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朋友们在寻找中，来到慕尼黑大学的一个庭院里，看着满地散落的白色传单，确切地说，是象征着传单的银色铭牌，我知道自己找到了。这里，就是二战中传奇的白玫瑰兄妹最后一次向空中奋力撒出反抗希特勒的传单的地点。下一幕，是纳粹秘密警察呼啸而来，然后，就是悲壮的断头台之路。从最后一份传单自空中飘然落地，到这对年轻兄妹的头颅砰然落地，仅仅四天。
关于白玫瑰兄妹——汉斯·绍尔和苏菲·绍尔的故事，很多人已经熟知了。在德国电视台举行的“一百个最伟大的德国人”民意投票中，绍尔兄妹名列第四，竟然排在巴赫、歌德、俾斯麦等伟人之前，可见他们在现代人心中地位之崇高。白玫瑰兄妹已经成为人类反抗暴政的史诗英雄，而我，却希望在阅读史诗中那些不起眼的注脚时，能发现历史滑向悲剧深渊的草蛇灰线。比如，为什么一个经过法庭审理的案子，从逮捕到执行死刑，仅仅用了四天？做出这个判决的，是怎样的一个法官？
这个纳粹法官叫罗兰德·弗莱斯勒。
在审判白玫瑰兄妹之前半年，1942年8月，弗莱斯勒博士刚刚被希特勒任命为纳粹德国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法院是什么？纳粹的司法机关，是运作于宪法体制之外的一个独立国家机关，负责审理各种“政治犯罪”的人。人民法院的审判过程，多为摆样子的公审，比如对于白玫瑰地下反抗运动集团成员的审判，在一个小时内便审判终结，庭审中不允许任何一方提出反证，或对案件加以争辩。法庭上的审判长往往对被告任意指控，接着便对被告加以定罪，并在被告律师不能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进行宣判。毫无疑问，这种审判程序，完全背离了当时德国的一般诉讼程序和法律，人民法院也因此被称为“袋鼠法庭”。这个名词，被用于一些认为是不公平的庭审判决，隐喻国家的部分法庭中法律没有得到良好贯彻，法律就像袋鼠育儿袋中的幼儿一样被人为地左右。
人民法院死刑判决率的最高峰，就在罗兰德·弗莱斯勒任职院长期间。
人民法院，由纳粹德国总理希特勒于1934年创立。原因是希特勒对当时的德国法院相当不满，尤其是1933年发生的国会纵火案的审判结果，因为只判决斩首了一位被指控的纵火犯——失业者范·德·卢贝，而案中不少人都被宣判无罪释放，其中甚至包括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事件结束后，对德国传统司法系统大为恼火的希特勒，宣布今后的一切政治案审判，都必须由新组建的人民法院执行。这个在国家宪法框架外独立运作的法院，只对希特勒和纳粹党负责。从此，希特勒可以运用这台残酷而高效的国家机器，对反纳粹人士大开杀戒。
从纳粹上台，到纳粹德国崩溃，十余年间，德国法院判决尺度究竟变化到何等程度呢？
1933年纳粹刚上台时，盖世太保和特别法庭的一份记录里，记载了某人讲的、作为轻罪判决的一个笑话：
在教堂前方的墙上并排悬挂着希特勒和戈林的画像，中间留着一些空。老师问：“这空里要放什么呢？”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放一张耶稣的像，圣经里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两边有两个罪犯。”
1944年，一位对纳粹持批评态度的天主教士穆勒说了一个类似的笑话后，竟然被人民法庭判处了死刑。穆勒说的笑话是这样的：
一位受重伤的士兵快要死了，叫来了一位护士。士兵说，自己是一个战士，想知道自己是为谁献出生命的。护士回答，他是为元首而死的。士兵问，那元首能来看自己吗？护士说，那不可能，但会给他一张元首的画像。士兵叫护士把元首画像挂在自己的右边，士兵又说自己在空军服务过。护士又给他拿来一张空军元帅戈林的画像，挂在了这位士兵的左边。士兵说，现在自己可以像耶稣那样死去了。
同样是将希特勒和戈林两个纳粹领袖比喻成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两边的罪犯，穆勒说的笑话，要比1933年盖世太保记录的那个笑话含蓄得多，他却被判了死刑。这就是纳粹人民法庭的杰作。
关于弗莱斯勒法官，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个工程师之子，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5年的东线战场成为俄罗斯帝国的战俘。在被囚禁于俄罗斯时期，弗莱斯勒学习了俄语。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充满了极大的兴趣。布尔什维克让他担任德国战俘营中的食物供给部长。弗莱斯勒五年后从苏联回到德国，并且在耶拿大学攻读法律并取得法学博士，从事律师工作，在1925年加入了纳粹党。弗莱斯勒曾经的长官评价他——一个不可靠且喜怒无常的人。
弗莱斯勒在1942年1月，参加了著名的万湖会议，他代表司法部部长，与十多位代表一起，讨论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目的是消灭欧洲各国总计一千一百多万犹太人。
在一个秋日，我来到柏林近郊的万湖会议遗址，那个美丽寂静的湖滨庄园。我走过满地落叶的庭院，在悬挂着万湖会议参会者的展示牌上，我辨认出了罗兰德·弗莱斯勒。
