李贽不用泉州的继子，却让身为女婿的庄纯夫全权料理后事，这些都真实地实践着李贽“有好女子便立家，何必男儿”的理念。
李贽削发为僧后依旧率性而行，他心底坦荡，对于世俗社会中的男尊女卑更加不以为然。他是出家人，却招收女弟子。当时，湖北麻城的一个大户梅国桢孀居的女儿澹然曾拜李贽为师，梅家的其他女眷也和李贽有所接触。在当时讲究“男女授受不亲”的上层社会里，这种超越礼教的行为自然引起了众人的侧目而视，但李贽对舆论不加理睬，反而毫无顾忌地称赞澹然和她的妯娌们。他说澹然是“出世丈夫，虽是女身，男子未易及之”，还称其他论学的女子也是“出世丈夫”。李贽和澹然之间的师生关系十分平等，澹然以“师”称呼李贽，李贽也以“澹然师”回应。李贽对女弟子不拘泥于师道尊严那套教条规范，以平等相待。他与女弟子间往来通信，探讨佛学，把澹然比为观世音，并把和几位女士讨论佛学的文稿结集为《观音问》刊刻出来。他真诚、坦荡地将与男子同样的学习机会给予妇女，并竭力称赞她们的才能，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是非常少见的。
既然男女在智力上是平等的，那么他们在婚姻上也是平等的。李贽赞成妇女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寡妇再嫁，充分肯定了人们追求真情和幸福的合理性。他推崇“情”，讴歌“情”，以“情”来对抗视情为恶的冷冰冰的“天理”。唐代有个红拂女，放弃了荣华富贵的生活，自己选择了流浪落魄的李靖为配偶，这段佳话被李贽称作是“千古来第一个嫁法”。道学家责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自由结合是“淫奔”，李贽则认为寡妇再嫁是满足“人欲”，是天经地义的行为，应当给予同情。他的观念里，卓文君的私奔是“善择佳偶”，不仅不是“失身”，而且是“获身”，她和司马相如的结合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明相照，同类相招”。道学家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要求妇女保持贞节，从一而终，李贽则肯定寡妇再嫁，反对男子多妻。他自己一生只有一个妻子，宁可无后也不纳妾。在《初谭集·夫妇篇》中，李贽举了几个事例。诸葛令之女守寡，身为父亲的他亲自操办女儿的婚事，促成了女儿的再嫁；庾亮的媳妇守寡，他也积极成全媳妇再嫁，李贽对这两人的态度都大叫“好！”。相反的，王戎之子早亡，他未过门的媳妇要改嫁，他则是百般阻挠，对这种人，李贽连声斥责“不成人，大不成人”！传统观念里，通常把女人比做“红颜祸水”，把亡国败家的原因归结为女性的“声色迷人”，这其实是在为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作辩护。李贽洞悉这一点，他强调，亡国的原因不在于帝王迷恋某位女子，而在于帝王自身的道德缺失或者昏庸无能，那些真正的英雄豪杰成功的背后都有一个女性在支持，爱情是他们建功立业的动力，只有没出息的男人才把失败的责任推到女人身上。
李贽的行为率真而任性，他的思想言论虽然在很多方面已经突破了传统礼教的藩篱，但没有从根本上背叛儒家的基本精神。不过，这已经激起了当时正统士人的强烈不满。万历二十九年（1601），李贽已是七十五岁的古稀老人了，那些尽力维护传统礼教的士人官僚们编造了他许多谣言，说李贽的言论蛊惑人心，其行为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治安。李贽最终被逮捕入狱。在狱中，李贽仍然自由地读书、写作，自由地思考，并未屈服于礼教的压力。一天，李贽叫来侍者为他理发，乘侍者离开的片刻时光，他拿起了剃刀割喉自杀，但一时还未断气。侍者问他为什么要自杀，他写下了七个字“七十老翁何所求”，在痛苦挣扎了两日后终于死去，终年七十六岁。
李贽一生拥有众多的朋友和敌人，正统士人叫嚣着“此人大坏风化，若不去，当以法之”，同时也有一帮有识之士、世家望族、上层官僚崇拜、支持他。汤显祖、冯梦龙、公安三袁、周铨等著名文人都受其思想的影响很深，他们接续李贽“唯情论”的滥觞，大大发挥了这一新的情理观，“天理”黯淡，“至情”闪耀，晚明的人文主义终于从厚重的黑幕中透露出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