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意大利著名歌剧作曲家罗西尼对自己的创作非常严肃认真，强调独创性。对那些模仿、抄袭行为深恶痛绝。
有一次，一位作曲家演奏自己的新作，特意请罗西尼去听他的演奏。罗西尼坐在前排，兴致勃勃地听着，开始听得蛮入神，继而有点不安，再而脸上出现了不快。
演奏按其章节继续下去，罗西尼边听边不时把帽子脱下又戴上，接连几次。演奏者看到这奇怪的动作和表情，就问他：“这里的演出条件不好，是不是太热了？”“不，”罗西尼说：“我有一见熟人就脱帽的习惯，在阁下的曲子里，我碰到那么多熟人，不得不频频脱帽了。”
艺术贵在独创，这样才能形成带有个性特征的风格乃至形成流派；抄袭与模仿，则只能在艺术巨匠的浓荫中苟且偷生，毫无建树。因此，要反对单纯的模仿，更要杜绝抄袭行为。罗西尼对模仿、抄袭行为的深恶痛绝源于此。然而，直接的指责恐怕会使对方十分难堪，罗西尼便用体态语及其说明来委婉地表示：“在阁下的曲子里我见到那么多熟人”，言外之意是你抄袭了他们的作品。虽然没有明说，那作曲家的脸一定会涨得通红！
又比如：一个单位的职员到领导家求领导帮忙办事，领导夫人热情招待，很有礼貌地端水果倒茶。这位职员办完事后，竟然在领导家与领导高谈阔论起来。天色已经很晚了，领导的孩子还要早点休息，领导夫人也很疲倦了。但是，客人此时说得正酣，也不好直接请客人出门，怎么办呢？
领导夫人便到厨房收拾了一下家务，然后回到房间对丈夫说：“人家这么晚来找你，你快点给人家想个办法，别让人家总这样等着。”然后又对客人说：“您再喝杯茶吧。”
这位职员听到领导夫人的话，很知趣地听出了领导夫人的弦外之音，马上就告辞了。
领导夫人将自己的意思婉转地表达出来，既尊重了客人，又不至于让客人难看，又不需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表面看她是在为客人说话，为客人帮忙，但实际却在传达另一层含义。这种因情因势的表达，既言语得体，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在我们的正常理解中，说话本应准确、清楚，但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许多话是不必说得过于清楚的。具有一定的含蓄性，反而能让语言表达更有魅力。
比如，当你去拜访朋友时，主人热情地拿出水果、零食招待你。如果你直言道：“不吃不吃，我从来都不喜欢吃零食的；再说，我也刚刚吃完饭，肚子饱得很，哪有胃口吃这些东西啊！”这样不仅让主人扫兴，还会伤害主人的自尊心。但如果表达含蓄一点，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谢谢，多新鲜的水果啊，多香的糕点。可惜我刚刚吃完饭，没有胃口吃了，真是太遗憾了。”主人听了这样的话，心里无疑会很受用，而你也达到了自己所要表达的含义。
遇到尴尬场面时，直言直语有时未必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相反，甚至有可能引起别人的反感。你不妨另辟蹊径、巧妙暗示、旁敲侧击，用委婉的“行针”，去刺痛他的“穴位”。
在与人说话时，难免会遇到别人的刁难，面对他人咄咄逼人之势，我们是怒发冲冠把话说绝说死呢？还是点到为止？这就要懂得说话的细节，给对方留有一点余地，又让对方知难而退。
著名的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弗朗斯瓦·诺埃尔·巴贝夫1797年在凡多姆高等法院法庭上受审时辩护说：“当我第一次受审时，我曾隆重的提出保证，我要伟大地、庄严地来维护我们的事业，这样，我才对得起法国的真诚朋友，我才对得起自己。我一定会遵守我的诺言……”
“自由的精神，我是多么感激你！因为你使我处于比所有其他的人更为自由的地位。我之所以更为自由，正是因为我身上背着铁链。我所要完成的任务是多么美好！我所维护的事业是多么崇高！它只许我说出真理——这也正是我要的。即使我的内心感觉没有对我指点出真理，这项事业会迫使我说纯粹的真理。正是因为我身上背着铁链，我在无数被压迫者和受难者之前有发表自由意见的优先权……”
“我们虽然关在囚笼里，并忍受着残酷的折磨，但只要我们还能得到那风度崇高的事业的支持，我们便有责任公开宣布我们所热爱的真理……”
巴贝夫就这样在法庭上宣扬革命理想，他的这种充满战斗激情的语言，人人都懂得他所讲的内容，但也没有明说，却不失其雄辩的力量。
说话本应准确、清楚。但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许多话是具有模糊性的。因为现实生活中有些话不必要、也不便于说得太实太死。
王元泽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的儿子。在他刚几岁时，有一位客人把一头獐和一头鹿放在同一个笼子里，问王元泽哪一头是獐，哪一头是鹿。王元泽回答说：“獐旁边的那头是鹿，鹿旁边的那头是獐。”
王元泽的回答固然没有错，但却是含糊其辞的，因为他没有确切地指明哪头是獐，哪头是鹿。然而妙就妙在这“含糊其辞”上，王元泽如果老老实实地回答“不知道”，那就显示不出他的聪颖和机智，也不可能引起客人对他才华的赞赏了。
言不尽意是人生的一大憾事，但有时候却又不能太尽意，“犹抱琵琶半遮面”是最理想的一种效果，这种情况既不得罪人，也不会让人穷追猛打。