弗莱斯勒当法官期间滥杀无辜。例如，流亡美国的德国反战作家雷马克，其留在德国的妹妹朔尔茨女士，一次在楼梯间脱口说出希特勒将会失败，被人告密而被捕。弗莱斯勒已经在人民法庭上判了她几年徒刑，之后，在随手翻阅她的档案时，忽然注意到她的娘家姓雷马克，于是问她：“那么，您和那位写作《西线无战事》的雷马克是否有亲属关系？”朔尔茨女士说：“他是我的哥哥。”于是，弗莱斯勒没有让她进监狱，而是把她直接送上了断头台。
我从著名的7月20日密谋案，即施道芬堡男爵刺杀希特勒案件的审判纪录片中，看到了弗莱斯勒法官的个人形象与法庭表演。这个方帽长袍的法官，消瘦无肉的脸上写满了狰狞，对着被告大声咆哮着，当庭羞辱和咒骂他们，并企图打断被告或辩护律师的任何发言。在一个镜头中，被带到弗莱斯勒面前的前德军上将埃里希·赫普纳，被弗莱斯勒轻蔑地称呼为“猪样的狗”，当赫普纳回答说自己不是“猪样的狗”时，弗莱斯勒问他，觉得自己适合放在哪一个动物类别中。
这场刺杀密谋案，最终有近五千人被执行了处决。很多人被弗莱斯勒依照希特勒的要求，判决用钢琴的琴弦挂上屠宰肉钩慢慢绞死。有关密谋案参与人士审判与处决的场景，被拍成了纪录片，之后送至希特勒总部供希特勒与其随从观看欣赏。
在这场审判中，陆军元帅埃尔温·冯·维茨莱本，受到抽走裤带的极大羞辱，他必须时时拉着裤子接受质问，以免裤子在法庭上当众脱落。在被判处绞刑后，元帅向弗莱斯勒喊出：“你可以将我们交给刽子手，然而三个月内，那些饱受愤怒与煎熬的人们将会把你活活地从街上的粪便上拖过。”
维茨莱本元帅的预言，不到半年就实现了。不过，弗莱斯勒没能活到战争结束，就被炸死了。1945年2月3日，弗莱斯勒正在人民法院进行庭讯时，空袭警报凄厉地响起，英美盟军又来空袭柏林了。这天，第三帝国首都遭受到近千架轰炸机扔下的三千多吨炸弹的轰炸，这是柏林遭受到的最大一次空袭。那些炸弹问候到的地方，有希特勒总理府、盖世太保总部、纳粹党总部和人民法院。
关于弗莱斯勒在这场空袭中身亡的情形，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弗莱斯勒当天匆忙地暂停审理，并且命人将当日的被告带进避难室中。这时，一颗美军轰炸机投下的炸弹，几乎直接命中了人民法院的建筑，弗莱斯勒被炸断的屋梁压死。他的尸体在一根倒塌的石柱下被发现，手上还抓着档案，那是当天要审理的关于法比安·冯·施拉勃伦道夫在1944年的密谋案中反抗希特勒的档案。
另一份报道说，弗莱斯勒从法庭去空袭避难室的途中，被一个炸弹碎片击中，因流血过多而死在柏林人民法院的走廊。施拉勃伦道夫站在弗莱斯勒旁边，看着他死去。这位勇敢的反抗者，其实还参与了更早的一次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在1943年，他曾帮助密谋反抗的上司特雷斯科夫，将伪装成法国名酒“君度”的一枚定时炸弹，放上希特勒访问东线后返程的专机。可惜炸弹失灵，那次刺杀失败了。弗莱斯勒的突然死亡，使施拉勃伦道夫躲过了被宣判及行刑，并于战后成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一名法官。
据陆军大将约德尔的遗孀——路易丝·约德尔（她曾经在柏林一家叫吕措的医院工作过）回忆，当弗莱斯勒的尸体被送到医院时，她听见一个工人说，这是神的审判。然后是一片沉默，没有人再说什么。
对弗莱斯勒的死，无人感到惋惜。他被埋葬在他妻子的家族墓地里，墓碑上没有名字。
这个在法庭上咆哮如野兽、表现颇似狂人希特勒的纳粹法官，又一次印证了一个历史铁律：有什么样的君主，就有什么样的臣子。暴君欣赏酷吏，贤君对残忍之人心怀警惕。沿着人类历史的纵轴看下来，这类故事一路俯拾皆是。我想起唐太宗李世民的一个故事：唐太宗下令将谋反的代州都督刘兰成腰斩，大将丘行恭竟然当场挖出刘兰成的心肝烹食，以表对唐王朝的忠心。唐太宗得知后，责备丘行恭，说刘兰成谋反，朝廷有规定的刑罚，何至于如此！如果以此来表示忠孝，则应该是太子和诸亲王先吃，岂能轮到你呢？丘行恭惭愧，磕头谢罪。救过李世民性命、立下大功的丘行恭，或许因为做了这件违背人性伦理之事，而被李世民排除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外。
沿着20世纪的历史横轴看，已经进入了宪政文明时代的部分人类，人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已经在宪法的保护之下，可以免受国家权力过度滥用带来的伤害。但在极权主义的纳粹德国，司法不再是分权制衡机制中的一极。法官不再独立，而是必须做出符合纳粹秩序观与政治领袖意志一致的价值判断，成了与领袖合谋的杀人凶手。对于弗莱斯勒和他的同行来说，希特勒的意志就是德国的法律。独裁者希特勒对人道主义、文明教化和宪政民主毫无好感，他不喜欢的事情，就动用血腥的武力以及残酷的手段毁灭。在他看来，所谓的人道主义只是“愚昧、软弱和虚构的高级知识的混合体”。因此，这个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的大独裁者，最终变成了率兽食人的魔王。
德国哲人马克思曾经说过：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
这句话，是对人类文明的真知灼见，它洞穿了历史，将纳粹德国的司法真相昭然揭示于世人。被这一束智慧之光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还有那个审判白玫瑰兄妹的法官——罗兰德·弗莱斯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